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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在医病关系中占据优势，其表现为对医者及药石的抗拒态度、在医病互动中的“试医”“择医”手段、在疾病治疗中不遵医嘱行为等。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官僚阶层病患态度，生动的展现出晚清官僚对传统中医的认知体系，亦体现着晚清社会男性家长社会家庭地位的崇高性。
关键词：曾国藩;曾氏家族;医疗观
中国古代社会中名医有“医乃仁术”、“医者父母心”的美誉，故一些人将中国传统医病关系理解为病者对医者信任与服从的“模拟家庭关系”，但医者美誉并非对医病关系的客观描述。中国古代民间医疗体系普遍缺乏行业规范，晚明已降便形成“医师遍天下而不攻，病者疑信半而姑听命焉”[1]的局面。
20世纪中后期，一些人开始发掘患者在医疗中的主动意识[2]，关注女性病患[3]、医患关系问题[4]的文章相继面世。尽管学界关于新医疗社会史的著作颇丰，但从患者视角探讨晚清中医医病互动的论述较少，而晚清官僚阶层特殊的社会地位为我们深入探讨晚清医疗史提供了切入点。文章将以曾国藩的医疗观为中心，以其日记、家书作为主要史料，探究晚清官僚阶层的医疗观念及其与中医医者群体的互动关系。
一、曾国藩的医疗观
曾国藩作为晚清官僚阶层的代表拥有优越的就医权，其一病可招致吴竹如、许吉斋师等多位医者看诊。医者对曾国藩的病症医治亦悉心以待，如欧阳小岑就曾住其家中以备“时时诊视”、经理护持医药[5]。
但曾国藩对医者及药石表现为极度不信，即使曾延医调理睡眠、皮肤病，治愈后对医生少有赞誉仅言“或因...开方，服...之效”。曾国藩时常以其“不服药十一天”而病症“大有转机”的事例“劝人以不药为上”[6]，在他人就诊之时，曾国藩也秉持对医者谨慎犹疑的态度。
囿于医疗知识的缺乏，曾国藩的医疗观更多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其曾援引庄子思想提出对待疾病要无为，认为“忿、欲二念皆大动，不能止遂成内伤”[5]，要杜绝疾病应先“去其毒”，后“惩忿窒欲”。在对待医者和药物的态度上，曾国藩多次引用“吾辈仰家训，惟早起、务农、疏医、远巫”[6]的家训立誓戒药远医。
曾国藩对养生颇有心得，曾偶然从竹如处接触到“静坐法”[5]，因静坐可不服药之故引发曾国藩的兴趣。曾国藩用传统哲学思想剖析静坐之法，指出“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曾国藩亦积极进行实践，如为自己制定每日静坐半小时之要求以体会“来复之仁心”。他笃信“静坐”、“养心”可治失眠、肺疾，甚至认为“舍静坐无处下手，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5]
曾国藩的医疗观可概括为“疏医远药”、“身心并治”，其对药石的态度几经变化，但其对医者的偏见普遍存在。
二、曾国藩的疾病应对
在晚清医病关系中，病人在诊疗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可根据自身意志选择是否就医、请何人为医、是否听从医嘱。
就曾国藩而言，尝试“自医”是其在患病之初的首要选择，如其曾采用“夜服姜茶，汗湿襟褥”、“夜开荤”治疗寒热及饮食之症。服用滋补品是曾国藩“自医”的重要途径，当其觉得“精神极困，意思烦躁郁”[5]时就会主动服补药甚至自己制作补药，在“制鹿茸法”[5]上颇有心得，乃至“三日内未吃丸药遂亦疲乏”[5]。
当疾病恶化无法依靠自医控制的时候，曾国藩虽会寻求专业医者医治，但基于对医者不信任及对自身医学知识的自信，仍会通过“试医”手段进行选择。较平民阶层而言官僚阶层病者择医更为随心所欲，医者的行为举止如不符合喜好便会遭到替换，如曾国藩为儿子延医治疗，古姓医者行为粗鄙而被曾国藩拒绝，王医因“颇言之近理”[5]更得其心。
曾国藩就医犹疑不决，其医病互动多呈现为病者肆意干涉诊疗或医者一味迎合。受清中期以来药补风潮影响，曾國藩一度依赖药补，医者亦多开鹿茸等药材[5]，而多年后曾国藩才知皮肤病并不宜进补。由此类事例导致治疗缓慢甚至病情加重的情况屡有发生，加剧官僚阶层对中医偏见的恶性循环。但官僚阶层医病关系大多建立在人际信任之上，如“小珊”与曾国藩同为京官且为挚友，又如由亲友介绍的“陈小舫荐谢姓医”等。
官僚阶层“试医”行为十分常见，但“自医”仍是曾国藩患病之初的首要选择。其对医者药石的不信任，形成对医者的不信任恶性循环。但受人际信任影响，官僚阶层医病关系具有较强稳定性。
三、曾氏家族的疾病应对
曾国藩非医者，但好“断病”亦爱参与到族人的疾病治疗中，特别是在慢性疾病的病症、病因、医治之法上有自己的理解。
作为曾氏家族的长子，曾国藩多次在家书中重申医疗观。曾国藩多次劝同受皮肤病困扰曾国葆“全禁吃药并禁敷药”[6]，亦将“养心静坐”之法传授于族弟。如曾国荃因肝病“逢人辄怒，遇事辄忧”，曾国藩便劝他“须将万事看空，毋恼毋怒”[6]。即使族弟病症加重，曾国藩亦坚持“远药”观念，嘱其弟“医可多请，药则不可杂进耳。”
