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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较文学有兴趣的人不妨读读闻一多先生的著作。闻先生虽然没有提过“比较文学”这个名词，但他在《文学的历史动向》、《女神之地方色彩》、《说鱼》、《先拉飞主义》、《诗的格律》等篇著述中都表现了对比较文学强烈的自觉意识，对我们今天认识比较文学的原理和研究方法依然会有所启示。
闻一多站在跨越民族界限的高度上俯瞰世界文化，为中外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说：
……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差不多在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约当在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留传到后代。在中国，《三百篇》里最古部分——《国颂》和《大雅》、印度的《黎俱吠陀》、《旧约》里最早的希伯来《诗篇》、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约略同时产生……从此，四个文化，在悠久的年代里，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不相闻问，然后，慢慢的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一个个的胳臂碰上了胳臂，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最后，四个文化慢慢的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的个性渐渐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
(《文学的历史动向》)
对中外文学在其接触中所曾有过的“吃惊”、“点头”、“招手”、“交谈”，乃至“交换观念思想与习惯”的现象，不少人都是有所感觉的。而闻一多先生的独到之处却在于透过这些现象，追根溯源，发现了四种文化从分途发展到逐步接近，交流和融合。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我们应该估计到它对发展当今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现实意义。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工作，在我国还是刚刚开始。近几年来，人们理所当然地多介绍了些外国的理论和经验，这个工作有必要再做下去，因为对我们很有益。不过，似乎也因此而造成了错觉。有一种意见以为这东西是“舶来品”，它的作用还值得怀疑；另一种意见则以为比较文学的根据在国外，我们所该做的不过是如何理解、运用人家已得出的结论。其实，比较文学的根据仅在于各民族文学从“分途发展”到走向“世界文学”这个基本事实。中国并没有独立于这一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路线”之外，所以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虽然在我国起步晚，但自发、零散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却早就有了，并且象闻先生那样学贯中西的学者在研究规律性问题上还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而这正是开展我们今后工作的必要基础。
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大基本方法上，闻一多也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他说：
……四个文化猛进的开端都表现在文学上，四个国度里同时进出歌声，但那歌的性质并非一致。印度、希腊是在歌声中讲着故事，他们那歌是比较近乎小说戏剧性质的，而且篇幅都很长，而中国、以色列则都唱着以人生与宗教为主题的较短的抒情诗。中国与以色列许是偶同，印度与希腊都是雅利安种人，说着同一系统的语言，他们唱着性质比较类似的歌倒也不足怪……中国和其余那三个民族一样，在她开宗第一声里，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文学发展的路线……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刚一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惟一的类型……诗不但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它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
(《文学的历史动向》)
中外文学在遵循着一些共同的基本规律的同时，又呈现了纷杂的相异现象。闻一多先生把人们屡见不鲜的现象进行了归纳，总结，指出了四种文学发展路线的主要特征。以我们现在时常接触到的中、西文学来说，它们所循的途径显然不同，中国传统文学以抒情诗为主，重在表现；西方传统文学以史诗、戏剧为主，重于再现。中、西文学上的许多差异，可以在这两条发展路线的区别上得到解释。墨西哥大诗人何塞·胡安·塔布拉达，在本世纪初时接受了戈迪埃、庞德等一班热衷中国古典诗歌的欧美诗人的影响，也模仿唐诗进行创作。他学习了“比”、“兴”的手法，改变了西班牙语传统诗歌那种主观、说理的倾向，其作品很有些新气象。然而，他在另一方面却不大成功，他以为中国古典诗的意境是通过象形字的象形作用表现的，便把诗句排成图型，譬如写李白月下独酌，就排出月亮、酒壶的形状来，若写李白醉酒，则又将诗句排得弯弯曲曲，以表现“诗仙”步履趔趄之状，如此等等，一本诗集成了非诗非画的奇物。他以为因此而掌握了中国诗歌的真谛，其实这恰恰暴露了培育他的西方再现艺术的遗传力。如果说外来影响在到来之初会引起塔布拉达式的消化不良，那么在反复咀嚼，不断消化的基础上，又终于可能被主体强健的胃所吸收，组成其肌体的一部分。譬如我国的戏剧，如闻先生所言，是受了外来影响而发达起来的，但这种艺术却在相当程度上被中国抒情诗同化了。如果一般地说，戏剧应有黑格尔所称的史诗因素与抒情诗因素的结合的话，那么中国戏剧则更多些抒情诗因素，因为它不满足于只提供一些可以直观的表演，更要激发人们的想象，以达到诗的意境。
中、外文学各自固有的个性，在相互影响时尚且如此鲜明、顽强，其根基之深，生命力之强便无须赘言了。这种不容混淆的个性虽然在变化着，但只要真正的世界文学尚未形成，它们就还存在，这样平行研究便是必要的。
