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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的小说我有时候读不完(比如《受活》)，但他这本《我的现实我的主义：阎连科文学对话录》我断断续续读完了。与这本书差不多同时读完的还有他的《四书》。《四书》印得跟书一样，只是没有书号(据说已有港台版的正式出版物)。一位朋友把《四书》借给我后就不断催，说后面还有等着读它的人。这让我没有了拖延下去的理由。否则，我能否读完《四书》，还真说不好。
我要说的是《我的现实我的主义》而不是《四书》，但读过《四书》之后，显然有助于我对这本文学对话录的理解。比如，对话录中有对“神实主义”的解释，还说写作《四书》时，有关神实主义的想法已在他头脑中清晰，“所以，如果《四书》可以顺利出版，你们可以不把它归为神实主义，但一定不要把它说成是现实主义。你们觉得它不是现实主义，又一时不能把它归为别的什么主义，那就请您，暂且把它归为神实主义吧”(P215)。也就是说，《四书》基本上可看作作者的一次神实主义写作实践。读完《四书》我恍然大悟：噢，原来这就是神实主义啊!但转念一想，它固然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套路有一些区别，但又与现代主义或者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区别不大嘛，干嘛把它叫做神实主义呢?
除了这一点我不太同意阎连科的想法外，书中的其他一些看法还是很能给人带来启发的。比如，这本对话录中对中外作家的品评多多，读这些部分，既让我明白了作者曾读过什么书，也让我看到了作者的鉴赏水平和进入问题的角度。拿最近重新翻译的《百年孤独》来说，这部作品影响了包括莫言在内的不少中国当代作家，阎连科也不例外。但他看《百年孤独》，看到的是“所有的叙述都在语言的流动中行进，几乎没有语言在静止中停顿。时间在语言中是流动的、奔袭的，而不是静止不动的，这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的语言观、时间观。正是这样的语言观和时间观，使《百年孤独》能在二十多万字中完成百年历史的漫长叙述”(P101)。为了把马尔克斯的语言观和时间观说清楚，他还比较分析了《百年孤独》和《边城》、《呼兰河传》的开头，认为前者“动”而后者“静”。像这种分析，就可以看到阎连科对这部小说的敏感部位在哪里，很让人长见识。
由此说开去，外国文学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便成了一个重要话题。阎连科并没有回避这个话题，而是在许多地方呈现出一种精准的看法，由此也思考了中国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所存在的距离。他把外国文学比作种子，并把它们分成三块：俄罗斯文学、欧美文学和拉美文学。在这三大文学资源中，俄罗斯文学是具有伟大情怀的文学，而当年的《西线轶事》之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乔厂长上任记》之于《机电厂长的一天》，甚至近年的《亮剑》与《历史的天空》之于苏联的二战文学，都是种子与果实的关系。欧美文学，尤其是20世纪的欧美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巨大，它们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动机或助推器。而拉美文学，则“给我们的文学提供了别样的写作坐标，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资源”，让作家知道了小说原来还可以这么写。(P261－264，P162)站在这样一个文学高度上来，反观中国当代文学，阎连科就看出当代文学所存在的缺失：“我们当代文学，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它是有内在缺失的，有天然不足的。而拉美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正可以作为一面镜子照亮我们文学中的缺失和黑洞……俄罗斯文学的那种巨大的情怀，可以照亮我们作为写作者内心的黑暗和角落。比起他们，我们的写作，确实是‘小我的哼唧，麻雀的叽喳’。”(P182)当一些评论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作为作家的阎连科反而显得更清醒一些。原因说来倒也简单，阎连科是知道真正的文学高度在哪里的，而相比之下，评论家反而显得像没读过外国文学作品一样。
