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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应该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出版特点，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坚持大学出版学术教育专业出版宗旨道路，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下我国大学出版社既不放弃学术出版的使命又能在国际国内出版市场竞争和发展中彰显活力的和谐互动的独特出版形态方面进行有益的尝试。
前言：改制分水岭
如果就其发展史上的时间节点而言，2009年可以被认为是我国大学出版史的一个分水岭。因为，按照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的整体部署及要求，2009年12月31日全国大学出版社必须完成改制转企工作，从而使得新中国成立后有近60年历史的我国大学出版在今后的历程中将以一种新的面貌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下去。尽管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大学社的改制并未按照时间表真正完成且未能完成的原因很复杂，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我国大学出版及大学出版社的历史和发展做一次全面的回顾或者分析，以便对大学出版的将来形成一种更为明晰和有效的定位就很有必要。
前世和今生：我国大学出版及大学出版社的历史回顾
关于我国大学出版及大学出版社的历史，已经有不少出版研究者或者高校相关学科学者做过比较深入而详尽的研讨。我们比较认同下面这样的一条发展脉络，其前提是大学出版并非简单的指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行为，而是指高等学府伴随教学学术科研需求所开展的编辑出版活动。
发端：源自高等教学需要
我国的大学出版历史可以上溯到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的附属于总理衙门的同文馆也即后来所称的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刚设立时是一所外语专修学校，学制三年；后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诸学的学生，则学制长达八年。年岁稍长且有能力仅借助译本而求诸学的学生，则五年可毕业。课程设置最初只有英、法、俄、汉文，同治六年(1867年)后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出于教学需要的目的，当时在同文馆做教习的中外学者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洋各学科的著作。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也即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则专设有编书处及译书局，专门从事大学教材和学术作品的编写、翻译以及出版工作。这些活动可以被视作我国近代以来大学出版的发端和大学出版的雏形。
在我国大学出版史上第一家以大学出版社名称命名的出版机构是1929年成立的南开大学出版社。但该社到1936年10月由于日本侵略华北而被迫停办。南开大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前唯一曾经存在过的明确的一家大学出版社。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出版业意义上大学出版的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过程中于50年代中期先后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成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成为我国第二家大学出版社。但是前者于1966年“文革”开始即不再出书，后者则于1959年停办。“文革”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78年恢复出版业务，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直到1980年才复社。
这两家大学出版社是在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特别是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转向的时代背景下成立的。尽管其宗旨是为高等教育提供出版服务，繁荣高校学术，但由于特殊的政治因素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加上在此后一直到“文革”结束，我国并没有更多的大学出版社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遭遇了停业或停办的命运。因此，我国大学出版从新中国成立起到“文革”结束并没有形成出版社群体，更不用说形成大学出版产业规模，没有也不可能在我国出版业发展过程中占一席之地。大学出版的真正新生则在“文革”结束之后。
浩劫之后：我国大学出版的恢复与发展
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这两件大事在我国大学出版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随着高等教育逐步走出“文革”的阴影，社会对知识和教育的饥渴和追求，我国社会在“文革”后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书荒现象。这一现象导致了我国出版业的一轮大发展。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国大学出版获得了新生和发展的机遇，并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1978年起到1991年被业界人士认为是我国大学出版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除了最早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恢复出版活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复社外，一大批新的大学出版社获准成立。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1986年短短的六七年时间里。我国大学出版社的数量从零开始，迅速达到了66家，到1991年大学出版社的数量达到了90家。其中，像现在在我国大学出版界乃至全国出版业都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和地位并且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等，都是分别于1979年至1980年问成立的。这些大学出版社跟其他陆续成立的大学出版社一起，改革开放以后在高等学校的学术著作、教材等领域的出版开始崭露头角。在这个阶段中，1987年在教育部指导下成立的大学出版社协会标志着我国大学出版业已经开始成为我国出版业的一支新的出版力量。
