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拉把她的零花钱都花在买书上。她跟世界上其他小孩子一样喜欢哈利·波特，她的书包上面就印着哈利·波特的图像。但她的阅读面更广，她读贝娜齐尔·布托的传记，还有奥巴马传记，等等。她最喜欢的书是保罗·科埃略的《炼金术士》，她常常引用里面的名句：“当你真正想要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
　　她热爱学习，但周遭的环境却在2008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塔利班取得了斯瓦特地区的控制权，推行严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且禁止女童接受教育。同年，超过400所学校被迫关闭。尤萨夫扎伊把马拉拉带到了白沙瓦，在那里，他们参加当地一个媒体俱乐部活动，抗议塔利班对女子学校的攻击。当着许多全国性媒体大人物的面，11岁的马拉拉做了生平第一次公开演讲，题为“塔利班怎么敢剥夺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受到了广泛好评。
　　接下来，就是为BBC撰写博客。
　　阿默德·汉和他的团队非常注意马拉拉的安全，他们告诉她，最好用个笔名。于是，马拉拉开始用笔名Gul Makai写作，这是当地民间传说中一个女英雄的名字，在普什图语里的意思是“矢车菊”。
　　她的博客内容很简单，就是每一天上学和生活的日记。文字也不复杂，但非常真实。在第一周的某天，她写道：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武装直升机和塔利班。自从斯瓦特地区开战以来，我就一直在做这样的梦。妈妈给我做了早饭，然后我就上学了。我有点害怕，因为塔利班发布了一条禁令，禁止任何女孩子去学校。
　　我们班原本有27个学生，但今天只来了11个人。应该是塔利班禁令生效的缘故。自从禁令发布以来，我有三个朋友都转学去了其他地方。
　　在放学路上，我听到一个男人说，‘我要杀死你’。我不禁加快了脚步，过了一会儿，我才悄悄回头看他是不是还在我身后。幸好，这只是虚惊一场，原来他正在打电话。他一定是在威胁别的什么人。”
　　她的博客一开始只登在BBC的乌尔都语网站上，后来被翻译成了英文，放在BBC的首页进行推广。一夜之间，这个博客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大家都想知道，这个叫“矢车菊”的小姑娘是不是真的存在，她究竟是谁。
　　在她的家乡，马拉拉并没有藏匿起来。2009年2月18日，她跟父亲找到了塔利班反对者、著名新闻主播哈米德·米尔。当时米尔正在做街头采访，马拉拉跑到他面前要求出镜，米尔同意了。马拉拉对着米尔和观众说，“我所要求的只有受教育，为此我绝不惧怕任何人”。
　　7个月后，塔利班终于从斯瓦特地区撤出，而马拉拉已经成了当地女童受教育运动的一面旗帜。她开始积极发起倡议，要求政府提高教育拨款（当时巴基斯坦的教育经费只占GDP的2%），鼓励家庭打破传统，让他们的女儿也能上学。许多学校因此改名为“马拉拉学校”，以感谢她的努力。

父亲

　　马拉拉的积极运动获得了不少好评，也引发了许多忧虑。这样一个小女孩竟敢公开批评塔利班的政策，谁知道这会不会招来疯狂的报复？“人们都问我，‘为什么你要让她做这种事？’”马拉拉第一次公开演讲后，尤萨夫扎伊对一名记者说，“但我们需要站出来。”
　　尤萨夫扎伊在马拉拉的成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是她的父亲，她的保护者，也是她的导师。“她刚出生时，我第一眼看见她的眼睛，就深深爱上了她。”尤萨夫扎伊说。事实上，他还有两个儿子，但他自己私下对朋友透露，只有马拉拉这个女儿才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质。或许在他看来，马拉拉作为一个女孩子，能够接受教育并且保持优良学业，本身就是倡导女童受教育权利的最佳榜样。 　　马拉拉之所以会走上这条道路，正是因为尤萨夫扎伊秉持着这样的信念。“我的父亲教育我的兄弟和我，但他没让我的姐妹去上学，”她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公平的事。”
　　尤萨夫扎伊曾经也是个盲目而热血的少年。他12岁时，正值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当时普什图族人的圣战主义氛围非常浓厚。大家都在说，要成为一个好的穆斯林，就得拿起武器杀死俄罗斯人。村子里的年轻人都纷纷走上战场，可是尤萨夫扎伊还太小，不能进入作战部队，但他也想成为一个圣战主义者。于是，他每天去另一个村子里的清真寺，听一名很有学问的信徒讲《古兰经》。
　　随着年龄增长，尤萨夫扎伊对宗教的信仰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根深蒂固，对于圣战更是早已没有了向往。但当时那位信徒对《古兰经》的讲解，却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伊斯兰教教导我们，接受教育对男女来说都是必须的，这才是先知的教义。”他说，“教育是光明，无知是黑暗，我们必须从黑暗走向光明。”
　　尤萨夫扎伊相信，女性教育对于巴基斯坦的未来至关重要。1995年，他开办了库舍尔学校及学院，并立下雄心壮志，要培养出巴基斯坦未来的女性领导人。纪录片导演萨马尔·米娜拉·汉自从2010年采访过尤萨夫扎伊后，就跟他们一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她说，“在库舍尔学校里，每个女孩都是一个马拉拉，而这个功劳都要归于尤萨夫扎伊和学校里的老师们。”
　　马拉拉一度向往医学，她希望长大后当一名医生，但尤萨夫扎伊对她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应该从政，只有从政才能影响和救助更多的人。然而，许多人对尤萨夫扎伊的做法并不满意，他们认为，马拉拉年纪太小，根本不懂得权衡生死，尤萨夫扎伊是在利用女儿来完成他自己的政治目标。“我觉得齐亚丁把自己的理念全部灌输给了她，然后把她当作一个自杀式炸弹，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斯瓦特医院的一名医生说，“儿童英雄也是儿童，这跟童妓、童工、儿童战士一样，都是在操纵儿童做一些他们并不一定知道其中含义的事情。在我看来，这根本不应该发生。”
　　米娜拉·汉对这样的观点嗤之以鼻：“任何了解马拉拉的人都应该知道，地球上没有人能够操控她——这女孩太有主见了，她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枪击