阎连科的这种自省意识显然值得提倡。想一想那些“50后”或“60后”的成名作家，他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没有哪一个没有受到过外国文学的影响。甚至我们可以说，正是在对外国文学的阅读和模仿中，这些作家才逐渐开窍。这种开窍固然也能让他们写出一些优秀的作品，但要想成更大气候，我觉得还比较困难，因为那些先天不足很可能是无法弥补的。关于这种不足，阎连科的反省也非常到位。在这本对话录中，他说他是读着1950年代那种革命小说长大的，于是自己写作的失败，前辈作家不能不负一点责任。(P80-81)而在另一本对话录里，这一问题被他说得更加透彻：“在最需要读书的年龄，我们这一代读的是《解放军文艺》、《金光大道》、《艳阳天》、《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因此，读这样一些书，你的写作起点自然非常低。”“马尔克斯是站在卡夫卡的肩膀上向世界文学冲刺的。而我可能只是站在浩然的肩膀上向世界东张西望的。这种起点的结果你可想而知。人家是站在山顶之上，而你是站在山脚之下，不要说是写作，就是数星星，站在山上也不知要比站在山下多数出多少来。”(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P93、94)我也读过一些知名作家的访谈录、对话录或创作谈，印象中好像还没有人去认真反思自己的写作起点。而明白自己有过一个怎样的写作起点，或许就会明白自己的限度在哪里。高度当然不是不可以谈的，但清楚了限度再来谈高度，或许就会显得更理性一些。
既明白自己的限度又清楚文学的高度，阎连科就看出了当下文学所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对于《狼图腾》，一些评论家早已把它捧上了天，但阎连科看出了问题所在：“这是一次作家和市场的‘合谋’。”当姚明说他出来打NBA是因为看了《狼图腾》且有了“狼的精神”时，姚明甚至也成了《狼图腾》的“作者”之一。(P241)阎连科是在谈到集体主义写作时举到这个例子的，他认为我们今天的市场是最可怕的集体主义。由此也让我们意识到，那个政治意识形态造就的集体主义文学固然可怕，但我们还有冲破它的那一天；而商业意识形态所形成的集体主义文学却常常杀人不见血，它让作者俯首称臣，也让读者束手就范。结果，文学便以“市场”的名义造就出了种种神话故事，但这样的文学一多，必然会对真正的文学构成伤害，也会对一些作家形成误导。
喜欢读书的作家是值得敬佩的，因为书读得多，不仅有利于他们的写作，也会让他们的审美判断力得到提升。在作家群中，阎连科或许不是读书最多的作家，但我在这本对话录中已看到了大量阅读对他文学观和写作观的影响。他把中国现代文学区分出两个传统，一个是鲁迅的传统，一个是沈从文的传统。“我是希望在鲁迅和沈从文之间找到另外一个插入现实的文学楔子来。沈从文是那种看似离现实比较遥远，而内里有自己对现实独到认识的作家，鲁迅则是直面民族现实的作家。我觉得在这之间，应该能找到一种新的踏入现实的途径，这样可能更有利于我们的写作。”(P53)能意识到现代文学有两个传统，并且想在鲁迅与沈从文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这种眼光显然不俗。而把阎连科的想法拉到我曾经思考过的问题中来，我觉得这条道路很可能是解决文学性与公共性矛盾的一种有力的尝试。无论阎连本人能否写出伟大的作品，这条道路都应该是一条康庄大道。
而对于我来说，读这本对话录的“副作用”是让我对阎连科的创作发生了兴趣。我想去把他那些还没读过的小说找过来，看看他在这条道路上究竟已走了多远。
(本文编辑 钱振文)
我要说的是《我的现实我的主义》而不是《四书》，但读过《四书》之后，显然有助于我对这本文学对话录的理解。比如，对话录中有对“神实主义”的解释，还说写作《四书》时，有关神实主义的想法已在他头脑中清晰，“所以，如果《四书》可以顺利出版，你们可以不把它归为神实主义，但一定不要把它说成是现实主义。你们觉得它不是现实主义，又一时不能把它归为别的什么主义，那就请您，暂且把它归为神实主义吧”(P215)。也就是说，《四书》基本上可看作作者的一次神实主义写作实践。读完《四书》我恍然大悟：噢，原来这就是神实主义啊!但转念一想，它固然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套路有一些区别，但又与现代主义或者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区别不大嘛，干嘛把它叫做神实主义呢?
