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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期刊和文学图书的命运是整个文学出版当下困境的直接表征,各出版机构为了从这一困境中突围,纷纷进行大胆的改革和转向,大胆到甚至完全忘记出版人的良知和责任。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魏)曹丕《典论•论文》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
——(唐)刘知几《史通•载文》
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
——(清)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词》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
——鲁迅《论睁了眼看》
中国一向以“诗国”为荣,文学一直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无数文人学者对文学发出了许多美丽的赞叹,然而,当时间的车轮碾过20世纪80年代,这些流行一时的经典语录已日见苍白,失去对当下文学的说服力。
“文学是什么东西,能当饭吃吗”,“千万别跟我谈文学,我一听就烦”,这是今天大中学校园、街头巷尾的流行语汇,甚至专攻文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也经常发出如此慨叹。文学怎么了?何以招致如此冰火两重天的评价?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深思索。
而文学的窘境直接反映在文学出版事业上,无论你承认与否,文学出版格局正在剧变。辉煌的传统文学时代已不复存在,文学出版面临一系列窘境。
先看文学期刊。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著名文学期刊的订数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如《人民文学》达150万份,《收获》达120万份,《当代》达55万份”。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些订数曾突破百万的著名期刊的订数迅速跌落到10万左右或10万以下”。到了90年代中后期,“绝大多数期刊的年平均发行量在1万册上下,其中相当数量处于保本发行或赔本发行的状态”。而据2005年的调查,“能突破5万份这一‘生死线’的文学期刊,全国加起来也只有七八份。除去几份老牌刊物(《收获》发行量13.5万册,《当代》、《十月》大约8—10万,《人民文学》5—6万),其余大多数发行量只在几千册,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册。据《中华文学选刊》主编高贤军介绍,《中华文学选刊》每年亏损达30万元至40万元,单通过邮局发行的5000册每年就要亏损十几万元。更令人痛惜的是,一些老牌文学期刊迫于生计,纷纷停办。仅在1998年,曾推出《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的《昆仑》杂志停刊;口碑不错的《漓江》杂志告别文坛;《小说》杂志也献上它的停刊号。难逃厄运的还有《诗神》、《诗歌报月刊》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文学刊物。文学期刊的空前萧条我们还可从大学图书馆的一角窥见。期刊阅览室里最少被翻动的杂志是什么?那便是纯文学期刊。
