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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什么？古今有各种解释。笔者上中学时，读鲁迅杂文，得知老人家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读罢不禁悚然而惧。时间浪费不得，更不能浪费别人的时间——吾已垂垂老矣，至今一不打扑克，二不懂麻将，出版过不少书，却从未麻烦别人作序，便是明证。童年乡居，看草台戏淮剧《吴汉三杀妻》，戏中奸臣王莽的女儿王玉莲唱道：“王玉莲，泪涟涟，手捧香烛进花园。早上看花花打朵，晚上看花花又鲜，花开花放花打朵，人老何曾转少年。”唱词感叹韶华易逝，通俗上口，故七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仍记忆犹新。
其实，这样的感慨，古人早已发出先声。先秦时期，庄子曾感叹：“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名文《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满怀惆怅地写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我曾两度到安徽当涂凭吊李白墓，缅怀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想起唐代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李白墓》的诗句“……可怜荒垅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一千多年的光阴逝去，云荒雨隔，仍然隔不断人们对李白悲剧命运的深深叹息。
最近看世界杯足球赛，当上届卫冕冠军西班牙队与荷兰队对阵，大败而归时，担任实况转播的讲解员刘建宏评论道：“时间是把杀猪刀！”听罢，颇有振聋发聩之感。不是吗，世界上没有永远不败的球队，也没有永远“牛逼”之人。《西游记》中动辄自称“俺老孙”的孙猴子悟空说得好：“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一部世界史可以充分证明，在历史的长河中，多少皇帝随帆去，风月秋怀一篷知。应当说，这皇帝，也包括足球皇帝。
我个人的切身经历，更对“时间是把杀猪刀”有刻骨铭心的体会。1967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参与了策划“炮击张春桥”的“一·二八事件”，张春桥调上海警备区某部政委徐海涛率兵包围复旦，进行镇压。事后，张春桥曾在公开场合说“拥护我的不一定是好人，反对我的不一定是坏人”，但在背后却磨刀霍霍，准备秋后算账。1970年冬，他利用所谓“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通过徐景贤（粉碎“四人帮”后被判重刑，已故）、徐海涛（张春桥心腹，上海警备区某部政委，后被委以海军保卫部部长，“四人帮”粉碎后自知罪孽深重，举枪自尽）、杨一民（上海警备区某团政委）、张惠民（工宣队政委）将我打倒。并以莫须有的罪名，由上海公检法军管会给我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监督劳动，直到1977年4月由上海公安局平反。在这近七年丧失自由的屈辱日子里，我一直不服，相信历史会宣判我无罪。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我贴出大字报，请求复查，并在家中写了《一场惊心动魄与“四人帮”的前哨战——1·28炮击张春桥的前前后后》长达一万两千多字的大字报，请学生抄了五份，分别贴在上海中百一店橱窗及复旦、华东师大、上海一医、上海师院、襄阳南路的墙上，观者如堵。《解放日报》向中央发了内参，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派人对大字报拍照、摄像。上海师大党委首先宣布给我平反，随后按程序上报，由上海市公安局发文给我平反。审判“四人帮”时，张春桥装死，一言不发，漫画大师华君武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死猪不怕开水烫》，把张春桥画成猪头、猪爪状，真是大快人心。“时间是把杀猪刀”，在这里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
2014年7月7日灯下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曾老语惊天上人
——读《平生六记》
明代嘉靖年间，杭州学者郎瑛在其名著《七修类稿》卷二十一中，引诗曰：“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此诗气魄宏大，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恐惊天上人”——据说，天上住的都是神仙，由第一把手玉皇大帝说了算。常言道：“天高意难问”，让我们还是回到地上。蒙年届九十六岁的杂文泰斗、出版界耆宿曾彦修前辈赠我近著《平生六记》（三联书店2014年版），认真拜读后不禁想到，杨大年诗句“恐惊天上人”实属虚无飘渺；而曾老的语惊天上人，则是千真万确。谓予不信，请看事实：
