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专刊：您好于组长，很高兴您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发现，之前媒体上对您的采访并不多，这是由于之前工作岗位的关系吗？
　　于法鸣：可以说以前我在中央机关的时候，就是媒体关注的对象，因为我是管就业的。大家都知道，就业是民生之本和安国之策，我们国家把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四大指标之一。职业习惯让我很低调，从不接受采访，我也坚决回避媒体。本来你们这次采访我依然考虑拒绝，但转念一想，不能因为我的态度，埋没了检察院和社科院专家的功劳，我应该跟大家聊聊怎么会想到开展这个课题的。
　　预防专刊：您对媒体态度的转变也从侧面反映了您从中央国家机关到企业纪检部门这种工作性质的转变，相信您对这种转型的体会很深，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于法鸣：我前阵子在写今年民主生活会的发言提纲，顺便翻阅了一下去年写的。当时写的第一条就是“如何看待企业的纪检监察工作”。之前我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2011年刚到了企业，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我以前研究的是宏观政策，搞经济判断、社会形势，一下子到企业进行查信办案，这种转变太困难了。以前不光没查办过案件，甚至连窝案、串案这种名词都不懂。
　　预防专刊：通过一年多的工作实践，现在您是怎么认识企业的纪检监察工作的？
　　于法鸣：在来东航之前，中央、中纪委的领导都接见过我，告诉我央企的纪检监察工作任务重、责任大。来东航之后，我只能边学边干，就像小马过河，不能全仰仗别人，要自己摸索。于是我从学习东航的规矩开始，让他们抱来了厚厚的一摞制度。可全部看完这些资料要两年，我只能先看标题，顺便认识一些人。
　　后来，我在党组的支持下拟了个调研提纲，用了半年的时间，走访了四十几家主要的二级单位，一边走，一边思考工作怎么开展。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顺势而为，以前怎么干的还怎么干，上面怎么要求就怎么做。但是后来越来越发现上面的要求和实际情况之间并非完全能够对接，也让我联想到之前在机关发的很多文件，地方根本落实不了。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企业纪检监察如何定位的问题。中纪委、国资委都有自己的要求，但真正到了企业之后，情况又不一样了。这是我们做好工作前必须弄清楚的基本问题。通过调查思考，我感到：企业的纪检监察与政府的、机关的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共同的责任。但也有区别，最大的就是，无论是执法机关，立法机关，还是监督机关，都有法律赋予的执法权力，而企业没有，这就意味着我们缺少查办案件的手段。
　　怎样既让央企承担起光荣的社会责任，又不出现腐败，这是一直让我们头痛的问题。欧美的企业中没有纪检监察机构，也没有党委，这是我们的特色。这种“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形成了一种监督机制，在保证不出问题的情况下，企业能稳定、快速的发展。
　　预防专刊：您如何看待在企业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于法鸣：每当我听到有腐败案发，那么大的领导滑向了犯罪的深渊，就感觉心痛。党和政府花了那么多年培养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怎么会堕落到如此地步！我不想拍手称快，把他们抓住，决不是我们纪检人员的最终目的。
　　在调研、思考中，我逐步认识到这项工作真正的职责是保护干部，目标是维护干部队伍的安全。我们不是“摘帽子”的，而是帮助领导干部把帽子戴得更稳、更牢的。以前他们说不让我瞎忙，我一忙活，人家就觉得东航的案子多了。但如果在企业里以预防定位，就可以忙活，加紧工作了。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预防上下工夫，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预防在东航这块土地上产生腐败。让党员干部懂得把住底线，不越红线，不触高压线，形成不想为、不能为、不敢为的氛围。这也就是我们的工作定位。之后，我又认真学习了中央的文件，参加了中纪委的会议，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预防先行，关口前移”这句话在企业的重要性。让干部走正路，而不是让他走了邪路再拍手称快。让干部犯罪，本身就是最大的犯罪。
　　当然，案子我们还是要照常查，我给纪检办定了一项规定，只要检察院介入了，我们必须全力配合。有一次反贪局的领导跟我开玩笑说，你一搞预防，我都不敢来查案子了。我跟他说，案子该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无条件支持。
　　预防专刊：是什么契机让您想到开展“立体化”预防的呢？
　　于法鸣：说来也巧，也要感谢上海市院预防处处长高永昌。2011年底，东航作为市院预防联席单位，让我去参加市院的座谈会，由于那时我还是预防口的新人，就抱着学习的心态去。当时，上海师范大学的预防职务犯罪研究中心的商主任说，他们接了几个研究课题，这对我的启发很大，我刚知道原来还有专门研究预防的机构。以前我在机关工作，就有请专家共同研究、讨论政策的传统。所以我在发言中就提到想找这方面的专家一起研究东航，搞个试点。高处长直接表态说支持我进行这个项目。可以说，是高处长的这句话成就了这个课题。会后，在一般工作仍然按部就班进行的基础上，我们马上组织成立了项目组，进行检、研、企三家的合作，“立体预防”项目得以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