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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维城（1912—1995），男，辽宁省义县人，满族。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4年参加东北军，任张学良机要秘书。西安事变时，担任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下设宣传委员会负责人，主管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铁道兵第一指挥所司令员、铁道兵第二副司令员、铁道兵副司令员、铁道部副部长、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大约早晨7点钟，张将军派来他的一辆“雪佛兰”轿车把我从家里接到事变的临时指挥部新城大楼。进屋后我坐在高崇民旁边的沙发上，那时还没捉到蒋，室内空气凝重紧张，人人表情严肃，张学良身穿棉袍，头戴毡帽，不时地在客厅中间来回踱步，大家都在屏息等待临潼方面的捉蒋消息。
大约8点钟左右，临潼捉蒋的现场总指挥、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来电话说，蒋已捉到，张学良命令立即把他护送进城。这时，长时间沉默寡言的将领们立刻松了一口气，室内的沉寂一下被大家的热烈气氛所打破。捉到蒋介石是逼蒋抗日的第一步胜利，后面还有很多艰苦的工作，张学良说：大家要沉住气，不要慌，就像下象棋，老帅被将住了，后面我们再慢慢想门道！这时，他开始部署捉蒋后的工作，命令我准备新闻稿发消息（当时我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这项工作平时由我分管），马上接收《西京日报》和陕西省广播电台，立即把西安事变的消息报道出去。
任务紧急，刻不容缓，我当即与丛德滋、关吉岗一同前去执行《西京日报》接管任务。丛德滋是东北人，东北大学毕业生，思想进步，很有工作能力，事变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关吉岗1934年在武汉赵惜梦办的《大光报》当过记者、编辑，也是东北人。因为人手仍然不够，我想到总部政治处的宣传队员，他们中间有很多思想进步、能力很强的青年知识分子，打算从中借用几名。于是我就找了该处负责人应德田，对他说：“副司令要我去接收《西京日报》，因为没有人，要请你支援一下，派人协助我们完成这一任务。”应德田说：“没有问题，但我这里人手也很紧张，难以多派，给你派两个人去吧！”接着，我又找了张学良的副官长谭海，请他派几名武装士兵，协助我们去接收。谭海满口答应很痛快，当即从张学良手枪排派来了几名士兵，上述人员就是我们当时接收《西京日报》的小班子，包括士兵总共约十人。这时，我又从总部办公厅副主任洪舫那里将张、杨八大主张等主要文件拿来，以便尽快刊登
出去。
《西京日报》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办的，要把它接收过来，必须有所准备，以防止发生问题和出现纰漏，人员到齐后，我用很短的时间开了个小会，具体布置如何行动。
工作越紧张越觉得时间过得快，从四处找人到开完小会，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几个小时，这时已经到了下午1点钟的样子，我们一行人立即出发，直奔西京日报社编辑部。
西京日报社在西安南苑门西南角上的一个四合院里，院子挺大，布置井然有序，非常优雅，办公的房子也比较好，附属设施齐全，并有自己的锅炉等一套取暖设备，看样子过去是哪位阔佬的住宅。报社有自己的印刷厂，工人满员，印刷设备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是陕西国民党一个完整的舆论机构。我们进去接收时，我指定一名士兵把守大门，其余人员随我进院。
那天去时，我身穿灰色军装，扎武装带，腰里别着手枪。进院后，大家一齐来到总编室，当我们说明奉命来接收《西京日报》时，他们起初感到很惊讶，但很快就把报社的人员召集起来，总编辑、副社长、编辑、记者、通联人员以及财务会计都到了，总共不足百人（接收后，我看过报社的人员花名册，内勤50多人，外勤主要是记者约50人，当时也有采访未归的记者），我郑重地宣布：“今天我们是奉命来接收《西京日报》的，接收后要改名，并刊登全新的内容马上出版，一天也不能停，报社现有人员一律不动，立即开始工作。”报社原有人员对我们接收该报没人提出异议，更没人出来和我们唱对台戏反对接管。他们表示：“我们没什么说的，这是国家的大局，国家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办，你们是代表国家来的，我们听你们的。”我说：“我们是代表张、杨来的，你们必须服从，必须支持我们的工作！”他们表示没有问题。
原来《西京日报》的名字不能用了，要立即改换报名出版，用什么名字好呢？于是我们去接收的几个人就酝酿开了，结果还是总部政治处去的一位青年（名字记不起来了）脑子来得快，他说：“过去蒋介石引狼入室，开门揖盗，坚持民族失败主义，他自己不仅畏敌如虎不抗日，而且也不允许全国人民抗日，现在把他捉起来了，他再也不能不让我们抗日了，我们解放了，我看就叫《解放日报》吧！”大家觉得他讲得有道理，这个名字很有新意，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不住地说：“我们解放了，我们解放了！……”接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名字改得好！”并马上鼓掌表示赞成，《解放日报》的报名就这样通过了。
接着是题写报头，那时工作十万火急，刻不容缓，只能由我们去接收的几个人自己来写。我知道丛德滋的字写得漂亮潇洒，就对他说：“老丛，你的字写得好，就由你来写报头吧！”丛德滋说：“你认为可以，我就写。”于是他当场挥毫题写了“解放日报”四个字，写完后大家都认为写得不错，马上送到印刷厂制版，现在保留下来的西安事变时期《解放日报》的报头，就是丛德滋于1936年12月12日下午亲笔所写。
