王庆生，湖北汉阳人，1958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教育部中文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社科联合会副主席，湖北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等。主编有《中国当代文学》（修订本），《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修订本）共四卷，《中国当代文学辞典》。
　　
　　我生于1934年，西安的古城墙陪伴我度过了童年，日寇飞机狂轰滥炸西安的惨痛场景，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念完小学后，我回到武汉，读完初中又进入中师。1952年，我被保送到华中高师中文系学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华中师范学院的第一批大学生，那种激动的心情不言而喻。
　　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是由原中华大学、华中大学和中原大学合并而成。那时候我们还住在花园山宿舍里，八个学生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和现在宽敞的寝室当然是无法比拟的。学校总部在昙华林，距离宿舍还有一段路程。有些课是要去总部上的，为了赶时间，我们有时得像军事训练一样，一路小跑才能按时抵达教室。大家开玩笑说，这种跑步是“最好的體育课”。
　　1953年，学校开始开辟新校址，选定桂子山。20世纪50年代的武汉，桂子山一带还很荒凉，还是遍布坟堆的“鬼子山”。我还记得那一年爆发的“人虫大战”。就在现在华师的新图书馆背后，有一片小松林，松树突然爬满了松毛虫，有的女生见到鲜活的松毛虫吓得尖叫，眼看着松叶要被毛虫吃光。学校发动学生拿起棍夹，一条条地灭掉了毛虫，这才有今天郁郁苍苍的华中师范大学，有了一座与诗、与文学、与湖北作家息息相关的桂子山。
　　一
　　大学毕业之后，我留校任教了。从中文系助教开始，后来成为讲师、副教授，直到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且担任了中文系的副主任，再到主任。那时候和湖北省作协、湖北的作家交流就比较多了。

　　现在数一数，当年的文学机构比较多。因为中共中南局设在湖北，武汉不仅有湖北、武汉的文联、作协，还有中南地区的文联、作协。作家于黑丁就是中南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著名诗人李季是中南文联编辑出版部部长，《长江文艺》主编。他写的长篇叙事诗《五月端阳》就发表在《长江文艺》创刊号上。我当时很喜欢他的诗，曾在学校联欢会上朗诵过他写的《只因为我是青年团员》。后来我写信向他请教如何学习文学，他不久就给我回信，鼓励我多读作品，从文学中获取力量。
　　对于湖北省作协而言，高校中文系是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所以作协不仅仅是交一些文学理论研究任务给中文系，还注意在中文系里培养青年作者。这已经成了湖北省作家协会和《长江文艺》杂志的传统。这时与高校联系较多的有省作协领导和作家骆文、王淑耘、洪洋、吉学沛、碧野和老编辑刘岱、吴耀崚等。
　　那时候华师、武大、湖大等一些高校的老师，都与湖北文学界有比较密切的往来。当时都是年轻人，在作协的联系之下，我们这些老师之间也互相结识，成了朋友。
　　当时，作家协会对于高校的文学研究者，尤其是青年教师，还是非常看重的。我记得我毕业之后不久，《长江文艺》杂志就约我写一篇文章。当时王淑耘是作协的领导、杂志的副主编，后来她就约我见面，跟我指出文章哪些地方写得出彩，哪些地方写得还不够。我记得她还特别安排我在作协的招待所里住了三天，把稿子好好打磨了一下，修改好了才交给她，后来就发表在《长江文艺》上。
　　本来，作协和文学杂志就是培养作家的嘛。我记得李凖就是在《长江文艺》上发表处女作的。上世纪50年代初，不少青年作家，带着他们的处女作，在这本杂志上崭露头角。李凖、吉学沛、黄声孝等，都从这里走向了文学界。从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到《李双双》;从吉学沛的《一面小白旗的风波》到《两个队长》;从黄声孝的《长江号子》到长诗《长江的主人》，他们的创作潜力，也在这里得到发掘、壮大。工农兵作家也不少，比如黄声孝、管用和、张庆和、徐银斋、王英等，黄声孝做过码头搬运工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工人诗人;张庆和少年时期是放牛娃，后参加民兵从事戏曲演出和写作，也创作小说。有渊源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刚刚走上文坛的黄声孝、张庆和，也受到我们华师中文系的邀请，到学校来做报告，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种创举了，学生们积极性很高，昙华林的礼堂坐得满满的。除此以外，我们还常在一起讨论文学创作问题。