文学期刊面对生存危机,多数也能与时俱进,掀起改版风潮。但一些刊物非但没有拯救自己,反而让自己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钟山》把宝押在了“新生代”身上,一败涂地。《芙蓉》“重塑70年代后”,出发点是对“70年代后”的泡沫文学的“拨乱反正”,在实际运作中,却沦为了为泡沫文学摇旗呐喊的“旗手”,它的沦落真是令人惋惜。最为恶俗的要数西安的《文友》,它在1998年的创举就是评选“中国十大最差作家提名”,规定候选人必须是国内当代知名度较高的作家。这就意味着,所谓的“最差作家”实际上也是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作家,真不知这种策划安的是什么心。此外,该刊还发起了在世纪末组织作家去华山焚烧自己一部最好作品的“行为艺术”。《文友》的这些搞笑行为,目的就是吸引传媒“眼球”,企图造成轰动效应,但事与愿违,最终却倒了读者的胃口,丢掉了读者。《大家》的定位很清晰,以“名家”制胜,封面是大师,名家任主持,作品是成名大家的。但经历了最初的“《大家》旋风”后,也陷入了“无米之炊”的境地,就连奖金高达10万元的“大家•红河文学奖”,人们除了记住极为煽情的《丰乳肥臀》外,其他的几届,即使把颁奖仪式放在了人民大会堂也无济于事:那些获奖作品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连蛛丝马迹都没有留下。
文学期刊如此难过,文学图书也备受煎熬。现在,出版社出版文学图书往往慎之又慎,首印一般只有几千册,能超过一万册已算万幸。虽然文学图书市场也有“布老虎”、“80后写作”等系列丛书的畅销,但那些书籍离真正的纯文学已相去甚远。多年来,纯文学图书的发行优势全靠造势和炒作才能创造一些销售佳绩。在一些书市上,各出版社为了文学复兴,搬来大批知名作家,但还是屡战屡败。能来的作家都来了,可也是形同梦游。在那些写过一两本书读者便趋之若鹜的演员明星面前,作家们就好像是孙子辈的,没有谁理会他,丢尽了颜面与自尊。一些作家呕心沥血的创作换来的是出版无门,一些作家写得泪流满面,可最终得到的是无人阅读和共鸣。想想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的文学图书,其印数和销售量常常让人咋舌,动辄几十万册地印,一印再印,还是洛阳纸贵,像《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烈火金刚》等小说都卖到了几百万册甚至上千万册。当年的热闹与现在的冷清,天堂地狱般的对比让人唏嘘不已。
文学期刊和文学图书的命运是整个文学出版当下困境的直接表征,各出版机构为了从这一困境中突围,纷纷进行大胆的改革和转向,大胆到甚至完全忘记出版人的良知和责任。
首先是文学图书出版的戏说成风。先戏说历史,在游戏的狂欢中,历史变成了安徒生笔下那个脱得一丝不挂的皇帝,穿着那虚无的“新装”,变得搞笑而滑稽。在戏说历史的作品中,杨子荣包养情人,李鸿章一下变成爱国模范,康熙、乾隆可以不理朝政,经常在妓院里“偎红倚翠”。我们曾经奉为精神楷模的民族英雄们变得好色而奸猾;我们曾经痛恨不已的民族败类竟一下成为爱国主义的化身;皇上将相、妃嫔娘娘们纷纷变成了“小丑”、“阿斗”、“醋坛子”。再戏说经典,四大名著、经典名著都有一个或多个与之对应的“无厘头版本”、“黄色版本”。单是《西游记》里的一个“猪八戒”形象,就被戏说成《春光灿烂猪八戒》、《星光灿烂猪八戒》、《喜气洋洋猪八戒》、《福星高照猪八戒》、《天上掉下个猪八戒》等近十个版本。当“糟蹋名著”成为时尚的时候,这文坛上便再也没有真正的经典;当《三国演义》、《红楼梦》的“成人版”在青少年中传阅的时候,谁还能将这些曾经的经典传承?再戏说人生,作品里尽是一群游戏人生的“痴男怨妇”,有的叫“马克”,有的叫“美元”,有的叫“英镑”,有的“整天幻想着被强奸”,有的情愿去做“鸡”或“鸭”。韩东的小说《三人行》就以一个又一个的无聊游戏来展开情节,三个诗人玩起玩具手枪以庆祝春节的到来,接着又以游戏的态度去玩“嫖妓”,“你来你来,你老大,孔融还知道让梨呢”,“你来你来,你年轻,比起老头来更需要”,无耻的嫖妓行为和绅士般的礼让统一于这些游戏人生的文人身上。
