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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集体主义文化还是个人主义文化,其文化传统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数字“盗版”的错误认知。人们认识不到数字时代很多知识共享都是在进行盗版式的获取。□数字时代的盗版狂潮已经引发了道德危机。人们不认为数字盗版是错的,甚至不承认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数字时代盗版无罪?
[美]约翰•冈茨、杰克•罗切斯特,周晓琪译,法律出版社,2008
蔓延全球的数字盗版现象,大肆挑战着正统的知识产权观念与制度。这是一个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事件,更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社会文化事件。《数字时代盗版无罪?》一书的两位作者依托权威机构IDC(国际数据调查委员会)对57个国家数字盗版现象及其影响的调查研究,以及大量的访谈等一手资料,从历史、文化、法律、伦理、商业等多个角度,对数字盗版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尤其是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洞见。
一
全球性的盗版浪潮,其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价格,文化特征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盗版狂潮的规模。查尔斯河公司的唐纳德•马龙与伦敦麦肯锡公司的戴维•斯蒂尔在研究中指出,国家的收入水平与盗版率之间存有极高的相关性。然而他们却发现一些例外情况。如卡塔尔和科威特这两个国家的平民百姓非常有钱,但盗版行为依然很多;南非与南非人虽不富裕,盗版率却很低。这种例外的情况就牵涉到文化对盗版的影响。如在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中,各项制度的出现都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其中主要是财产权;在集体主义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制度的目的在于支持群体——家庭、朋友、农场、合作社、亲密的同事——相比于个人权利,更重视团体分享。各个国家的个人主义文化之强弱与盗版率高低的比较显示,天生的文化习惯对盗版的推动力量比经济利益还要强。
无论是集体主义文化还是个人主义文化,其文化传统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数字“盗版”的错误认知。人们认识不到数字时代很多知识共享都是在进行盗版式的获取。偷窃是可耻的,但“下载”通常认为不必大惊小怪。两位作者在2003年对一群即将毕业的高中生与大学生进行了专门的调查,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盗版算不上是罪恶,更像是调皮捣蛋,远没有偷窃那么严重;在互联网上应该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如果他们不允许下载,为什么我能拥有下载所需的软硬件?……两位作者的调查与分析表明,数字时代人们对盗版行为存在着错误认知,文化传统形成的知识共享习惯推动了全球性盗版浪潮的出现。
二
在版权保护与资源共享冲突中,作者将利害群体分为六大阵营:A阵营是商业协会与游说团体(极力要求提高版权保护水平),B阵营是内容提供商,C阵营是技术提供商,D阵营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E阵营为政客和法院(现代社会的仲裁人),F阵营是一群评论家,G阵营是普通老百姓。
作者经过分析发现,版权保护的受益人,不是作者,不是广大读者,而是拥有版权的出版商。而正是由于这些人运用手中的权力对立法者施加影响,使版权的保护期越来越长(美国为作者终身加死后70年、公司作品为95年)保护内容的范围越来越广。《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明令禁止分享行为,并授权传媒行业追捕侵犯版权者。“在目前关于MP3、Napster及其他在线音乐交流的辩论中,唱片公司(以及部分艺人)最大的虚伪在于:他们谈论的是版权、知识产权等冠冕堂皇的观念,而他们实际上唯一关心的,是保护他们的音乐‘产品’的商业价值”。
就某种意义而言,大量的数字媒体下载,正在实现美国开国元勋在版权立法时将媒体归还“公共领域”的承诺。而随着版权保护目的发生偏移,人们很多以前习以为常的事情被改变:“公共场所演唱者必须要为演唱‘生日快乐’这首歌而付费,因为这首歌的版权现在为时代华纳公司所拥有,要到2030年才会进入公共领域;大学的广播电台再也不能随便播放乐坛新人的模仿秀,因为他们被告知要像其他商业电台一样必须付费才能播放歌曲……”有时事件的发展来自本身的推动力量,在娱乐业大力延长版权期限、加强对“合理使用”的控制之际,社会大众回敬的是数字世界里月黑风高的长夜。
