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2月16号上午八点，一个30岁的男子来到了江苏省人民医院十一楼肝移植中心二病区。此时，47岁的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孙倍成正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作为江苏省人民医院肝胆移植中心创始人王学浩院士的接班人，孙教授多年兢兢业业地工作，救人无数。但这个30岁男子的来访，却险些让孙教授失去生命。当天，该名男子走进孙教授的办公区，随后反锁上门，紧接着，人们在走廊里听到惨叫声和厮打声从办公室传出，当保安破门而入，发现孙教授已经倒在血泊中，急救诊断孙教授失血性休克，左腿刀割伤，左股四头肌断裂，牙槽骨骨折，牙龈撕裂，全身多处软组织挫裂伤。而男子行凶，竟然只是因为其作为黄牛号贩子，在医院贩卖门诊号被孙教授训斥，故而怀恨在心进行报复。孙教授最终经过抢救转危为安，但这件事带给我们的反思却不应就此终止。此次伤医事件虽然不能直接被列为医患纠纷，但无疑是医患关系中一个矛盾点的放大。在医生超负荷接诊，而患者一号难求的情境下，医患相处更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身为医者，无不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他们不应该成为体制问题的“背锅侠”，暴力伤医，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只会让医患关系陷入更加僵化的恶性循环。
　　就在事件发生后不久，本刊收到了孙倍成教授在该次伤医事件之前的文稿。字里行间，讲述了自己从医路上的不易与成就，对挽救生命的欣喜和对医学探索的坚持。以这般的初心为医学奉献的人，不应被伤害，而应值得我们的尊敬与爱戴。

　　信任和使命
　　2011年春节前夕，夜里12点。我和手术团队正在为一个患者进行肝脏移植。当我将患者的肝脏游离好准备断离的时候，患者突然出现室颤，麻醉医师要求暂停手术，进行复律。随后，我向家属交代病情，这种情况不宜再行肝移植手术，否则患者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但患者刚成年的儿子哭了，与他的母亲一起跪下来，恳请我继续做手术，一切后果他们自愿承担。
　　在我们医院，患者在手术台上死亡，主刀医师是需要接受处罚的。但患者家属期待的眼神，让我感到责无旁贷。我返回手术室与麻醉师进行了短暂的沟通，决定与时间赛跑，为患者继续手术。最终只用了50分钟就完成了切肝及植肝的全过程，这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快的植肝速度。移植的新肝脏正常工作后，患者的心脏功能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
　　听闻手术结果的患者家属喜极而泣，对我们连声道谢，那时那刻，一种自豪感在心中油然而生。能够为一个家庭延续幸福，是从医路上美丽的事，也是曾许下的“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不辱医学赋予我的使命”的诺言的兑现。
　　时间狂人
　　自2001年博士毕业后，我去到美国攻读医学博士后学位，为了能尽快学有所成，我在求学的三年时间里，没有懈怠过一天，被同事们称为“时间狂人”。但我认为，这一切是值得的，成为一名合格的肝移植外科医生，为我国临床医学与国外接轨尽微薄之力，是身为医者的荣幸。天道酬勤，我只用了两年，就拿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Faculty（教员）职位，并如愿回国成为一名肝脏外科医生。
　　世界性突破
　　2012年底，我们收治了一名41岁的肝血管瘤患者，由于血管瘤的位置特殊，必须行左半肝切除。巧合的是，同时收住院的一位肝癌患者，年龄27岁，肝癌面积已足有8厘米，按照国际通行的标準，已经不适宜施行肝移植术。
　　能否将切除下来的包含部分血管瘤的肝脏移植给肝癌患者？我脑海中闪现这样的灵感，很快通过对比发现两人的血型匹配，便立即召开紧急医学伦理会议，通过与同事的讨论，患者的沟通，最终得以开展手术。手术历时了10小时，最终成功完成。术后接受肝脏移植的患者和切除肝血管瘤的患者都恢复良好。41岁血管瘤患者1个月后已经可以正常工作，27岁的肝癌患者术后肝癌没有复发，生活完全正常，更为奇妙的是，移植到他体内的带血管瘤的左叶肝脏在6个月后，血管瘤不但没有增生，反而随着肝脏增生而逐渐缩小。
　　这项手术成果后来发表于移植领域的国际核心期刊上，成为世界首例“血管瘤供肝肝移植”手术，为全世界解决肝移植供肝来源提供了创新性思路。但比起荣誉，更令我高兴的是，这一思路和技术如果能够得到推广，全世界将有无数的终末期肝病患者有望从死神的手中夺回自己的生命。医学技术上每一步的创新和进步，都将惠及人类。这是身为医者，不懈努力的最大动力。

　　医者仁心
　　对临床上的每一件事，做到细一点、再细一点；对病房里的每一个人，做到好一点、再好一点。因为我们是医生。
　　自工作以来，我养成了电话24小时开机的习惯，以便患者有疑问时能找到我。有时彻夜手术，凌晨到家刚睡下，又被患者的电话叫醒。妻子心疼我，我反过来劝她，这些于我来说不过是辛苦一些，但对于患者，每一次求助都可能关乎生死，不容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