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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北京市密云县的半山区，别说那时候人们对雾霾没什么埋怨，就是现在，我的家乡空气质量和环境，在全市都是屈指可数的。家乡处在密云水库最上游，出门一公里就是20平方公里的水库，夏季清风徐徐、白帆点点，各种野生珍禽在水中嬉戏，儿童们在水中游玩，空气好得让人陶醉。
作者在护水行动启动仪式上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回到村里担任汽车分电器厂厂长，从此和环保部门的同志开始接触。那时期中国的环境急剧恶化。光我们村就有三家企业向密云水库排放污水，最大户就是拥有200人的补花刺绣厂，我们厂排在第二名。补花厂每天排放肥皂水在几十吨以上，我们厂生产的汽车配件经热处理煮黑后也向水库每天排放十几吨的污水。国家为了保住密云水库这片净水（因为北京人每喝三杯水就有一杯来自密云水库），要求密云水库首先退出旅游景区行列。然后就是清理我们这些水库周边地区的污染企业——采矿的、炼铁的、补花刺绣的和我们这些生产汽车配件的。
那时候我们村建一个厂子是非常不容易的，修建密云水库使密云县损失了24万亩上好的耕地（全县才有26万亩），而损失最严重的是我们村。我们村是明朝建立的通向东北和内蒙古草原交通要道的重镇——石匣镇。它是北京地区三大古镇之一。在明朝出了古北口就是满族人的草原部落，离北京城也就100多公里。为了修建密云水库拆掉了有800多年历史的石匣城。把我们生活在城镇里的两万多人分散到全国各地，现在走到全国哪里都可能看到北京密云石匣镇的后人。
我们只有一小部分人聚迁到原城镇北边一公里的小山坡上，定居在眼前一片白茫茫的大水、背后不长粮食的群山上。2000多人的大村每年都等国家救济，吃返销粮食。1980年，北京市委紧急招集北京市各大企业对密云县对口支援建立工厂，使移民村的百姓能有饭吃、有钱花。当时所有企业都愿意去密云县城附近的村子支农，唯独没有人愿意来水库上游的村庄建立工厂。因为上游比下游离京城要多走100多里的路程，且是山路，冬季下雪必然封路，所生产的产品不能运到北京总厂，会给总厂装配整机造成损失。后来一些大点的支农单位都搬到了密云县城附近去了。就在这艰难时刻，北京汽车分电器厂党总书记兼厂长潘世宏毅然主动提出支援我们村，在我们村建立北京汽车分电器分厂。村支部听了非常兴奋，马上着手选厂址引人才盖厂房，北京总厂也派来了技术人员加强指导。
从密云移民到顺义
我当时正在高岭镇汽车千斤顶厂任技术员，大队干部便将我招回，负责厂里的技术和质检工作。
当我负责全盘工作时，厂子已经扩大到60多人了，生产和利润都已达到了上级要求的水平，工人的工资也得到了提高。等到工人每月有几百元的收入，再也不向县里市里提各种要求时，厂子却迎来了环境保护不达标这样的问题。
面对环境污染问题，当时的人们肯定想不通，尤其是我更想不通。但我要隔三岔五地迎接上级环保部门的检查，并进行汇报，迎来送往便成了我那个时期的主要工作。当时在环保上弄虚作假也成了各不达标企业最头痛的事。检查的人来了，不排放污水，等人走了再排放;后来是人来了不生产，人走了再干活。有时叫工人到村口放哨，见环保局的车来了就放消息树，把当年打日本鬼子的方法都用上了。
密云县志愿者联合会成立仪式
因为环保不达标被开罚款单也是常事，到后来，厂长们只得设立一间不在厂区内的办公室，在厂外办公，凡是上级查环境和要钱的，一律告知厂长不在。
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到了1995年，密云水库的库容量已达到了35亿立方米（实际库容为43.2亿立方米），北京城市用水量也在急剧增加，如果再不果断解决库区污染问题，将对北京饮用水质造成巨大威胁。在专家的呼吁下，北京市政府果断提出，将水库周边地区的1.7万人全部迁至顺义县和通县。这两个县是当时修建水库时受益最多的县。以前顺义西部很多土地都是种一葫芦打一瓢的土地，连兔子都不愿在地上排便。且地下一米便是大量姜石块，上边下雨渗不下去，地下有水返不上来，水库修成后在顺义地区修了8条灌溉水渠，使顺义粮食产量成为了京郊大粮仓，又叫中国的“小乌克兰。”
1997年，我随密云县8000移民队伍来到顺义县赵全营镇落户，我们的污染企业自搬出密云以后，那里的天更蓝了，水更绿了，草更青了。北京人能喝到干净的水了。对于环境的保护，我的意识也加强了。
