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指出要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近年来，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收入行业之间不合理，已经成为中国近年来经济生活中一个焦点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个人能力不同、付出不同以及运气不同等各种原因，收入存在差别是很正常的。但是当前中国收入差别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收入差距的产生中许多是与市场经济的原理相悖的。
　　以行业差距为例，中国收入的行业差距越来越越大。最近几年，从我国报考公务员的考生如过江之鲫的情形，就可以看出公务员是一个风险调整后实际回报率较高的职业，其中，税务、工商部门的公务员很是风光，炙手可热。更让人诟病的现象就是电力、航空、烟草等垄断企业，这要归功于国有垄断企业的“东家”的“善良”，竟然不需要从企业中拿走利润分红，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国企领导人自然会偷着乐，想尽办法提高员工待遇。
　　诚然，行业收入差距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存在的，如金融行业就有较高的收入，在金融业中投资银行较商业银行的平均工资要高。但这是合理的，因为金融业从业人员需要相对较高的专业训练，其中投资银行业不仅是知识密集型行业，更是景气波动较为剧烈的行业，投资银行业的报酬其中就包含着风险溢价。
　　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公平、社会正义和社会稳定，同样也关系到社会效率和经济增长。从经济学上说，收入分配的过度不均，会对中国的消费总量，乃至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为一般来说，高收入人群有着较低的消费倾向，他们收入的增加不会带动消费太多的增长，而且增加的消费中大多是对外国商品和劳务的消费，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无实质性贡献。在广大农村和城市的低收入阶层，由于他们的收入不能得到有效提高，从而无法形成有效的消费增长。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以投资推动和出口推动为主要引擎，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是有问题的。然而，启动消费除了要靠新农村建设来推动农民收入提高之外，也需要分配体系的变化。
　　应当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因为中等收入阶层既有一定的消费倾向，同时又有一定的消费能力，从而能带动消费水平的总体上升。如果低收入者人数甚众，即使他们的消费倾向很高，但由于低收入水平的制约，其消费是低层次的，不能对消费总量增长有太大贡献。收入差距过大的现实后果是，少数有钱的人不需要增加新的消费，而低收入人群又消费不起，从而形成国内商品和劳务过剩，必须出口的局面。而出口过多，又产生了许多贸易摩擦。
　　而某些行业、某些部门与其经营成果及风险无关的高收入局面，除了增强这些部门的垄断地位，抑制创新，降低生产率之外似乎没有任何好处。正是由于收入仅与垄断有关，所以他们的努力方向就是如何来维持现有的垄断地位，通过寻租、游说等各种方式来保证其垄断利益，相应地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就不会操那么多的心了。
　　至于那些非法收入，因为见不得阳光，不仅难以形成国内消费，也难以形成国内储蓄。这些非法收入大多变成了在美、加等发达国家的豪华别墅，变成了拉斯维加斯的筹码，变成了国际股票市场上不断翻新的阳线。
　　然而，要打破现有的分配格局并非易事，因为这是最为直接的利益再调整。现有的分配体制恰好是改革中机会主义行为—只享受利益而不承担责任的必然结果。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和许多人的利益，除了要有周到的设计之外更需要雷厉风行的行动。
　　再从社会说到企业里边来，具体到一个单位的微观层面来说，不同级别，不同岗位之间的收入差也不宜过大，需要建立一个绩效考评体系和相应的收入分配体系。对于银行来说，合理的分配体系有利于发挥银行员工的积极性。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在收入拉开级差方面已经开始了与国际接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高级管理人员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不应以一级员工的收入基本不变或较小提高为代价的。那样的话，基层员工心态的不平可能以工作质量下降或消极怠工甚至经济犯罪作为体现。虽然作为员工个人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后果往往是整个银行要承担的，那样的话，银行也要为其不合理的分配体系付出更大代价。
　　
　　责任编辑：柯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