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久前，巴黎爱乐大厅正式开幕运营，代表法国最高交响乐团水平的巴黎管弦乐团在首演典礼上举行了演出。作为法国政府首推的文化地标项目，巴黎爱乐大厅的音效达到与世界知名音乐厅同样的水平，其美轮美奂的现代建筑让人叹为观止。但是，抛开音效和设计效果，西方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却是以负面为主。不但如此，其设计者、法国著名当代建筑设计师让·努维尔（Jean Nouvel）公开杯葛开幕仪式，以示其对施工方和法国政府未能达到其设计要求的不满。
　　这一事件所凸现的矛盾在西方似乎并非偶然—很多国家不断投入巨资兴建音乐场馆，以挽救不断老年化的古典音乐市场，然而在民间，依然坚守古典音乐的艺术家们却试图不断突破古典音乐的演绎模式，尝试用更加互动亲民的方式来让民众感受严肃音乐依然有鲜活的一面。

给贫民区的艺术大礼？

　　巴黎爱乐大厅（Philharmonie de Paris）号称是法国21世纪的文化新地标，矗立在风尘仆仆的公路旁，周边都是亚非拉的新移民居民区。它是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委任著名当代设计师努维尔的项目，旨在把法兰西的文化结晶带进经济落后的新移民社区，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用电影票的价格走进交响音乐殿堂，促进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滋养。
　　努维尔的设计蓝图是非常理想化的—这个有2400多个座位的音乐厅，能举行高水准的古典音乐演出，音响质量可保证与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和德国莱比锡格万豪斯大厅保持同样世界一流水平，将来会成为巴黎管弦乐团的常驻演出场地，也是世界各大交响乐团访问巴黎时的演出地。大厅的演出能够通过室外大屏幕直播，让社区周边的人们享受视听大餐。除此以外，爱乐大厅还有1个展览厅、两个餐厅、6个排练厅、数个让文化公益团队进驻的教室以及一个让700多个公众在天气晴朗时进行野餐的大露台。
　　然而，这个“21世纪法兰西文化地标”在修建过程中却经历了一系列的丑闻和是非，到了奥朗德接掌法兰西总统大位时，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和文化烫山芋。首先是爱乐大厅工程出现了严重的超支现象：本应是1.7亿欧元的建筑工程截至开幕仪式时已经耗费了3.9亿欧元，而工程还远未彻底完善。努维尔认为施工方在不断缩减和“暗中破坏”自己的设计理念，呼吁法国政府推迟爱乐大厅的开幕日期。如果说远远超出预算的工程项目最容易在西方引起纳税人争议的话，那么努维尔在媒体上的不断抱怨则更加让法国政府感到两头不讨好。
　　无独有偶，近年来号称德国21世纪最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易北河汉堡爱乐大厅同样深陷舆论漩涡。它有着水波纹形状的屋顶和晶莹反光的玻璃外墙，底层是一个容纳2100多个座位的音乐大厅，以及一个容纳500多个座位的室内音乐厅;高层则计划引进一家拥有250个客房的五星级酒店和40多套高级公寓。按照官方的口径，它将会成为德国最大的音乐厅和北部德国的一个文化象征，汉堡爱乐乐团将会进驻这个巨大的闪亮碉堡。
　　巨型音乐厅在2007年开始动工，预期2010年落成，预算大概在2.41亿欧元左右。然而到了2010年，工地还是一个大废墟。工程难度超出政府和承建商的预期。在2012年，汉堡政府为这个远未封顶的建筑又追加了5亿欧元，总预算达到7亿欧元。在工程进度方面，预计最早要到2016年年初才基本结束。预计到2017年，也就是开工整整10年时，汉堡爱乐乐团才能进驻。

古典音乐的草根星星之火

　　在西方国家，尽管政府投入巨资建造各种功能复杂的音乐场馆，但是音乐团体本身所得到的资助有时候却不尽如人意。荷兰著名指挥家伯纳德·海丁克曾经愤怒地说荷兰负责文化事务的内阁官员是嚼着口香糖听说唱乐长大的民粹政客，对高雅艺术一窍不通。今年1月，有75年历史的丹麦国家室内交响乐团被丹麦政府告知终止财政拨款，自谋出路的乐团通过网上众筹才获得足够捐款得以继续生存。