但是，由于大学出版社成立时间短，运作的专业化程度低，其出版范围也相对非大学出版社窄，加上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业在相当长时间内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依然很大，因此，从产业经济角度来看，这个阶段我国大学出版社虽然在数量上出现了快速增加，但大学出版的整体规模、实力、在出版业的影响力等都还比较小，尚处于一个蓄势待发阶段。这个状况直到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才发生了质的突破和飞跃。同时，随着我国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和提升，大学出版也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前十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今生有意：我国大学出版的辉煌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大学出版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社会进人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转型，各行各业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大学出版开始融入我国整个出版业的发展格局，并且经过十多年的积累以及市场意识的增强，其整体规模和实力出现了突破性的提升，从而产生了大学出版的辉煌时期。具体表现在：
第一，大学出版社的数量继续增加。到2008年，全国共有大学出版社105家。期间虽然因高校合并等大学出版社在数量上曾经发生过波动增减，但新的大学出版社近年来还是时有成立。这个数字已经在目前我国579家出版社中占到了18.13％，从数量上讲已经成为我国出版 业的生力军。
第二，大学出版社的出书品种、生产规模、销售业绩迅速膨胀，除传统的教材、学术著作出版外，在大众出版、畅销书出版、专业出版等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出版了一大批有较大社会影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高的出版物产品，整体影响力日益提高。到2007年，大学出版社的出书品种达到了80280种，出版生产总码洋达到187.731亿元，图书销售总码洋达到了168.38亿元。在我国整个出版行业中，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品种约占30％，出版生产总码洋约占32％，销售总码洋约占到34％。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大学出版已经成为我国出版业的一头雄狮。
第三，大学出版社的企业化管理、专业化出版水平以及市场运作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竞争力进一步加强。我国大学出版社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按照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使得大学出版社的企业特性得到强化，出版专业运作能力得到改进。尤其是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和市场意识的加强，直接促使广大大学出版社投入到了我国出版业和出版物市场的竞争中。并目经过十几年的市场博弈，一批运作专业化、管理现代化、个性鲜明、效益明显、发展实力强大的大学出版社脱颖而出。
第四，随着大学出版发展迎来的腾飞，一批大社强社涌现出来，并在我国出版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8年，我国大学出版社中年销售码洋上亿元的就有31家，过10亿元的有两家，甚至出现了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这样达到18.5亿码洋的巨型大学社。除在业绩上取得的成就外，在各自相关的出版领域，很多大学出版社也在业界和读者中建立起了极富影响力的品牌。比如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人文社科图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等的学术著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外语教材、学术著作和工具书，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计算机图书等，都已经在读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口碑。
第五，我国大学出版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大学出版的交流以及在国际合作方面出现了良好势头。目前，在跟国际著名出版公司如培生、麦格劳·希尔、汤姆森、施普林格等进行合作的中国出版社中，大学出版社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版权贸易业务中，像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北大医学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我国龙头大学社，无论在引进还是输出方面，都有着不俗的表现。此外，由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跟日本和韩国的大学出版社协会联手组织，在三国轮流举行的中日韩三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年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区域影响的行业国际交流活动，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六，近年来大学出版社改制为我国大学出版社走向新的辉煌创造了体制性的保证。作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对象，我国大学出版社从事业体制逐步向企业体制的转向是从2001年开始的，并随着国家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而加快了步伐。目前，全国大学出版社理论上绝大部分都已经完成改制转企工作。由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运作机制到完全的企业化，我国大学出版社将迎来其发展历程上的新一轮辉煌。
机遇还是挑战：关于大学出版社改制或转制
大学出版社改制转企的基本任务过程，是将原来大学出版社的事业单位性质通过一系列财政措施，经过清产核资、纳入必要的高校资产经营管理、建立董事会制度、完成人力资源调整、进行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注册登记，从而完成由事业到企业的身份转换，进一步提升发展壮大大学出版的实力。其中，高校或者高校的资产经营公司为改制后大学出版社的唯一出资人。大学出版社这一改制后性质或者身份的变化给大学出版新一轮发展毫无疑问将带来新的机遇，主要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说明：
第一，大学出版社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后，其经营自主权将更大，经营灵活性将凸显，出版生产力也因此将在此基础上得到进一步释放，出版效率将不断提高。
第二，大学出版社改制后的企业用人机制在经过较短时间的阵痛之后将变得更趋科学合理，人尽其能以及必然的人才流动将成为大学社人力资源管理的新风景。职业经理人、非大学社专业出版人才向大学社的流动等将会成为一种常态。而大学出版整体业务的发展最终将依赖人才的合理和科学使用上，这无疑将成为大学社新一轮发展面临的最大机遇。
第三，大学出版社改制后在基于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和用人机制之上的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将出现更为丰富、更符合市场需求、更加活跃和有效从而产生更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局面。
第四，在改制后的几年里，由于可以享受到政府在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加上改制过程中的清产核资和合理的不良资产和坏账呆账的剥离。大学出版社整体的利润率将有一定提高，资产的保值增值也将会在若干年里出现向好。这一机遇如果能够被大学社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和机会，则在下一轮发展大学社将能轻装上阵，焕发出新的活力。
