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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景观设计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瓶颈期，纵观当前的建筑和雕塑景观设计，虽然特立独行、别有创意的不少，但是却难以得到国人的认可，网上更是诟病不绝。人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样的景观设计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本文通过对多方面的考证，把中国传统风水理论引入现代景观规划中加以分析对比，力求找到二者的联系点，为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行性的论证。
关键词：景观规划；建筑；风水
中图分类号：J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05-36-3
一、风水学在景观设计中的历史考证
在历史上，风水既是有关东方人居住环境的审美艺术，也是中国哲学思想体系和传统民俗文化在建筑及景观规划上的具体展现。在西方建筑文化传人中国以前，几千年的城镇、村落、庭院、房屋几乎都是按着某一套风水理论体系来发展的。风水理论体现出中华民族敬天法祖的建筑景观文化，“风”是流动着的空气，“水”即是大地的血脉，万物生长的依靠，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就有生产和繁衍。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风水的研究始于叶兹（Yates，1868），至今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清朝时期的西方殖民者把中国风水视作建筑工程中最大的障碍，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和建筑师都认为风水是一种巫术（Black art）或行骗（De Groot）活动，根据记载，为了保卫诸如铁路隧道、公路桥梁等工程的顺利进行，西方殖民者不得不动用军队阻止风水捍卫者的对抗活动。从20世纪开始，西方学者对于风水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英国科学技术史论专家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充分肯定了风水对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在论及“中国建筑的精神”时，李约瑟激动地谈到：“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当然不在话下，城乡中无论集中的或散布在田园里的舍宅，都经常显现出一种对‘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李约瑟，Science andCivihzationinChina，VolIV：3）。”李约瑟认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是直观感性和实用理性的，在谈及建筑空间问题的时候从来都是与人的因素和时间因素结合考虑的。这种思维特点的整体性和思维方法的直观性，为大量明显属于巫术的迷信禁忌提供了容身之地，故此李约瑟又把风水称之为准科学（Quasi—Science）fquasi汉译为准、拟、好像、意为类似）。准科学的概念中既包含了科学的实质，又掺杂了伪科学的成分，这样，既指出了风水中迷信成分的存在，又划出了二者的界限。由此分析出，中国人在长期的劳作与生活经验积累中，对生存环境的优劣产生了较为合理的感知，这种感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了中国风水学的基本理论。
从李约瑟的观点来看，那些模糊的猜测成分，比如天、地、人的感应，就目前的科学水平也难以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但无可否认这种联系的客观存在性。中国风水学中很多所谓“迷信”的内容大都来源于巫术活动的积淀，“巫术及蒙昧存在的必然性是科学发展的相对性，”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若夫司基（Malinowski，1884—1942）曾经精辟地指出：“无论有多少科学与知识能够帮助人们满足他的需要，它们总是有限度的……人与事中有一片广大的领域，是非科学的用武之地。它不能消除疾病与腐朽，不能抵抗死亡，不能有效地增加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更不能确立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这个领域永久是在科学之外，它是属于宗教的范围”（马林若夫司基《文化论》，1944）。马林若夫司基在“文化设备”功能性阐述中也提到巫术的目的是为了动摇现有的自然及社会秩序，它也是人与自然及命运抗争的一种措施。由此可以分析出中国人长期以来在各种建筑及景观设计中加入风水理论，实际上是增强抵抗灾难的信心，借此获得一种有益的生理功效来战胜恐惧，类似于“心理暗示”的精神治疗效果。