　　尤萨夫扎伊还是犯了一个错误。2009年12月，马拉拉在斯瓦特地区已经小有名气，但她并没有刻意隐藏自己，有心人可以轻松将她和为BBC写博客的“矢车菊”联系起来。那时，巴基斯坦军队重新控制了斯瓦特地区，来自塔利班的威胁似乎降低了，于是尤萨夫扎伊公开了“矢车菊”的身份，骄傲地宣称，那就是他的女儿马拉拉。
　　塔利班将这视为公开的挑衅。领导人毛拉纳·法兹鲁拉决定，不能再让马拉拉活着了。于是，他派出了两名杀手。“其实我们也不想杀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被媒体痛骂，”塔利班在斯瓦特地区的高级指挥官兼发言人对《时代》周刊说，“但我们真的别无选择。”
　　塔利班花了数个月时间来研究马拉拉的上学路线。终于，他们决定在2012年10月9日发起行动。
　　那天，马拉拉跟同学们一起坐在校车里。车上的气氛很融洽，学生们刚刚完成期末论文，大家都在欢快地聊天，有些人还唱起了普什图语歌曲。但是，就在校车驶出明绞拉市外一英里的地方，两个男人突然出现了。他们截住校车，冲了上来，其中一个人掏出枪对着车上的学生：
　　“谁是马拉拉？”
　　没有人回答。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大家都不愿意出卖自己的同学。但是，十几岁的女孩子难免慌乱，她们不由自主地将视线转向马拉拉。持枪者沿着她们的眼光确定了马拉拉，朝她的脸颊和脖子扣动了三次扳机。第一枪射穿了马拉拉的左眼眶，子弹从她的左耳射出。她倒在同学身上，鲜血从左耳喷涌而出。另外两发子弹击中了她旁边的女孩。然后凶手离开了现场，这时，马拉拉的身体已经完全瘫软在同学腿上，像是生命力在飞速流失。司机将车开到几英里外的医院。在那里，医生们对她和受伤的同学进行了紧急治疗。
　　当地媒体很快报道了这个消息，新闻也出现在了BBC乌尔都语网站上。几小时后，当阿默德·汉和他的编辑看见这个消息时，整间办公室陷入可怕的寂静中。有些人低下头，有些人红了眼眶。最后，他们的新闻编辑拉贾·祖尔菲卡严肃地说：“我们得跟进这条新闻，这是个大消息。”
　　记者们发了疯似地开始到处打电话。一开始，他们只知道子弹击中了马拉拉的颈部，后来才发现她被送到了白沙瓦。几个小时和无数个电话之后，他们得知，原来那颗子弹穿过了她的颅骨，卡在了肩颈处。

