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04年的甲辰科会试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那一年，湖南人陈继训（1878—1962年）高中进士，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之一。回首他的科举生涯，着实堪称成功：26岁就成为进士，授户部主事。1907年，他成为駐俄使馆的参赞，不久之后，转而担任度支部军饷司司长。正当“官秩日显”之际，他的政治生命却在1911年戛然而止，此后他解职归里，“以诗文自娱”，不仕民国。
　　民国年间，在陈继训给他人撰写的墓表、传记等文字中，他常常刻意标明自己在前朝的为官履历，以此表达着自己的政治认同。像陈继训这样的例子，在癸卯科、甲辰科的进士中还有不少。
　　1901年，清廷宣布科举改制。1905年，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在此期间，共举行了两次会试，即癸卯科与甲辰恩科，共计产生了588名进士。韩策的新著《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就将目光聚焦于1901年科举改制后所产生的最后两科进士，既展现了这两科进士如何被改制后“新”的科举制度“生产”出来，也追述了癸卯科、甲辰科进士群体在科举废除乃至辛亥鼎革以后的命运浮沉与文化怀抱。
　　癸、甲进士群体恰逢清末新政这一大变动的时代，在清廷改革举措频出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刚中进士之后，他们就接连遭逢开进士馆、废科举、派游学、改官制等多项与其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变动。
　　科举虽经改制，考试内容一新，但他们多半还是旧有科举体系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其观念还多有科举时代的印记。“旧人”身处“新制”，难免生出许多窒碍与冲突。
　　在清末中国，新与旧成了一种常见的人群分野，癸、甲进士群体依违于新、旧之间，其个人表现亦是新、旧互现。一方面，从教育经历与知识储备而言，癸、甲进士群体相比其进士前辈显然较“新”。因而，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新政中广泛投身于各地兴学堂的热潮，推动了新式学制的落实与发展；他们中还有不少人成了清末新政时期各省咨议局的议员乃至咨议局的议长、副议长，投身于清末的立宪运动，甚至活跃于辛亥革命。
　　也因此，癸、甲进士中“再仕民国”者大有人在。值得注意的另一面，则是这批癸、甲进士中的不少人在辛亥鼎革后对于旧朝的态度，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辛亥以后，部分癸、甲进士参与续纂了《德宗实录》、《宣统政纪》、《德宗圣训》等旧朝文献，也有部分人选择成为“遗民”，不再出仕民国。另有不少人在进入民国以后，或者任教于高等学府，或者组织诗词社定期集会，成为维持中国传统文教的一支重要力量。
　　废科举以后，近代中国持续剧变，改朝换代，“日月换新天”。无论从旧时代走来的读书人如何维持文教，也难挡旧学沦亡的运命。不仅自信“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天下士”日益消散，“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也不再是一个具有社会共识的追求，因而读书人的群体特征与自我认同也面临新的蜕变。
　　“读书不为做官”既成为新时代教育目标的全新宣言，也标志着仕学传统的彻底终结。其后，商人、军人、党派等不同的新兴势力跃上历史舞台，自我调侃“刘项原来不读书”的人们留在了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无论其个人际遇或隐或显，最后的进士群体，堪称是亲历并见证了“唯有读书高”在中国的最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