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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风险感知概念最先由Bauer提出，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危险的感觉与认知，二是危险发生不确定性和出现几率。J·Jacoby等将风险感知划分为心理风险、身体风险、社会风险、绩效风险和财务风险。斯洛维奇的心理测量范式采用的揭示优先法和表述优先法可以表明风险认知可量化与可预测的性质。
关键词：网络舆论；消费者；转基因食品安全；研究
一、对风险感知及其影响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李华强[1]等学者认为，风险感知来源于人们的主观判断。这会导致客观的真实风险与风险感知存在一定的差距，即风险感知偏差。如果风险事件发生之后，媒体舆论对其进行大规模的负面报道，公众可能会对此事件导致的后果和严重性的判断出现感知偏差，造成风险感知的高估，引发恐惧、焦虑、恐慌。而当信息存在严重不对称时，公众无法正确感知风险事件的影响和可能后果，有可能使人们的风险感知过低，缺乏应对。
二、网络舆论对风险放大影响的研究
网络舆论是“网民在互联网上表达的舆论”，与现实相比是一种虚拟的形态。刘丽群基于风险传播的研究视角，借鉴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集中研究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的社会放大，解释了网络舆论形成的社会机制以及网络舆论社会差异的产生原因。网络舆论的放大过程，起始于某一社会事件的发生。在社会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事件的某些方面的特征得到强化。同时，事件信息通过不同的放大站进行加工与传播，传播中的事件越来越成为客观与主观的结合，即基于部分事件客观特征的社会建构。事件信息的传播引发公众的意见行为，在意见的互动中逐步形成网络舆论。通过舆论的压力，会产生一种涟漪效应，其影响的范围从事件当事人扩散到相关的人或事，甚至是与事件无关的人或事。社会影响大的网络舆论一般在信息流上传播的范围更广，在意见流上强度更大，在涟漪效应中牵连的人或事更多。祝阳[2]重点研究了网络的放大效应到底多大程度影响到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发展态势。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网络传播的一系列隐性机制推动“放大效应”的生成，个体行为不断趋于群体行为，个体的理智逐渐被削弱，极易产生非理性的极化行为；从众的心理驱动了群体行为的生成，形成的意见可能带有偏激性倾向；公共舆论对政府是一种外部监督的力量，政府在“无作为”或“乱作为”时，这种外部监督就会发生倒逼作用，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做出符合“民意”的决策；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带来的风险的固定式的、刻板化的认知，增加公众恐慌。
三、基于风险社会放大框理论（SARF）的研究
伍麟等[3]分析了SARF理论的发展趋向，研究手段及方法，总结出SARF理论逐渐成熟，它的“放大”隐喻的内涵得到了扩展，基本理论得到了完善，初步具备了描述和解释复杂多变的风险现象的能力。同时，SARF理论基本确立了微观研究和宏观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模式，形成了以资料分析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为主的多元研究方法。卜玉梅[4]在对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的研究予以整理和回顾，提出了其在中国风险研究中应用的必要性及对风险沟通实践的意义。李梁[5]将发生在2007年的：“彭宇案”事件放在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下进行研究和探讨，对彭宇案整个过程中风险的放大和涟漪效应进行分析究，在媒体与社会互动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四、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研究
已有的研究发现，在食品安全恐慌的情况下，风险认知水平是影响消费者食品购买意向的一个关键因素。[6]张金荣等通过调查于长春市城市居民食品安全意识得出结论，大多数公众倾向于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个人影响比较大、社会后果较严重、风险显现时间较长、比较可怕、比较担忧、大部分可以认识到、大部分可以控制、较不能接受。可见，公众基本上将转基因食品视为一种对其健康构成损害的食品安全风险，表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主要是一种负面性认识，并且已经放大了风险的实际后果。周萍入系统描述了公众和科学家风险认知的差异特征，并运用多元有序模型对影响风险认知的因素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媒体缺乏客观公正的信息传播有一定的误导作用、科普宣传力度不够，科普活动参与度低致使公众科学素养欠缺、相关决策和监管机制不够透明，导致公信力不高、公众与科学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梁娟娟基于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视角，以转基因含品的实验探究为例，重点分析信息来源和社会互动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发现信息来源和社会互动对转基因技术的风险感知影响显著，它们增强或衰弱公众的风险感知，形成转基因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
五、研究中仍存在的问题
作为食品安全的转基因食品的风险问题自问世以来备受争议与关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直到今天仍不可预见。同时，随着21世纪信息技术的告高速发展，互联网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中。互联网的内容资源和传播方式在变化，同时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获取信息的习惯。其自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广泛性、共享性、便捷检索性、互动性、综合性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因为种种原因成为了风险的制造者和放大者。网络上有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报道和争论屡见不鲜。通过查阅现有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学术界针对风险感知及其放大的研究比较全面，单独针对互联网、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放大也有所涉及，但是總体来说研究内容较为宽泛、视角比较多元。以互联网的背景为切入点，深入研究在这一“放大器”下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是一种新的思路。以SRAF理论作为基本框架，思考网络舆论放大效应的产生原因，及其对转基因这一特殊产品带来的后续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学术界的空白。
参考文献：
[1]李华强，范春梅，贾建民，王顺洪，郝辽钢.突发性灾害中的公众风险感知与应急管理—以5.12汶川地震为例.管理世界，2009第6期.
[2]祝阳.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网络的放大机制研究.
[3]伍麟，王磊.风险缘何被放大？———国外“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与实证研究新进展.
[4]卜玉梅.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与经验研究及启示.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6期.
[5]李梁.风险的社会放大：媒体与社会的互动——以南京“彭宇案”为例.