对于曾纪泽、曾纪鸿的疾病医治，曾国藩更是直接参与其中。其一表现为曾国藩不厌其烦的劝诫体质虚弱的二子“静坐有常时”[6]，并注重在传统哲学教育中渗透其医疗观，如训诂“在宥”二字体味庄子无为而化的思想，亦引苏东坡的诗要求二子“从眠食二端用功”。其二表现为掌握其子的择医权，道光二十一年延请小珊来商量儿子病，又通过为子试医。
就性别、家庭地位而言，女性群体因家庭地位的不同拥有不同的影响力。曾国藩妻子之病症乃至“产后调理”[6]等私密性疾病均通过曾国藩由小珊医治。此事例并不意味女性在疾病医治中没有任影响力，如曾氏家族女性长辈便拥有极大自主权亦会得到男性主人的特殊关照，曾国藩在一度放弃进补后依然经常“寄鹿胶、阿胶”[6]给女性长辈服用。
曾氏家族的成员在医疗活动中的影响力与其在家族关系中的地位保持基本一致，家族中的女性成员随家族地位的不同拥有不同的影响力。
四、结语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晚清官僚阶层在家族疾病医治中掌握主导权，其疾病的认知多套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其病患态度是对晚清中医医疗环境的现实反映，又生动的展现出晚清官僚对传统中医的认知体系。
曾氏家族的择医行为则展现了晚清官僚阶层病患与医者关系的复杂性与不平等性。但总体而言，晚清时期医者治病与病者求医的互动格局虽非传统话语下医者仁心仁术、病者对医生信任与服从，亦非纠纷不解、矛盾难调。
参考文献
[1]沈一贯：《喙鸣诗文集》卷1，《医统序》，明刻本。
[2]陈勇：《从病人话语到医生话语——英国近代医患关系的历史考察》，《史学集刊》2010年第6期。
[3]张田生：《女性病者与男性医家——清代礼教文化中的女性隐疾应对》，《自然科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4]马金生：《明清时期的以病纠纷探略》，《史林》2012年第1期;程国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医患信任模式》，《东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1—3）》，湖南：岳麓书社，1994年版。
[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1—2）》，湖南：岳麓书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
熊钰，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393号，300387。
关键词：曾国藩;曾氏家族;医疗观
中国古代社会中名医有“医乃仁术”、“医者父母心”的美誉，故一些人将中国传统医病关系理解为病者对医者信任与服从的“模拟家庭关系”，但医者美誉并非对医病关系的客观描述。中国古代民间医疗体系普遍缺乏行业规范，晚明已降便形成“医师遍天下而不攻，病者疑信半而姑听命焉”[1]的局面。
20世纪中后期，一些人开始发掘患者在医疗中的主动意识[2]，关注女性病患[3]、医患关系问题[4]的文章相继面世。尽管学界关于新医疗社会史的著作颇丰，但从患者视角探讨晚清中医医病互动的论述较少，而晚清官僚阶层特殊的社会地位为我们深入探讨晚清医疗史提供了切入点。文章将以曾国藩的医疗观为中心，以其日记、家书作为主要史料，探究晚清官僚阶层的医疗观念及其与中医医者群体的互动关系。
一、曾国藩的医疗观
曾国藩作为晚清官僚阶层的代表拥有优越的就医权，其一病可招致吴竹如、许吉斋师等多位医者看诊。医者对曾国藩的病症医治亦悉心以待，如欧阳小岑就曾住其家中以备“时时诊视”、经理护持医药[5]。
但曾国藩对医者及药石表现为极度不信，即使曾延医调理睡眠、皮肤病，治愈后对医生少有赞誉仅言“或因...开方，服...之效”。曾国藩时常以其“不服药十一天”而病症“大有转机”的事例“劝人以不药为上”[6]，在他人就诊之时，曾国藩也秉持对医者谨慎犹疑的态度。
囿于医疗知识的缺乏，曾国藩的医疗观更多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其曾援引庄子思想提出对待疾病要无为，认为“忿、欲二念皆大动，不能止遂成内伤”[5]，要杜绝疾病应先“去其毒”，后“惩忿窒欲”。在对待医者和药物的态度上，曾国藩多次引用“吾辈仰家训，惟早起、务农、疏医、远巫”[6]的家训立誓戒药远医。
曾国藩对养生颇有心得，曾偶然从竹如处接触到“静坐法”[5]，因静坐可不服药之故引发曾国藩的兴趣。曾国藩用传统哲学思想剖析静坐之法，指出“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曾国藩亦积极进行实践，如为自己制定每日静坐半小时之要求以体会“来复之仁心”。他笃信“静坐”、“养心”可治失眠、肺疾，甚至认为“舍静坐无处下手，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5]