三
作者用微软打击盗版软件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反盗版事业的艰巨。微软将知识产权保护列为最优先的工作。以office2003为例,2000多人整整工作两年以上,其间经历一系列的编写、测试工作。购买这件产品时,每付出1美分,就大约相当于支付该这项浩大工程中3个人1个月的工作报酬。难怪微软拥有500多位律师与相关人员在全球各地追查软件盗版,支持全球超过100个国家的执法工作,同时由各国政府制定更严格的法律并予以更充分的执行。微软的目标是长期的,并不奢望在短期内就能将局面完全扭转。微软莫斯科分公司的反盗版部门经理尤金•丹尼罗夫2003年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说:“我的目标,是使每一家小企业只购买一套合法的软件,这就是个巨大的进步。”
打击盗版的战争犹如正在进行的一场军备竞赛:执法人员每采取一项步骤,数字盗版人马上回敬一批新的策略与各种干扰手段。版权拥有者与文件下载者之间运用数字技术展开了一场难解难分的争斗。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反盗版一方还考虑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其中包括将类似结算及病毒的软件植入参与文件分享的计算机,这样可以冻结或瘫痪这些计算机系统。有些软件可以搜寻用户的硬盘上是否有盗版音乐,一旦发现就加以删除;还有一些软件用来攻击与阻止那些尝试通过网络下载盗版软件的用户。
四
盗版这种方式,绝对不利于一个国家的艺术、文化、创造力。如果盲目追求从发达国家复制一切,将会陷入否定自身文化的陷阱,这无疑会阻碍本国文化与经济的健康发展。由于作品遭到盗版,在某些国家,作家、音乐家与其他艺人纷纷选择离开,或是放弃他们对艺术的追求,致使这些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停滞不前。
数字时代的盗版狂潮已经引发了道德危机。人们不认为数字盗版是错的,甚至不承认这是不道德的行为。两位作者关于数字盗版道德准则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学人认为不付费尔角换下载音乐是可以的,15%的教授与学校管理人员也有同感;只有1/4的教授警告学生不要复制或下载软件;超过一半的教授与学校管理人员认为,如果学生因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不用受罚;有一半的人认为软件价格太贵,同时几乎1/3的人认为学生能用软件公司的产品,软件公司应该高兴才是,而不论他们有没有偷用。面对严峻的关于盗版的整体社会舆论,两位作者同时还呼吁为了我们的孩子与社会,不能让整整一代或两代人整天违反版权法。今天下载音乐,明天下载软件,等到大人们察觉的时候,孩子们关于对与错、合法与非法、顺手牵羊与大窃猛偷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不清。数字世界容易让人迷失,从美国政府的网络犯罪(Cybercrime)网站可以找到充分的资料证明这一点。将反盗版进行到底,通过教育等种种方式改变人们已成气候的不良习惯,从满足于个人享受转变为关切社会,就一定会重现人类道德家园的和谐与美好。
将反盗版进行到底,两位作者也提出了具体的方向与建议。他们认为,以立法阻止数字盗版不是个好主意;对待数字知识产权必须与对待有形资产的方式不同;媒体销售商的短期(以利润为动机的)利益并不一定符合长期的创造力与艺术创新这一最大利益;同时数字盗版人不见得是缺乏个人价值观与道德水准低下的小贼。反对数字盗版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社会集体努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必须做一些应该做的事:商家必须创造新的销售渠道;媒体行业要开发新的商业模式;政府则管的越少越好;必须支持中学与大学教师开展盗版行为之道德问题的普及教育;重新开放公共领域;停止控告顾客;按当地经济情况确定媒体产品价格,然后刺激该国的产品发展;严厉打击全球行动的盗版犯罪行为。
在这个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就是认识和了解数字盗版,并且思考相关对策。本书作者以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分析了知识产权的关键议题,全书内容既严谨细致,更趣味十足,对数字盗版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洞见。不论是传媒行业管理人员、专打知识产权官司的律师,还是高校学生,甚至各位家长,阅读本书,都将大有裨益。评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数字时代盗版无罪?