20世纪有着“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之称的米歇尔·福柯（Michell Foucauh，1926—1984）在他的《知识考古学》中提到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比，中国风水理论在世界上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与尊重，这位专门与现代文明抬杠的“楚狂”将其原因归结于中国风水理论并没有像其他技术一样与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相兼容。美国建筑师Bnette认为，中国发展为一个农业大国所积累的传统农耕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风水的影响，Lai认为通过对中国景观风水模型的深入研究及风水与地理环境科学的密切联系，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中国建筑考古学中很多悬而未决的难题。Rosspach、Lip等把中国风水看作是一种特别的“宇宙生态学”（Astro-ecology），认为中国风水是从多角度考察人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建筑学，后者认为把风水作为联系中国古建筑文明与现代城市设计的枢纽，有着逻辑与非逻辑的成分。另外一些设计师，如Skinner、Feutchtwang等都不约而同地认为风水在处理某些实际问题上比数据分析更具有优势。
无可否认，西方学者对中国风水态度的巨大转变与对全球环境与生态危机的关注是并行发展的。从60年代在全球掀起的生物计划（IBP）到70年代人与生物共同发展计划（MAB），再到80年代的地球圈生物计划（IGBP），同时以生态系统概念（Ecosystem）到整体人类生态系统概念（Total HumanEcosystem）的提出（Naveh and Licberman，1984；Naveh，1991），都表明了现代景观设计师在设计人与自然交流的环境场所时应用的方法越来越贴近中国的风水理论，即中国人对自然环境的设计方式——在不破坏自然的条件下最大程度的顺应自然。1969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麦克哈格（I.L.McHarg）教授正式提出了“尊重自然设计思想”（Design with Nature），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一理念至今仍被视做建筑及景观设计的最高标准，由此不难分析出结合风水理论的景观建筑设计在其深层次的文化特性上更具有自然性。 二、风水在景观设计中的理论考证
如果要从理论上论证风水学对景观设计的帮助，首先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中西方建筑文化思想体系的认知差异。西方文明是以比较、抽象、归纳、演绎等思维方式以及观察、取样、分析等科学实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核心是拆整为零，善于微观分析的定量研究。东方文明则有一套心物感应、象、数、理、气等思维模式，它的核心是从整体的有机观念出发，善于宏观分析。197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比利时著名的科学家普里戈金（I·Prigogine）曾经谈到：西方人习惯于从个体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先从一颗螺丝钉人手再来研究整台机器的运转效率……而目前的难题是如何从宏观的角度来概括世界的发展规律。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似乎有着独特的思考方式，他们喜欢从整体性与自发性人手，重点研究怎样维持物质的平衡与协调……。《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Alvin Toffier）在其《科学与变化》一文中也不止一次地谈到：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是拆整为零，而东方文明的最高发展技巧则是从万物的有机性和内在联系来画“一个圆”……。在西方，人与自然的交互感应是抽象的；在东方，人与环境间形成了一种具体的默契，彼此互为基础。西方人与自然抗争，从古希腊时代就开始强调人定胜天，把人神共处之，而东方人则尽量去融入自然，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期，开拓进取，富于冒险精神的西方人取得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又一个惊人的奇迹，而古老的中国还在沉睡。但是二战的爆发，纳粹对犹太人蛮横的血腥屠肆，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恶行，人类又仿佛回到了原始和奴隶时期。沉睡了千年的东方巨龙猛然觉醒，用它深重的头颅敲醒迷茫的大地，在中西两种思想体系的彼此消长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体系再次活跃在世界的舞台上。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体系一脉相承的中国人居环境理论即风水理论对建筑景观设计的指导也表现出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色，融汇有风水理论的中国传统景观设计展现出其温柔诗性、和谐浪漫的一面，即把环境看做活体，把万物视为有灵，在设计时不会把人与自然作为对立面割裂开来研究，而是从依付自然人手，应运而生、随势而长、变化无穷，正所谓“道法自然”也。