曾国藩的医疗观可概括为“疏医远药”、“身心并治”，其对药石的态度几经变化，但其对医者的偏见普遍存在。
二、曾国藩的疾病应对
在晚清医病关系中，病人在诊疗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可根据自身意志选择是否就医、请何人为医、是否听从医嘱。
就曾国藩而言，尝试“自医”是其在患病之初的首要选择，如其曾采用“夜服姜茶，汗湿襟褥”、“夜开荤”治疗寒热及饮食之症。服用滋补品是曾国藩“自医”的重要途径，当其觉得“精神极困，意思烦躁郁”[5]时就会主动服补药甚至自己制作补药，在“制鹿茸法”[5]上颇有心得，乃至“三日内未吃丸药遂亦疲乏”[5]。
当疾病恶化无法依靠自医控制的时候，曾国藩虽会寻求专业医者医治，但基于对医者不信任及对自身医学知识的自信，仍会通过“试医”手段进行选择。较平民阶层而言官僚阶层病者择医更为随心所欲，医者的行为举止如不符合喜好便会遭到替换，如曾国藩为儿子延医治疗，古姓医者行为粗鄙而被曾国藩拒绝，王医因“颇言之近理”[5]更得其心。
曾国藩就医犹疑不决，其医病互动多呈现为病者肆意干涉诊疗或医者一味迎合。受清中期以来药补风潮影响，曾國藩一度依赖药补，医者亦多开鹿茸等药材[5]，而多年后曾国藩才知皮肤病并不宜进补。由此类事例导致治疗缓慢甚至病情加重的情况屡有发生，加剧官僚阶层对中医偏见的恶性循环。但官僚阶层医病关系大多建立在人际信任之上，如“小珊”与曾国藩同为京官且为挚友，又如由亲友介绍的“陈小舫荐谢姓医”等。
官僚阶层“试医”行为十分常见，但“自医”仍是曾国藩患病之初的首要选择。其对医者药石的不信任，形成对医者的不信任恶性循环。但受人际信任影响，官僚阶层医病关系具有较强稳定性。
三、曾氏家族的疾病应对
曾国藩非医者，但好“断病”亦爱参与到族人的疾病治疗中，特别是在慢性疾病的病症、病因、医治之法上有自己的理解。
作为曾氏家族的长子，曾国藩多次在家书中重申医疗观。曾国藩多次劝同受皮肤病困扰曾国葆“全禁吃药并禁敷药”[6]，亦将“养心静坐”之法传授于族弟。如曾国荃因肝病“逢人辄怒，遇事辄忧”，曾国藩便劝他“须将万事看空，毋恼毋怒”[6]。即使族弟病症加重，曾国藩亦坚持“远药”观念，嘱其弟“医可多请，药则不可杂进耳。”
对于曾纪泽、曾纪鸿的疾病医治，曾国藩更是直接参与其中。其一表现为曾国藩不厌其烦的劝诫体质虚弱的二子“静坐有常时”[6]，并注重在传统哲学教育中渗透其医疗观，如训诂“在宥”二字体味庄子无为而化的思想，亦引苏东坡的诗要求二子“从眠食二端用功”。其二表现为掌握其子的择医权，道光二十一年延请小珊来商量儿子病，又通过为子试医。
就性别、家庭地位而言，女性群体因家庭地位的不同拥有不同的影响力。曾国藩妻子之病症乃至“产后调理”[6]等私密性疾病均通过曾国藩由小珊医治。此事例并不意味女性在疾病医治中没有任影响力，如曾氏家族女性长辈便拥有极大自主权亦会得到男性主人的特殊关照，曾国藩在一度放弃进补后依然经常“寄鹿胶、阿胶”[6]给女性长辈服用。
曾氏家族的成员在医疗活动中的影响力与其在家族关系中的地位保持基本一致，家族中的女性成员随家族地位的不同拥有不同的影响力。
四、结语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晚清官僚阶层在家族疾病医治中掌握主导权，其疾病的认知多套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其病患态度是对晚清中医医疗环境的现实反映，又生动的展现出晚清官僚对传统中医的认知体系。
曾氏家族的择医行为则展现了晚清官僚阶层病患与医者关系的复杂性与不平等性。但总体而言，晚清时期医者治病与病者求医的互动格局虽非传统话语下医者仁心仁术、病者对医生信任与服从，亦非纠纷不解、矛盾难调。
参考文献
[1]沈一贯：《喙鸣诗文集》卷1，《医统序》，明刻本。
[2]陈勇：《从病人话语到医生话语——英国近代医患关系的历史考察》，《史学集刊》2010年第6期。
[3]张田生：《女性病者与男性医家——清代礼教文化中的女性隐疾应对》，《自然科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4]马金生：《明清时期的以病纠纷探略》，《史林》2012年第1期;程国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医患信任模式》，《东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1—3）》，湖南：岳麓书社，1994年版。
[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1—2）》，湖南：岳麓书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
熊钰，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393号，300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