搬到顺义县后，我们这些昔日的厂长、业务员们起初没有工作可干。在以前你是厂长、副厂长，是大队书记、村主任，搬迁以后就是草民一个。当地人对你再好，工作还是得自己去找，吃饭问题还得自己解决。真正用了那句话：老爷庙集合都是表兄弟。房子都是国家给盖的，你四间，他也四间，村里人有什么待遇你也有什么，一样不少，就看你自己今后的路怎么走了。那才是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了。
我在没搬迁时就有一辆北京牌121型箱式小貨车，来到顺义后既可拉货也可载客。安顿好家庭以后便到顺义西门外替一些货主送人接货，干这种工作思路也能放宽一些，眼界也能看得远一些。在送货过程中，听说有的移民学了两证开上了出租汽车，我也急忙卖掉汽车到密云托人学习了出租汽车驾驶执照。从此，便去北京城里开上了出租汽车，成了一名专职司机。
“不务正业”的出租车司机
对于北京我是不陌生的，当厂长时就每个星期要到和平里去送货和洽谈业务。
那个时候的北京环境可以说已经很差了，城市正在扩大与长高，满城都在搞建筑。马路每天开沟，全世界的各色人种都来北京淘金。小商小贩、站街的挺着大肚子和抱着孩子卖光碟的，充满着城市的各个角落，天空下走着急急为钱而发疯的人们。 当时的国家环保局，每天都挨那些环境“精英”们的咒骂。精英们大多都是从国外镀金回来的人，每每坐上我的出租车便肆无忌惮地辱骂中国的环境，讽刺中国的环境官员。因我和密云环保局的同志有过接触，凡客人说到环境问题我都要多听几句甚至多谈几句，从而慢慢知道了一些环境的知识和出现的问题。
在没有乘客乘车时，我也不禁在想，有客人说得那么严重吗？喜欢对什么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我，这时下决心要对中国和世界的环境作一下了解与研究。首先，我去了很多图书馆借阅一些关于环境方面的图书来读，最终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少雨和干旱是导致沙尘暴天气发生的原因，也是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我便从身边的事情做起，我回忆起，我们自从1996年从密云搬迁到顺义后的将近10年里很少下雨，有时回故乡祭祖发现，密云水库从1996年的35亿存量已经下降到了9亿立方米，其中有6亿立方米的死库容，也就是说每年北京人只能喝到3亿立方米的水库水，而北京城每年都需要有30亿立方米水的供应。
当我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就有了给市政府提出人民建言建议，保护环境刻不容缓的决心。有一次，在汽车收音机里传来时任北京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牛有成同志向记者们说：“近10年来北京及华北地区的年降水量只是正常年景的70%，北京的地下水急剧下降，北京的用水量己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我就想，那没降下的30%去哪里了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又开始了对北京周边郊区县河流山脉的实地考察工作。
那时候，在北京四站一场拉活时，有的司机不愿去远郊县（因为回来是空车，挣不到钱的），我就去。送客人到达后，我便沿途考察河流是怎样干涸的，山里为什么流不出水，访问当地老人得知，这些河流、水库几年前就没有水了。我到北京气象台和顺义气象站了解近30年来的本地降水量。去中国环境气象监测中心我找到德国老太太艾娃博士，了解气象和环境方面的知识，请教民间环保人士了解如何破解北京的环境问题。当时得到了活跃在中国NGO的知名环保人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记者汪永晨女士的支持。地球村负责人、也是中国北京奥运会的环保顾问廖晓义女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儿子、也是中国环保先驱人士梁从诫先生都给我提出过中肯的建议，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世界先进的环境保护知识。艾娃博士为我提供了很多资料，还找到了一张北京地区近50年来的每年降水曲线表，这张表对我研究北京地区的年降水周期规律起了很大作用。