我们工作的关键是集中精力抓编辑工作，宣传报道西安事变。张、杨有关西安事变的八项政治主张定稿后我已直接带到报社，要报道的西安事变的主要内容事先已全部准备好，只是版面安排和编辑问题。这些文件交给他们后，马上开始紧张的编辑，报纸第一版是我在场编辑好的，在晚饭前完成的，编完后他们要我签字发排，因为我们带去的文件都是经张、杨审定的，其余也没有与兵谏相悖的内容，何用我来签字，所以我看完后只打了个勾就送去排版了，这时已经到了晚上。 现在保留下来的第一张《解放日报》是1936年12月13日出版的，实际排版校对连夜急如星火地加班加点也没干完，直到13日晚上才全部印完并连夜发出。大家拿到报纸是14日一早，事变后仅一天多时间，就看到了《解放日报》这份全新的报纸，看到张、杨的八大主张以豁然大字刊登在头版头条，大家都很高兴。当我来到总部机关时，有的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你们干得不错呀，报纸这么快就出来了。”我说：“不是张、杨发动的这场事变顺应天心民意影响那么大，不是副司令让我们去接收《西京日报》，利用现成的一套人马设备，报纸哪能这么快出来！”
第一张报纸顺利发出去，后面的工作就好办多了，这时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下设设计委员会、宣传委员会、交通委员会等。我是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宣传委员会又分为总务、编辑、新闻等八个组，我还兼任编辑组总干事，并代理总务组总干事），在杨虎城的秘书长南汉宸和张学良的秘书长吴家象指导下，领导《解放日报》和陕西省广播电台。报社的工作，我们不得不做点分工，丛德滋、关吉岗等主要侧重报社的具体工作，我侧重事变指挥部各部门的联系，以便把事变中的重要情况和消息及时宣传报道出去，让国内外及时了解事变的真相和目的，消除误解，取得支持。《解放日报》每周的宣传纲要一般由我起草，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后，《解放日报》的宣传纲要和重要稿件有时要送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审阅。
西安事变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和蒋介石的斗争曲折复杂，国际国内无不关注这场斗争，西安成了当时世界瞩目的中心。而直接掌握和发布西安事变第一手材料，主要靠《解放日报》，所以该报就成了国内外关注的关键所在，成了张、杨的喉舌和西安事变的重要舆论工具。《张杨关于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张学良的《请缨抗敌书》等都在《解放日报》刊登，报纸天天有新情况、新内容、新消息，报纸一出来，大家就一窝蜂似的竞相购买，总是抢购一空。
这次接收《西京日报》，我们对报社的原国民党工作人员没有施加多少压力，他们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没有异议，不能不受张、杨“双手劈生路，存亡一刀断”大无畏兵谏救国精神的影响和感召，工作态度是可以的，印刷工人工作是努力的，报社的工作十分紧张，经常加班加点，不仅秩序较好，而且非常平静，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经费本来就没多大缺口，加上事变后张、杨的支持和报纸发行较好，资金更没问题。12月下旬给报社发过一次津贴，所有在册人员待遇一律不变，按原标准全部发放。
因为《解放日报》大量报道西安事变，大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对事变真相、经过、反映和意义都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报道，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和重视。正因如此，国民党顽固派气急败坏，又恼又恨，拼命进行攻击：“《解放日报》者，解开裤子之放屁也。”其仇恨之深，畏惧之甚，语言之下流都是罕见的。对此《解放日报》根本没有理睬，我们说：“国民党顽固派向来和我们是‘翻贴门神不对脸’，他们的立场观点与我们幽冥永隔，永难冰释，这种污蔑和谩骂，并不能表现自己手里有真理，不过是他们‘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鸣和哀叹，这类胡言乱语除了说明他们理屈词穷、畏惧空虚还能说明什么？ 因此，用不着我们费口舌批驳！”
然而，我们这次接收《西京日报》改为《解放日报》出版，蒋介石一伙始终耿耿于怀，余恨未消。与我同去的丛德滋同志，西安事变后西进甘肃，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兰州办事处（主任为伍修权）工作，结果被残暴的国民党特务杀害，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战友，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哀思，我们永远怀念他。
西安事变中的《解放日报》是全中国的第一份《解放日报》，是一份重要的革命报纸，在报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虽然1937年2月5日国民党军队进驻西安后，《解放日报》被迫停刊，一共只发行了50多号，但它在名垂千古的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至今仍然是众多专家学者研究西安事变的珍贵史料。