1952年春，曾老时任广州南方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一位副秘书长，率一工作队，悍然把报社多位同志打成大、中、小“老虎”，即贪污分子。他们被禁闭，关在所谓的“老虎洞”里。曾老发现，说他们是“老虎”，却没有任何证据，乃公开表态否定，因此书中第二章的标题，就叫“打虎记零”。走笔至此，使我想起在复旦大学求学时的学长王其杰（已故），他是连云港人，解放初在扬州税务局工作，在“三反运动”中成了“打虎英雄”，他的事迹还登在《扬州日报》上。有次他跟我在复旦操场上散步，说所谓“打虎”，是对被查对象搞逼、供、信，不让他睡觉，轮番围攻，被查者身体、精神都吃不消了，便胡乱招供，成了“老虎”。他说自己也遭了报应。不久，有人揭发他是三青团员，组织上便撤销了他的团支部书记职务，后他又被查出还是三青团小队长，于是被开除出党。他精神崩溃了，被送进精神病院，治了很久才康复，为了离开是非之地，才考入复旦。对比之下，曾老对报社被打成“老虎”者的保护，多么难得。
又如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我奉命走出校门，参加了上海市委“四清”工作组，先后在金山县、松江县搞“四清”，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后才返校。在松江城西大队，由于工作组长很左，重用农村中的游民、“勇敢分子”，组成“四清”积极分子队（实际上是“打手队”），在会议室围攻大队支部书记、会计，高声喝斥，把台子拍得震耳欲聋。年轻的会计被逼无奈，胡乱交待，说贪污了大队饲养场16万元——其实饲养场一年的收入也不过几千元。逼死干部的事情相继发生。最令人痛心的是，一位女会计与她的丈夫一起吊死在一根绳子上，还落了个“畏罪自杀”的罪名。“四清”时，曾老在上海编《辞海》，奉命参加工作组，以“资料员”身份到工厂搞“四清”。曾老不但没有参与整人，还努力为被审的三十来个工人及干部，全部洗清了汉奸、特务、政治骗子、反动资本家……的怀疑或帽子，彻底从书面撤销了这些罪名。其中典型的事例，从书中的标题一望而知：“一个似乎明明是盗窃公物的人，是如何被证明是毫无其事的”，“一个自吹参加过欢迎汤恩伯宴会的国民党‘地下人员’原来只是一个端咖啡的小工”，“一个被怀疑当过汉奸警察局长的人仅仅是同名同姓”……曾老还相关同志清白，挽救了他们的政治生命，用句老话说，实在是功德无量。
曾老在本书的“前记”中说：“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显然，曾老是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者。胡乔木同志是曾老的恩师，1949年初正是乔木派他去广州担任华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执掌华南宣教大权，为正部级领导干部；后来为加强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又是他调曾老到人民社，委以重任。但1984年初，恰恰又是乔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伐人道主义。
自从清代乾嘉年间苏州文人沈三白著《浮生六记》以来，以类似题材成书的有多种，但我以为，曾老以九十五岁高龄，一字一字写成的这本《平生六记》，最有警世价值，当可传之永久。
2014年7月30日于老牛堂
（作者系历史学家、杂文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其实，这样的感慨，古人早已发出先声。先秦时期，庄子曾感叹：“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名文《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满怀惆怅地写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我曾两度到安徽当涂凭吊李白墓，缅怀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想起唐代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李白墓》的诗句“……可怜荒垅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一千多年的光阴逝去，云荒雨隔，仍然隔不断人们对李白悲剧命运的深深叹息。
最近看世界杯足球赛，当上届卫冕冠军西班牙队与荷兰队对阵，大败而归时，担任实况转播的讲解员刘建宏评论道：“时间是把杀猪刀！”听罢，颇有振聋发聩之感。不是吗，世界上没有永远不败的球队，也没有永远“牛逼”之人。《西游记》中动辄自称“俺老孙”的孙猴子悟空说得好：“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一部世界史可以充分证明，在历史的长河中，多少皇帝随帆去，风月秋怀一篷知。应当说，这皇帝，也包括足球皇帝。
我个人的切身经历，更对“时间是把杀猪刀”有刻骨铭心的体会。1967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参与了策划“炮击张春桥”的“一·二八事件”，张春桥调上海警备区某部政委徐海涛率兵包围复旦，进行镇压。事后，张春桥曾在公开场合说“拥护我的不一定是好人，反对我的不一定是坏人”，但在背后却磨刀霍霍，准备秋后算账。1970年冬，他利用所谓“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通过徐景贤（粉碎“四人帮”后被判重刑，已故）、徐海涛（张春桥心腹，上海警备区某部政委，后被委以海军保卫部部长，“四人帮”粉碎后自知罪孽深重，举枪自尽）、杨一民（上海警备区某团政委）、张惠民（工宣队政委）将我打倒。