经过我多方学习和努力，一份2.8万字的《解密华北地区干旱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于2005年秋放到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牛有成的办公桌上。牛有成副市长看了我的建言建议非常感慨，因为那时候的郊区出租车司机都是以汽车为家，为了挣钱，一天24小时都在车上，累了困了就把车停在树荫下休息，醒来开车就拉客，哪有一个出租车司机为了北京的环境问题，放弃拉客而去调研河流的水是怎样干涸的呢？
他看完以后马上将这份建言建议转交给时任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的焦志忠同志，焦局长看完后立即找水务局总工程师陈铁和办公室的同志，用电话联系我去位于军博后面的市水务局来座谈北京的环境保护问题。我们畅谈了一天的时间，并在很多地方都达成了共识。中午吃饭时正好和中国环境报的同志在一起，陈铁同志将我的故事向他们作了介绍，他们立刻和我敲定了采访时间。过了几天，中国环境报中心主任娄忆波和资深记者丁品同志在位于南三环的中国环境报社进行了半天的采访。几天后《中国环境报》以整版篇幅报道了题为《一个出租汽车司机与水的半世情缘》。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光明日报》资深记者冯永峰发表了对我的长篇报道，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资深主持人苏京平对我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和网络直播。
2006年，中国举办29届奥运会的日期已经临近倒计时，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的杜少中在中关村市环保局宣教中心召集北京市10个市民和各有关媒体召开了一个同迎绿色奥运、建言首都环保的座谈会。在会上，我们都中肯地提出了，怎样用实际行动参与北京市的环境保护工作，向2008年的奥运会献礼。
城市乐水行
第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北京环保水学院”
会后，在市环保局的帮助下，我和环保达人张峻峰、《光明日报》记者冯永峰加入了中国环保先行人物汪永晨组织的“绿家园志愿者”。我们在各种组织会议上宣传北京的环境保护工作，向外国媒体介绍北京政府正大力加强整治环境的工作，每个星期五下午我将出租汽车停在海运仓《中国青年报》大楼下面去听各路记者召开的“记者沙龙”。他们请廖晓义、吕植、梁从诫这样的环保达人为我们讲课，还请到当时的环保官员向我们介绍时下环境保护和政府的措施，我也向他们提出河道不要截弯取直，要让河湾里流动中的生物多样性保留下来。他们都一一记录下来向政府汇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看到了河道中宜弯则弯的例子。
2007年我和张峻峰、冯永峰组织了中国第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北京环保水学院”，广纳学校内外的环保爱好者参加。除不定期的环保宣传会议以外，还在每周六的早晨召集社会上的环境保护人士去走一條北京的河流。这项活动我一直坚持了多年，在活动中，我们接待了很多中外的专家和各大媒体，他们还把我们的环保活动发到海外去播放，从而增加了外国人对中国环保事业的了解。后来我们管这种活动叫作“城市乐水行”。同时，我们还带动了天津乐水行、福州乐水行和甘肃绿驼铃乐水行活动。这一活动对一个地区的水质污染防治程度起到了宣传与监督作用。
