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江南农业生产是一种基于定额税课的压力而展开的内卷型商业化生产,在明代经济总量增长总体停滞、国课日增的情况下,无论稻、麦、棉、桑兼营,还是佣工而作,大多数终岁勤苦劳作的江南农户仅能维系家人的温饱,社会财富增长幅度极为有限.而作为政府农政管理体制的各级管理者,上至皇帝、阁臣、户部官吏,下至各省抚、按以及所属府州县的长吏,限于祖宗成法、部门职责划分、吏部考成定例、边政态势等诸多因素的合力挤压,皆无力也无意改变江南农业生产在政府决策中的边缘化状态,士人群体的建白更无力改变这种境况,筹措粮饷重于纾困活民作为明政府的一个痛苦抉择一经作出,就被赋予了强大的政策压力和考成压力,即便隆庆、万历时期的种种农政改革包括清丈土地、行一条鞭法、停止带征、以银代粮等等,实际上也仅仅是对实施环节若干细则的微调而已.而农政管理在政府决策体制中的长期边缘化,才是明中后期江南农业生产在内卷型商业化中反复挣扎、终归于衰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