除了这一点我不太同意阎连科的想法外，书中的其他一些看法还是很能给人带来启发的。比如，这本对话录中对中外作家的品评多多，读这些部分，既让我明白了作者曾读过什么书，也让我看到了作者的鉴赏水平和进入问题的角度。拿最近重新翻译的《百年孤独》来说，这部作品影响了包括莫言在内的不少中国当代作家，阎连科也不例外。但他看《百年孤独》，看到的是“所有的叙述都在语言的流动中行进，几乎没有语言在静止中停顿。时间在语言中是流动的、奔袭的，而不是静止不动的，这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的语言观、时间观。正是这样的语言观和时间观，使《百年孤独》能在二十多万字中完成百年历史的漫长叙述”(P101)。为了把马尔克斯的语言观和时间观说清楚，他还比较分析了《百年孤独》和《边城》、《呼兰河传》的开头，认为前者“动”而后者“静”。像这种分析，就可以看到阎连科对这部小说的敏感部位在哪里，很让人长见识。
由此说开去，外国文学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便成了一个重要话题。阎连科并没有回避这个话题，而是在许多地方呈现出一种精准的看法，由此也思考了中国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所存在的距离。他把外国文学比作种子，并把它们分成三块：俄罗斯文学、欧美文学和拉美文学。在这三大文学资源中，俄罗斯文学是具有伟大情怀的文学，而当年的《西线轶事》之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乔厂长上任记》之于《机电厂长的一天》，甚至近年的《亮剑》与《历史的天空》之于苏联的二战文学，都是种子与果实的关系。欧美文学，尤其是20世纪的欧美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巨大，它们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动机或助推器。而拉美文学，则“给我们的文学提供了别样的写作坐标，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资源”，让作家知道了小说原来还可以这么写。(P261－264，P162)站在这样一个文学高度上来，反观中国当代文学，阎连科就看出当代文学所存在的缺失：“我们当代文学，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它是有内在缺失的，有天然不足的。而拉美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正可以作为一面镜子照亮我们文学中的缺失和黑洞……俄罗斯文学的那种巨大的情怀，可以照亮我们作为写作者内心的黑暗和角落。比起他们，我们的写作，确实是‘小我的哼唧，麻雀的叽喳’。”(P182)当一些评论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作为作家的阎连科反而显得更清醒一些。原因说来倒也简单，阎连科是知道真正的文学高度在哪里的，而相比之下，评论家反而显得像没读过外国文学作品一样。
阎连科的这种自省意识显然值得提倡。想一想那些“50后”或“60后”的成名作家，他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没有哪一个没有受到过外国文学的影响。甚至我们可以说，正是在对外国文学的阅读和模仿中，这些作家才逐渐开窍。这种开窍固然也能让他们写出一些优秀的作品，但要想成更大气候，我觉得还比较困难，因为那些先天不足很可能是无法弥补的。关于这种不足，阎连科的反省也非常到位。在这本对话录中，他说他是读着1950年代那种革命小说长大的，于是自己写作的失败，前辈作家不能不负一点责任。(P80-81)而在另一本对话录里，这一问题被他说得更加透彻：“在最需要读书的年龄，我们这一代读的是《解放军文艺》、《金光大道》、《艳阳天》、《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因此，读这样一些书，你的写作起点自然非常低。”“马尔克斯是站在卡夫卡的肩膀上向世界文学冲刺的。而我可能只是站在浩然的肩膀上向世界东张西望的。这种起点的结果你可想而知。人家是站在山顶之上，而你是站在山脚之下，不要说是写作，就是数星星，站在山上也不知要比站在山下多数出多少来。”(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P93、94)我也读过一些知名作家的访谈录、对话录或创作谈，印象中好像还没有人去认真反思自己的写作起点。而明白自己有过一个怎样的写作起点，或许就会明白自己的限度在哪里。高度当然不是不可以谈的，但清楚了限度再来谈高度，或许就会显得更理性一些。
既明白自己的限度又清楚文学的高度，阎连科就看出了当下文学所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对于《狼图腾》，一些评论家早已把它捧上了天，但阎连科看出了问题所在：“这是一次作家和市场的‘合谋’。”当姚明说他出来打NBA是因为看了《狼图腾》且有了“狼的精神”时，姚明甚至也成了《狼图腾》的“作者”之一。(P241)阎连科是在谈到集体主义写作时举到这个例子的，他认为我们今天的市场是最可怕的集体主义。由此也让我们意识到，那个政治意识形态造就的集体主义文学固然可怕，但我们还有冲破它的那一天；而商业意识形态所形成的集体主义文学却常常杀人不见血，它让作者俯首称臣，也让读者束手就范。结果，文学便以“市场”的名义造就出了种种神话故事，但这样的文学一多，必然会对真正的文学构成伤害，也会对一些作家形成误导。
喜欢读书的作家是值得敬佩的，因为书读得多，不仅有利于他们的写作，也会让他们的审美判断力得到提升。在作家群中，阎连科或许不是读书最多的作家，但我在这本对话录中已看到了大量阅读对他文学观和写作观的影响。他把中国现代文学区分出两个传统，一个是鲁迅的传统，一个是沈从文的传统。“我是希望在鲁迅和沈从文之间找到另外一个插入现实的文学楔子来。沈从文是那种看似离现实比较遥远，而内里有自己对现实独到认识的作家，鲁迅则是直面民族现实的作家。我觉得在这之间，应该能找到一种新的踏入现实的途径，这样可能更有利于我们的写作。”(P53)能意识到现代文学有两个传统，并且想在鲁迅与沈从文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这种眼光显然不俗。而把阎连科的想法拉到我曾经思考过的问题中来，我觉得这条道路很可能是解决文学性与公共性矛盾的一种有力的尝试。无论阎连本人能否写出伟大的作品，这条道路都应该是一条康庄大道。
而对于我来说，读这本对话录的“副作用”是让我对阎连科的创作发生了兴趣。我想去把他那些还没读过的小说找过来，看看他在这条道路上究竟已走了多远。
(本文编辑 钱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