　　黄声孝的长诗《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我还写过一篇比较长的评论，发表在长江日报上。一方面，我们请他们给学生讲创作心得，另一方面我们阅读和研究了他们的作品之后，提出建议。作家们和我们相处都很融洽。他们给高等学校注入了新鲜血液，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通过这些活动，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在研究上也有提高。
　　青年教师去作协开会不是很多，那年头会也不多，作家们开会，主要就是传达上级的一些精神，这样的会我去过几次。我印象中，那时候也不搞什么笔会和现在所谓的“采风”，做法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作协经常强调的是，艺术源于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家应该长期深入生活，在群众的生活中，在火热的斗争中汲取营养。不像现在，有什么定点基地、定点作家。作家创作完全是从生活出发，有这样的生活和体验，有感而发，自然就写作品了，不需要定个点去创作。
　　文学创作是非常个人化、个性化的创造性活动，作家创作的作品是从他独特的生活体验、独特的视角、独特的想象力和语言创造力铸造的艺术世界。做到这点。首先，作家得有生活，没有生活作家写什么呢？第二，作家要有创作灵感和才华。没有生活和才华，再有本事的人不能成为作家。我搞理论研究，搞不了创作。像晓苏很会写小说，他有这方面的创作才华。方方、池莉也有这方面的才华。两方面不具备的话，很难成为一个作家。如果用搞工程的方法去培养作家，恐怕是培养不出来的。即使是莎士比亚、契诃夫、鲁迅这些文学大家，也不是用工程培养出来的。 　　二
　　在湖北的众多作家中，我与姚雪垠姚老的接触是很多的。因为我们华师曾经邀请姚老来学校上课，后来中国新文学学会成立，姚老担任会长，我是副会长，交流就多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华师没有教师上现代文学，学校领导就请姚老来上现代文学课。姚雪垠出生于1910年，他几乎经历了现代文学的整个阶段，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他在武昌写了成名作《差半车麦秸》，在湖北老河口写《春暖花开的时候》、《牛全德与红萝卜》。所以作为亲历者，他对现代文学是非常熟悉的，加上记忆力好，很多故事都能够信手拈来。
　　姚老上课很有特点。上课不用讲稿，不照本宣科，出口成章，讲文学史的发展，讲文学现状的分析有理有据。他不仅仅是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史专家。有课的时候他就来，上完课就走，就这样上了差不多一个学期的课。为什么如此匆忙？因为要创作。
　　姚雪垠是一位异常勤奋的作家。他跟我说，每天早上四点来钟，他已经起床了，稍事活动后，就开始伏案写作。一直写到天亮，吃过早饭，又开始写。他写了两句诗：“壮怀常伴荒鸡舞，寒夜熟闻关上钟”，正是他的写作生活写照。

　　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之后，姚老开始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刚开始条件很艰苦，后来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姚老的创作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时不我待，争分夺秒，除了这部小说本身非常厚重之外，更因为姚老还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去了解明清之际的历史文化、生活人情。所以你看，在《李自成》里面，每一个情节、每一个细节，都会有它具体的历史背景，甚至都是有讲究和出处的。姚雪垠写得是那么投入，他后来跟我说，有时候晚上做梦都是《李自成》里面的情节，会不由自主地说梦话：“冲啊……杀啊！”
　　姚老对于史料的选择是有取舍的，并不是什么史料都会用上去。而且他非常有才华，《李自成》里面的古典詩词都是他自己写的，这让我非常佩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