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批火速提拔的年轻官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大多是“80后”，工作后便不断升迁，有些几年时间已主政一方。因此有网友调侃说，他们才是真正的“父母官”——靠着父母升迁的官。当官智商不重要，情商也不重要，老爸是谁才最重要！
　　升官、养孩子，都不耽误
　　5月17日，媒体人冒安林微博爆料，“扬州‘官二代’火箭升迁：袁慧中，1983年10月出生，2009年8月参加工作，2012年11月升副处，短短3年历任扬州邗江区城北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物流集聚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扬州团市委副书记。其父袁秋年为扬州市委常委，曾任宣传部长，现为政法委书记。”他还补充说：“3年里，袁慧中还完成了结婚、怀孕、生育和抚养孩子的大事。若问她在岗位上做出了什么优秀成绩得以升职，那就是：生孩子。”
　　这两条微博在短短一天内，就被转发了几千次，引来媒体和网民更多的追问，以至于冒安林不得不声明，并没有接受线人爆料，消息来源只是公开资料与评论。对此，白岩松在新闻节目中点评道：“虽然微博的事实还有待论证，但我想这个想造假和想要查清楚的过程应该不复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想，这3年时间里头她有多少精力是放在工作上。”也有网民认为，袁慧中的升迁全凭父亲的关系与权力荫蔽。
　　据称，“和袁慧中同批提拔的年轻干部中，好几位都是干部子女”。这批年轻干部是2012年9月由中共扬州市委面向全市公开选拔的。当年10月，市委常委会研究确定了20名副处级领导干部拟任人选，其中，袁慧中被确定为团市委副书记职位拟任人选。
　　面对重重质疑声，扬州市委组织部做出回应：第一，袁慧中的条件符合公选报名资格，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她是干部子女，从一开始就剥夺她的资格。第二，组织部从袁慧中报名开始，就意识到了其父亲职务身份的问题。所以在她参选全程中，其父亲全程回避。第三，这次公开选拔，笔试和面试均由独立专业机构命题，并和其他职位的考试同步进行。扬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张爱军表示“很负责任地讲，整个过程都体现了公正、公平、平等竞争。”
　　从官方回应看，袁慧中报名参选的硬件资格完全达标，这点似乎没太大问题。但关于提拔合规一说，却经不住仔细推敲。按照《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2009年8月参加工作的袁慧中要在2011年8月才可升至正科级；3年后，即 2014年8月，才能升至副处级。当然，这是通常情况。因为在《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第十一条中，“根据选拔职位对人才的需求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需要，可以对报名人员的职务层次、任职年限等任职资格适当放宽。但报上一级职位的，需在本级职位任满一年……”这样说来，袁慧中将上述两级5年“征程”缩为3年，是扬州政府对优秀人才的破格提拔。但为什么袁慧中会被破格提拔？她的优秀程度是否达到相关标准？当记者就此询问扬州市委组织部时，对方却没有给出答复，而袁慧中的手机也一直处于无法接听状态，据知情人士透露，袁慧中一直在外学习，不在扬州。
　　升得太快，问题不断
　　其实，“80后”官员因火速提拔遭质疑，已不止袁慧中这一件。
　　今年3月21日，湖南湘潭县27岁的副县长徐韬被曝火速提拔，称其仅一年半时间就从正科升至副县。随后，湖南省委组织部公布调查结果：徐韬的提拔过程中没有发现人为操作、弄虚作假及其它严重违规问题，仅在选拔其担任湘潭县副县长过程中，湘潭市委组织部未严格履行推荐和考察程序，并对6名相关干部进行了处理。不过，5月7日，湖南省湘潭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提名免去徐韬湘潭县副县长的职务。既然徐韬提拔过程无违纪，为何要免去他的职务？徐韬的提拔，与他曾任湘潭市某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父亲和任副检察长的母亲有没有关系？这些都成了谜题。
　　被质疑的还有25岁的山东金乡县鸡黍镇原镇长韩寒。在3年内，韩寒完成了从科员到正科级的升迁，其父亲是济宁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4月15日，韩寒被举报，称其“坐火箭”般的升官速度有赖于父亲韩东亚的支持。一周后，韩寒和父亲双双辞职。
　　此前，27岁的广东揭东县原副县长江中咏同样因破格提拔被质疑，近日已被撤职。其父是该县原副县长，岳父是当地的地产大亨。在这样的关系网下，他用4年多就从办事员做到了副县长。
　　不难看出，这些被火速提拔的年轻干部都有个共同点，其父亲或母亲都是当地的官员。尽管相关部门发表声明，极力撇清子女升官和父母的关系，但是，火速提拔加上父母为官，其中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得不引人遐想。
　　破格提拔，还需谨慎
　　那么，目前的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能不能保证选拔的公平公正？破格提拔到底合不合规？就此，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山东大学张锡恩教授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邵鹏副教授。
　　环球人物杂志：近期，年轻官员火速提拔现象扎堆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张锡恩：我认为主要是国家权力体制问题，是“党管干部”的制度设计中，同级党委不能被同级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的体制问题。等到被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发现时，火速提拔已经成为事实了。
　　环球人物杂志：在相关部门的回应中，这些年轻官员在选拔时，其身为官员的父母都保持了回避。如果这种回避是符合规定的，那么问题又出在哪？
　　张锡恩：我认为，目前的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早已形同虚设。其一，在那个圈子里，人们对火速提拔对象的家庭背景心知肚明，虽然参选过程回避了，但是作为核心要素的“权力”并没有回避；其二，表面上整个参选过程可能回避了，但是暗地里可能早已委托代理人做了“暗渡陈仓”式的具体安排；其三，具体操作的人员中，可能会有人作为寻求靠山的一种“礼物”，积极操办，缩短程序的时间流程，造成火速提拔。
　　环球人物杂志：破格似乎已经成了这些年轻官员被提拔的保护伞，因为破格就意味着不一定走完整个程序，为某些人权力寻租提供一种可能。这种破格提拔怎样才能做到不出格？
　　邵鹏：目前破格提拔的标准还很模糊。这个标准应该怎样界定？由谁界定？我认为，它不能完全由组织部门来认定，应该由组织部门、周边工作人员和群众共同认定。而标准又可以被分为硬的标准和软的标准。硬的标准包括其学历、年龄、政绩，软的标准就是群众对其工作能力的认同度。硬的标准和软的标准也应该综合起来。
　　环球人物杂志：如何才能保证干部子女的选拔任用公开公正？
　　邵鹏：我认为，官方回应的选拔公正透明只是在技术层面上，要彻底解决问题，还应该从根本上建立起公平公正的选拔制度，形成社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因为程序的改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张锡恩：治理火速提拔问题，或许应该实行“不在于严把进口以阻止火速提拔”，而“在于敞开出口以实行火速下台”对应，构建一种全新的干部能上能下、能大上也能大下、火速提拔与火速下台相统一的干部管理体制。
　　对这些破格提拔的官员，公众质疑的不是他们的年龄。像袁慧中，30岁成为一个地级市的团委副书记，甚至成为书记也算正常。关键是他们被破格提拔的原因和标准，如果大多年轻官员都经不起质疑，背后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最终危害的将是政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