第五，改制转企完成的同时，我国大学出版社将同时开始具备了资产重组、兼并、上市等其他所有现代出版企业发展的可能性。尽管暂时大学社上市等可能性不大，但有实力的大学社兼并其他大学社或地方社、向多元化发展的可能和机遇则已经存在，资本运作的条件也会逐步成熟。
车到山前：大学出版面临的若于问题
在我国大学出版社的改制带来了上述主要机遇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大学出版社在下一轮发展道路上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及问题，并且也并非所有的大学出版社通过改制可以解决其原先已经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我们试着就大学社的体制问题、产权归属问题、实现股份制乃至上市的问题、企业化后大学出版宗旨的变化问题、母体高校与大学出版社的关系问题五个方面做简要讨论。
长幼有序：大学出版社的管理体制问题
大学出版社改制前实行的是母体高校党委领导下由校领导分管的社长负责制。社长一般由学校任命。改制后，按照中央有关部委的要求和企业工商登记及公司法的要求，大学出版社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出版社要纳入高校资产经营公司的管理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目前我国大学出版社的领导管理体制出现了这么一些类型：一、大学社仍归属学校领导，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出版社董事会由分管校领导、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高校财务部门和出版社相关人员如社长等人员组成，董事长或者由学校领导担任或者由学校指定出版社社长担任，社长为法人代表。出版社社长的角色相当于董事总经理；二、大学社纳入到高校资产经营公司管理范围，大学社董事会由资产经营管理公司领导、高校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出版社人员等组成，董事长或由资产经营管理公司领导担任，出版社社长的身份便相当于总经理，在董事 会领导下开展经营活动；三、董事长由学校指定改制前出版社社长担任，同时任命新的社长或者总经理。董事长同时为出版社法人代表。这种管理结构已经有些将社长作为职业经理人身份处理的味道了。上述董事会领导下的法人治理结构很明显取决于母体高校对大学出版社的态度和控制方式。高校对大学出版社不同的管理和发展要求决定了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会实行何种领导管理体制。令人担心的是，在领导体制上大学出版社的管理可能会出现领导的不负责不领导的现象。这将不利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
同时。由于大学出版社改制对于人的处理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因此，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依然会走双轨制。原高校事业编制员工会存在一种旱涝保收的稳定感(除非高校人事体制改革很快推进)，而大学社企业编制员工则完全走上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下的人力资源管理道路，依据劳动合同为大学出版社工作，他们可能更加具有发挥创造性和主观能动的可能，当然也存在更多的人才流动的可能。而原先大学社存在的两种编制员工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应该会渐渐消失，但不排除继续遗留的可能。
大学出版社改制转企，它作为在事业单位的高校领导下进入市场运作的机构，拥有现代企业管理的形式，但在领导体制和人力资源体制上还暂时打着深刻的事业体制烙印，这是我国大学出版下一轮发展过程中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或者也可说是其独特于国际大学出版业的中国特色。
师出有名：大学出版社改制后的产权归属问题
这其实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实际上在我国大学出版社开始进入改制时间表的过程中，有关大学社改制后的产权归属问题是作为母体的高校以及高校的领导一直未能明晰的大问题，从而导致改制过程中高校产生了一些困惑和担心。高校领导对大学出版改制认识上的模糊导致高校管理和决策层曾经因担心可能出现大学出版社改制后产权问题以及更大的出版社离心倾向而对改制工作犹豫不决以及抱被动和随大流的态度。而事实上，大学出版社由事业体制转变为企业体制后，由于高校是大学出版社的唯一投资者和出资方，大学出版社在工商的企业法人登记也只是变更为一人出资法人而已，因此，产权归属问题至少就目前而言根本就不存在，但不排除将来大学出版社之间采取企业和市场行为进行合作时出现新的形态的可能，比如大学社是否会走上股份制或者出资人多元化的可能?这个问题在讨论大学出版社实行股份制乃至上市问题时也同样涉及。
何去何从：股份制乃至上市的可能及问题
大学出版社改制自政府正式开始启动起，学术界乃至行业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就开始了对于改制后的我国大学出版社将来实施股份制形式可能的探讨，并同时也涉及将来大学出版社上市可能遇到的问题。
关于改制后大学出版社是否可能实行股份制问题，我们认为，就目前而言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但即使大学出版社在改制后开始股份制试验，其股份的结构也是相当简单的，即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形式上，大学出版社由母体高校单一出资会被改变为由高校、高校的其他产业实体以及由高校控股的其他股份制企业参股的形式从而变为股份制企业，但实际上依然是高校作为主体控制方。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在经高校主导或者批准的前提下，大学出版社与其他大学出版社或者其他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合作。而这种股份制合作可能是非资本运作性的，甚至是基于非市场运作基础上或者非纯粹企业行为的某种合作，其目的是借用所谓股份制合作的形式或名义，在市场或者产品两大方面开展协作和相互支撑。很显然，目前发展比较强大的大学社或者基本具备了集团化能力和架构的大学社会有外扩的需求，而某些相对较弱小的大学社出于考虑生存和有限发展的必要而寻找能够合作的伙伴。股份制合作则是可能性之一。
同时，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的上市问题可能更为复杂，但在一定的阶段里，我们认为大学出版社上市的可能性不大。做出这个判断的最核心的理由是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国有资产管理原则要求。因为，一旦大学出版社上市，其资产属性将更为多样化，并肯定存在从母体高校部分分离的现实可能。何况，无论借壳上市还是自主上市，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还不具备企业上市所必须具备的各方面条件。但即便如此，大学出版社将来上市的可能性在改制注册登记完成后便自动存在了。这跟大学社是否可实行股份制的可能性在改制完成后也便自动存在是一样的。这两个问题的实现除了大学社自身发展问题外，就是—个时间和条件问题。
鱼与熊掌：企业追求利润的属性与大学出版的宗旨问墨
我国大学出版社完成改制后，由于其企业性质的凸显和法定化，企业追求利润和市场行为的特性将在现有基础上日益成为大学社经营行为的指导。这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样的理念引导下，改制后的大学社将逐步向更能产生经济效益和市场影响的大众出版或者商业出版靠拢，从而进入更大范围的出版市场竞争中去。而原来对大学出版社主要从事学术教育出版的经营要求会逐渐淡化。企业发展中最核心的人力管理将会被集中到对市场份额的增加和利润的提高上去。学术出版会依然保留作为大学社的一个业务板块，但将会出现更多以资助出版名义而出现的学术出版物。教育出版将继续被等同于教材出版从而从另一个角度成为大学出版社追求利润的堂皇经营方针。大学社大众或者商业出版的力度将被加大。事实上，原来不属于所有大学社出版范围的文艺小说出版早在若干年以前就已经被打破了。因此，改制后的我国大学出版社显然面临着一个学术出版宗旨跟企业对生存发展需求市场化要求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表现在具体的出版方向上就是如何处理大众出版、商业出版、教育出版与学术出版的关系。这个问题，值得花更多和专门的篇幅进行讨论。