其次是文学图书出版充斥着“欲望化写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展览欲望,从“个人化写作”到“身体写作”,从“美女作家”到“妓女作家”,欲望像一场春雨,汩汩渗湿了当代文坛的大地。而欲望的核心是性,爱情成了性的附庸,成了性的手段。欲望的文本中性挑逗、性展览、性刺激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让人感觉“无性不成书”已代替了“无巧不成书”。“白皙的大腿”、“鼓胀的乳房”、“性感的臀部”、“娇艳的红唇”成为这些书籍中的经典意象,弗洛伊德的力必多理论在当代出版物中找到了最好的分析例证。什么法律、道德、亲情、历史等等都被爱欲的狂风吹得渺无踪影。“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统统变成了一种类型,一种环境,那便是清一色的“暴露狂” 、“偷窥癖”、“性欲亢进患者”,那便是清一色的色欲满天飞的环境。“在这些作品中,一般的性行为的渲染已经了无新意,创新之举只好向乱伦、性变态(同性恋)、自慰、群交等方面发展。”“所谓晚生代、新市民、新女性文学中则普遍将爱情写成了性游戏、性交易与性暴力,只有性,而没有爱;只有欲,而没有情,爱情被还原为赤裸裸的欲望本能。90年代末的所谓‘美女作家’在‘私人空间’、‘躯体写作’的旗号下,将性展览、性挑逗、性刺激当做招徕读者的主要手段,并把性活动与吸毒、泡吧等情节搭配在一起向读者出售。2000年,一位被炒得相当火爆的美女作家一次签名售书时就曾脱掉上衣袒胸露乳向观众示意:‘你们不是要看吗?’从而引起媒体和观众的极大反感。不过,这倒是非常形象地阐释了‘另类’们躯体写作的实质。至于法律、道德、亲情等则更不在话下,一律在欲望的旗帜下被打得落花流水。语言呀,艺术呀,历史呀,这些过去被涂上灵光的东西也统统泼上了脏水,被当成了狗屎和垃圾。”
再次是文学图书出版还充斥着“新新人类写作”。从“70后”到“80后”再到“90后”,从韩寒到郭敬明,从“青春写作”到“低龄写作”,一拨又一拨的文学“超女”、“超男”们在寂寞的文坛上闹腾着,仿佛这文学的天下就是他(她)们的。他(她)们模仿“垮掉的一代”,模仿“嚎叫”与“自白”,模仿杜拉斯、“废墟文学”和“摇滚文化”,俨然是后现代精神的代表。“可他(她)们的模仿除了表情和行头以外,再也找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精神资源。这些作品的‘鄙德’色彩除了鄙薄传统道德,更多还是以无聊时的自我中心来彰显精神的颓废而低靡,偏执而虚妄。”“对他们来说,机智的挖苦、奚落或者刻薄的反讽已经不过瘾了,只有唾沫四溅、声嘶力竭、狗血喷头才能尽兴”,“的确可以看到,某些瘦仃仃、不无腼腆的作家总是想在纸面上塑造出一个雄赳赳的硬汉形象。‘我拷’、‘我硬起来了’、‘我射了’、‘我恨不得奸了这家伙’——这一类恶狠狠的言词背后奇怪地流露出一种对于蛮横、暴力乃至黑道人物的崇拜。一个常常被流氓的保镖吓得半死的小文人转身在自己的作品里端出流氓的架势”。不谙世事的“愣头青”在作品里玩起粗野来竟无人能敌。12岁的湖北“旷世才女”蒋方舟推出风情万种的《正在发育》,9岁的蓝为以章回体续写《三国演义》,9岁的边金阳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幻想小说”《时光魔琴》,江苏6岁男孩窦蔻出版长篇《窦蔻流浪记》。但6岁的窦蔻迅速受到4岁就改写《西游记》的武汉小熊妹妹的挑战,可小熊妹妹还不算“冠军”,在她的身后,有几个3岁半的小诗人正跌跌撞撞地向她的记录逼近。人们好像都不去读这些小神童的作品,只关注他们的年龄。“新新人类作家”的年龄一降再降,让人不禁产生大胆的预测:下一个作家该是一出娘胎便大喊“我要出书”的黄口小儿吧。
作家或“触电”,或“下海”,或“下岗”,已不是当初那个作家;作品即使“色欲横流”,依然无人问津;读者也不是原来那个读者,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看电视、听音乐和逛商场上面,阅读文学作品对于他们来说近乎是惩罚和折磨。这就是当下文学的实际,这也是当下文学出版的实际。
面对令人痛心疾首的当下文学,许多人不得不发出锥心的恸问:文学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
阿炳的映月二胡
至今无人在二泉拉出灵感
曹雪芹那前无古人的天赋
缘何寻不见灵童轮转难道是东方缪斯已近更年期
再也找不到伴侣繁衍
狂躁刮起阵阵不孕的风
正对准缪斯的小腹无情鞭挞
流传在北大中文论坛上的这首诗歌,也在叩问:文学究竟怎么了?文学出版究竟怎么了?
