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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辩论”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行于中国的舆论发表形式，它与“大鸣、大放、大字报”共称为“四大”。“大辩论”兴起于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派运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泛滥，并被写入宪法。“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还继续享有合法地位，直至1980年被废除。
“大辩论”，曾经被当作社会主义民主的独创形式，影响中国社会二十余年。这种民主形式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中兴起的，并被当作社会主义民主的成果写入宪法，但是最终又被废除，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艰难探索过程。回顾这段中国民主政治“大跃进”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方向。
“大辩论”在1957年整风与反右派运动中产生
“大辩论”的民主形式，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进行公开的和面对面的思想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多次运用于党的整风运动中，对于加强党的战斗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开展正确的、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全党在新的思想基础上更加巩固地团结起来。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为防止中国共产党重蹈旧式农民战争的覆辙，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提醒全党不要骄傲自满、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建国后不久，中共中央即着手开展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号召“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防止在获得全国执政地位的条件下，全党“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发生后，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撰文认为，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最根本的一条是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中共八大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倾向，党的组织和党员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其结果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比前几年增加了，为此，他强调“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要实行“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代表党中央宣布，1957年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在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动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7年4月27日开会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4月30日毛泽东约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就开展整风运动征询意见，并热诚欢迎他们向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整风的目的是克服几年来党内所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从而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的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内容和方法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进行思想教育。两天后，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谈到整风运动的方式，他说，“对党的缺点和错误，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要党内党外一块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是和党一道的。共产党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也可以公开批评，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5月上旬和中旬，中共中央两次发出关于肯定党外人士批评党政错误缺点的指示，指出大多数的批评是中肯的，认为党外人士对中共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一系列的决策和行动表明，中共把党外人士作为整风运动的非常重要的力量，这次整风是一次真正的开门整风。
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以后，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各级党政部门的组织下，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一定范围的、以党外人士为主体的自由批评空气，主要表现形式有各种“鸣放”座谈会、报刊“鸣放”文章及相关的采访报道、以整风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等。
在1957年春天中共酝酿整风运动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他们拥护、期待“鸣”和“放”，但是对于如何进行鸣放，却存在着很大分歧。1957年5月上旬，《人民日报》发表数篇社论，强调“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要求批评者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杀别人的一切，使批评陷入片面和过火状况。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先后出现学生贴出来的两份大字报，一份是质询学校共青团组织的工作，另一份建议校领导开辟“民主墙”、支持学生参与整风运动，随后的几天内，北大校园出现几百张大字报和多场公开的辩论会，这就是所谓的“五一九运动”。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要求集中力量先在机关、文教系统内解决执政党与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不要到处点火”，避免让工人和学生卷入运动中。但是，《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打破报界的沉默，先后报道北大学生的鸣放活动，这使得北大的大字报和大辩论形式迅速在全国高校蔓延，从而造成原先局限于较小范围的“鸣放”行动的扩大。在高校学生的鸣放活动中，也同样出现了一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过激言论。整风运动的局势变得复杂起来，并有可能会进一步失去控制，政治形势呈现紧张和不稳定状态。
面对这一复杂局面，中共开始积极采取对策，但不是立即干预、制止，而是在一段时间内有意识地放任和诱导大鸣大放活动。毛泽东提出，“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1957年6月8日，中共正式进行反击，展开反右派运动。在反右派斗争的初期，《人民日报》等中央大报除发表体现党中央意图的文章外，还大量刊登各地工农群众为批驳错误言论而召开的座谈会，从而形成反击右派的舆论攻势。7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提出要开展全民整风运动，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从8月初至10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先后将整风运动扩展到民主党派、工商界、农村、企业、少数民族和中小学教职员等社会阶层，通过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形成新的“鳴放”高潮。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认为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大民主是解决各种矛盾的重要手段，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195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民整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指出，“这个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所采取的方式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开辩论会和在几乎一切报纸刊物上作报道、写文章等目前已经普及的方式。这是适合于目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一种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