另一方面，风水学对于中国景观美学的发展乃至于中国艺术审美观的形成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根据考证，风水术制定了特殊的绘图法，被一致公认为是中国山水画的先声。在画史上，南朝的王微在《叙画》中最先提出了山水画的“移情”价值，指出了由地理图转化而来的山水画与地理图的差异。他说：“夫言绘画者，竞求容势而已。且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案城域、辨方洲、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容灵而变，动者心也。”从王微的话中可以了解到在古人把景观地理图与山水画等同，山水画正是由风水地理图的绘制演变而来。
到了北宋年间，郭熙写了一本名叫《林泉高致》的著作，在今天被我国视为现知最早的，知识系统最完备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山水画论。在郭熙的书中有很多语句都是直接援引风水术语来审辨山势，阐明烟云、疏影、小桥、庭院等之间的远近大小深浅关系。古人讲究相画，郭熙深信“画亦有相法”，他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这样写到：画亦有相法。李成子孙昌盛，其（画）山脚地面皆浑厚阔大，上秀而下丰……，可见在古人眼中青绿山水画的构图也带有很多风水布局的成分。
古代营造技师在绘制风水地图的过程中磨练了他们的审美能力与绘画技巧，渐渐地一部分营造师转化成为专攻山水画的画匠，于是中国风水理论的发展与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交相辉映，臻于完善。不论是远古先民基于万物有灵观念形成的山岳崇拜，还是后世哲人基于现实理性形成的审美关照，都被汲收在青山绿水的风水地图绘制中，再从中国画理论中提取出这些审美意想，置人景观设计中。在中国的景观设计中常见的风水符号有宝塔、牌坊、楼阁等，这些符号作为造园艺术的一份子常被作为标志物、视觉焦点、构图中心等来丰富景观层次。同时由风水布局发展而来的“过白”“近景”“框景”“夹景”等营造手法为完善中国人心中的理想景观模式注入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约翰·O·西蒙兹在他的《景观设计学——场地规划与设计手册》一书中这样说到“我们可以说，景观设计师的终生目标和工作就是帮助人类，使人、建筑物、社区、城市以及他们的生活同生活的地球和谐共处。”在全书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和谐”这个词语，作为现代景观设计的奠基人之一，西蒙兹也深受到了传统中国文化“法天象地”、“天人合一”理论的感召。庄子在《知北游》中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仪，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认为物质世界的美，根本不需要人去刻意雕凿，去“言”“议”“说”，万物成形之时就是美。百花齐放、彩蝶纷飞无疑是美的，但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花朵及彩蝶的形成有严格的造型规律：其图案线条的对称非常和谐，色彩浓淡的过渡非常柔和。它们在几何学上的精准度更是令数学家惊叹不已，再如冰雪的结晶、彩虹的曲率、树叶的叶脉、蜂巢的六边形结构以至人的四肢，都具有精确的几何造型规律，这一切都不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出来，而是自然界鬼斧神工的造化。西蒙兹说：“自然法则指导和奠定所有合理的规则思想。”同时，他还引用辛·范·德·赖恩（sim Van der Rvn）和斯图尔特·考恩（stuartCowan）的话说：“生态设计仅是有效地适应自然过程并与之统一。”美国著名的生态设计学家麦克哈格（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中也强调了景观规划应遵从自然界固有的价值，他强烈主张应该把人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认为在建筑中只考虑人太过狭窄，正确的模式应该是：人+自然+对自然的观念。以上种种不难看出中国风水理论中提倡向自然学习，对自然尊重的态度已成为现代景观设计学的核心价值观。
三、风水在景观设计中的现实考量
人类对于环境的规划与设计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的时期，农业时代强调唯美论；工业时代强调机械美学；而以后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信息社会则强调的是和谐与可持续性。经过几百乃至几千年来的逐步发展，当前景观设计学似乎进入了一个狭窄的瓶颈，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对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疯狂的破坏和开掘，最终也给自己带来了莫大的灾难。20世纪50年代，二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所谓的“3P危机”（“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后，开始反思这种盲目扩大人的力量的价值体系。随之而来的是整个西方文化思想所经历的深刻变革，它的代价是只有当人类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已经受到了环境的威胁时，才开始检讨过往。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到“环境工程”“生态工程”等，学术思潮开始从个体逐步转向对整体的研究，重视人与自然的有机关系，与建筑紧密联系的景观规划也同样处在这种转变期。