这个问题等待着作家学者的回答,也等待着出版人的回答。评
作者单位: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传播系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魏)曹丕《典论•论文》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
——(唐)刘知几《史通•载文》
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
——(清)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词》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
——鲁迅《论睁了眼看》
中国一向以“诗国”为荣,文学一直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无数文人学者对文学发出了许多美丽的赞叹,然而,当时间的车轮碾过20世纪80年代,这些流行一时的经典语录已日见苍白,失去对当下文学的说服力。
“文学是什么东西,能当饭吃吗”,“千万别跟我谈文学,我一听就烦”,这是今天大中学校园、街头巷尾的流行语汇,甚至专攻文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也经常发出如此慨叹。文学怎么了?何以招致如此冰火两重天的评价?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深思索。
而文学的窘境直接反映在文学出版事业上,无论你承认与否,文学出版格局正在剧变。辉煌的传统文学时代已不复存在,文学出版面临一系列窘境。
先看文学期刊。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著名文学期刊的订数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如《人民文学》达150万份,《收获》达120万份,《当代》达55万份”。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些订数曾突破百万的著名期刊的订数迅速跌落到10万左右或10万以下”。到了90年代中后期,“绝大多数期刊的年平均发行量在1万册上下,其中相当数量处于保本发行或赔本发行的状态”。而据2005年的调查,“能突破5万份这一‘生死线’的文学期刊,全国加起来也只有七八份。除去几份老牌刊物(《收获》发行量13.5万册,《当代》、《十月》大约8—10万,《人民文学》5—6万),其余大多数发行量只在几千册,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册。据《中华文学选刊》主编高贤军介绍,《中华文学选刊》每年亏损达30万元至40万元,单通过邮局发行的5000册每年就要亏损十几万元。更令人痛惜的是,一些老牌文学期刊迫于生计,纷纷停办。仅在1998年,曾推出《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的《昆仑》杂志停刊;口碑不错的《漓江》杂志告别文坛;《小说》杂志也献上它的停刊号。难逃厄运的还有《诗神》、《诗歌报月刊》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文学刊物。文学期刊的空前萧条我们还可从大学图书馆的一角窥见。期刊阅览室里最少被翻动的杂志是什么?那便是纯文学期刊。