[6]Mazzocchi，M；Lobb，A；Traill，W.B. and Cavicchi，A.：Food Scares and Trust：A European Study，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59（1）：2-24，2008.
作者简介：崔宏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关键词：网络舆论；消费者；转基因食品安全；研究
一、对风险感知及其影响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李华强[1]等学者认为，风险感知来源于人们的主观判断。这会导致客观的真实风险与风险感知存在一定的差距，即风险感知偏差。如果风险事件发生之后，媒体舆论对其进行大规模的负面报道，公众可能会对此事件导致的后果和严重性的判断出现感知偏差，造成风险感知的高估，引发恐惧、焦虑、恐慌。而当信息存在严重不对称时，公众无法正确感知风险事件的影响和可能后果，有可能使人们的风险感知过低，缺乏应对。
二、网络舆论对风险放大影响的研究
网络舆论是“网民在互联网上表达的舆论”，与现实相比是一种虚拟的形态。刘丽群基于风险传播的研究视角，借鉴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集中研究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的社会放大，解释了网络舆论形成的社会机制以及网络舆论社会差异的产生原因。网络舆论的放大过程，起始于某一社会事件的发生。在社会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事件的某些方面的特征得到强化。同时，事件信息通过不同的放大站进行加工与传播，传播中的事件越来越成为客观与主观的结合，即基于部分事件客观特征的社会建构。事件信息的传播引发公众的意见行为，在意见的互动中逐步形成网络舆论。通过舆论的压力，会产生一种涟漪效应，其影响的范围从事件当事人扩散到相关的人或事，甚至是与事件无关的人或事。社会影响大的网络舆论一般在信息流上传播的范围更广，在意见流上强度更大，在涟漪效应中牵连的人或事更多。祝阳[2]重点研究了网络的放大效应到底多大程度影响到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发展态势。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网络传播的一系列隐性机制推动“放大效应”的生成，个体行为不断趋于群体行为，个体的理智逐渐被削弱，极易产生非理性的极化行为；从众的心理驱动了群体行为的生成，形成的意见可能带有偏激性倾向；公共舆论对政府是一种外部监督的力量，政府在“无作为”或“乱作为”时，这种外部监督就会发生倒逼作用，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做出符合“民意”的决策；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带来的风险的固定式的、刻板化的认知，增加公众恐慌。
三、基于风险社会放大框理论（SARF）的研究
伍麟等[3]分析了SARF理论的发展趋向，研究手段及方法，总结出SARF理论逐渐成熟，它的“放大”隐喻的内涵得到了扩展，基本理论得到了完善，初步具备了描述和解释复杂多变的风险现象的能力。同时，SARF理论基本确立了微观研究和宏观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模式，形成了以资料分析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为主的多元研究方法。卜玉梅[4]在对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的研究予以整理和回顾，提出了其在中国风险研究中应用的必要性及对风险沟通实践的意义。李梁[5]将发生在2007年的：“彭宇案”事件放在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下进行研究和探讨，对彭宇案整个过程中风险的放大和涟漪效应进行分析究，在媒体与社会互动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四、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研究
已有的研究发现，在食品安全恐慌的情况下，风险认知水平是影响消费者食品购买意向的一个关键因素。[6]张金荣等通过调查于长春市城市居民食品安全意识得出结论，大多数公众倾向于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个人影响比较大、社会后果较严重、风险显现时间较长、比较可怕、比较担忧、大部分可以认识到、大部分可以控制、较不能接受。可见，公众基本上将转基因食品视为一种对其健康构成损害的食品安全风险，表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主要是一种负面性认识，并且已经放大了风险的实际后果。周萍入系统描述了公众和科学家风险认知的差异特征，并运用多元有序模型对影响风险认知的因素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媒体缺乏客观公正的信息传播有一定的误导作用、科普宣传力度不够，科普活动参与度低致使公众科学素养欠缺、相关决策和监管机制不够透明，导致公信力不高、公众与科学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梁娟娟基于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视角，以转基因含品的实验探究为例，重点分析信息来源和社会互动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发现信息来源和社会互动对转基因技术的风险感知影响显著，它们增强或衰弱公众的风险感知，形成转基因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
五、研究中仍存在的问题
作为食品安全的转基因食品的风险问题自问世以来备受争议与关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直到今天仍不可预见。同时，随着21世纪信息技术的告高速发展，互联网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中。互联网的内容资源和传播方式在变化，同时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获取信息的习惯。其自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广泛性、共享性、便捷检索性、互动性、综合性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因为种种原因成为了风险的制造者和放大者。网络上有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报道和争论屡见不鲜。通过查阅现有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学术界针对风险感知及其放大的研究比较全面，单独针对互联网、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放大也有所涉及，但是總体来说研究内容较为宽泛、视角比较多元。以互联网的背景为切入点，深入研究在这一“放大器”下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是一种新的思路。以SRAF理论作为基本框架，思考网络舆论放大效应的产生原因，及其对转基因这一特殊产品带来的后续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学术界的空白。
参考文献：
[1]李华强，范春梅，贾建民，王顺洪，郝辽钢.突发性灾害中的公众风险感知与应急管理—以5.12汶川地震为例.管理世界，2009第6期.
[2]祝阳.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网络的放大机制研究.
[3]伍麟，王磊.风险缘何被放大？———国外“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与实证研究新进展.
[4]卜玉梅.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与经验研究及启示.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6期.
[5]李梁.风险的社会放大：媒体与社会的互动——以南京“彭宇案”为例.
[6]Mazzocchi，M；Lobb，A；Traill，W.B. and Cavicchi，A.：Food Scares and Trust：A European Study，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59（1）：2-24，2008.
作者简介：崔宏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