2007年，距离奥运会的日子更近了，而我们的环境保护力度更加强了。就在这一年，我们城市乐水行团队接待了香港凤凰电视台和美国的环保电视台以及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跟踪采访，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整治环境污染的决心和民间环保人士的热心，从一个侧面为推动北京奥运会的召开贡献了我们微薄的力量。 这年夏天，就在奥运会紧锣密鼓的准备之时，国家奥组委向全世界发出选拔火炬手的通知，要求所有火炬手候选人要在某一个领域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即可自已报名，也可单位推荐，我有幸被某报刊推荐为火炬手的候选人。而我们这些被选中的人都要到大兴影视城去参加10天的培训。和我住同一宿舍的是原北京文联党组书记朱明德同志。当他了解我是一名出租汽车司机，又是农民身份，每天不是为钱而奔忙，而把心思用在了北京的环境保护上，他也深为感动，当即为我画了两张肖像，又送我一本他出版的《鱼趣图》图书。他又打电话联系北京纪事杂志社李小灵、任娟两位编辑，到驻地采访我们这些对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经过10天培训后，我俩都被选拔为奥运火炬手。我们的结识与相交是一个农民与一个领导干部的一段情缘。
恢复乡村旧有池塘
是解决当今环境破坏的根本
在这一年里，我们城市乐水行团队不但组织环保爱好者走水、親水、乐水，还到机关单位、校园去宣讲保护水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还和市水务局团委连战国书记共同发起保卫北京永定河活动;在官厅水库实地考察水资源情况;去卢沟桥水务处参观清理非法采沙工作的进展工作;请水务局副局长钱小钢讲述北京的水危机和政府采取的措施，等等。
2008年我结束了开出租汽车的生涯，把火炬传递活动当作了我在环保事业的加油站。除继续坚持我们每周六的城市乐水行以外，我在村里建了一个有200头猪的养殖场。场里的工作大部分由我妻子分担，我便和顺义区水务局联合调研农村旧有池塘的恢复与保护工作，水务局李守义局长也给了我有力的支持。
我在2005年给牛有成副市长的建言中有一些建议，是保护好农村中旧有的池塘对生物多样性的恢复，以及地下水的回补与天空水蒸气的蒸发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几年来，各地水务局也做着这方面的工作，但成效不大。有我们乐水行团队的加入，对推动这一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果您有幸到郊区去游玩，便可看到农村中有很多经水务局设计投资恢复好的旧有池塘，周围筑有围栏，四周石头堆砌，芦苇蒲草摇曳在清清的池水中，水中蛙儿跳、鱼儿游，蜻蜓在荷尖上飞舞。好一派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景观，又在我们眼前呈现。
这一年来，我也收获了很多的荣誉，先后被顺义区赵全营镇党委授予“奥运安全保障工作突出贡献”，被北京市水务局团委授予“十大节水护水志愿者”光荣称号，被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授予“首都奉献奥运好市民”荣誉称号。
真正幸福的人民
2009年和2010年，我和环保局的同志们接触越来越多了，知道了什么叫作细小颗粒物、什么叫纳米颗粒物。最细小的尘埃可以不通过口腔鼻腔进入人的身体，而是通过人的毛孔进入人的肌体，从而损害人的健康。因为我开了20多年的汽车，又开了10多年的出租汽车，深知汽车严重拥堵给开车人、行人和交警造成的危害。我们一些环保志愿者调查北京城二、三、四、五环路的拥堵原因，一起讨论解决办法，并写出一份长篇调查报告《破解城市交通拥堵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交给有关部门。
2010年我由于呼吁保护水资源的工作做得比较突出，又被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评为“2010年度中国水公益优秀人物”。
近年来，为了保护北京的地下水资源和空气净化工作，北京市对养殖业实行了禁养和限养政策。我为了响应政府号召，首先带领一些养殖专业户退出了养殖行业，为北京的地下水不再遭到二次污染而牺牲了丰厚的经济收入。也为了北京的节约用水，我现正供职在顺义区一家节约用水的实体公司做销售工作，我的多半生可以自豪地说，很多时间都贡献给了北京的节水和环保事业。
