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大灾大爱之年，而曾冲刺在灾场第一线的中国记者们，也屡屡与司法调查“不期而遇”：
　　1月4日，辽宁西丰县公安局办案人员以“涉嫌诽谤”为由，赴京拘传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12月下旬，《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峰遭山西省临县公安机关进京逮捕，被控“窝藏、妨碍执行公务和受贿”；同是12月，《网络报》记者关键为调查土地违规问题在太原神秘失踪14天后，河北张家口市公安局声称“关键系涉嫌受贿被其经侦支队刑事拘留”……
　　从“涉嫌诽谤”到“涉嫌受贿”，从地方报刊到中央报纸，从秘密逮捕到上京抓捕……中国记者的生存环境有急剧恶化之势，越来越多的记者产生了一个疑问：我敢不敢做调查记者，采写特别是针对政府强权部门及官员的批评性报道？
　　“受贿罪”对记者是否成立？一系列案件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本刊专访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曾代理过“西丰案”等记者案件的周泽律师。
　　
　　受访者周泽（学者、律师）
　　实习记者林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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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很多新闻记者开始有顾虑，不敢再做尖锐的调查报道，你觉得原因何在？
　　周泽：我知道目前已有媒体做出内部规定，如果媒体吃名誉权官司败诉被判赔偿，由记者承担赔偿责任。在这样的情景下，做揭露性报道、搞舆论监督的记者，无疑会如履薄冰。
　　于是，我们在媒体上看到更多的，或者是各种莺歌燕舞、歌功颂德的东西，或者是综述之类不着调的文章，或者像报道毒奶粉事件却连“三鹿”大名都不敢点出来的所谓批评、揭露性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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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8年的一系列相关案件中，记者被抓的原因，有由过去的“涉嫌诽谤”向“涉嫌受贿”转化之势，为什么？
　　周泽：以“受贿罪”追究记者，对受到批评监督、需要抵消新闻机构舆论监督效果的有关国家机关和政府官员来说，不失为一种摆脱与媒体对抗的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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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以“涉嫌受贿”来抓捕记者引发的讨论，你怎么看？
　　周泽：这确实是个很让人不安的现象：只要记者做了一个舆论监督报道，客观上都可能维护了一些利益主体的利益，就有可能被一些心怀鬼胎的人认为是“收了好处而为他人谋取利益”，出现表面的受贿犯罪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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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新闻界学者认为“记者收受好处就是犯了受贿罪”，你觉得？
　　周泽：我认为这充分体现出“泛道德化”的思维模式，认为只要记者收了好处，先天就已站不住脚。其实，是不是犯了“受贿罪”，主要取决于行为人（一般是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从事公务”。如果说记者的采访、报道等工作也算“从事公务”，那拒绝接受记者采访，或者阻挠记者采访，或者把媒体负面文章公关掉的人，是不是构成妨碍公务犯罪？
　　这显然很没道理。因此，记者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记者不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不构成受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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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有偿新闻”司空见惯的今天，是否应该立法禁止记者收取好处？
　　周泽：这是不必要的。无论立法基于怎样良善的目的，立法禁止记者收取报道对象好处，都难以实现其立法目的，相反，还可能造成无穷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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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周泽：我从事媒介法研究，还没有看到任何国家将记者收取好处而报道规定为违法或犯罪，更没有看到任何国家以受贿罪追究记者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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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任由记者收取他人好处，搞“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会不会放纵不良记者？
　　周泽：完全可以通过行业自律进行治理。我们要相信一个常识：一个没有良好职业操守的记者，将不会被行业接纳；记者一般都会保持良好的职业操守，而不会拿自己的职业前途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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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在西方新闻界早就不存在的乱象？
　　周泽：这恰恰是我们的新闻行业不健康的一个表征，也可以说是社会剧烈转型期所必然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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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看来，如果不通过立法，如何整治？
　　周泽：这就必须进一步放开媒体市场，允许民间资本注入媒体，参与经营，使媒体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要靠市场竞争来规范媒体行为。否則，就算你将解决问题的办法上升到刑事案件的层面，也仍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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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认为这一系列案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周泽：第一，落实《宪法》，记者作为公民的合法权利理应得到法律保护。第二，约束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保障公民权利。
　　据了解，西丰事件已被作为干部培训的重要案例。我想，这不该是让官员们学习怎样对付媒体，对付公众，使自己摆脱公共危机，而应该是让他们学习怎样正确处理群众的批评、申诉、控告、检举，学习怎样正确对待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