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说他祖父去世了，寿终正寝。他请了一周假回了趟湖南的老家，精神略显疲惫，但聊起来一点不悲伤。他说，我和祖父没什么感情。中国人和祖辈的关系总是这样走极端：要么感情深挚，要么没什么感情。我很能理解，因为我和我的祖父也属于后者。
　　我祖父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去世了。当时我也一点不悲伤，甚至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祖父在世时天天赌博，输掉了万贯家财，偶尔还要去找小姐。我曾为此感到悲伤。
　　祖父年轻时是镇上的老板，开磨坊，办旅馆，生产泡桐，收购粮食，同时经营着好几种生意，店里的粮食、花生、菜油、泡桐堆积如山。从小，我就坐在泡桐堆里啃泡桐，糖精味甜得吃到犯吐。泡桐，就是大米和糖精加色素做成的膨化食品，有各种颜色，红的黄的白的，粗的像竹子，细的像绳索。在很难吃到大白兔的年代，也算美味。后来我工作了，有一次在南京街头看到有人卖泡桐，忍不住停下来观望了好一阵。
　　据说80年代初，祖父家就有了电视，每天晚上放《霍元甲》，收门票5分钱一张，附近农民都来了，场场爆满。有一年回老家，亲眼目睹了祖父的生意兴隆。买泡桐和交粮食的农民排起长队，从门槛蜿蜒到街边，一眼望去全是背篓。
　　祖父做生意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在小镇上他算是头一批下海的人。之前，人民公社年代，他是镇上最大的一家餐馆的经理，管着很多人的伙食。大锅饭没有了，仍有一些老街坊习惯叫他“经理”。
　　我父亲当兵工作就离开家了。二伯父一直在老家，一边上班，一边帮着祖父做生意，一度成为镇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我四五岁时，二伯父家有两台彩电，一台大的一台小的。人多的时候就看大的，人少的时候就看小的。多年后，我听一位长辈说，二伯父以前常偷祖父的粮食、原料去卖，帮祖父收的账也装进了自己腰包。我二堂兄在镇上跋扈一时，后来杀了人，摊上官司，差点倾家荡产，二伯父家就此败了下去。二伯父老了以后也跟我祖父一样喜欢偷腥，偶尔去逛一下窑子，找几个老小姐。二伯母为这事闹得不可开交。
　　祖父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不好的形象。记事起，就不断听到他赌博的传闻，输了不知道多少钱。在八九十年代，他打牌就三五十元起价，一输就是上千。很多人知道他有钱，合伙抽老千骗他，他仍然每天去送钱。最严重的一次甚至被抓进公安局，因为是熟人，很快就放了出来。小时候觉得他冥顽不灵，后来想，他可能是有赌瘾，而赌瘾是一种病。
　　祖母是祖父的第三房。嫁过来时家境还算兴旺，但在家里只是个灶下婢。印象中，她总是在门口一坐就是一天，好像从没离过家门。有一天，我正在路边玩，邻居女孩突然大呼小叫跑来叫我：快去看，你阿公打了你阿婆一耳光（祖上是从广东移民，阿公阿婆即祖父祖母），把甑子扔到天井里去了！我惊讶无比。当我急匆匆跑回去，祖父已经去了茶馆，祖母安静地收拾着碗筷，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听邻居讲才知道，祖父嫌饭做得太硬，发了火。
　　我曾当父亲面说讨厌祖父。母亲说，甭讨厌他，至少人家自食其力，没问子女要过钱。我想也是。但始终心存芥蒂。
　　祖父从来没主动给过我钱。或许儿孙太多，给不过来。小时候，总有人怂恿我去找祖父要钱，二伯母最积极，说“你阿公有的是钱”。有一年暑假，我在街上看到一个氢气球，想要，没钱，正好祖父经过，就叫住他买，他顺手就给我一百元。一百元啊！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可以把气球摊子买下了。我觉得他出手太阔绰了。但此后我再没找祖父要过钱，感觉像外人。
　　祖父的宅子很大，那是曾祖买下的。小时候常和表哥表姐在里面捉迷藏，至今有些房间我都未曾进去过，那些房间堆满了杂物，黑洞洞的，满是蛛网，有一股霉味。当时觉得那些房间有些可怖，又忍不住探入半个身子进去看看，或是蹑手蹑脚地在门口踱两步。这宅子现在已经很旧了，一部分租给了街坊做生意，一部分仍然空着。
　　祖父病重的时候身边没有多少人，只有我和表哥俩。那是春节前后，天很冷，飘着雨雪。我和表哥在房间里烤火看电视，偶尔听到祖父一两声叫唤，我们知道他难受得厉害，但没有办法，只能隔几分钟去看他一眼。
　　春节过后，开学了。一天接到电话说祖父去世了。我跟老师说，祖父去世了，需要请假回老家。老师说请几天？我说两天。“两天？两天就够了啊？”我说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