[美]约翰•冈茨、杰克•罗切斯特,周晓琪译,法律出版社,2008
蔓延全球的数字盗版现象,大肆挑战着正统的知识产权观念与制度。这是一个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事件,更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社会文化事件。《数字时代盗版无罪?》一书的两位作者依托权威机构IDC(国际数据调查委员会)对57个国家数字盗版现象及其影响的调查研究,以及大量的访谈等一手资料,从历史、文化、法律、伦理、商业等多个角度,对数字盗版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尤其是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洞见。
一
全球性的盗版浪潮,其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价格,文化特征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盗版狂潮的规模。查尔斯河公司的唐纳德•马龙与伦敦麦肯锡公司的戴维•斯蒂尔在研究中指出,国家的收入水平与盗版率之间存有极高的相关性。然而他们却发现一些例外情况。如卡塔尔和科威特这两个国家的平民百姓非常有钱,但盗版行为依然很多;南非与南非人虽不富裕,盗版率却很低。这种例外的情况就牵涉到文化对盗版的影响。如在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中,各项制度的出现都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其中主要是财产权;在集体主义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制度的目的在于支持群体——家庭、朋友、农场、合作社、亲密的同事——相比于个人权利,更重视团体分享。各个国家的个人主义文化之强弱与盗版率高低的比较显示,天生的文化习惯对盗版的推动力量比经济利益还要强。
无论是集体主义文化还是个人主义文化,其文化传统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数字“盗版”的错误认知。人们认识不到数字时代很多知识共享都是在进行盗版式的获取。偷窃是可耻的,但“下载”通常认为不必大惊小怪。两位作者在2003年对一群即将毕业的高中生与大学生进行了专门的调查,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盗版算不上是罪恶,更像是调皮捣蛋,远没有偷窃那么严重;在互联网上应该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如果他们不允许下载,为什么我能拥有下载所需的软硬件?……两位作者的调查与分析表明,数字时代人们对盗版行为存在着错误认知,文化传统形成的知识共享习惯推动了全球性盗版浪潮的出现。
二
在版权保护与资源共享冲突中,作者将利害群体分为六大阵营:A阵营是商业协会与游说团体(极力要求提高版权保护水平),B阵营是内容提供商,C阵营是技术提供商,D阵营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E阵营为政客和法院(现代社会的仲裁人),F阵营是一群评论家,G阵营是普通老百姓。
作者经过分析发现,版权保护的受益人,不是作者,不是广大读者,而是拥有版权的出版商。而正是由于这些人运用手中的权力对立法者施加影响,使版权的保护期越来越长(美国为作者终身加死后70年、公司作品为95年)保护内容的范围越来越广。《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明令禁止分享行为,并授权传媒行业追捕侵犯版权者。“在目前关于MP3、Napster及其他在线音乐交流的辩论中,唱片公司(以及部分艺人)最大的虚伪在于:他们谈论的是版权、知识产权等冠冕堂皇的观念,而他们实际上唯一关心的,是保护他们的音乐‘产品’的商业价值”。
就某种意义而言,大量的数字媒体下载,正在实现美国开国元勋在版权立法时将媒体归还“公共领域”的承诺。而随着版权保护目的发生偏移,人们很多以前习以为常的事情被改变:“公共场所演唱者必须要为演唱‘生日快乐’这首歌而付费,因为这首歌的版权现在为时代华纳公司所拥有,要到2030年才会进入公共领域;大学的广播电台再也不能随便播放乐坛新人的模仿秀,因为他们被告知要像其他商业电台一样必须付费才能播放歌曲……”有时事件的发展来自本身的推动力量,在娱乐业大力延长版权期限、加强对“合理使用”的控制之际,社会大众回敬的是数字世界里月黑风高的长夜。
三