父子婆媳：大学与大学出版社的关系问题
大学出版社在改制后，除出版社由事业性质改变为企业性质外，其与母体大学的关系理论上讲也应该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在原来的事业单位体制下大学出版社属于母体高校的一个部门的身份基础上由于出版社改制而产生的。母体高校由原来的出版社的主办单位和上级管理单位转变为出版社的唯一出资方，甚至，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高校委托其资产经营公司成为大学出版社的出资方。大学出版社的产权依然属于高校，但关系则转变为投资方跟经营方。不过，由于社长依然由高校任命委派，法人代表依然是高校派出，出版社董事长自然也由高校委派，这样，对大学出版社高校依然可能会实行原先沿用的人事管理方式。问题在于，随着改制中涉及大学社员工身份的逐步改变，由大学社直接聘任的企业编制员工的增 加，甚至某些出版社已经开始聘任的职业经理人性质的社长或决策层人员来管理改制后的大学社，那种高校以人事纽带为主要掌控和管理大学社的方式是否会随着改制完成及成熟以及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母体高校与改制后大学社关系的明显变化?董事会领导下的大学出版企业跟其母体高校的关系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
傲然天下：与国际大学出版相比我国大学出版的特点
在深入探讨我国大学出版社改制及今后的发展时，将我国大学出版跟国际大学出版相比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特色或者特点，而这些特点也会对我国大学社将来的发展走向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我们觉得，我国大学出版完成改制后具有三个跟国际大学出版不一样的特点：
第一，我国大学出版的市场取向和营利性特征。跟欧美大学出版社相比较而言，美国的大学出版社是被美国政府划入非营利机构之列的，因此它们不受利润追求的约束和负担，从而可以专注于其学术出版的宗旨，其所在高校对其定位基本就是一个学术出版机构，很多直接就被放在图书馆的管理架构下。而我国大学出版社在改制前，大多在母体高校的要求下承担着盈利的任务。众多大学社在学术出版的要求下，虽然也出版学术著作等，但其决策层思考和关注的重心却是出版社的生存问题和经济效益问题。政府推进大学出版社改制后，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我国大学出版社已经彻底成为企业，虽然仍然以学术教育出版为其宗旨，但事实上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大学社已经不可能回避利润追求的企业属性。这一点将对我国大学出版今后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大学出版的取向中占主要地位的将是市场份额和利润率，从而完全有可能出现学术出版为辅大众出版突起的大学出版景象。
第二，我国大学出版在长期事业特性下形成的追求市场性发展与承担学术出版使命之间的某种心理平衡的特点。这个特点表现在大学出版社“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经营管理模式，即一方面大学社处处高举学术出版为学术科研学科建设服务的大旗做着或多或少的学术出版，另一方面在整个经营管理中始终将出版业绩归结到销售额、产值和最终的盈利，从而导致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很多大学社将员工业绩考核归结到每个产品开发者所开发产品的利润回报。如果这种心理平衡需求最终被打破，那么，我们完全可能看到改制后的大学社经营管理模式的纯粹和彻底的企业化，从而导致大学出版理念的转移或者淡化。
第三，表现在我国大学出版业中部分实力和龙头型大学出版社对扩张与集团化的追求上。这在国际大学出版业是很罕见的，也体现出我国大学出版在整个出版业中的地位要远远超过欧美等大学出版在其出版业中的地位。我国不少大学出版社在改制前已经开始了集团化的尝试，改制后这一速度完全可能加快，从而完成从架构到性质都走向现代企业的过程。于是，无论从出版社的规模到性质到结构乃至产业方向，我国大学社都将走上一条与欧美等主要大学出版社迥异的道路。中国特色的大学出版在大学社改制前已经建立，在它们改制后，我国大学出版在国际大学出版中的独特性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前路漫漫：我国大学出版的未来
基于以上对我国大学出版社改制及大学出版诸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我国的大学出版以及由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所将体现出来的未来之路应该呈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我国大学出版社依然应该坚持大学出版的学术教育出版宗旨，继续走积累传播知识、弘扬文化，为高校学术科研发展和繁荣，为教育提升服务的道路。如果大学出版社因为改制转型，进入跟大众出版社的市场竞争的话，其脆弱的大众出版市场基础，欠缺的大众出版经验，不足的大众出版资源等都将严重影响大学出版社的发展。
充分发挥大学出版社原有的专业出版基础和品牌特色，继续走专业出版道路，做专做强，利用改制后的经营机制和体制上的优势促进品牌和特色建设。专业出版是大学出版的生存基础。唯有专业，才有大学出版的出路。
利用改制后大学出版社所享有的优惠政策。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和薪酬体系，提高管理效率，确保出版社的产品研发、生产制作和市场营销有效开展。获取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改制后我国大学出版社应合理使用资金和分配利润，努力扩大原有优势专业板块产品的市场份额，并开拓与大学出版社相称的新的专业板块，积极探索寻找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相辅相成的盈利模式。数字出版应该成为改制后大学出版社重点探索发展的—个方向。
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加快产品研发与市场营销的融合互动和促进，走产品立体化研发的道路，探索编辑、生产、营销、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等包含所有大学出版元素的创新和协调发展。
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应按照自身的规模和特色，分别寻找自身合理的发展定位：小型社坚决走专业、特色，由小而强的道路；中型社走保持专业、开拓新特色，走巩固发展的道路；大型社走内涵发展集团化道路，保持并加强原有的专业、品牌和开拓性发展势头。
改制后我国大学出版社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研究积累发展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将我国领先的科研学术成果、传统和现代优秀文化、科学先进的大学理念和教育理念等向外介绍传播，增进国际出版交流，扩大我国大学出版的国际影响。
结束语：去从两相知
我国大学出版及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过程是一段我国社会变革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学出版走上了一条蓬勃发展的道路，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则更是进入到一个辉煌的发展阶段。而大学出版社的改制转企则为今后大学出版的新一轮发展创造了全新的机遇。今后，我国大学出版所走的道路将是一条充满各种新的挑战并且跟国际大学出版差别巨大的道路。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应该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出版特点，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坚持大学出版学术教育专业出版宗旨道路，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下我国大学出版社既不放弃学术出版的使命又能在国际国内出版市场竞争和发展中彰显活力的和谐互动的独特出版形态方面进行有益的尝试。唯有这样，我国大学出版才能发展成为一个真正具有活力并有学术出版担当的产业。
