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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西方古代对音乐美学思想内涵的理解既有区别又有相同之处，而且对后世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和"这个概念，不仅在中国古代音乐创作和音乐审美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而且在西方古代也有很高的地位。本文就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中“和”的近似与差异作出比较，希望能给进一步的研究调查以铺垫。
关键词：“和” 中西方古代 音乐美学思想 异同
音乐美学作为一门进行哲学式思考的学问，它的建立是18世纪下半夜之后开始的。“音乐美学”这个名称的提出和建立是以德国诗人、音乐家舒巴特的著作《论音乐美学的思想》为标志的。尽管作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建立很晚，但是音乐美学的思想却很早就有著述可考。在中国可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西方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时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音乐美学不仅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本文仅就中西方古代音乐美学中“和”的音乐准则做一个简单分析比较。
一、“和”在中西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的内涵
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是独立的，它们有着不相同的地方却往往又有相同之处。尤其是“和”这个概念，不仅在中国古代音乐创作和音乐审美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而且西方古代哲学家、思想家们也将其推崇至一个很高的地位。二者既有区别又有相同之处，而且对后世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即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至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其下限差不多就是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出现之前，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文化发源是早于西方的。）这一时期的史伯、伶州鸠等人的语录中就提出了重要的音乐美学范畴，蕴涵深刻的美学思想，它们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光辉起点。
从《国语˙周语下》中的“乐从和”思想可以看出，这时的人们已明确提出“和”的概念。认为音乐的特征是“和“，音乐之美在于“和谐”。对于音乐的美丑也提出了明确的区分标准，其中“和”为一个重要的审美准则，认为“乐从和，和从平”（音乐必须和谐，和谐必须平和）等等。全都推崇“平和”的古乐、“德音”（体现崇高德行的音乐），而对不平和的“郑声”“淫声”（过度的音调）加以贬斥。因此可以看出：“和”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范畴与概念中是最重要的一个，它不仅涉及了客体，也涉及了主体，还涉及了社会群体以及自然宇宙和音乐美的特征等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及道家的音乐审美思想都可从这一时期找到渊源，尤其是“平和”审美观对其影响深远。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孔子音乐美学思想中的一个方面，认为快乐而富有节制、悲哀而不应伤害身心，规定音乐的情绪表现必须有一定的节制，适度而不过分，“和”而不“淫”。到孟子、荀子时则明确提出“中和”范畴，强调“中和”必须以礼为本，又以“中和”为准则对音乐进行取舍。
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大约公元前6世纪），著名科学家、思想家毕达哥拉斯被人们誉为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奠基人。
毕达哥拉斯和他的门徒被人们统称为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用数学方法测量音乐，用来证明美的本质是“和谐”，而和谐的产生与理想的数量关系有直接的联系。由此时开始，西方学者就倾向于“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去看美学问题”。在他们看来，和谐是对立因素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后代哲学家对“和谐”的内涵既有进一步的补充发展，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们认为“自然是由联合对立形成的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东西”。讲求在对立中求统一、矛盾中找平衡。“和谐”与“净化”这两个基本范畴，贯穿了整个古希腊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这是与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和”的概念是不同的。
二、“和”在中西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区别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和”是“平和”、“中和”、“淡和”，由于这种“平”、“中”、“淡”是以礼为规范，所以就必要要求内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形式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即所谓的“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保持的是一个中庸之态。使各种因素处于“和乐如一”的状态，任何一方的不过分突出自己。它强调的不是对立、斗争，而是平衡、统一，不是促使矛盾转化，从而建立新的和谐统一，而是主张调和各方矛盾以维持旧的和谐统一。这种音乐美学思想在否定音和音调单一的同时却又肯定了风格的单一，对于音乐艺术的创新与变革来说都是不利的。而古代西方的音乐美学思想却认为“和”是和谐，这种和谐不是维护旧的和谐，而是要在和谐中推进矛盾的发展，在对立中寻找变化，加强促使变化的发展，而运动与变化才是和谐得以形成的根本条件。赫拉克利特说：“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是绝对不允许的，而它却对西方音乐文化发展起到了非常深远的意义，可以说它最终代表了西方人对音乐美的一种根本的理解。纵观西方音乐史上，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音乐审美都贯穿了这种基本精神和美学原则。