文学期刊面对生存危机,多数也能与时俱进,掀起改版风潮。但一些刊物非但没有拯救自己,反而让自己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钟山》把宝押在了“新生代”身上,一败涂地。《芙蓉》“重塑70年代后”,出发点是对“70年代后”的泡沫文学的“拨乱反正”,在实际运作中,却沦为了为泡沫文学摇旗呐喊的“旗手”,它的沦落真是令人惋惜。最为恶俗的要数西安的《文友》,它在1998年的创举就是评选“中国十大最差作家提名”,规定候选人必须是国内当代知名度较高的作家。这就意味着,所谓的“最差作家”实际上也是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作家,真不知这种策划安的是什么心。此外,该刊还发起了在世纪末组织作家去华山焚烧自己一部最好作品的“行为艺术”。《文友》的这些搞笑行为,目的就是吸引传媒“眼球”,企图造成轰动效应,但事与愿违,最终却倒了读者的胃口,丢掉了读者。《大家》的定位很清晰,以“名家”制胜,封面是大师,名家任主持,作品是成名大家的。但经历了最初的“《大家》旋风”后,也陷入了“无米之炊”的境地,就连奖金高达10万元的“大家•红河文学奖”,人们除了记住极为煽情的《丰乳肥臀》外,其他的几届,即使把颁奖仪式放在了人民大会堂也无济于事:那些获奖作品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连蛛丝马迹都没有留下。
文学期刊如此难过,文学图书也备受煎熬。现在,出版社出版文学图书往往慎之又慎,首印一般只有几千册,能超过一万册已算万幸。虽然文学图书市场也有“布老虎”、“80后写作”等系列丛书的畅销,但那些书籍离真正的纯文学已相去甚远。多年来,纯文学图书的发行优势全靠造势和炒作才能创造一些销售佳绩。在一些书市上,各出版社为了文学复兴,搬来大批知名作家,但还是屡战屡败。能来的作家都来了,可也是形同梦游。在那些写过一两本书读者便趋之若鹜的演员明星面前,作家们就好像是孙子辈的,没有谁理会他,丢尽了颜面与自尊。一些作家呕心沥血的创作换来的是出版无门,一些作家写得泪流满面,可最终得到的是无人阅读和共鸣。想想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的文学图书,其印数和销售量常常让人咋舌,动辄几十万册地印,一印再印,还是洛阳纸贵,像《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烈火金刚》等小说都卖到了几百万册甚至上千万册。当年的热闹与现在的冷清,天堂地狱般的对比让人唏嘘不已。
文学期刊和文学图书的命运是整个文学出版当下困境的直接表征,各出版机构为了从这一困境中突围,纷纷进行大胆的改革和转向,大胆到甚至完全忘记出版人的良知和责任。
首先是文学图书出版的戏说成风。先戏说历史,在游戏的狂欢中,历史变成了安徒生笔下那个脱得一丝不挂的皇帝,穿着那虚无的“新装”,变得搞笑而滑稽。在戏说历史的作品中,杨子荣包养情人,李鸿章一下变成爱国模范,康熙、乾隆可以不理朝政,经常在妓院里“偎红倚翠”。我们曾经奉为精神楷模的民族英雄们变得好色而奸猾;我们曾经痛恨不已的民族败类竟一下成为爱国主义的化身;皇上将相、妃嫔娘娘们纷纷变成了“小丑”、“阿斗”、“醋坛子”。再戏说经典,四大名著、经典名著都有一个或多个与之对应的“无厘头版本”、“黄色版本”。单是《西游记》里的一个“猪八戒”形象,就被戏说成《春光灿烂猪八戒》、《星光灿烂猪八戒》、《喜气洋洋猪八戒》、《福星高照猪八戒》、《天上掉下个猪八戒》等近十个版本。当“糟蹋名著”成为时尚的时候,这文坛上便再也没有真正的经典;当《三国演义》、《红楼梦》的“成人版”在青少年中传阅的时候,谁还能将这些曾经的经典传承?再戏说人生,作品里尽是一群游戏人生的“痴男怨妇”,有的叫“马克”,有的叫“美元”,有的叫“英镑”,有的“整天幻想着被强奸”,有的情愿去做“鸡”或“鸭”。韩东的小说《三人行》就以一个又一个的无聊游戏来展开情节,三个诗人玩起玩具手枪以庆祝春节的到来,接着又以游戏的态度去玩“嫖妓”,“你来你来,你老大,孔融还知道让梨呢”,“你来你来,你年轻,比起老头来更需要”,无耻的嫖妓行为和绅士般的礼让统一于这些游戏人生的文人身上。
其次是文学图书出版充斥着“欲望化写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展览欲望,从“个人化写作”到“身体写作”,从“美女作家”到“妓女作家”,欲望像一场春雨,汩汩渗湿了当代文坛的大地。而欲望的核心是性,爱情成了性的附庸,成了性的手段。欲望的文本中性挑逗、性展览、性刺激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让人感觉“无性不成书”已代替了“无巧不成书”。“白皙的大腿”、“鼓胀的乳房”、“性感的臀部”、“娇艳的红唇”成为这些书籍中的经典意象,弗洛伊德的力必多理论在当代出版物中找到了最好的分析例证。