我接管了《西京日报》，又很快带人接管了陕西省广播电台。广播电台的重要任务是通过无线电波向全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真相，宣传张、杨抗日主张。当时用英语和德语向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友好人士史沫特莱女士。
西安事变发生后，和国民党大员同住在西京招待所的美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求面见。1929年，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她目睹了旧中国劳动人民深重苦难，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跳动着同一脉搏”。踏上中国的国土不久，她就积极参加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30年代，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的监视下，她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她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撰文报道江西苏区的革命斗争。因此，在国民党政府的眼里，她是“一位不受欢迎的人物”。由于她不顾疲倦地辛勤工作，过分消耗精力，身体垮了，不得不停止工作。她先到苏联休养，接着回美国，在身体还没有复原的情况下，又来到中国。西安事变时，她正在西安休养。
我知道她是国际上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多年来，以“忘掉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的热情态度，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为了扩大西安事变的宣传，我主动找上门去。当时史沫特莱住在西京招待所203房间，她热情诚恳，非常好客，我们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谈开了。为了表达自己对中国的热爱，她除了讲英文外，也夹带说一些不很流畅的中国话，我向她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后，她坚定地表示，完全理解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苦衷，拥护西安事变这一正义行动。并说，我是一个外国记者，愿意承担国际宣传任务，把西安事变真相告诉全世界，争取国际支持与援助。她还对妥善解决西安事变提出了一些中肯意见。
从此，我们之间保持密切联系，经常见面交谈。史沫特莱白天在西安采访，撰写文章，晚上由宣传委员会安排她到广播电台，做半个小时的广播，用英语和德语宣传西安事变的目的、政治主张和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西安方面组织活动，我们都邀请她去参加。12月16日，西安各救亡团体，在中山公园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张、杨两将军都亲临参加。张学良首先致辞说，蒋介石若不接受这次兵变，停止对红军作战，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我就将九一八事变后，他给我几件不准抵抗的密电，向全国公布！并将他交付国人裁判！史沫特莱应邀出席这次大会时，非常高兴，她紧张地
进行了现场采访，对张学良将军无私无畏的救国精神和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赞叹不已。
整个西安事变期间，史沫特莱不顾疾病和疲劳，赶写了十几篇有关西安事变的宣传文章。那时，西安方面的稿件向国外发不出去，我们就将这些稿件交由张学良将军的另一位机要秘书王中立秘密带到南京，在那里发往国外。12月下旬，经史沫特莱推荐，一位自称是斯诺助手的外籍记者勃特兰要求参加报道，共同帮助宣传委员会搞国际宣传。为了一同把这件事情办好，我们还将张学良将军的英文秘书杨志信（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1992年病故）派去，协助他们工作。
史沫特莱在西安期间，工作非常细致，十分努力，了解了大量情况。她对周恩来副主席，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非常崇敬，她说他们是当今世界的伟大人物，西安事变是历史上永昭千古的伟绩，她对中国工农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评价都很好，说他们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是中国抗日的生力军。
1937年春，史沫特莱由西安转赴延安，在那里她会见了我党的许多领导人，并开始采访朱德总司令，后来写出了与斯诺《西行漫记》一样的名著——《伟大的道路》。
史沫特莱在西安期间，满腔热情地向国外宣传张、杨联共抗日的方针，宣传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重大意义以及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使世界各国及时了解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事实和目的是伟大正确的，在她和她的中国同事的共同努力下，陕西广播电台如实报道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在国际新闻界赢得了声誉。