由此可见，中西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在“和”这一点上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对后世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的深远影响，使得中、西方的音乐美学发展历程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轨迹。但其中却又有着相似点，不乏有其共同点。
三、“和”在中西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的相同
古代西方哲学家认为：音乐的和谐是一种“普遍和谐”。就是说音乐的和谐能够对人的身体和心灵产生影响，使之免于混乱，趋于和谐。即是说音乐对人具有一种“净化”作用。柏拉图说：“用音乐来净化人的心灵，是因为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美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所以音乐就要体现普遍和谐。音乐的这种“净化”作用很早就为中国古代哲学家所理解、接受并运用。他们认识到音乐必须受经济、政治的限制，但反过来音乐又可以作用于经济、政治，能平人心、成政事。这就是礼乐思想的来源。前面说过，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的“和”不仅涉及客体（即音乐作品）还涉及了主体（即听乐者等）。如“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意思是说君子听了，能使内心平和，内心平和了德行就顺了。音乐的“净化”作用也由此可见一斑。也正是认识到了音乐对人的“净化”作用，所以孔、孟等人主张乐与礼配合，强调“中和”必须以礼为本，又以“中和”为准则对音乐进行取舍，主张“贵礼乐而贱邪音”。这种思想就是礼乐思想。因此，虽然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起源不同，但在音乐的“净化”作用这一点上中西方古代思想家、哲学家们却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极大的相同之处。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中“和”的特征是与礼乐紧密相连，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主义时期，给社会思想带来顽固的封闭与保守，抑制了创造与变革。而西方音乐美学的发展却相对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这使得西方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所以，虽然在中西方古代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和”的审美准则有相似点，但其中的不同也是与当时及以后的社会、文化和背景是相联系的，这也就造成了中、西方音乐美学发展历程的不同。本文就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中“和”的近似与差异作出比较，希望能给进一步的研究调查以铺垫。从古代的相似到后代的不同，我们能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参考文献：
[1]王次炤.音乐美学新论[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
[2]修金堂.音乐美学简明教程[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3]张前.音乐美学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4]里曼.音乐美学要义[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
[5]修海林.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谢秋菊，33岁，硕士研究生，邵阳学院音乐系讲师。
关键词：“和” 中西方古代 音乐美学思想 异同
音乐美学作为一门进行哲学式思考的学问，它的建立是18世纪下半夜之后开始的。“音乐美学”这个名称的提出和建立是以德国诗人、音乐家舒巴特的著作《论音乐美学的思想》为标志的。尽管作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建立很晚，但是音乐美学的思想却很早就有著述可考。在中国可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西方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时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音乐美学不仅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本文仅就中西方古代音乐美学中“和”的音乐准则做一个简单分析比较。
一、“和”在中西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的内涵
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是独立的，它们有着不相同的地方却往往又有相同之处。尤其是“和”这个概念，不仅在中国古代音乐创作和音乐审美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而且西方古代哲学家、思想家们也将其推崇至一个很高的地位。二者既有区别又有相同之处，而且对后世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即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至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其下限差不多就是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出现之前，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文化发源是早于西方的。）这一时期的史伯、伶州鸠等人的语录中就提出了重要的音乐美学范畴，蕴涵深刻的美学思想，它们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光辉起点。
从《国语˙周语下》中的“乐从和”思想可以看出，这时的人们已明确提出“和”的概念。认为音乐的特征是“和“，音乐之美在于“和谐”。对于音乐的美丑也提出了明确的区分标准，其中“和”为一个重要的审美准则，认为“乐从和，和从平”（音乐必须和谐，和谐必须平和）等等。全都推崇“平和”的古乐、“德音”（体现崇高德行的音乐），而对不平和的“郑声”“淫声”（过度的音调）加以贬斥。因此可以看出：“和”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范畴与概念中是最重要的一个，它不仅涉及了客体，也涉及了主体，还涉及了社会群体以及自然宇宙和音乐美的特征等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及道家的音乐审美思想都可从这一时期找到渊源，尤其是“平和”审美观对其影响深远。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孔子音乐美学思想中的一个方面，认为快乐而富有节制、悲哀而不应伤害身心，规定音乐的情绪表现必须有一定的节制，适度而不过分，“和”而不“淫”。到孟子、荀子时则明确提出“中和”范畴，强调“中和”必须以礼为本，又以“中和”为准则对音乐进行取舍。