如今看到蓝蓝的青天，绿绿的草地，清清的河水，回想起我逝去的青春，将近六十花甲之年的我颇为感慨：中国的环境保护从无到有，从污染到治理，每一步都渗透着政府的决心和百姓的关心、志愿者的热心，只有生活在碧水蓝天下的人民才是真正幸福的人民。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回到村里担任汽车分电器厂厂长，从此和环保部门的同志开始接触。那时期中国的环境急剧恶化。光我们村就有三家企业向密云水库排放污水，最大户就是拥有200人的补花刺绣厂，我们厂排在第二名。补花厂每天排放肥皂水在几十吨以上，我们厂生产的汽车配件经热处理煮黑后也向水库每天排放十几吨的污水。国家为了保住密云水库这片净水（因为北京人每喝三杯水就有一杯来自密云水库），要求密云水库首先退出旅游景区行列。然后就是清理我们这些水库周边地区的污染企业——采矿的、炼铁的、补花刺绣的和我们这些生产汽车配件的。
那时候我们村建一个厂子是非常不容易的，修建密云水库使密云县损失了24万亩上好的耕地（全县才有26万亩），而损失最严重的是我们村。我们村是明朝建立的通向东北和内蒙古草原交通要道的重镇——石匣镇。它是北京地区三大古镇之一。在明朝出了古北口就是满族人的草原部落，离北京城也就100多公里。为了修建密云水库拆掉了有800多年历史的石匣城。把我们生活在城镇里的两万多人分散到全国各地，现在走到全国哪里都可能看到北京密云石匣镇的后人。
我们只有一小部分人聚迁到原城镇北边一公里的小山坡上，定居在眼前一片白茫茫的大水、背后不长粮食的群山上。2000多人的大村每年都等国家救济，吃返销粮食。1980年，北京市委紧急招集北京市各大企业对密云县对口支援建立工厂，使移民村的百姓能有饭吃、有钱花。当时所有企业都愿意去密云县城附近的村子支农，唯独没有人愿意来水库上游的村庄建立工厂。因为上游比下游离京城要多走100多里的路程，且是山路，冬季下雪必然封路，所生产的产品不能运到北京总厂，会给总厂装配整机造成损失。后来一些大点的支农单位都搬到了密云县城附近去了。就在这艰难时刻，北京汽车分电器厂党总书记兼厂长潘世宏毅然主动提出支援我们村，在我们村建立北京汽车分电器分厂。村支部听了非常兴奋，马上着手选厂址引人才盖厂房，北京总厂也派来了技术人员加强指导。
从密云移民到顺义
我当时正在高岭镇汽车千斤顶厂任技术员，大队干部便将我招回，负责厂里的技术和质检工作。
当我负责全盘工作时，厂子已经扩大到60多人了，生产和利润都已达到了上级要求的水平，工人的工资也得到了提高。等到工人每月有几百元的收入，再也不向县里市里提各种要求时，厂子却迎来了环境保护不达标这样的问题。
面对环境污染问题，当时的人们肯定想不通，尤其是我更想不通。但我要隔三岔五地迎接上级环保部门的检查，并进行汇报，迎来送往便成了我那个时期的主要工作。当时在环保上弄虚作假也成了各不达标企业最头痛的事。检查的人来了，不排放污水，等人走了再排放;后来是人来了不生产，人走了再干活。有时叫工人到村口放哨，见环保局的车来了就放消息树，把当年打日本鬼子的方法都用上了。
因为环保不达标被开罚款单也是常事，到后来，厂长们只得设立一间不在厂区内的办公室，在厂外办公，凡是上级查环境和要钱的，一律告知厂长不在。
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到了1995年，密云水库的库容量已达到了35亿立方米（实际库容为43.2亿立方米），北京城市用水量也在急剧增加，如果再不果断解决库区污染问题，将对北京饮用水质造成巨大威胁。在专家的呼吁下，北京市政府果断提出，将水库周边地区的1.7万人全部迁至顺义县和通县。这两个县是当时修建水库时受益最多的县。以前顺义西部很多土地都是种一葫芦打一瓢的土地，连兔子都不愿在地上排便。且地下一米便是大量姜石块，上边下雨渗不下去，地下有水返不上来，水库修成后在顺义地区修了8条灌溉水渠，使顺义粮食产量成为了京郊大粮仓，又叫中国的“小乌克兰。”
1997年，我随密云县8000移民队伍来到顺义县赵全营镇落户，我们的污染企业自搬出密云以后，那里的天更蓝了，水更绿了，草更青了。北京人能喝到干净的水了。对于环境的保护，我的意识也加强了。
搬到顺义县后，我们这些昔日的厂长、业务员们起初没有工作可干。在以前你是厂长、副厂长，是大队书记、村主任，搬迁以后就是草民一个。当地人对你再好，工作还是得自己去找，吃饭问题还得自己解决。真正用了那句话：老爷庙集合都是表兄弟。房子都是国家给盖的，你四间，他也四间，村里人有什么待遇你也有什么，一样不少，就看你自己今后的路怎么走了。那才是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了。