现代景观设计在中国的发展是从1840年前后西方的建筑学、规划学传人以后开始的，从西学东渐再到东西合壁，从“文化革命”到“改革开放”，从“全盘西化”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头脑风暴。在西方人的眼中，修建上百米高耸入云的大厦那是雕虫小技，而在中国眼中却甚为新奇，于是乎一幢幢摩天大楼、奢侈建筑开始不断地映入国人的眼帘，无论是决策者还是设计者，好像都完全忽视了建筑与周围的景观乃至于城市的统一设计，而是把三者完全割裂开来。几千年来，在中国不同的历史古都和文化名城都有着自己的人文特色和地理环境，但是现在，千篇一律的设计正在逐步磨灭这些城市印象，一样的建筑风格，一样的景观雕塑，一样的护栏，一样的台阶，一样的喷水池……好似统一订购，分散安装。以北京为例，改革开放30年以来几乎对旧城进行了推翻式的重建，这种重建是以牺牲城市风貌特点为代价的，怎样使古城现代化的同时又不破坏其景观风水格局，这是当今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一个重点课题。
中国正在经历一条迅速的工业化道路，处于这个时期的景观设计显现出对抗工业化的趋势，但同时又是浮躁而缺乏深思熟虑的。由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大量的煤矿在深山里刻下伤痕，一座座水电站把大河大江踏在自己的胯下，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高耸的烟囱和采油井架造就了在中国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存在的景观元素。在诱人的经济利益面前，让一部份人先富裕起来的口号掩盖了环境是属于全国人民和子孙后代的事实，在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XXX地区的生态环境又开始恶化”，“XXX地区沙化继续扩大”等字样，代价换来反思，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当今中国景观设计的主题。民族的当然是世界的，但是世界的不等于是民族的，相同的理论放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效果，即使是在同一社会环境的不同时期也千差万别，这个时候忍不住要问：在当代中国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样景观设计？它应该被纳入一种什么样的体系里？
研究风水理论，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对当下的景观设计有所帮助，到底有没有帮助？答案是肯定的，存在必有其理由，曾在我国建筑和环境领域有着数千年深刻影响的风水，不应该再遭到一味的排斥，不应该在毫无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就武断地视之为迷信或伪科学，应当正视其存在的原因和价值，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批判研究，去伪存真，大胆探索，填补长期以来由于思想禁锢而造成的学术空白。
关键词：景观规划；建筑；风水
中图分类号：J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05-36-3
一、风水学在景观设计中的历史考证
在历史上，风水既是有关东方人居住环境的审美艺术，也是中国哲学思想体系和传统民俗文化在建筑及景观规划上的具体展现。在西方建筑文化传人中国以前，几千年的城镇、村落、庭院、房屋几乎都是按着某一套风水理论体系来发展的。风水理论体现出中华民族敬天法祖的建筑景观文化，“风”是流动着的空气，“水”即是大地的血脉，万物生长的依靠，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就有生产和繁衍。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风水的研究始于叶兹（Yates，1868），至今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清朝时期的西方殖民者把中国风水视作建筑工程中最大的障碍，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和建筑师都认为风水是一种巫术（Black art）或行骗（De Groot）活动，根据记载，为了保卫诸如铁路隧道、公路桥梁等工程的顺利进行，西方殖民者不得不动用军队阻止风水捍卫者的对抗活动。从20世纪开始，西方学者对于风水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英国科学技术史论专家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充分肯定了风水对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在论及“中国建筑的精神”时，李约瑟激动地谈到：“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当然不在话下，城乡中无论集中的或散布在田园里的舍宅，都经常显现出一种对‘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李约瑟，Science andCivihzationinChina，VolIV：3）。”