前言：改制分水岭
如果就其发展史上的时间节点而言，2009年可以被认为是我国大学出版史的一个分水岭。因为，按照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的整体部署及要求，2009年12月31日全国大学出版社必须完成改制转企工作，从而使得新中国成立后有近60年历史的我国大学出版在今后的历程中将以一种新的面貌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下去。尽管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大学社的改制并未按照时间表真正完成且未能完成的原因很复杂，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我国大学出版及大学出版社的历史和发展做一次全面的回顾或者分析，以便对大学出版的将来形成一种更为明晰和有效的定位就很有必要。
前世和今生：我国大学出版及大学出版社的历史回顾
关于我国大学出版及大学出版社的历史，已经有不少出版研究者或者高校相关学科学者做过比较深入而详尽的研讨。我们比较认同下面这样的一条发展脉络，其前提是大学出版并非简单的指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行为，而是指高等学府伴随教学学术科研需求所开展的编辑出版活动。
发端：源自高等教学需要
我国的大学出版历史可以上溯到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的附属于总理衙门的同文馆也即后来所称的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刚设立时是一所外语专修学校，学制三年；后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诸学的学生，则学制长达八年。年岁稍长且有能力仅借助译本而求诸学的学生，则五年可毕业。课程设置最初只有英、法、俄、汉文，同治六年(1867年)后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出于教学需要的目的，当时在同文馆做教习的中外学者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洋各学科的著作。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也即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则专设有编书处及译书局，专门从事大学教材和学术作品的编写、翻译以及出版工作。这些活动可以被视作我国近代以来大学出版的发端和大学出版的雏形。
在我国大学出版史上第一家以大学出版社名称命名的出版机构是1929年成立的南开大学出版社。但该社到1936年10月由于日本侵略华北而被迫停办。南开大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前唯一曾经存在过的明确的一家大学出版社。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出版业意义上大学出版的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过程中于50年代中期先后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成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成为我国第二家大学出版社。但是前者于1966年“文革”开始即不再出书，后者则于1959年停办。“文革”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78年恢复出版业务，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直到1980年才复社。
这两家大学出版社是在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特别是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转向的时代背景下成立的。尽管其宗旨是为高等教育提供出版服务，繁荣高校学术，但由于特殊的政治因素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加上在此后一直到“文革”结束，我国并没有更多的大学出版社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遭遇了停业或停办的命运。因此，我国大学出版从新中国成立起到“文革”结束并没有形成出版社群体，更不用说形成大学出版产业规模，没有也不可能在我国出版业发展过程中占一席之地。大学出版的真正新生则在“文革”结束之后。
浩劫之后：我国大学出版的恢复与发展
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这两件大事在我国大学出版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随着高等教育逐步走出“文革”的阴影，社会对知识和教育的饥渴和追求，我国社会在“文革”后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书荒现象。这一现象导致了我国出版业的一轮大发展。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国大学出版获得了新生和发展的机遇，并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1978年起到1991年被业界人士认为是我国大学出版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除了最早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恢复出版活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复社外，一大批新的大学出版社获准成立。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1986年短短的六七年时间里。我国大学出版社的数量从零开始，迅速达到了66家，到1991年大学出版社的数量达到了90家。其中，像现在在我国大学出版界乃至全国出版业都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和地位并且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等，都是分别于1979年至1980年问成立的。这些大学出版社跟其他陆续成立的大学出版社一起，改革开放以后在高等学校的学术著作、教材等领域的出版开始崭露头角。在这个阶段中，1987年在教育部指导下成立的大学出版社协会标志着我国大学出版业已经开始成为我国出版业的一支新的出版力量。
但是，由于大学出版社成立时间短，运作的专业化程度低，其出版范围也相对非大学出版社窄，加上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业在相当长时间内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依然很大，因此，从产业经济角度来看，这个阶段我国大学出版社虽然在数量上出现了快速增加，但大学出版的整体规模、实力、在出版业的影响力等都还比较小，尚处于一个蓄势待发阶段。这个状况直到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才发生了质的突破和飞跃。同时，随着我国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和提升，大学出版也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前十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今生有意：我国大学出版的辉煌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大学出版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社会进人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转型，各行各业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大学出版开始融入我国整个出版业的发展格局，并且经过十多年的积累以及市场意识的增强，其整体规模和实力出现了突破性的提升，从而产生了大学出版的辉煌时期。具体表现在：