　　不过，与力争成为政府宠儿相反，欧洲一些年轻古典音乐家试图重新与观众产生联系，在音乐身上赋予更多的社会关怀，并且把音乐演出带到无法想象的地方进行试验。
　　比如英国年轻音乐家自发组织的“多层空间”交响乐团（Multi-Storey Orchestra）就尝试在伦敦的一个废弃的多层车库进行交响音乐会演出，而且曲目还非常严肃正规。在2011年，这个乐团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废弃车库里演出了斯特拉文斯基作品《春之祭》，随后的几年里又演出了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和当代作曲家约翰·亚当斯的《和音教程》。在一个或多或少有点后工业朋克气氛的场景里，年轻人围在交响乐团的四周，形成一堵人墙，让乐团的各个声部在音效欠佳的多层车库里尽量凝聚在一起。听众同时也可以自由走动，到旁边的酒水柜台里买一杯饮品。随着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个乐团的曲目和演出频率也在不断增加，甚至成为2014年英国著名的逍遥音乐节的一部分。
　　更有甚者还探索嗅觉感官与音乐之间的关系—一个英国室内乐团体尝试在演出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作品的时候，让听众们蒙上双眼并且在现场喷发出不同味道的香料，让听者的感官能够贯通听觉和嗅觉。古典音乐的演出从不缺乏活力，更加不乏对艺术敏感的音乐家在它身上创造出层出不穷的创意。而正是被激发了创新能力的演绎艺术，才获得年轻受众的喜爱。这种貌似“新潮”的互动模式，其实与18世纪晚期的音乐演绎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回归古典传统还是开创先河

　　20世纪的听众多数习惯在音乐厅或者偶尔在教堂聆听古典音乐演出。然而早在海顿和莫扎特的时代，在宫廷演奏的严肃作品并非像今天那样“严肃”，观众并不像今天在交响音乐厅那样一定要正襟危坐。在演奏一部交响乐作品的时候，乐章之间还有茶歇和点心时间。
　　随着19世纪中叶市民生活的崛起，欧洲各城市的市政府都以修建大众参与的音乐厅为城市的一道“亮丽名片”。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维也纳爱乐协会”成为维也纳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在奥地利皇帝约瑟夫·弗朗茨1857年兴建环城大道的大计中，“爱乐协会大厅”成为多座文化地标之一，象征着中产阶级的音乐话语权崛起。新的音乐话语权带来了一套新的礼仪规则，比如乐章之间不能拍手，演出中途不能随意走动等。
　　二战后，音乐厅的功能和结构随着大众媒体的崛起而发生了变化。1963年启用的柏林爱乐大厅是世界上第一个把高高在上的舞台变成乐池的交响音乐厅，听众不再像以前那样只看到指挥家的背面，而是可以全方位地看到指挥家的一颦一笑。从此音乐厅的设计也越来越大胆，开支也越来越高。但是音乐会的演出形式却被抨击变得僵化而且高高在上。
　　时至今日，用结构宏大、功能多样的音乐厅来提振文化名片仿佛是近年来很多西方官员试图挽救古典音乐市场的一种药方。当然，尝试修建更好的硬件设施来留住当地艺术资源也不难理解，可是在政绩单上的一时辉煌，并不代表解决了实际问题。巴黎爱乐大厅的落成争议，也向人们发出了一个困扰已久的“古典之问”：把音乐厅修筑得豪华无比、美轮美奂就一定能把年轻人吸引回古典音乐殿堂吗？
　　在西方青年亚文化语境下，“古典音乐”一词本身就是象征权贵和富有阶层的代名词。一座造价昂贵，成本远超预算的歌剧院或者音乐厅不仅不能拉近与年轻受众的距离，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甚至会造成铺张和浪费的印象。相反，那些在贫寒中不断摸索打滚的草根音乐家，也许能够在晦暗中掀开一丝未来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