包括“大辩论”在内的“四大”形式实际上是离开法律和制度的轨道、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缺乏保障的民主形式，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反右派运动都运用了这些大民主的形式，但是，结果却不尽然。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1957年秋天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对“反冒进”进行批判，并决定在农村开展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大发展。这场预先定好方向的大辩论不仅没有让人们认清农业的现实，反而成为后来的生产高指标和“浮夸风”的前奏。1958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行各业普遍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人们通过“四大”的形式，开展阶级斗争和社会生产实践，拔资本主义的“白旗”，插社会主义的“红旗”。
“大辩论”在文化大革命中盛行并入宪
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逐渐紧张起来，终于在1966年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该通知向下传达后很快得到响应，5月25日北京大学出现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攻击学校党政领导。几天后，根据毛泽东指示，该文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并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人民日报在发表时还配了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从而引起大字报风潮的急剧蔓延，十多天中西安、南京、上海、武汉、北京等地的许多高校以及中学都出现了贴在室外的大字报，以学校领导和教师为对象的批斗会一哄而起，一些学校的局势处于失控状态。著名的红卫兵运动正是在1966年5月至6月开始出现的，学生们用大字报发表宣言，进而走上街头，张贴、散发传单，召集批判会、发表演说，充分发挥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大民主形式的能量。这些行为都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从党内推向了全社会，一场内乱开始形成。
为适应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需要，中央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包括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写入宪法)，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着手修宪的准备工作，同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但是，“文革”爆发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期一再拖延，连续十年没有开会，直到1975年1月才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宪法修改草案和修宪报告，其中有关于“四大”的条文。
在文化大革命的末期，“大辩论”等“四大”形式曾经起过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人们又利用这些形式要求平反冤假错案，在这些关键的历史时刻，“四大”起到过某种程度上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同时，由于“四大”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群众运动形式，在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文化大革命尚未被批判的背景下，“四大”仍然享有合法地位。
1978年3月1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经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1978年2月)讨论通过的宪法修改草案提交大会审议。其中，修宪报告中有关“四大”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限定“大辩论”等形式的运用是在“必要的时候”，也就是它并非一种日常的民主形式，这暗示了它和政治运动的关系；其次，报告中虽然提到了“四人帮”利用“四大”所造成的危害，但是并没有从法制的角度提出对策，而是提出要用专政的方法来对付滥用“四大”的行为，这表明此次修宪还在政治运动的圈子里徘徊。其实这是必然的，因为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左”的错误还在继续发挥影响。
“大辩论”等形式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错误思潮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全党全国开始系统、全面地进行拨乱反正工作，党内外思想非常活跃。但是，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也出现了不利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向。邓小平指出，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而党内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
这个时候，党和政府处在双重压力之下，一个是以“四大”为重要形式的所谓“民主”活动，正在引发政治紧张局面；一个是保护“四大”的宪法，妨碍政府采取彻底措施维护政治稳定。为此，党和政府开始通过法制来解决“四大”所带来的问题。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他提醒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决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在谈到民主和法制的问题时，他说，要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要有步骤、有领导地推进，否则只能助长动乱，最终妨碍民主和法制。他特别提到了“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指出“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力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四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作用，不适于达到这个目的。他表示，根据长期实践和大多数干部、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取消。
“大辩论”的废除
1980年4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四大”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的议案”，同年8月底至9月上旬，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该议案提交审议表决。在对该议案的分组讨论中，代表们纷纷表示支持取消有关“四大”的条文，一些代表回顾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四大”给国家和社会所造成的恶果，如带来大量的冤假错案等；北京、上海等地的代表對前一段时间当地政府果断处置妨碍公共秩序的群体性事件表示赞赏，认为取消“四大”是人心所向。
这项议案获得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说，为了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决定将宪法第四十五条“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修改为“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取消原第四十五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取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宪法条文至今已有二十六年了，中国的政治民主有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在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制度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如村委会和居委会的民主选举制度、公民社团的兴起等等，但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只能循序渐进地发展，不可能以“大跃进”的方式实现突变，这是“大辩论”等的兴废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