闻一多先生因为真正看到了各民族文学的个性，自然也就意识到了文学影响发生的前提。于是，他说：
……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那是一切生命的规律，而两个文化波轮由扩大而接触而交织，以致新的异国形式必然要闯进来，也是早经历史命运注定了的。
(《文学的历史动向》)
这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文艺除了受政治经济的制约外，其自身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规律。闻先生根据生命新陈代谢的道理，指出了唐、宋以后中国古典格律诗因何走了下坡路，明清两代人又如何在这个传统的范围里无济于事地挣扎，而前来接力的必又是外来的新形式，即戏剧、小说。他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中国受了两次大的、相互联系的外来影响，一是古代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二是近代基督教带来的西方影响，它们带来的又都是中国所需的戏剧、小说，而且这两者互为头尾，头已进来，尾迟早也要来到。近几年来，许多从事影响研究的同志们的研究也证实了闻先生的判断。
在对世界文学发展路线认识的基础上，既看到各民族文学的特点，又看到其逐渐接近、交融的趋势，在闻一多的思想中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的意识是这样自然地统一着。然而，这两种研究倾向在西方很长时间是互不相容的，相比之下闻先生在四十年代就产生了的这种思想便显得可贵了。近年来，不少研究者曾谈到过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问题，这自然有赖今后的长期实践，甚至几代人的实践，但如果能先整理一下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等先辈大师们的遗产，不也是一桩很有必要的事吗？闻一多先生在谈创新时说过：
现在的一般新诗人——新是作时髦解的新——似乎有一种欧化的狂癖，他们的创造中国新诗底鹄的，原来就是要把新诗作成完全的西文诗。……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女神之地方色彩》)
这种精辟的见解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研究工作者们如果不能以本土和外来的一切长处来充实自己，是不会得出任何有价值的成果的。
闻一多先生的著作还会启发我们考虑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他的《先拉飞主义》、《诗的格律》就都包含着文学与美术、音乐、建筑等跨学科研究的成份，《说鱼》也是文学与民俗学的综合研究的成果，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整理、继承的宝贵财富，它的可贵之处并不仅仅在于闻先生在中外文艺方面的渊博知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正是这种眼光使他能洞悉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形态，比较地认识其间的区别和联系，在时间方向上的纵比和空间方向上的横比相交叉的座标图上，勾出文学发展的曲线。我们应该记住他这样的一句话：
一切的价值都在比较上看出来。
(《艾青和田间》)
闻一多站在跨越民族界限的高度上俯瞰世界文化，为中外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说：
……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差不多在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约当在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留传到后代。在中国，《三百篇》里最古部分——《国颂》和《大雅》、印度的《黎俱吠陀》、《旧约》里最早的希伯来《诗篇》、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约略同时产生……从此，四个文化，在悠久的年代里，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不相闻问，然后，慢慢的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一个个的胳臂碰上了胳臂，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最后，四个文化慢慢的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的个性渐渐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
(《文学的历史动向》)
对中外文学在其接触中所曾有过的“吃惊”、“点头”、“招手”、“交谈”，乃至“交换观念思想与习惯”的现象，不少人都是有所感觉的。而闻一多先生的独到之处却在于透过这些现象，追根溯源，发现了四种文化从分途发展到逐步接近，交流和融合。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我们应该估计到它对发展当今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现实意义。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工作，在我国还是刚刚开始。近几年来，人们理所当然地多介绍了些外国的理论和经验，这个工作有必要再做下去，因为对我们很有益。不过，似乎也因此而造成了错觉。有一种意见以为这东西是“舶来品”，它的作用还值得怀疑；另一种意见则以为比较文学的根据在国外，我们所该做的不过是如何理解、运用人家已得出的结论。其实，比较文学的根据仅在于各民族文学从“分途发展”到走向“世界文学”这个基本事实。中国并没有独立于这一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路线”之外，所以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虽然在我国起步晚，但自发、零散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却早就有了，并且象闻先生那样学贯中西的学者在研究规律性问题上还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而这正是开展我们今后工作的必要基础。