我在没搬迁时就有一辆北京牌121型箱式小貨车，来到顺义后既可拉货也可载客。安顿好家庭以后便到顺义西门外替一些货主送人接货，干这种工作思路也能放宽一些，眼界也能看得远一些。在送货过程中，听说有的移民学了两证开上了出租汽车，我也急忙卖掉汽车到密云托人学习了出租汽车驾驶执照。从此，便去北京城里开上了出租汽车，成了一名专职司机。
“不务正业”的出租车司机
对于北京我是不陌生的，当厂长时就每个星期要到和平里去送货和洽谈业务。
那个时候的北京环境可以说已经很差了，城市正在扩大与长高，满城都在搞建筑。马路每天开沟，全世界的各色人种都来北京淘金。小商小贩、站街的挺着大肚子和抱着孩子卖光碟的，充满着城市的各个角落，天空下走着急急为钱而发疯的人们。 当时的国家环保局，每天都挨那些环境“精英”们的咒骂。精英们大多都是从国外镀金回来的人，每每坐上我的出租车便肆无忌惮地辱骂中国的环境，讽刺中国的环境官员。因我和密云环保局的同志有过接触，凡客人说到环境问题我都要多听几句甚至多谈几句，从而慢慢知道了一些环境的知识和出现的问题。
在没有乘客乘车时，我也不禁在想，有客人说得那么严重吗？喜欢对什么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我，这时下决心要对中国和世界的环境作一下了解与研究。首先，我去了很多图书馆借阅一些关于环境方面的图书来读，最终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少雨和干旱是导致沙尘暴天气发生的原因，也是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我便从身边的事情做起，我回忆起，我们自从1996年从密云搬迁到顺义后的将近10年里很少下雨，有时回故乡祭祖发现，密云水库从1996年的35亿存量已经下降到了9亿立方米，其中有6亿立方米的死库容，也就是说每年北京人只能喝到3亿立方米的水库水，而北京城每年都需要有30亿立方米水的供应。
当我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就有了给市政府提出人民建言建议，保护环境刻不容缓的决心。有一次，在汽车收音机里传来时任北京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牛有成同志向记者们说：“近10年来北京及华北地区的年降水量只是正常年景的70%，北京的地下水急剧下降，北京的用水量己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我就想，那没降下的30%去哪里了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又开始了对北京周边郊区县河流山脉的实地考察工作。
那时候，在北京四站一场拉活时，有的司机不愿去远郊县（因为回来是空车，挣不到钱的），我就去。送客人到达后，我便沿途考察河流是怎样干涸的，山里为什么流不出水，访问当地老人得知，这些河流、水库几年前就没有水了。我到北京气象台和顺义气象站了解近30年来的本地降水量。去中国环境气象监测中心我找到德国老太太艾娃博士，了解气象和环境方面的知识，请教民间环保人士了解如何破解北京的环境问题。当时得到了活跃在中国NGO的知名环保人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记者汪永晨女士的支持。地球村负责人、也是中国北京奥运会的环保顾问廖晓义女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儿子、也是中国环保先驱人士梁从诫先生都给我提出过中肯的建议，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世界先进的环境保护知识。艾娃博士为我提供了很多资料，还找到了一张北京地区近50年来的每年降水曲线表，这张表对我研究北京地区的年降水周期规律起了很大作用。