“大辩论”，曾经被当作社会主义民主的独创形式，影响中国社会二十余年。这种民主形式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中兴起的，并被当作社会主义民主的成果写入宪法，但是最终又被废除，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艰难探索过程。回顾这段中国民主政治“大跃进”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方向。
“大辩论”在1957年整风与反右派运动中产生
“大辩论”的民主形式，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进行公开的和面对面的思想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多次运用于党的整风运动中，对于加强党的战斗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开展正确的、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全党在新的思想基础上更加巩固地团结起来。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为防止中国共产党重蹈旧式农民战争的覆辙，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提醒全党不要骄傲自满、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建国后不久，中共中央即着手开展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号召“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防止在获得全国执政地位的条件下，全党“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发生后，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撰文认为，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最根本的一条是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中共八大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倾向，党的组织和党员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其结果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比前几年增加了，为此，他强调“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要实行“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代表党中央宣布，1957年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在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动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7年4月27日开会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4月30日毛泽东约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就开展整风运动征询意见，并热诚欢迎他们向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整风的目的是克服几年来党内所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从而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的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内容和方法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进行思想教育。两天后，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谈到整风运动的方式，他说，“对党的缺点和错误，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要党内党外一块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是和党一道的。共产党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也可以公开批评，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5月上旬和中旬，中共中央两次发出关于肯定党外人士批评党政错误缺点的指示，指出大多数的批评是中肯的，认为党外人士对中共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一系列的决策和行动表明，中共把党外人士作为整风运动的非常重要的力量，这次整风是一次真正的开门整风。
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以后，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各级党政部门的组织下，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一定范围的、以党外人士为主体的自由批评空气，主要表现形式有各种“鸣放”座谈会、报刊“鸣放”文章及相关的采访报道、以整风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等。
在1957年春天中共酝酿整风运动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他们拥护、期待“鸣”和“放”，但是对于如何进行鸣放，却存在着很大分歧。1957年5月上旬，《人民日报》发表数篇社论，强调“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要求批评者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杀别人的一切，使批评陷入片面和过火状况。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先后出现学生贴出来的两份大字报，一份是质询学校共青团组织的工作，另一份建议校领导开辟“民主墙”、支持学生参与整风运动，随后的几天内，北大校园出现几百张大字报和多场公开的辩论会，这就是所谓的“五一九运动”。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要求集中力量先在机关、文教系统内解决执政党与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不要到处点火”，避免让工人和学生卷入运动中。但是，《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打破报界的沉默，先后报道北大学生的鸣放活动，这使得北大的大字报和大辩论形式迅速在全国高校蔓延，从而造成原先局限于较小范围的“鸣放”行动的扩大。在高校学生的鸣放活动中，也同样出现了一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过激言论。整风运动的局势变得复杂起来，并有可能会进一步失去控制，政治形势呈现紧张和不稳定状态。
面对这一复杂局面，中共开始积极采取对策，但不是立即干预、制止，而是在一段时间内有意识地放任和诱导大鸣大放活动。毛泽东提出，“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1957年6月8日，中共正式进行反击，展开反右派运动。在反右派斗争的初期，《人民日报》等中央大报除发表体现党中央意图的文章外，还大量刊登各地工农群众为批驳错误言论而召开的座谈会，从而形成反击右派的舆论攻势。7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提出要开展全民整风运动，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从8月初至10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先后将整风运动扩展到民主党派、工商界、农村、企业、少数民族和中小学教职员等社会阶层，通过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形成新的“鳴放”高潮。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认为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大民主是解决各种矛盾的重要手段，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195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民整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指出，“这个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所采取的方式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开辩论会和在几乎一切报纸刊物上作报道、写文章等目前已经普及的方式。这是适合于目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一种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