第一，大学出版社的数量继续增加。到2008年，全国共有大学出版社105家。期间虽然因高校合并等大学出版社在数量上曾经发生过波动增减，但新的大学出版社近年来还是时有成立。这个数字已经在目前我国579家出版社中占到了18.13％，从数量上讲已经成为我国出版 业的生力军。
第二，大学出版社的出书品种、生产规模、销售业绩迅速膨胀，除传统的教材、学术著作出版外，在大众出版、畅销书出版、专业出版等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出版了一大批有较大社会影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高的出版物产品，整体影响力日益提高。到2007年，大学出版社的出书品种达到了80280种，出版生产总码洋达到187.731亿元，图书销售总码洋达到了168.38亿元。在我国整个出版行业中，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品种约占30％，出版生产总码洋约占32％，销售总码洋约占到34％。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大学出版已经成为我国出版业的一头雄狮。
第三，大学出版社的企业化管理、专业化出版水平以及市场运作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竞争力进一步加强。我国大学出版社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按照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使得大学出版社的企业特性得到强化，出版专业运作能力得到改进。尤其是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和市场意识的加强，直接促使广大大学出版社投入到了我国出版业和出版物市场的竞争中。并目经过十几年的市场博弈，一批运作专业化、管理现代化、个性鲜明、效益明显、发展实力强大的大学出版社脱颖而出。
第四，随着大学出版发展迎来的腾飞，一批大社强社涌现出来，并在我国出版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8年，我国大学出版社中年销售码洋上亿元的就有31家，过10亿元的有两家，甚至出现了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这样达到18.5亿码洋的巨型大学社。除在业绩上取得的成就外，在各自相关的出版领域，很多大学出版社也在业界和读者中建立起了极富影响力的品牌。比如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人文社科图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等的学术著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外语教材、学术著作和工具书，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计算机图书等，都已经在读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口碑。
第五，我国大学出版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大学出版的交流以及在国际合作方面出现了良好势头。目前，在跟国际著名出版公司如培生、麦格劳·希尔、汤姆森、施普林格等进行合作的中国出版社中，大学出版社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版权贸易业务中，像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北大医学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我国龙头大学社，无论在引进还是输出方面，都有着不俗的表现。此外，由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跟日本和韩国的大学出版社协会联手组织，在三国轮流举行的中日韩三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年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区域影响的行业国际交流活动，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六，近年来大学出版社改制为我国大学出版社走向新的辉煌创造了体制性的保证。作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对象，我国大学出版社从事业体制逐步向企业体制的转向是从2001年开始的，并随着国家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而加快了步伐。目前，全国大学出版社理论上绝大部分都已经完成改制转企工作。由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运作机制到完全的企业化，我国大学出版社将迎来其发展历程上的新一轮辉煌。
机遇还是挑战：关于大学出版社改制或转制
大学出版社改制转企的基本任务过程，是将原来大学出版社的事业单位性质通过一系列财政措施，经过清产核资、纳入必要的高校资产经营管理、建立董事会制度、完成人力资源调整、进行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注册登记，从而完成由事业到企业的身份转换，进一步提升发展壮大大学出版的实力。其中，高校或者高校的资产经营公司为改制后大学出版社的唯一出资人。大学出版社这一改制后性质或者身份的变化给大学出版新一轮发展毫无疑问将带来新的机遇，主要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说明：
第一，大学出版社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后，其经营自主权将更大，经营灵活性将凸显，出版生产力也因此将在此基础上得到进一步释放，出版效率将不断提高。
第二，大学出版社改制后的企业用人机制在经过较短时间的阵痛之后将变得更趋科学合理，人尽其能以及必然的人才流动将成为大学社人力资源管理的新风景。职业经理人、非大学社专业出版人才向大学社的流动等将会成为一种常态。而大学出版整体业务的发展最终将依赖人才的合理和科学使用上，这无疑将成为大学社新一轮发展面临的最大机遇。
第三，大学出版社改制后在基于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和用人机制之上的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将出现更为丰富、更符合市场需求、更加活跃和有效从而产生更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局面。
第四，在改制后的几年里，由于可以享受到政府在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加上改制过程中的清产核资和合理的不良资产和坏账呆账的剥离。大学出版社整体的利润率将有一定提高，资产的保值增值也将会在若干年里出现向好。这一机遇如果能够被大学社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和机会，则在下一轮发展大学社将能轻装上阵，焕发出新的活力。
第五，改制转企完成的同时，我国大学出版社将同时开始具备了资产重组、兼并、上市等其他所有现代出版企业发展的可能性。尽管暂时大学社上市等可能性不大，但有实力的大学社兼并其他大学社或地方社、向多元化发展的可能和机遇则已经存在，资本运作的条件也会逐步成熟。
车到山前：大学出版面临的若于问题