战斗

　　在第一次手术中，巴基斯坦的医生移去了马拉拉的部分颅骨，将其嵌入其腹部的肉里。只要保证它还在她身体里，等她大脑的肿胀消除后，就可以移除钛板，把这部分颅骨重新盖上。
　　第二天下午，她被巴基斯坦空军转移到拉瓦尔品第的巴基斯坦空军心脏病学会的重症监护室。接着，她又被送到英国的伯明翰，在伊丽莎白女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伊丽莎白女王医院的医生为马拉拉进行了一系列医学检测，结果发现，她的大脑并没有受到任何永久性损坏，而且所有身体机能也运转正常。这简直是个奇迹。
　　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她继续战斗的意愿和能力。2012年11月27日，著名新闻主播哈米德·米尔在自家汽车下面发现了一枚炸弹。许多人都相信，这是塔利班对他抗议行动的报复。当天晚上，米尔的女儿、17岁的阿耶沙接到了马拉拉的电话，“我知道这一定非常难以接受，但你现在必须坚强，”马拉拉对她说，“绝不能投降。”
　　“她让我意识到，我的父亲正在跟敌人做斗争，我应该为此感到骄傲，而不是恐惧。”第二天，阿耶沙回到了学校。而鼓舞了她的马拉拉，在这个电话之后，也开始再一次的努力，将勇气传递给更多的人。
　　2013年7月12日，马拉拉在她16岁生日这天来到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与来自80多个国家的几百名学生参加青年大会。联合国把当天定为“马拉拉日”，马拉拉也在大会上进行了演讲： 　　“极端分子害怕书和笔，教育的力量令他们感到畏惧。他们害怕女性，他们被女性发出的呐喊所震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每天都要炸毁学校，因为他们害怕改变，害怕我们通过努力得来的平等。兄弟姐妹们，为了每个孩子的美好未来，我们向往学校和教育，我们将为了平等和教育继续我们的步伐。如果要达到我们的目标，就让我们用知识来武装自己。让我们拿起书和笔，它们是最有力的武器。一个孩子、一名教师、一支笔和一本书，可以改变整个世界。教育是唯一的途径。”

　　她出了自传《我是马拉拉》，并将这本书送给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女王。她现在有了许多的追随者，包括谷歌副总裁梅根·史密斯、歌手布鲁诺·玛斯和宇航员马克·凯利等等，他们帮助她建立了马拉拉基金会，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组织提供资助。她的父亲尤萨夫扎伊也出了名，英国前首相、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帮助尤萨夫扎伊成为了联合国教育顾问，其后，尤萨夫扎伊又得到了巴基斯坦外交部的任命，他现在是巴基斯坦驻英国伯明翰领事馆的教育参赞。
　　她也面临比从前更多的批评，主要来自她的同胞。许多巴基斯坦人认为她是父亲包装出来讨好西方的产品，是“黑色魔鬼奥巴马”派来离间分化穆斯林的特使，甚至有人怀疑，她受到枪击的事件就是尤萨夫扎伊和美国人合伙策划的。
　　但在这些赞誉和诋毁的环绕下，马拉拉比从前更加安静。那个曾经在BBC的博客里写着自己喜欢看连续剧和玩游戏的女孩，现在不上Facebook，甚至没有手机。她说她现在很少看电视，并且删掉了iPad上的“糖果粉碎传奇”游戏。她说，她现在更专注于高尚的目标：“我们必须强调全球各地儿童面临的问题，用它突显女童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面临着的问题。”
　　时间回到2012年10月9日的那个早晨，在BBC总部五楼的办公室里，阿默德·汉得知马拉拉遭到塔利班枪击的时刻。
　　他担心，难过，沮丧，而且愤怒。他有很多很多的情绪，却唯独没有后悔。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让她撰写我们的博客，”阿默德·汉说，“当然，如果她没有给我们写博客，她不会如此激怒塔利班，也不会被枪击，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如此接近死亡。但是，如果她没有给我们写博客，巴基斯坦的问题可能依然会在黑暗里被隐藏，不被世界所知道。”
　　“她正在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来打我吧，但请先听我把话说完”