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大约公元前6世纪），著名科学家、思想家毕达哥拉斯被人们誉为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奠基人。
毕达哥拉斯和他的门徒被人们统称为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用数学方法测量音乐，用来证明美的本质是“和谐”，而和谐的产生与理想的数量关系有直接的联系。由此时开始，西方学者就倾向于“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去看美学问题”。在他们看来，和谐是对立因素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后代哲学家对“和谐”的内涵既有进一步的补充发展，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们认为“自然是由联合对立形成的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东西”。讲求在对立中求统一、矛盾中找平衡。“和谐”与“净化”这两个基本范畴，贯穿了整个古希腊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这是与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和”的概念是不同的。
二、“和”在中西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区别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和”是“平和”、“中和”、“淡和”，由于这种“平”、“中”、“淡”是以礼为规范，所以就必要要求内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形式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即所谓的“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保持的是一个中庸之态。使各种因素处于“和乐如一”的状态，任何一方的不过分突出自己。它强调的不是对立、斗争，而是平衡、统一，不是促使矛盾转化，从而建立新的和谐统一，而是主张调和各方矛盾以维持旧的和谐统一。这种音乐美学思想在否定音和音调单一的同时却又肯定了风格的单一，对于音乐艺术的创新与变革来说都是不利的。而古代西方的音乐美学思想却认为“和”是和谐，这种和谐不是维护旧的和谐，而是要在和谐中推进矛盾的发展，在对立中寻找变化，加强促使变化的发展，而运动与变化才是和谐得以形成的根本条件。赫拉克利特说：“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是绝对不允许的，而它却对西方音乐文化发展起到了非常深远的意义，可以说它最终代表了西方人对音乐美的一种根本的理解。纵观西方音乐史上，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音乐审美都贯穿了这种基本精神和美学原则。
由此可见，中西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在“和”这一点上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对后世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的深远影响，使得中、西方的音乐美学发展历程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轨迹。但其中却又有着相似点，不乏有其共同点。
三、“和”在中西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的相同
古代西方哲学家认为：音乐的和谐是一种“普遍和谐”。就是说音乐的和谐能够对人的身体和心灵产生影响，使之免于混乱，趋于和谐。即是说音乐对人具有一种“净化”作用。柏拉图说：“用音乐来净化人的心灵，是因为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美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所以音乐就要体现普遍和谐。音乐的这种“净化”作用很早就为中国古代哲学家所理解、接受并运用。他们认识到音乐必须受经济、政治的限制，但反过来音乐又可以作用于经济、政治，能平人心、成政事。这就是礼乐思想的来源。前面说过，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的“和”不仅涉及客体（即音乐作品）还涉及了主体（即听乐者等）。如“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意思是说君子听了，能使内心平和，内心平和了德行就顺了。音乐的“净化”作用也由此可见一斑。也正是认识到了音乐对人的“净化”作用，所以孔、孟等人主张乐与礼配合，强调“中和”必须以礼为本，又以“中和”为准则对音乐进行取舍，主张“贵礼乐而贱邪音”。这种思想就是礼乐思想。因此，虽然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起源不同，但在音乐的“净化”作用这一点上中西方古代思想家、哲学家们却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极大的相同之处。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中“和”的特征是与礼乐紧密相连，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主义时期，给社会思想带来顽固的封闭与保守，抑制了创造与变革。而西方音乐美学的发展却相对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这使得西方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所以，虽然在中西方古代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和”的审美准则有相似点，但其中的不同也是与当时及以后的社会、文化和背景是相联系的，这也就造成了中、西方音乐美学发展历程的不同。本文就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中“和”的近似与差异作出比较，希望能给进一步的研究调查以铺垫。从古代的相似到后代的不同，我们能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参考文献：
[1]王次炤.音乐美学新论[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
[2]修金堂.音乐美学简明教程[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3]张前.音乐美学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4]里曼.音乐美学要义[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
[5]修海林.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谢秋菊，33岁，硕士研究生，邵阳学院音乐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