在我国大学出版社的改制带来了上述主要机遇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大学出版社在下一轮发展道路上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及问题，并且也并非所有的大学出版社通过改制可以解决其原先已经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我们试着就大学社的体制问题、产权归属问题、实现股份制乃至上市的问题、企业化后大学出版宗旨的变化问题、母体高校与大学出版社的关系问题五个方面做简要讨论。
长幼有序：大学出版社的管理体制问题
大学出版社改制前实行的是母体高校党委领导下由校领导分管的社长负责制。社长一般由学校任命。改制后，按照中央有关部委的要求和企业工商登记及公司法的要求，大学出版社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出版社要纳入高校资产经营公司的管理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目前我国大学出版社的领导管理体制出现了这么一些类型：一、大学社仍归属学校领导，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出版社董事会由分管校领导、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高校财务部门和出版社相关人员如社长等人员组成，董事长或者由学校领导担任或者由学校指定出版社社长担任，社长为法人代表。出版社社长的角色相当于董事总经理；二、大学社纳入到高校资产经营公司管理范围，大学社董事会由资产经营管理公司领导、高校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出版社人员等组成，董事长或由资产经营管理公司领导担任，出版社社长的身份便相当于总经理，在董事 会领导下开展经营活动；三、董事长由学校指定改制前出版社社长担任，同时任命新的社长或者总经理。董事长同时为出版社法人代表。这种管理结构已经有些将社长作为职业经理人身份处理的味道了。上述董事会领导下的法人治理结构很明显取决于母体高校对大学出版社的态度和控制方式。高校对大学出版社不同的管理和发展要求决定了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会实行何种领导管理体制。令人担心的是，在领导体制上大学出版社的管理可能会出现领导的不负责不领导的现象。这将不利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
同时。由于大学出版社改制对于人的处理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因此，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依然会走双轨制。原高校事业编制员工会存在一种旱涝保收的稳定感(除非高校人事体制改革很快推进)，而大学社企业编制员工则完全走上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下的人力资源管理道路，依据劳动合同为大学出版社工作，他们可能更加具有发挥创造性和主观能动的可能，当然也存在更多的人才流动的可能。而原先大学社存在的两种编制员工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应该会渐渐消失，但不排除继续遗留的可能。
大学出版社改制转企，它作为在事业单位的高校领导下进入市场运作的机构，拥有现代企业管理的形式，但在领导体制和人力资源体制上还暂时打着深刻的事业体制烙印，这是我国大学出版下一轮发展过程中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或者也可说是其独特于国际大学出版业的中国特色。
师出有名：大学出版社改制后的产权归属问题
这其实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实际上在我国大学出版社开始进入改制时间表的过程中，有关大学社改制后的产权归属问题是作为母体的高校以及高校的领导一直未能明晰的大问题，从而导致改制过程中高校产生了一些困惑和担心。高校领导对大学出版改制认识上的模糊导致高校管理和决策层曾经因担心可能出现大学出版社改制后产权问题以及更大的出版社离心倾向而对改制工作犹豫不决以及抱被动和随大流的态度。而事实上，大学出版社由事业体制转变为企业体制后，由于高校是大学出版社的唯一投资者和出资方，大学出版社在工商的企业法人登记也只是变更为一人出资法人而已，因此，产权归属问题至少就目前而言根本就不存在，但不排除将来大学出版社之间采取企业和市场行为进行合作时出现新的形态的可能，比如大学社是否会走上股份制或者出资人多元化的可能?这个问题在讨论大学出版社实行股份制乃至上市问题时也同样涉及。
何去何从：股份制乃至上市的可能及问题
大学出版社改制自政府正式开始启动起，学术界乃至行业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就开始了对于改制后的我国大学出版社将来实施股份制形式可能的探讨，并同时也涉及将来大学出版社上市可能遇到的问题。
关于改制后大学出版社是否可能实行股份制问题，我们认为，就目前而言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但即使大学出版社在改制后开始股份制试验，其股份的结构也是相当简单的，即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形式上，大学出版社由母体高校单一出资会被改变为由高校、高校的其他产业实体以及由高校控股的其他股份制企业参股的形式从而变为股份制企业，但实际上依然是高校作为主体控制方。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在经高校主导或者批准的前提下，大学出版社与其他大学出版社或者其他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合作。而这种股份制合作可能是非资本运作性的，甚至是基于非市场运作基础上或者非纯粹企业行为的某种合作，其目的是借用所谓股份制合作的形式或名义，在市场或者产品两大方面开展协作和相互支撑。很显然，目前发展比较强大的大学社或者基本具备了集团化能力和架构的大学社会有外扩的需求，而某些相对较弱小的大学社出于考虑生存和有限发展的必要而寻找能够合作的伙伴。股份制合作则是可能性之一。
同时，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的上市问题可能更为复杂，但在一定的阶段里，我们认为大学出版社上市的可能性不大。做出这个判断的最核心的理由是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国有资产管理原则要求。因为，一旦大学出版社上市，其资产属性将更为多样化，并肯定存在从母体高校部分分离的现实可能。何况，无论借壳上市还是自主上市，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还不具备企业上市所必须具备的各方面条件。但即便如此，大学出版社将来上市的可能性在改制注册登记完成后便自动存在了。这跟大学社是否可实行股份制的可能性在改制完成后也便自动存在是一样的。这两个问题的实现除了大学社自身发展问题外，就是—个时间和条件问题。
鱼与熊掌：企业追求利润的属性与大学出版的宗旨问墨
我国大学出版社完成改制后，由于其企业性质的凸显和法定化，企业追求利润和市场行为的特性将在现有基础上日益成为大学社经营行为的指导。这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样的理念引导下，改制后的大学社将逐步向更能产生经济效益和市场影响的大众出版或者商业出版靠拢，从而进入更大范围的出版市场竞争中去。而原来对大学出版社主要从事学术教育出版的经营要求会逐渐淡化。企业发展中最核心的人力管理将会被集中到对市场份额的增加和利润的提高上去。学术出版会依然保留作为大学社的一个业务板块，但将会出现更多以资助出版名义而出现的学术出版物。教育出版将继续被等同于教材出版从而从另一个角度成为大学出版社追求利润的堂皇经营方针。大学社大众或者商业出版的力度将被加大。事实上，原来不属于所有大学社出版范围的文艺小说出版早在若干年以前就已经被打破了。因此，改制后的我国大学出版社显然面临着一个学术出版宗旨跟企业对生存发展需求市场化要求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表现在具体的出版方向上就是如何处理大众出版、商业出版、教育出版与学术出版的关系。这个问题，值得花更多和专门的篇幅进行讨论。
父子婆媳：大学与大学出版社的关系问题