李约瑟认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是直观感性和实用理性的，在谈及建筑空间问题的时候从来都是与人的因素和时间因素结合考虑的。这种思维特点的整体性和思维方法的直观性，为大量明显属于巫术的迷信禁忌提供了容身之地，故此李约瑟又把风水称之为准科学（Quasi—Science）fquasi汉译为准、拟、好像、意为类似）。准科学的概念中既包含了科学的实质，又掺杂了伪科学的成分，这样，既指出了风水中迷信成分的存在，又划出了二者的界限。由此分析出，中国人在长期的劳作与生活经验积累中，对生存环境的优劣产生了较为合理的感知，这种感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了中国风水学的基本理论。
从李约瑟的观点来看，那些模糊的猜测成分，比如天、地、人的感应，就目前的科学水平也难以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但无可否认这种联系的客观存在性。中国风水学中很多所谓“迷信”的内容大都来源于巫术活动的积淀，“巫术及蒙昧存在的必然性是科学发展的相对性，”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若夫司基（Malinowski，1884—1942）曾经精辟地指出：“无论有多少科学与知识能够帮助人们满足他的需要，它们总是有限度的……人与事中有一片广大的领域，是非科学的用武之地。它不能消除疾病与腐朽，不能抵抗死亡，不能有效地增加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更不能确立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这个领域永久是在科学之外，它是属于宗教的范围”（马林若夫司基《文化论》，1944）。马林若夫司基在“文化设备”功能性阐述中也提到巫术的目的是为了动摇现有的自然及社会秩序，它也是人与自然及命运抗争的一种措施。由此可以分析出中国人长期以来在各种建筑及景观设计中加入风水理论，实际上是增强抵抗灾难的信心，借此获得一种有益的生理功效来战胜恐惧，类似于“心理暗示”的精神治疗效果。
20世纪有着“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之称的米歇尔·福柯（Michell Foucauh，1926—1984）在他的《知识考古学》中提到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比，中国风水理论在世界上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与尊重，这位专门与现代文明抬杠的“楚狂”将其原因归结于中国风水理论并没有像其他技术一样与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相兼容。美国建筑师Bnette认为，中国发展为一个农业大国所积累的传统农耕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风水的影响，Lai认为通过对中国景观风水模型的深入研究及风水与地理环境科学的密切联系，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中国建筑考古学中很多悬而未决的难题。Rosspach、Lip等把中国风水看作是一种特别的“宇宙生态学”（Astro-ecology），认为中国风水是从多角度考察人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建筑学，后者认为把风水作为联系中国古建筑文明与现代城市设计的枢纽，有着逻辑与非逻辑的成分。另外一些设计师，如Skinner、Feutchtwang等都不约而同地认为风水在处理某些实际问题上比数据分析更具有优势。
无可否认，西方学者对中国风水态度的巨大转变与对全球环境与生态危机的关注是并行发展的。从60年代在全球掀起的生物计划（IBP）到70年代人与生物共同发展计划（MAB），再到80年代的地球圈生物计划（IGBP），同时以生态系统概念（Ecosystem）到整体人类生态系统概念（Total HumanEcosystem）的提出（Naveh and Licberman，1984；Naveh，1991），都表明了现代景观设计师在设计人与自然交流的环境场所时应用的方法越来越贴近中国的风水理论，即中国人对自然环境的设计方式——在不破坏自然的条件下最大程度的顺应自然。1969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麦克哈格（I.L.McHarg）教授正式提出了“尊重自然设计思想”（Design with Nature），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一理念至今仍被视做建筑及景观设计的最高标准，由此不难分析出结合风水理论的景观建筑设计在其深层次的文化特性上更具有自然性。 二、风水在景观设计中的理论考证