经过我多方学习和努力，一份2.8万字的《解密华北地区干旱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于2005年秋放到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牛有成的办公桌上。牛有成副市长看了我的建言建议非常感慨，因为那时候的郊区出租车司机都是以汽车为家，为了挣钱，一天24小时都在车上，累了困了就把车停在树荫下休息，醒来开车就拉客，哪有一个出租车司机为了北京的环境问题，放弃拉客而去调研河流的水是怎样干涸的呢？
他看完以后马上将这份建言建议转交给时任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的焦志忠同志，焦局长看完后立即找水务局总工程师陈铁和办公室的同志，用电话联系我去位于军博后面的市水务局来座谈北京的环境保护问题。我们畅谈了一天的时间，并在很多地方都达成了共识。中午吃饭时正好和中国环境报的同志在一起，陈铁同志将我的故事向他们作了介绍，他们立刻和我敲定了采访时间。过了几天，中国环境报中心主任娄忆波和资深记者丁品同志在位于南三环的中国环境报社进行了半天的采访。几天后《中国环境报》以整版篇幅报道了题为《一个出租汽车司机与水的半世情缘》。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光明日报》资深记者冯永峰发表了对我的长篇报道，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资深主持人苏京平对我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和网络直播。
2006年，中国举办29届奥运会的日期已经临近倒计时，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的杜少中在中关村市环保局宣教中心召集北京市10个市民和各有关媒体召开了一个同迎绿色奥运、建言首都环保的座谈会。在会上，我们都中肯地提出了，怎样用实际行动参与北京市的环境保护工作，向2008年的奥运会献礼。
第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北京环保水学院”
会后，在市环保局的帮助下，我和环保达人张峻峰、《光明日报》记者冯永峰加入了中国环保先行人物汪永晨组织的“绿家园志愿者”。我们在各种组织会议上宣传北京的环境保护工作，向外国媒体介绍北京政府正大力加强整治环境的工作，每个星期五下午我将出租汽车停在海运仓《中国青年报》大楼下面去听各路记者召开的“记者沙龙”。他们请廖晓义、吕植、梁从诫这样的环保达人为我们讲课，还请到当时的环保官员向我们介绍时下环境保护和政府的措施，我也向他们提出河道不要截弯取直，要让河湾里流动中的生物多样性保留下来。他们都一一记录下来向政府汇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看到了河道中宜弯则弯的例子。
2007年我和张峻峰、冯永峰组织了中国第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北京环保水学院”，广纳学校内外的环保爱好者参加。除不定期的环保宣传会议以外，还在每周六的早晨召集社会上的环境保护人士去走一條北京的河流。这项活动我一直坚持了多年，在活动中，我们接待了很多中外的专家和各大媒体，他们还把我们的环保活动发到海外去播放，从而增加了外国人对中国环保事业的了解。后来我们管这种活动叫作“城市乐水行”。同时，我们还带动了天津乐水行、福州乐水行和甘肃绿驼铃乐水行活动。这一活动对一个地区的水质污染防治程度起到了宣传与监督作用。
2007年，距离奥运会的日子更近了，而我们的环境保护力度更加强了。就在这一年，我们城市乐水行团队接待了香港凤凰电视台和美国的环保电视台以及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跟踪采访，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整治环境污染的决心和民间环保人士的热心，从一个侧面为推动北京奥运会的召开贡献了我们微薄的力量。 这年夏天，就在奥运会紧锣密鼓的准备之时，国家奥组委向全世界发出选拔火炬手的通知，要求所有火炬手候选人要在某一个领域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即可自已报名，也可单位推荐，我有幸被某报刊推荐为火炬手的候选人。而我们这些被选中的人都要到大兴影视城去参加10天的培训。和我住同一宿舍的是原北京文联党组书记朱明德同志。当他了解我是一名出租汽车司机，又是农民身份，每天不是为钱而奔忙，而把心思用在了北京的环境保护上，他也深为感动，当即为我画了两张肖像，又送我一本他出版的《鱼趣图》图书。他又打电话联系北京纪事杂志社李小灵、任娟两位编辑，到驻地采访我们这些对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经过10天培训后，我俩都被选拔为奥运火炬手。我们的结识与相交是一个农民与一个领导干部的一段情缘。