大学出版社在改制后，除出版社由事业性质改变为企业性质外，其与母体大学的关系理论上讲也应该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在原来的事业单位体制下大学出版社属于母体高校的一个部门的身份基础上由于出版社改制而产生的。母体高校由原来的出版社的主办单位和上级管理单位转变为出版社的唯一出资方，甚至，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高校委托其资产经营公司成为大学出版社的出资方。大学出版社的产权依然属于高校，但关系则转变为投资方跟经营方。不过，由于社长依然由高校任命委派，法人代表依然是高校派出，出版社董事长自然也由高校委派，这样，对大学出版社高校依然可能会实行原先沿用的人事管理方式。问题在于，随着改制中涉及大学社员工身份的逐步改变，由大学社直接聘任的企业编制员工的增 加，甚至某些出版社已经开始聘任的职业经理人性质的社长或决策层人员来管理改制后的大学社，那种高校以人事纽带为主要掌控和管理大学社的方式是否会随着改制完成及成熟以及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母体高校与改制后大学社关系的明显变化?董事会领导下的大学出版企业跟其母体高校的关系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
傲然天下：与国际大学出版相比我国大学出版的特点
在深入探讨我国大学出版社改制及今后的发展时，将我国大学出版跟国际大学出版相比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特色或者特点，而这些特点也会对我国大学社将来的发展走向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我们觉得，我国大学出版完成改制后具有三个跟国际大学出版不一样的特点：
第一，我国大学出版的市场取向和营利性特征。跟欧美大学出版社相比较而言，美国的大学出版社是被美国政府划入非营利机构之列的，因此它们不受利润追求的约束和负担，从而可以专注于其学术出版的宗旨，其所在高校对其定位基本就是一个学术出版机构，很多直接就被放在图书馆的管理架构下。而我国大学出版社在改制前，大多在母体高校的要求下承担着盈利的任务。众多大学社在学术出版的要求下，虽然也出版学术著作等，但其决策层思考和关注的重心却是出版社的生存问题和经济效益问题。政府推进大学出版社改制后，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我国大学出版社已经彻底成为企业，虽然仍然以学术教育出版为其宗旨，但事实上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大学社已经不可能回避利润追求的企业属性。这一点将对我国大学出版今后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大学出版的取向中占主要地位的将是市场份额和利润率，从而完全有可能出现学术出版为辅大众出版突起的大学出版景象。
第二，我国大学出版在长期事业特性下形成的追求市场性发展与承担学术出版使命之间的某种心理平衡的特点。这个特点表现在大学出版社“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经营管理模式，即一方面大学社处处高举学术出版为学术科研学科建设服务的大旗做着或多或少的学术出版，另一方面在整个经营管理中始终将出版业绩归结到销售额、产值和最终的盈利，从而导致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很多大学社将员工业绩考核归结到每个产品开发者所开发产品的利润回报。如果这种心理平衡需求最终被打破，那么，我们完全可能看到改制后的大学社经营管理模式的纯粹和彻底的企业化，从而导致大学出版理念的转移或者淡化。
第三，表现在我国大学出版业中部分实力和龙头型大学出版社对扩张与集团化的追求上。这在国际大学出版业是很罕见的，也体现出我国大学出版在整个出版业中的地位要远远超过欧美等大学出版在其出版业中的地位。我国不少大学出版社在改制前已经开始了集团化的尝试，改制后这一速度完全可能加快，从而完成从架构到性质都走向现代企业的过程。于是，无论从出版社的规模到性质到结构乃至产业方向，我国大学社都将走上一条与欧美等主要大学出版社迥异的道路。中国特色的大学出版在大学社改制前已经建立，在它们改制后，我国大学出版在国际大学出版中的独特性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前路漫漫：我国大学出版的未来
基于以上对我国大学出版社改制及大学出版诸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我国的大学出版以及由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所将体现出来的未来之路应该呈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我国大学出版社依然应该坚持大学出版的学术教育出版宗旨，继续走积累传播知识、弘扬文化，为高校学术科研发展和繁荣，为教育提升服务的道路。如果大学出版社因为改制转型，进入跟大众出版社的市场竞争的话，其脆弱的大众出版市场基础，欠缺的大众出版经验，不足的大众出版资源等都将严重影响大学出版社的发展。
充分发挥大学出版社原有的专业出版基础和品牌特色，继续走专业出版道路，做专做强，利用改制后的经营机制和体制上的优势促进品牌和特色建设。专业出版是大学出版的生存基础。唯有专业，才有大学出版的出路。
利用改制后大学出版社所享有的优惠政策。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和薪酬体系，提高管理效率，确保出版社的产品研发、生产制作和市场营销有效开展。获取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改制后我国大学出版社应合理使用资金和分配利润，努力扩大原有优势专业板块产品的市场份额，并开拓与大学出版社相称的新的专业板块，积极探索寻找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相辅相成的盈利模式。数字出版应该成为改制后大学出版社重点探索发展的—个方向。
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加快产品研发与市场营销的融合互动和促进，走产品立体化研发的道路，探索编辑、生产、营销、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等包含所有大学出版元素的创新和协调发展。
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应按照自身的规模和特色，分别寻找自身合理的发展定位：小型社坚决走专业、特色，由小而强的道路；中型社走保持专业、开拓新特色，走巩固发展的道路；大型社走内涵发展集团化道路，保持并加强原有的专业、品牌和开拓性发展势头。
改制后我国大学出版社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研究积累发展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将我国领先的科研学术成果、传统和现代优秀文化、科学先进的大学理念和教育理念等向外介绍传播，增进国际出版交流，扩大我国大学出版的国际影响。
结束语：去从两相知
我国大学出版及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过程是一段我国社会变革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学出版走上了一条蓬勃发展的道路，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则更是进入到一个辉煌的发展阶段。而大学出版社的改制转企则为今后大学出版的新一轮发展创造了全新的机遇。今后，我国大学出版所走的道路将是一条充满各种新的挑战并且跟国际大学出版差别巨大的道路。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应该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出版特点，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坚持大学出版学术教育专业出版宗旨道路，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下我国大学出版社既不放弃学术出版的使命又能在国际国内出版市场竞争和发展中彰显活力的和谐互动的独特出版形态方面进行有益的尝试。唯有这样，我国大学出版才能发展成为一个真正具有活力并有学术出版担当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