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大基本方法上，闻一多也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他说：
……四个文化猛进的开端都表现在文学上，四个国度里同时进出歌声，但那歌的性质并非一致。印度、希腊是在歌声中讲着故事，他们那歌是比较近乎小说戏剧性质的，而且篇幅都很长，而中国、以色列则都唱着以人生与宗教为主题的较短的抒情诗。中国与以色列许是偶同，印度与希腊都是雅利安种人，说着同一系统的语言，他们唱着性质比较类似的歌倒也不足怪……中国和其余那三个民族一样，在她开宗第一声里，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文学发展的路线……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刚一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惟一的类型……诗不但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它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
(《文学的历史动向》)
中外文学在遵循着一些共同的基本规律的同时，又呈现了纷杂的相异现象。闻一多先生把人们屡见不鲜的现象进行了归纳，总结，指出了四种文学发展路线的主要特征。以我们现在时常接触到的中、西文学来说，它们所循的途径显然不同，中国传统文学以抒情诗为主，重在表现；西方传统文学以史诗、戏剧为主，重于再现。中、西文学上的许多差异，可以在这两条发展路线的区别上得到解释。墨西哥大诗人何塞·胡安·塔布拉达，在本世纪初时接受了戈迪埃、庞德等一班热衷中国古典诗歌的欧美诗人的影响，也模仿唐诗进行创作。他学习了“比”、“兴”的手法，改变了西班牙语传统诗歌那种主观、说理的倾向，其作品很有些新气象。然而，他在另一方面却不大成功，他以为中国古典诗的意境是通过象形字的象形作用表现的，便把诗句排成图型，譬如写李白月下独酌，就排出月亮、酒壶的形状来，若写李白醉酒，则又将诗句排得弯弯曲曲，以表现“诗仙”步履趔趄之状，如此等等，一本诗集成了非诗非画的奇物。他以为因此而掌握了中国诗歌的真谛，其实这恰恰暴露了培育他的西方再现艺术的遗传力。如果说外来影响在到来之初会引起塔布拉达式的消化不良，那么在反复咀嚼，不断消化的基础上，又终于可能被主体强健的胃所吸收，组成其肌体的一部分。譬如我国的戏剧，如闻先生所言，是受了外来影响而发达起来的，但这种艺术却在相当程度上被中国抒情诗同化了。如果一般地说，戏剧应有黑格尔所称的史诗因素与抒情诗因素的结合的话，那么中国戏剧则更多些抒情诗因素，因为它不满足于只提供一些可以直观的表演，更要激发人们的想象，以达到诗的意境。
中、外文学各自固有的个性，在相互影响时尚且如此鲜明、顽强，其根基之深，生命力之强便无须赘言了。这种不容混淆的个性虽然在变化着，但只要真正的世界文学尚未形成，它们就还存在，这样平行研究便是必要的。
闻一多先生因为真正看到了各民族文学的个性，自然也就意识到了文学影响发生的前提。于是，他说：
……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那是一切生命的规律，而两个文化波轮由扩大而接触而交织，以致新的异国形式必然要闯进来，也是早经历史命运注定了的。
(《文学的历史动向》)
这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文艺除了受政治经济的制约外，其自身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规律。闻先生根据生命新陈代谢的道理，指出了唐、宋以后中国古典格律诗因何走了下坡路，明清两代人又如何在这个传统的范围里无济于事地挣扎，而前来接力的必又是外来的新形式，即戏剧、小说。他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中国受了两次大的、相互联系的外来影响，一是古代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二是近代基督教带来的西方影响，它们带来的又都是中国所需的戏剧、小说，而且这两者互为头尾，头已进来，尾迟早也要来到。近几年来，许多从事影响研究的同志们的研究也证实了闻先生的判断。
在对世界文学发展路线认识的基础上，既看到各民族文学的特点，又看到其逐渐接近、交融的趋势，在闻一多的思想中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的意识是这样自然地统一着。然而，这两种研究倾向在西方很长时间是互不相容的，相比之下闻先生在四十年代就产生了的这种思想便显得可贵了。近年来，不少研究者曾谈到过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问题，这自然有赖今后的长期实践，甚至几代人的实践，但如果能先整理一下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等先辈大师们的遗产，不也是一桩很有必要的事吗？闻一多先生在谈创新时说过：
现在的一般新诗人——新是作时髦解的新——似乎有一种欧化的狂癖，他们的创造中国新诗底鹄的，原来就是要把新诗作成完全的西文诗。……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女神之地方色彩》)
这种精辟的见解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研究工作者们如果不能以本土和外来的一切长处来充实自己，是不会得出任何有价值的成果的。
闻一多先生的著作还会启发我们考虑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他的《先拉飞主义》、《诗的格律》就都包含着文学与美术、音乐、建筑等跨学科研究的成份，《说鱼》也是文学与民俗学的综合研究的成果，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整理、继承的宝贵财富，它的可贵之处并不仅仅在于闻先生在中外文艺方面的渊博知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正是这种眼光使他能洞悉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形态，比较地认识其间的区别和联系，在时间方向上的纵比和空间方向上的横比相交叉的座标图上，勾出文学发展的曲线。我们应该记住他这样的一句话：
一切的价值都在比较上看出来。
(《艾青和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