作者用微软打击盗版软件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反盗版事业的艰巨。微软将知识产权保护列为最优先的工作。以office2003为例,2000多人整整工作两年以上,其间经历一系列的编写、测试工作。购买这件产品时,每付出1美分,就大约相当于支付该这项浩大工程中3个人1个月的工作报酬。难怪微软拥有500多位律师与相关人员在全球各地追查软件盗版,支持全球超过100个国家的执法工作,同时由各国政府制定更严格的法律并予以更充分的执行。微软的目标是长期的,并不奢望在短期内就能将局面完全扭转。微软莫斯科分公司的反盗版部门经理尤金•丹尼罗夫2003年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说:“我的目标,是使每一家小企业只购买一套合法的软件,这就是个巨大的进步。”
打击盗版的战争犹如正在进行的一场军备竞赛:执法人员每采取一项步骤,数字盗版人马上回敬一批新的策略与各种干扰手段。版权拥有者与文件下载者之间运用数字技术展开了一场难解难分的争斗。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反盗版一方还考虑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其中包括将类似结算及病毒的软件植入参与文件分享的计算机,这样可以冻结或瘫痪这些计算机系统。有些软件可以搜寻用户的硬盘上是否有盗版音乐,一旦发现就加以删除;还有一些软件用来攻击与阻止那些尝试通过网络下载盗版软件的用户。
四
盗版这种方式,绝对不利于一个国家的艺术、文化、创造力。如果盲目追求从发达国家复制一切,将会陷入否定自身文化的陷阱,这无疑会阻碍本国文化与经济的健康发展。由于作品遭到盗版,在某些国家,作家、音乐家与其他艺人纷纷选择离开,或是放弃他们对艺术的追求,致使这些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停滞不前。
数字时代的盗版狂潮已经引发了道德危机。人们不认为数字盗版是错的,甚至不承认这是不道德的行为。两位作者关于数字盗版道德准则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学人认为不付费尔角换下载音乐是可以的,15%的教授与学校管理人员也有同感;只有1/4的教授警告学生不要复制或下载软件;超过一半的教授与学校管理人员认为,如果学生因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不用受罚;有一半的人认为软件价格太贵,同时几乎1/3的人认为学生能用软件公司的产品,软件公司应该高兴才是,而不论他们有没有偷用。面对严峻的关于盗版的整体社会舆论,两位作者同时还呼吁为了我们的孩子与社会,不能让整整一代或两代人整天违反版权法。今天下载音乐,明天下载软件,等到大人们察觉的时候,孩子们关于对与错、合法与非法、顺手牵羊与大窃猛偷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不清。数字世界容易让人迷失,从美国政府的网络犯罪(Cybercrime)网站可以找到充分的资料证明这一点。将反盗版进行到底,通过教育等种种方式改变人们已成气候的不良习惯,从满足于个人享受转变为关切社会,就一定会重现人类道德家园的和谐与美好。
将反盗版进行到底,两位作者也提出了具体的方向与建议。他们认为,以立法阻止数字盗版不是个好主意;对待数字知识产权必须与对待有形资产的方式不同;媒体销售商的短期(以利润为动机的)利益并不一定符合长期的创造力与艺术创新这一最大利益;同时数字盗版人不见得是缺乏个人价值观与道德水准低下的小贼。反对数字盗版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社会集体努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必须做一些应该做的事:商家必须创造新的销售渠道;媒体行业要开发新的商业模式;政府则管的越少越好;必须支持中学与大学教师开展盗版行为之道德问题的普及教育;重新开放公共领域;停止控告顾客;按当地经济情况确定媒体产品价格,然后刺激该国的产品发展;严厉打击全球行动的盗版犯罪行为。
在这个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就是认识和了解数字盗版,并且思考相关对策。本书作者以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分析了知识产权的关键议题,全书内容既严谨细致,更趣味十足,对数字盗版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洞见。不论是传媒行业管理人员、专打知识产权官司的律师,还是高校学生,甚至各位家长,阅读本书,都将大有裨益。评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