如果要从理论上论证风水学对景观设计的帮助，首先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中西方建筑文化思想体系的认知差异。西方文明是以比较、抽象、归纳、演绎等思维方式以及观察、取样、分析等科学实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核心是拆整为零，善于微观分析的定量研究。东方文明则有一套心物感应、象、数、理、气等思维模式，它的核心是从整体的有机观念出发，善于宏观分析。197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比利时著名的科学家普里戈金（I·Prigogine）曾经谈到：西方人习惯于从个体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先从一颗螺丝钉人手再来研究整台机器的运转效率……而目前的难题是如何从宏观的角度来概括世界的发展规律。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似乎有着独特的思考方式，他们喜欢从整体性与自发性人手，重点研究怎样维持物质的平衡与协调……。《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Alvin Toffier）在其《科学与变化》一文中也不止一次地谈到：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是拆整为零，而东方文明的最高发展技巧则是从万物的有机性和内在联系来画“一个圆”……。在西方，人与自然的交互感应是抽象的；在东方，人与环境间形成了一种具体的默契，彼此互为基础。西方人与自然抗争，从古希腊时代就开始强调人定胜天，把人神共处之，而东方人则尽量去融入自然，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期，开拓进取，富于冒险精神的西方人取得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又一个惊人的奇迹，而古老的中国还在沉睡。但是二战的爆发，纳粹对犹太人蛮横的血腥屠肆，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恶行，人类又仿佛回到了原始和奴隶时期。沉睡了千年的东方巨龙猛然觉醒，用它深重的头颅敲醒迷茫的大地，在中西两种思想体系的彼此消长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体系再次活跃在世界的舞台上。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体系一脉相承的中国人居环境理论即风水理论对建筑景观设计的指导也表现出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色，融汇有风水理论的中国传统景观设计展现出其温柔诗性、和谐浪漫的一面，即把环境看做活体，把万物视为有灵，在设计时不会把人与自然作为对立面割裂开来研究，而是从依付自然人手，应运而生、随势而长、变化无穷，正所谓“道法自然”也。
另一方面，风水学对于中国景观美学的发展乃至于中国艺术审美观的形成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根据考证，风水术制定了特殊的绘图法，被一致公认为是中国山水画的先声。在画史上，南朝的王微在《叙画》中最先提出了山水画的“移情”价值，指出了由地理图转化而来的山水画与地理图的差异。他说：“夫言绘画者，竞求容势而已。且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案城域、辨方洲、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容灵而变，动者心也。”从王微的话中可以了解到在古人把景观地理图与山水画等同，山水画正是由风水地理图的绘制演变而来。
到了北宋年间，郭熙写了一本名叫《林泉高致》的著作，在今天被我国视为现知最早的，知识系统最完备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山水画论。在郭熙的书中有很多语句都是直接援引风水术语来审辨山势，阐明烟云、疏影、小桥、庭院等之间的远近大小深浅关系。古人讲究相画，郭熙深信“画亦有相法”，他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这样写到：画亦有相法。李成子孙昌盛，其（画）山脚地面皆浑厚阔大，上秀而下丰……，可见在古人眼中青绿山水画的构图也带有很多风水布局的成分。
古代营造技师在绘制风水地图的过程中磨练了他们的审美能力与绘画技巧，渐渐地一部分营造师转化成为专攻山水画的画匠，于是中国风水理论的发展与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交相辉映，臻于完善。不论是远古先民基于万物有灵观念形成的山岳崇拜，还是后世哲人基于现实理性形成的审美关照，都被汲收在青山绿水的风水地图绘制中，再从中国画理论中提取出这些审美意想，置人景观设计中。在中国的景观设计中常见的风水符号有宝塔、牌坊、楼阁等，这些符号作为造园艺术的一份子常被作为标志物、视觉焦点、构图中心等来丰富景观层次。同时由风水布局发展而来的“过白”“近景”“框景”“夹景”等营造手法为完善中国人心中的理想景观模式注入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约翰·O·西蒙兹在他的《景观设计学——场地规划与设计手册》一书中这样说到“我们可以说，景观设计师的终生目标和工作就是帮助人类，使人、建筑物、社区、城市以及他们的生活同生活的地球和谐共处。”在全书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和谐”这个词语，作为现代景观设计的奠基人之一，西蒙兹也深受到了传统中国文化“法天象地”、“天人合一”理论的感召。庄子在《知北游》中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仪，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认为物质世界的美，根本不需要人去刻意雕凿，去“言”“议”“说”，万物成形之时就是美。