恢复乡村旧有池塘
是解决当今环境破坏的根本
在这一年里，我们城市乐水行团队不但组织环保爱好者走水、親水、乐水，还到机关单位、校园去宣讲保护水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还和市水务局团委连战国书记共同发起保卫北京永定河活动;在官厅水库实地考察水资源情况;去卢沟桥水务处参观清理非法采沙工作的进展工作;请水务局副局长钱小钢讲述北京的水危机和政府采取的措施，等等。
2008年我结束了开出租汽车的生涯，把火炬传递活动当作了我在环保事业的加油站。除继续坚持我们每周六的城市乐水行以外，我在村里建了一个有200头猪的养殖场。场里的工作大部分由我妻子分担，我便和顺义区水务局联合调研农村旧有池塘的恢复与保护工作，水务局李守义局长也给了我有力的支持。
我在2005年给牛有成副市长的建言中有一些建议，是保护好农村中旧有的池塘对生物多样性的恢复，以及地下水的回补与天空水蒸气的蒸发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几年来，各地水务局也做着这方面的工作，但成效不大。有我们乐水行团队的加入，对推动这一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果您有幸到郊区去游玩，便可看到农村中有很多经水务局设计投资恢复好的旧有池塘，周围筑有围栏，四周石头堆砌，芦苇蒲草摇曳在清清的池水中，水中蛙儿跳、鱼儿游，蜻蜓在荷尖上飞舞。好一派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景观，又在我们眼前呈现。
这一年来，我也收获了很多的荣誉，先后被顺义区赵全营镇党委授予“奥运安全保障工作突出贡献”，被北京市水务局团委授予“十大节水护水志愿者”光荣称号，被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授予“首都奉献奥运好市民”荣誉称号。
真正幸福的人民
2009年和2010年，我和环保局的同志们接触越来越多了，知道了什么叫作细小颗粒物、什么叫纳米颗粒物。最细小的尘埃可以不通过口腔鼻腔进入人的身体，而是通过人的毛孔进入人的肌体，从而损害人的健康。因为我开了20多年的汽车，又开了10多年的出租汽车，深知汽车严重拥堵给开车人、行人和交警造成的危害。我们一些环保志愿者调查北京城二、三、四、五环路的拥堵原因，一起讨论解决办法，并写出一份长篇调查报告《破解城市交通拥堵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交给有关部门。
2010年我由于呼吁保护水资源的工作做得比较突出，又被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评为“2010年度中国水公益优秀人物”。
近年来，为了保护北京的地下水资源和空气净化工作，北京市对养殖业实行了禁养和限养政策。我为了响应政府号召，首先带领一些养殖专业户退出了养殖行业，为北京的地下水不再遭到二次污染而牺牲了丰厚的经济收入。也为了北京的节约用水，我现正供职在顺义区一家节约用水的实体公司做销售工作，我的多半生可以自豪地说，很多时间都贡献给了北京的节水和环保事业。
如今看到蓝蓝的青天，绿绿的草地，清清的河水，回想起我逝去的青春，将近六十花甲之年的我颇为感慨：中国的环境保护从无到有，从污染到治理，每一步都渗透着政府的决心和百姓的关心、志愿者的热心，只有生活在碧水蓝天下的人民才是真正幸福的人民。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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