一个在中国休养的外国人，在西安事变时，没有坐在现场的观众席旁观，她积极主动承担西安事变国际宣传的勇敢精神和她夜以继日忘我工作的态度，实在令人感动和敬佩。史沫特莱热情宣传西安事变，和她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与贡献，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编辑 叶 松）
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大约早晨7点钟，张将军派来他的一辆“雪佛兰”轿车把我从家里接到事变的临时指挥部新城大楼。进屋后我坐在高崇民旁边的沙发上，那时还没捉到蒋，室内空气凝重紧张，人人表情严肃，张学良身穿棉袍，头戴毡帽，不时地在客厅中间来回踱步，大家都在屏息等待临潼方面的捉蒋消息。
大约8点钟左右，临潼捉蒋的现场总指挥、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来电话说，蒋已捉到，张学良命令立即把他护送进城。这时，长时间沉默寡言的将领们立刻松了一口气，室内的沉寂一下被大家的热烈气氛所打破。捉到蒋介石是逼蒋抗日的第一步胜利，后面还有很多艰苦的工作，张学良说：大家要沉住气，不要慌，就像下象棋，老帅被将住了，后面我们再慢慢想门道！这时，他开始部署捉蒋后的工作，命令我准备新闻稿发消息（当时我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这项工作平时由我分管），马上接收《西京日报》和陕西省广播电台，立即把西安事变的消息报道出去。
任务紧急，刻不容缓，我当即与丛德滋、关吉岗一同前去执行《西京日报》接管任务。丛德滋是东北人，东北大学毕业生，思想进步，很有工作能力，事变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关吉岗1934年在武汉赵惜梦办的《大光报》当过记者、编辑，也是东北人。因为人手仍然不够，我想到总部政治处的宣传队员，他们中间有很多思想进步、能力很强的青年知识分子，打算从中借用几名。于是我就找了该处负责人应德田，对他说：“副司令要我去接收《西京日报》，因为没有人，要请你支援一下，派人协助我们完成这一任务。”应德田说：“没有问题，但我这里人手也很紧张，难以多派，给你派两个人去吧！”接着，我又找了张学良的副官长谭海，请他派几名武装士兵，协助我们去接收。谭海满口答应很痛快，当即从张学良手枪排派来了几名士兵，上述人员就是我们当时接收《西京日报》的小班子，包括士兵总共约十人。这时，我又从总部办公厅副主任洪舫那里将张、杨八大主张等主要文件拿来，以便尽快刊登
出去。
《西京日报》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办的，要把它接收过来，必须有所准备，以防止发生问题和出现纰漏，人员到齐后，我用很短的时间开了个小会，具体布置如何行动。
工作越紧张越觉得时间过得快，从四处找人到开完小会，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几个小时，这时已经到了下午1点钟的样子，我们一行人立即出发，直奔西京日报社编辑部。
西京日报社在西安南苑门西南角上的一个四合院里，院子挺大，布置井然有序，非常优雅，办公的房子也比较好，附属设施齐全，并有自己的锅炉等一套取暖设备，看样子过去是哪位阔佬的住宅。报社有自己的印刷厂，工人满员，印刷设备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是陕西国民党一个完整的舆论机构。我们进去接收时，我指定一名士兵把守大门，其余人员随我进院。
那天去时，我身穿灰色军装，扎武装带，腰里别着手枪。进院后，大家一齐来到总编室，当我们说明奉命来接收《西京日报》时，他们起初感到很惊讶，但很快就把报社的人员召集起来，总编辑、副社长、编辑、记者、通联人员以及财务会计都到了，总共不足百人（接收后，我看过报社的人员花名册，内勤50多人，外勤主要是记者约50人，当时也有采访未归的记者），我郑重地宣布：“今天我们是奉命来接收《西京日报》的，接收后要改名，并刊登全新的内容马上出版，一天也不能停，报社现有人员一律不动，立即开始工作。”报社原有人员对我们接收该报没人提出异议，更没人出来和我们唱对台戏反对接管。他们表示：“我们没什么说的，这是国家的大局，国家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办，你们是代表国家来的，我们听你们的。”我说：“我们是代表张、杨来的，你们必须服从，必须支持我们的工作！”他们表示没有问题。
原来《西京日报》的名字不能用了，要立即改换报名出版，用什么名字好呢？于是我们去接收的几个人就酝酿开了，结果还是总部政治处去的一位青年（名字记不起来了）脑子来得快，他说：“过去蒋介石引狼入室，开门揖盗，坚持民族失败主义，他自己不仅畏敌如虎不抗日，而且也不允许全国人民抗日，现在把他捉起来了，他再也不能不让我们抗日了，我们解放了，我看就叫《解放日报》吧！”大家觉得他讲得有道理，这个名字很有新意，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不住地说：“我们解放了，我们解放了！……”接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名字改得好！”并马上鼓掌表示赞成，《解放日报》的报名就这样通过了。
接着是题写报头，那时工作十万火急，刻不容缓，只能由我们去接收的几个人自己来写。我知道丛德滋的字写得漂亮潇洒，就对他说：“老丛，你的字写得好，就由你来写报头吧！”丛德滋说：“你认为可以，我就写。”于是他当场挥毫题写了“解放日报”四个字，写完后大家都认为写得不错，马上送到印刷厂制版，现在保留下来的西安事变时期《解放日报》的报头，就是丛德滋于1936年12月12日下午亲笔所写。