　　命运改变的那天是2012年10月9日，在我15岁生日的3个月之后。学校离我家并不远，但从前一年开始，我就开始搭乘校车上下学，因为妈妈觉得我自己走路通勤太危险了。在那一整年的时间里，我们家时常会收到威胁，有些登在报纸上，有些人还会直接递恐吓信给我们。
　　塔利班以前从来没追杀过女孩，所以一直以来，我更担心的是我父亲，因为他总是公开反对他们。他有个朋友被塔利班击中了头部，然后所有人都跟我父亲说：“小心啊，你可能会是下一个。”
　　我也暗自思考过，如果塔利班袭击我的话，我会做什么。也许我会脱下鞋子打他，但我又想，如果我那样做了，那么我和恐怖分子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更好的办法大概是用言语打动他。“好吧，来打我吧，但请先听我把话说完。你所做的事情是错的。我对你个人没有任何意见，我只是希望每个女孩子都能够上学。”
　　但当它真正发生的时候，那只是一个满脸胡子的年轻人站在路中间，拦下了我们的校车。当他在跟司机说话的时候，另外一个年轻人从后面接近。
　　“看吧，一定又是某个记者想找你做采访，”莫妮巴说。自从我跟父亲一起为女童教育而奔走呐喊以来，记者们就常常会找到我。
　　这个男人戴着一顶帽子，鼻子以下裹着一条手帕，看上去像是感冒了怕传染给别人。他看上去像个大学生，轻松地就跳上了车，很快就走到了我们身边。
　　“谁是马拉拉？”他问。
　　没有人说话，但有几个姑娘看向了我。我是车上唯一一个没戴面纱的女孩。然后，他举起了一杆黑色的枪，一把Colt .45。有些同学尖叫起来，莫妮巴后来告诉我，当时我抓紧了她的手。
　　我的同学说他开了三枪，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周之后的10月16日。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我还活着，”但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哪里。我知道我不在巴基斯坦，因为周围的护士和医生都讲的是英语，尽管他们看上去并不是同一个国家的人。
　　我试图跟他们说话，但没人听得见我在讲什么，因为我还插着喉管。一开始我的左眼视线非常模糊，所以，大家在我眼里都有着两个鼻子和四个眼睛。我的脑子里闪过了一大堆问题：我到底在哪里？谁把我带过来的？我的父母呢？我父亲还活着吗？我简直要被吓坏了。我唯一所知道的是，安拉许给了我一条新的生命。
　　医生带来了一块字母板，我可以指着那些字母，问出我关心的问题。我最开始拼出的两个单词是“父亲”和“国家”。护士告诉我，我现在在伯明翰，但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哪里。后来他们给了我一张地图，于是我知道了，原来我在英格兰。
　　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护士们也没有说。他们甚至没叫过我的名字。我还是马拉拉吗？没有人告诉我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以及，到底是谁把我送来这家医院的。我想，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吧。
　　我的头疼得要命，哪怕打了他们给的止痛药也无济于事。我的左边耳朵一直在流血，而且我能感觉到，我的左边脸不太对劲。如果我盯着一个人看太久，我的左眼会开始流泪。我的左边耳朵好像还听不见声音了，而且我的下巴也不对。于是我比画着，希望他们都能站在我的右边。
　　然后有个叫菲奥娜医生的女士给了我一只白色的泰迪熊。她说我可以叫它朱内德（Junaid），稍后她会告诉我为什么。我不知道朱内德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叫它莉莉了。她还给了我一个粉色的写字本，于是我可以在上面写字。“为什么我父亲不在这里？”我写下第一个问题，还有，“我父亲没有钱。谁来支付这些费用？”
　　“你的父亲很安全，”她说，“他在巴基斯坦。别担心费用问题。”
　　我对每个进来看我的人问了同样的问题，而他们的回答都一样，但我并不太相信。我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相信任何人。如果我父亲没事的话，他为什么不在这里？我想，也许我父母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他们说不定还在明绞拉拼命地找我。
　　我想过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包括走到医院的接待处，找一个公用电话，给我的父亲母亲打电话。但我的理智告诉我说，不行，我没有钱付电话费，我也不知道跨国电话前要加什么号码。然后我想，好吧，我可以出去打工赚钱，这样我就能买一台电话，找到父亲，然后我们又可以重新在一起了。
　　我房间里的电视几乎总是关着，只有一次，他们让我看了《厨艺大师》。我在明绞拉的时候就很爱看这个节目，但现在我的视线太模糊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带报纸来我这里，也不准告诉我任何事情，以免我受到再一次的创伤。
　　我非常担心我的父亲，我怕他已经死了。终于有一天，菲奥娜给我带来了一张巴基斯坦报纸，上面有张照片，是他跟陆军参谋长卡亚尼在谈话。在这张照片的背景里还有一双熟悉的脚。“那是我妈妈！”我写道。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的父亲也在担心我。他听说我的视线很模糊，他担心我会失明。“这怎么能行，”他对上天祈求，“把我的一只眼睛给她吧。”但是他已经43岁了，他害怕自己的眼睛已经不够好。他为此担心得睡不着觉。
　　那一天稍晚一点的时候，贾维德医生带着手机来到了我的病房。“来给你的父母打个电话吧，但是你不能哭，”他说。他看上去很严肃，但却是个非常和气的人。他拨通了电话，简单地说了几句，然后把手机放到我的耳边。
　　那是我父亲的声音。我的喉咙里还插着管子，所以我还不能说话，但能听到他的声音就已经很好了，我简直快乐得要命。我的脸还不太能动，所以我也无法微笑，但在我心里，我笑得无比开怀。“我很快就会去看你，”他对我保证，“现在好好休息吧，过两天我们就能见到你了。”
　　（译_七猫 ）
　　摘自《I am Malala ： The Girl Who Stood Up for Education and Was Shot by the Talib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