并以莫须有的罪名，由上海公检法军管会给我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监督劳动，直到1977年4月由上海公安局平反。在这近七年丧失自由的屈辱日子里，我一直不服，相信历史会宣判我无罪。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我贴出大字报，请求复查，并在家中写了《一场惊心动魄与“四人帮”的前哨战——1·28炮击张春桥的前前后后》长达一万两千多字的大字报，请学生抄了五份，分别贴在上海中百一店橱窗及复旦、华东师大、上海一医、上海师院、襄阳南路的墙上，观者如堵。《解放日报》向中央发了内参，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派人对大字报拍照、摄像。上海师大党委首先宣布给我平反，随后按程序上报，由上海市公安局发文给我平反。审判“四人帮”时，张春桥装死，一言不发，漫画大师华君武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死猪不怕开水烫》，把张春桥画成猪头、猪爪状，真是大快人心。“时间是把杀猪刀”，在这里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
2014年7月7日灯下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曾老语惊天上人
——读《平生六记》
明代嘉靖年间，杭州学者郎瑛在其名著《七修类稿》卷二十一中，引诗曰：“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此诗气魄宏大，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恐惊天上人”——据说，天上住的都是神仙，由第一把手玉皇大帝说了算。常言道：“天高意难问”，让我们还是回到地上。蒙年届九十六岁的杂文泰斗、出版界耆宿曾彦修前辈赠我近著《平生六记》（三联书店2014年版），认真拜读后不禁想到，杨大年诗句“恐惊天上人”实属虚无飘渺；而曾老的语惊天上人，则是千真万确。谓予不信，请看事实：
1952年春，曾老时任广州南方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一位副秘书长，率一工作队，悍然把报社多位同志打成大、中、小“老虎”，即贪污分子。他们被禁闭，关在所谓的“老虎洞”里。曾老发现，说他们是“老虎”，却没有任何证据，乃公开表态否定，因此书中第二章的标题，就叫“打虎记零”。走笔至此，使我想起在复旦大学求学时的学长王其杰（已故），他是连云港人，解放初在扬州税务局工作，在“三反运动”中成了“打虎英雄”，他的事迹还登在《扬州日报》上。有次他跟我在复旦操场上散步，说所谓“打虎”，是对被查对象搞逼、供、信，不让他睡觉，轮番围攻，被查者身体、精神都吃不消了，便胡乱招供，成了“老虎”。他说自己也遭了报应。不久，有人揭发他是三青团员，组织上便撤销了他的团支部书记职务，后他又被查出还是三青团小队长，于是被开除出党。他精神崩溃了，被送进精神病院，治了很久才康复，为了离开是非之地，才考入复旦。对比之下，曾老对报社被打成“老虎”者的保护，多么难得。
又如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我奉命走出校门，参加了上海市委“四清”工作组，先后在金山县、松江县搞“四清”，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后才返校。在松江城西大队，由于工作组长很左，重用农村中的游民、“勇敢分子”，组成“四清”积极分子队（实际上是“打手队”），在会议室围攻大队支部书记、会计，高声喝斥，把台子拍得震耳欲聋。年轻的会计被逼无奈，胡乱交待，说贪污了大队饲养场16万元——其实饲养场一年的收入也不过几千元。逼死干部的事情相继发生。最令人痛心的是，一位女会计与她的丈夫一起吊死在一根绳子上，还落了个“畏罪自杀”的罪名。“四清”时，曾老在上海编《辞海》，奉命参加工作组，以“资料员”身份到工厂搞“四清”。曾老不但没有参与整人，还努力为被审的三十来个工人及干部，全部洗清了汉奸、特务、政治骗子、反动资本家……的怀疑或帽子，彻底从书面撤销了这些罪名。其中典型的事例，从书中的标题一望而知：“一个似乎明明是盗窃公物的人，是如何被证明是毫无其事的”，“一个自吹参加过欢迎汤恩伯宴会的国民党‘地下人员’原来只是一个端咖啡的小工”，“一个被怀疑当过汉奸警察局长的人仅仅是同名同姓”……曾老还相关同志清白，挽救了他们的政治生命，用句老话说，实在是功德无量。
曾老在本书的“前记”中说：“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显然，曾老是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者。胡乔木同志是曾老的恩师，1949年初正是乔木派他去广州担任华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执掌华南宣教大权，为正部级领导干部；后来为加强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又是他调曾老到人民社，委以重任。但1984年初，恰恰又是乔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伐人道主义。
自从清代乾嘉年间苏州文人沈三白著《浮生六记》以来，以类似题材成书的有多种，但我以为，曾老以九十五岁高龄，一字一字写成的这本《平生六记》，最有警世价值，当可传之永久。
2014年7月30日于老牛堂
（作者系历史学家、杂文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