包括“大辩论”在内的“四大”形式实际上是离开法律和制度的轨道、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缺乏保障的民主形式，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反右派运动都运用了这些大民主的形式，但是，结果却不尽然。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1957年秋天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对“反冒进”进行批判，并决定在农村开展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大发展。这场预先定好方向的大辩论不仅没有让人们认清农业的现实，反而成为后来的生产高指标和“浮夸风”的前奏。1958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行各业普遍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人们通过“四大”的形式，开展阶级斗争和社会生产实践，拔资本主义的“白旗”，插社会主义的“红旗”。
“大辩论”在文化大革命中盛行并入宪
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逐渐紧张起来，终于在1966年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该通知向下传达后很快得到响应，5月25日北京大学出现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攻击学校党政领导。几天后，根据毛泽东指示，该文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并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人民日报在发表时还配了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从而引起大字报风潮的急剧蔓延，十多天中西安、南京、上海、武汉、北京等地的许多高校以及中学都出现了贴在室外的大字报，以学校领导和教师为对象的批斗会一哄而起，一些学校的局势处于失控状态。著名的红卫兵运动正是在1966年5月至6月开始出现的，学生们用大字报发表宣言，进而走上街头，张贴、散发传单，召集批判会、发表演说，充分发挥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大民主形式的能量。这些行为都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从党内推向了全社会，一场内乱开始形成。
为适应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需要，中央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包括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写入宪法)，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着手修宪的准备工作，同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但是，“文革”爆发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期一再拖延，连续十年没有开会，直到1975年1月才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宪法修改草案和修宪报告，其中有关于“四大”的条文。
在文化大革命的末期，“大辩论”等“四大”形式曾经起过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人们又利用这些形式要求平反冤假错案，在这些关键的历史时刻，“四大”起到过某种程度上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同时，由于“四大”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群众运动形式，在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文化大革命尚未被批判的背景下，“四大”仍然享有合法地位。
1978年3月1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经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1978年2月)讨论通过的宪法修改草案提交大会审议。其中，修宪报告中有关“四大”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限定“大辩论”等形式的运用是在“必要的时候”，也就是它并非一种日常的民主形式，这暗示了它和政治运动的关系；其次，报告中虽然提到了“四人帮”利用“四大”所造成的危害，但是并没有从法制的角度提出对策，而是提出要用专政的方法来对付滥用“四大”的行为，这表明此次修宪还在政治运动的圈子里徘徊。其实这是必然的，因为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左”的错误还在继续发挥影响。
“大辩论”等形式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错误思潮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全党全国开始系统、全面地进行拨乱反正工作，党内外思想非常活跃。但是，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也出现了不利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向。邓小平指出，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而党内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
这个时候，党和政府处在双重压力之下，一个是以“四大”为重要形式的所谓“民主”活动，正在引发政治紧张局面；一个是保护“四大”的宪法，妨碍政府采取彻底措施维护政治稳定。为此，党和政府开始通过法制来解决“四大”所带来的问题。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他提醒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决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在谈到民主和法制的问题时，他说，要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要有步骤、有领导地推进，否则只能助长动乱，最终妨碍民主和法制。他特别提到了“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指出“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力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四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作用，不适于达到这个目的。他表示，根据长期实践和大多数干部、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取消。
“大辩论”的废除
1980年4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四大”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的议案”，同年8月底至9月上旬，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该议案提交审议表决。在对该议案的分组讨论中，代表们纷纷表示支持取消有关“四大”的条文，一些代表回顾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四大”给国家和社会所造成的恶果，如带来大量的冤假错案等；北京、上海等地的代表對前一段时间当地政府果断处置妨碍公共秩序的群体性事件表示赞赏，认为取消“四大”是人心所向。
这项议案获得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说，为了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决定将宪法第四十五条“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修改为“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取消原第四十五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取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宪法条文至今已有二十六年了，中国的政治民主有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在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制度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如村委会和居委会的民主选举制度、公民社团的兴起等等，但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只能循序渐进地发展，不可能以“大跃进”的方式实现突变，这是“大辩论”等的兴废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