什么法律、道德、亲情、历史等等都被爱欲的狂风吹得渺无踪影。“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统统变成了一种类型,一种环境,那便是清一色的“暴露狂” 、“偷窥癖”、“性欲亢进患者”,那便是清一色的色欲满天飞的环境。“在这些作品中,一般的性行为的渲染已经了无新意,创新之举只好向乱伦、性变态(同性恋)、自慰、群交等方面发展。”“所谓晚生代、新市民、新女性文学中则普遍将爱情写成了性游戏、性交易与性暴力,只有性,而没有爱;只有欲,而没有情,爱情被还原为赤裸裸的欲望本能。90年代末的所谓‘美女作家’在‘私人空间’、‘躯体写作’的旗号下,将性展览、性挑逗、性刺激当做招徕读者的主要手段,并把性活动与吸毒、泡吧等情节搭配在一起向读者出售。2000年,一位被炒得相当火爆的美女作家一次签名售书时就曾脱掉上衣袒胸露乳向观众示意:‘你们不是要看吗?’从而引起媒体和观众的极大反感。不过,这倒是非常形象地阐释了‘另类’们躯体写作的实质。至于法律、道德、亲情等则更不在话下,一律在欲望的旗帜下被打得落花流水。语言呀,艺术呀,历史呀,这些过去被涂上灵光的东西也统统泼上了脏水,被当成了狗屎和垃圾。”
再次是文学图书出版还充斥着“新新人类写作”。从“70后”到“80后”再到“90后”,从韩寒到郭敬明,从“青春写作”到“低龄写作”,一拨又一拨的文学“超女”、“超男”们在寂寞的文坛上闹腾着,仿佛这文学的天下就是他(她)们的。他(她)们模仿“垮掉的一代”,模仿“嚎叫”与“自白”,模仿杜拉斯、“废墟文学”和“摇滚文化”,俨然是后现代精神的代表。“可他(她)们的模仿除了表情和行头以外,再也找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精神资源。这些作品的‘鄙德’色彩除了鄙薄传统道德,更多还是以无聊时的自我中心来彰显精神的颓废而低靡,偏执而虚妄。”“对他们来说,机智的挖苦、奚落或者刻薄的反讽已经不过瘾了,只有唾沫四溅、声嘶力竭、狗血喷头才能尽兴”,“的确可以看到,某些瘦仃仃、不无腼腆的作家总是想在纸面上塑造出一个雄赳赳的硬汉形象。‘我拷’、‘我硬起来了’、‘我射了’、‘我恨不得奸了这家伙’——这一类恶狠狠的言词背后奇怪地流露出一种对于蛮横、暴力乃至黑道人物的崇拜。一个常常被流氓的保镖吓得半死的小文人转身在自己的作品里端出流氓的架势”。不谙世事的“愣头青”在作品里玩起粗野来竟无人能敌。12岁的湖北“旷世才女”蒋方舟推出风情万种的《正在发育》,9岁的蓝为以章回体续写《三国演义》,9岁的边金阳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幻想小说”《时光魔琴》,江苏6岁男孩窦蔻出版长篇《窦蔻流浪记》。但6岁的窦蔻迅速受到4岁就改写《西游记》的武汉小熊妹妹的挑战,可小熊妹妹还不算“冠军”,在她的身后,有几个3岁半的小诗人正跌跌撞撞地向她的记录逼近。人们好像都不去读这些小神童的作品,只关注他们的年龄。“新新人类作家”的年龄一降再降,让人不禁产生大胆的预测:下一个作家该是一出娘胎便大喊“我要出书”的黄口小儿吧。
作家或“触电”,或“下海”,或“下岗”,已不是当初那个作家;作品即使“色欲横流”,依然无人问津;读者也不是原来那个读者,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看电视、听音乐和逛商场上面,阅读文学作品对于他们来说近乎是惩罚和折磨。这就是当下文学的实际,这也是当下文学出版的实际。
面对令人痛心疾首的当下文学,许多人不得不发出锥心的恸问:文学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
阿炳的映月二胡
至今无人在二泉拉出灵感
曹雪芹那前无古人的天赋
缘何寻不见灵童轮转难道是东方缪斯已近更年期
再也找不到伴侣繁衍
狂躁刮起阵阵不孕的风
正对准缪斯的小腹无情鞭挞
流传在北大中文论坛上的这首诗歌,也在叩问:文学究竟怎么了?文学出版究竟怎么了?
这个问题等待着作家学者的回答,也等待着出版人的回答。评
作者单位: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传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