百花齐放、彩蝶纷飞无疑是美的，但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花朵及彩蝶的形成有严格的造型规律：其图案线条的对称非常和谐，色彩浓淡的过渡非常柔和。它们在几何学上的精准度更是令数学家惊叹不已，再如冰雪的结晶、彩虹的曲率、树叶的叶脉、蜂巢的六边形结构以至人的四肢，都具有精确的几何造型规律，这一切都不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出来，而是自然界鬼斧神工的造化。西蒙兹说：“自然法则指导和奠定所有合理的规则思想。”同时，他还引用辛·范·德·赖恩（sim Van der Rvn）和斯图尔特·考恩（stuartCowan）的话说：“生态设计仅是有效地适应自然过程并与之统一。”美国著名的生态设计学家麦克哈格（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中也强调了景观规划应遵从自然界固有的价值，他强烈主张应该把人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认为在建筑中只考虑人太过狭窄，正确的模式应该是：人+自然+对自然的观念。以上种种不难看出中国风水理论中提倡向自然学习，对自然尊重的态度已成为现代景观设计学的核心价值观。
三、风水在景观设计中的现实考量
人类对于环境的规划与设计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的时期，农业时代强调唯美论；工业时代强调机械美学；而以后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信息社会则强调的是和谐与可持续性。经过几百乃至几千年来的逐步发展，当前景观设计学似乎进入了一个狭窄的瓶颈，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对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疯狂的破坏和开掘，最终也给自己带来了莫大的灾难。20世纪50年代，二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所谓的“3P危机”（“人口爆炸”
现代景观设计在中国的发展是从1840年前后西方的建筑学、规划学传人以后开始的，从西学东渐再到东西合壁，从“文化革命”到“改革开放”，从“全盘西化”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头脑风暴。在西方人的眼中，修建上百米高耸入云的大厦那是雕虫小技，而在中国眼中却甚为新奇，于是乎一幢幢摩天大楼、奢侈建筑开始不断地映入国人的眼帘，无论是决策者还是设计者，好像都完全忽视了建筑与周围的景观乃至于城市的统一设计，而是把三者完全割裂开来。几千年来，在中国不同的历史古都和文化名城都有着自己的人文特色和地理环境，但是现在，千篇一律的设计正在逐步磨灭这些城市印象，一样的建筑风格，一样的景观雕塑，一样的护栏，一样的台阶，一样的喷水池……好似统一订购，分散安装。以北京为例，改革开放30年以来几乎对旧城进行了推翻式的重建，这种重建是以牺牲城市风貌特点为代价的，怎样使古城现代化的同时又不破坏其景观风水格局，这是当今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一个重点课题。
中国正在经历一条迅速的工业化道路，处于这个时期的景观设计显现出对抗工业化的趋势，但同时又是浮躁而缺乏深思熟虑的。由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大量的煤矿在深山里刻下伤痕，一座座水电站把大河大江踏在自己的胯下，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高耸的烟囱和采油井架造就了在中国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存在的景观元素。在诱人的经济利益面前，让一部份人先富裕起来的口号掩盖了环境是属于全国人民和子孙后代的事实，在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XXX地区的生态环境又开始恶化”，“XXX地区沙化继续扩大”等字样，代价换来反思，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当今中国景观设计的主题。民族的当然是世界的，但是世界的不等于是民族的，相同的理论放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效果，即使是在同一社会环境的不同时期也千差万别，这个时候忍不住要问：在当代中国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样景观设计？它应该被纳入一种什么样的体系里？
研究风水理论，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对当下的景观设计有所帮助，到底有没有帮助？答案是肯定的，存在必有其理由，曾在我国建筑和环境领域有着数千年深刻影响的风水，不应该再遭到一味的排斥，不应该在毫无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就武断地视之为迷信或伪科学，应当正视其存在的原因和价值，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批判研究，去伪存真，大胆探索，填补长期以来由于思想禁锢而造成的学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