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和电影艺术这两个似乎遵循着各自不同规律的领域，有时候却又奇妙地相关——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可能最为多数人熟悉的一个词叫作“口红效应”，说是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低迷的经济却间接带来了电影的繁荣，因为当人们手头金钱有限的时候，会愿意用尽量低的价格购买一些能让自己愉悦的商品或者服务。在那个年代，是一支让自己看上去气色不错的口红，或者一场能让自己暂时忘却生活压力的电影。
　　谈产业经济，就一定会谈到经济周期，所谓周期就一定有起伏涨落。回首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其实已经经历过若干次下行。可是对于电影行业而言，可以说2002年以后院线制的推行、对于影院投资的放开，先带来了放映行业的持续增长：2006年全国只有3034块银幕，到2018年年底，已经达到60079块银幕，12年间放映单位数量增加了20倍，年票房则从26亿元增长到566亿元，差不多也是20倍。这种数据上比较贴合的正相关关系，很明显地呈现了一个具有巨大人口数量的市场。作为电影业主要经营场所的电影院，满足了人口分布、提供了空间机会以后，人口优势就会带来等比的票房增长。
　　当然，这12年间，也是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各类投资兴旺热络的阶段。但是随着宏观经济整体增长趋缓甚至下行，我们的电影产业会怎样呢？
　　如果把电影的制作生产和发行比作其他产品，电影产业其实和其他很多行业有颇多共性：
　　一、市场潜在空间和人口数量有极大关系——无论是从中国这些年的票房数据还是全球市场数据的增长，都可以看到人口数量和电影票房的紧密关系。恐怕这也是20世纪末洽谈WTO协议时，美国人在电影条件上坚持的原因所在，他们早就知道中国的人口红利对于好莱坞的潜在价值。
　　二、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高，这在经济下行的阶段会更为显著——回顾前几年票补兴盛时期和政府主管部门严令取消票补以后，场均人次的数据变化，可以明显看到有相当多的观众对票价的敏感度很高，这在近几年市场成长最快的三线及以下市场更为明显。换言之，在影片品质不变的情况下，票价便宜是这些消费者观影的理由而非影片本身。
　　三、消费者对产品的忠诚度不高，产品的可替代性强——延续第二条，如果消费者因为价格就会放弃看某部电影，足见他并未形成对影院观影这种消费的忠诚度。基于成本考虑，对影院观影可以形成替代的产品有很多，例如以月费形式在家观看视频网站的影视剧、以会员费形式畅玩的电子游戏，都属于这一年龄层普遍习惯的娱乐形式。毕竟一张电影票的20-30元和一个月30元比，后者更加经济。而相当部分的电影也构不成视觉奇观，不是必须在电影院才能体验。
　　四、产品生产过程有较高的技术标准和流程的严密性要求——随着电影制作和放映的数字化进程，过去我们以为从胶片到数字而简化的电影制作过程，其实并未真正简化。想要留住影院里的观众，电影的视听体验必须不断提升，这就对技术研发和制作过程不断地提出更高要求。回顾电影一百多年的历史，电影从来都在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艺术与技术的不断碰撞中成长、自我更新，并因此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当然，无论技术如何升级，要做好一部电影，电影工作者的精工和匠心永远是必需的前提条件。
　　五、创意是电影的核心，也是最难以量化、难以复制、难以以投资解决的问题——这是电影生产与其他多数产品生产相比最为不同的一条。创意是电影的魂，也是一切匠人的工作、金钱的投入、观众的感动的真正所在。我们看过了太多制作精美而空洞的大片票房的惨败，也看过制作简陋但创意绝妙的“黑马”的出世。
　　如上梳理之后不难发现，在投资收紧的阶段，观众确实会更理性地消费。靠砸钱完成的大制作、大排场、大明星可能都會成为难以达成目标的玩法。可是，偏巧对于电影来说，关键的创意却不一定是靠钱来左右的，甚至很多时候，许多创意都是因为没钱才被逼出来的。所以，前几年热钱充斥而造成的跟风仿造、盲目求大、成本虚高等问题，可能在现行阶段得以调整。大浪淘沙，能否发现可实现的有创意的好项目，则是真正考验投资人、制片人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