我们工作的关键是集中精力抓编辑工作，宣传报道西安事变。张、杨有关西安事变的八项政治主张定稿后我已直接带到报社，要报道的西安事变的主要内容事先已全部准备好，只是版面安排和编辑问题。这些文件交给他们后，马上开始紧张的编辑，报纸第一版是我在场编辑好的，在晚饭前完成的，编完后他们要我签字发排，因为我们带去的文件都是经张、杨审定的，其余也没有与兵谏相悖的内容，何用我来签字，所以我看完后只打了个勾就送去排版了，这时已经到了晚上。 现在保留下来的第一张《解放日报》是1936年12月13日出版的，实际排版校对连夜急如星火地加班加点也没干完，直到13日晚上才全部印完并连夜发出。大家拿到报纸是14日一早，事变后仅一天多时间，就看到了《解放日报》这份全新的报纸，看到张、杨的八大主张以豁然大字刊登在头版头条，大家都很高兴。当我来到总部机关时，有的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你们干得不错呀，报纸这么快就出来了。”我说：“不是张、杨发动的这场事变顺应天心民意影响那么大，不是副司令让我们去接收《西京日报》，利用现成的一套人马设备，报纸哪能这么快出来！”
第一张报纸顺利发出去，后面的工作就好办多了，这时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下设设计委员会、宣传委员会、交通委员会等。我是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宣传委员会又分为总务、编辑、新闻等八个组，我还兼任编辑组总干事，并代理总务组总干事），在杨虎城的秘书长南汉宸和张学良的秘书长吴家象指导下，领导《解放日报》和陕西省广播电台。报社的工作，我们不得不做点分工，丛德滋、关吉岗等主要侧重报社的具体工作，我侧重事变指挥部各部门的联系，以便把事变中的重要情况和消息及时宣传报道出去，让国内外及时了解事变的真相和目的，消除误解，取得支持。《解放日报》每周的宣传纲要一般由我起草，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后，《解放日报》的宣传纲要和重要稿件有时要送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审阅。
西安事变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和蒋介石的斗争曲折复杂，国际国内无不关注这场斗争，西安成了当时世界瞩目的中心。而直接掌握和发布西安事变第一手材料，主要靠《解放日报》，所以该报就成了国内外关注的关键所在，成了张、杨的喉舌和西安事变的重要舆论工具。《张杨关于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张学良的《请缨抗敌书》等都在《解放日报》刊登，报纸天天有新情况、新内容、新消息，报纸一出来，大家就一窝蜂似的竞相购买，总是抢购一空。
这次接收《西京日报》，我们对报社的原国民党工作人员没有施加多少压力，他们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没有异议，不能不受张、杨“双手劈生路，存亡一刀断”大无畏兵谏救国精神的影响和感召，工作态度是可以的，印刷工人工作是努力的，报社的工作十分紧张，经常加班加点，不仅秩序较好，而且非常平静，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经费本来就没多大缺口，加上事变后张、杨的支持和报纸发行较好，资金更没问题。12月下旬给报社发过一次津贴，所有在册人员待遇一律不变，按原标准全部发放。
因为《解放日报》大量报道西安事变，大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对事变真相、经过、反映和意义都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报道，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和重视。正因如此，国民党顽固派气急败坏，又恼又恨，拼命进行攻击：“《解放日报》者，解开裤子之放屁也。”其仇恨之深，畏惧之甚，语言之下流都是罕见的。对此《解放日报》根本没有理睬，我们说：“国民党顽固派向来和我们是‘翻贴门神不对脸’，他们的立场观点与我们幽冥永隔，永难冰释，这种污蔑和谩骂，并不能表现自己手里有真理，不过是他们‘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鸣和哀叹，这类胡言乱语除了说明他们理屈词穷、畏惧空虚还能说明什么？ 因此，用不着我们费口舌批驳！”
然而，我们这次接收《西京日报》改为《解放日报》出版，蒋介石一伙始终耿耿于怀，余恨未消。与我同去的丛德滋同志，西安事变后西进甘肃，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兰州办事处（主任为伍修权）工作，结果被残暴的国民党特务杀害，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战友，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哀思，我们永远怀念他。
西安事变中的《解放日报》是全中国的第一份《解放日报》，是一份重要的革命报纸，在报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虽然1937年2月5日国民党军队进驻西安后，《解放日报》被迫停刊，一共只发行了50多号，但它在名垂千古的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至今仍然是众多专家学者研究西安事变的珍贵史料。
我接管了《西京日报》，又很快带人接管了陕西省广播电台。广播电台的重要任务是通过无线电波向全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真相，宣传张、杨抗日主张。当时用英语和德语向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友好人士史沫特莱女士。
