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冬第一场雪降临夏朝古都禹州的前几天，笔者居然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相卿先生的中国钧瓷文化园，偶遇国内最早对钧官窑创烧年代提出系统质疑的大学者李民举先生。
　　李民举何许人也？他1966年生于河南平郏县曹沟，是中国陶瓷科学奠基人李国桢的亲侄；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留校担任考古学系讲师，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做仿问学者，现任美国新英格兰国际交流中心东亚研究所所长；曾经在中国古陶瓷领域作出过开拓性的贡献，主要论著有《陈设类钧窑瓷器年代考辨——兼论钧台窑的年代问题》《宋官窑论稿》《建窑初论稿》等。
　　1997年，北大学刊《考古学研究》发表了篇李民举1992年已正式提交、被编辑部尘封近五年的論文。该文通过对官钧烧造于北宋的“旧说”的几个关键性证据“宣和元宝”钱范、“花石纲”、钧台窑址共存遗物的研究考证，认为这几个证据无一支持“北宋说”，并通过对宋、元、明各代各类器物的排比，得出与国外学者基本致的结论，即钧台窑“瓷器明显具有元及明初风格”，其年代应在公元15世纪左右，跨越元、明两个朝代。此“新说”随即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实际上，吕成龙先生的《试论钧窑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亦提到，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北宋说”这一传统观点的争议就一直不绝于耳。
　　在学术界和古董市场上，钧瓷历来有民钧和官钧之分。民钧以盘、碗、瓶等日用器为主，兼有少量花瓶陈设品，目前被认为创烧于北宋早期，而北宋末年烧制的质量上乘、专贡宫廷的陈设类钧瓷，称为官钧。官钧创烧年代之所以引起争议的根本原因在于现存的文献资料、考古发掘资料和传世实物审美特征对传统的“北宋说”支撑不够。尽管考古界和学术界至今还有很多人对“北宋说”坚信不疑——譬如现任禹州市钧官窑址博物馆馆长张金伟，便是“北宋说”的坚定支持者，他得知李民举回国的消息，便力邀其见面“思想碰撞”一下；再譬如古陶瓷学泰斗耿宝昌先生，到禹州考察时就指出，故宫传世钧瓷为宋代，这时有20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资料支持的，要维护这一说法——但是，李民举提出的“元末明初”和其他国内外学者提出的“金代说”“元代说”和“明代说”一样，仍然在推动着业界对钧官窑创烧年代的问题，继续穷追不舍。
　　颇有意思的是，李民举在禹州现身的第一个公开场合，就遇到了广东来的古陶瓷收藏家冯玮瑜。当李先生强调其当年质疑“北宋说”的观点至今未变时，在现场担纲学术主持的钧瓷学者王洪伟博士不禁打趣问冯玮瑜：“当前拍卖市场上钧瓷成交价格普遍比汝瓷、官瓷等其他四大名窑的瓷器低，这是否跟学术争议有关？”不料此言一出，未等冯玮瑜接话，李先生便马上一脸激动地笑着站起来解释：“跟这个没有关系。艺术是艺术，学术是学术。说我的观点影响了市场是言过其实。从实际情况来看，我的论文公开发表后，钧瓷在市场上的价格还涨了。”
　　李民举的观点得到了冯玮瑜的认同。在她看来，拍卖行对古瓷器的断代比较谨慎，一般不会在介绍文字上写死，而是留给竞拍者自己去作更精准的判断。老票友都会有自己判断能力和判断方法，只有新进场的收藏者才会对某类观点偏听偏信。
　　窃以为，在学术界对某类古董尚有争议时，反倒是实力派藏家介入的大好时机。宋瓷已被业界公认为是中国陶瓷艺术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趁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入市，付出少一点，岂不是赚得多一点？
　　退一步来说，就算宋钧最后被考古界确证不是官钧，宋钧天青釉、天蓝釉和蓝钧拄红斑在古瓷收藏界早已深入人心的那种沉稳大方、宁静淡雅的艺术魅力，仍不必担心会受到世人的轻视。神重有位已故的仿古高人刘书强，被古陶瓷界誉为超越“官钧”巅峰的当代杰出艺人，其烧制的仿宋钧天青釉板沿斗笠碗，曾经得到耿宝昌老先生的称赞。刘书强就直言，自己虽然对官钧的“宋代身份”表示质疑，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宋钧的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