西安事变发生后，和国民党大员同住在西京招待所的美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求面见。1929年，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她目睹了旧中国劳动人民深重苦难，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跳动着同一脉搏”。踏上中国的国土不久，她就积极参加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30年代，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的监视下，她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她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撰文报道江西苏区的革命斗争。因此，在国民党政府的眼里，她是“一位不受欢迎的人物”。由于她不顾疲倦地辛勤工作，过分消耗精力，身体垮了，不得不停止工作。她先到苏联休养，接着回美国，在身体还没有复原的情况下，又来到中国。西安事变时，她正在西安休养。
我知道她是国际上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多年来，以“忘掉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的热情态度，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为了扩大西安事变的宣传，我主动找上门去。当时史沫特莱住在西京招待所203房间，她热情诚恳，非常好客，我们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谈开了。为了表达自己对中国的热爱，她除了讲英文外，也夹带说一些不很流畅的中国话，我向她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后，她坚定地表示，完全理解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苦衷，拥护西安事变这一正义行动。并说，我是一个外国记者，愿意承担国际宣传任务，把西安事变真相告诉全世界，争取国际支持与援助。她还对妥善解决西安事变提出了一些中肯意见。
从此，我们之间保持密切联系，经常见面交谈。史沫特莱白天在西安采访，撰写文章，晚上由宣传委员会安排她到广播电台，做半个小时的广播，用英语和德语宣传西安事变的目的、政治主张和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西安方面组织活动，我们都邀请她去参加。12月16日，西安各救亡团体，在中山公园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张、杨两将军都亲临参加。张学良首先致辞说，蒋介石若不接受这次兵变，停止对红军作战，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我就将九一八事变后，他给我几件不准抵抗的密电，向全国公布！并将他交付国人裁判！史沫特莱应邀出席这次大会时，非常高兴，她紧张地
进行了现场采访，对张学良将军无私无畏的救国精神和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赞叹不已。
整个西安事变期间，史沫特莱不顾疾病和疲劳，赶写了十几篇有关西安事变的宣传文章。那时，西安方面的稿件向国外发不出去，我们就将这些稿件交由张学良将军的另一位机要秘书王中立秘密带到南京，在那里发往国外。12月下旬，经史沫特莱推荐，一位自称是斯诺助手的外籍记者勃特兰要求参加报道，共同帮助宣传委员会搞国际宣传。为了一同把这件事情办好，我们还将张学良将军的英文秘书杨志信（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1992年病故）派去，协助他们工作。
史沫特莱在西安期间，工作非常细致，十分努力，了解了大量情况。她对周恩来副主席，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非常崇敬，她说他们是当今世界的伟大人物，西安事变是历史上永昭千古的伟绩，她对中国工农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评价都很好，说他们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是中国抗日的生力军。
1937年春，史沫特莱由西安转赴延安，在那里她会见了我党的许多领导人，并开始采访朱德总司令，后来写出了与斯诺《西行漫记》一样的名著——《伟大的道路》。
史沫特莱在西安期间，满腔热情地向国外宣传张、杨联共抗日的方针，宣传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重大意义以及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使世界各国及时了解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事实和目的是伟大正确的，在她和她的中国同事的共同努力下，陕西广播电台如实报道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在国际新闻界赢得了声誉。
一个在中国休养的外国人，在西安事变时，没有坐在现场的观众席旁观，她积极主动承担西安事变国际宣传的勇敢精神和她夜以继日忘我工作的态度，实在令人感动和敬佩。史沫特莱热情宣传西安事变，和她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与贡献，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编辑 叶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