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9日是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教授100岁生日。这一天上午，中国经济学家在北京召开了“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在祝贺他百年寿辰之际，研讨科斯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科斯教授在美国芝加哥家中通过网络视频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热情的讲话。虽然会议召开时芝加哥时间是28日晚，但伦敦已经是29日凌晨。对于出生在伦敦郊区的科斯而言，在中国举办的这个活动，一定是他当天收到的第一份祝福。
　　科斯教授长期在芝加哥法学院任教，并非经济系教授。然而他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在1937年他27岁时发表的《企业的性质》，另一篇是在1960年他50岁时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对经济学以及法学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他的名字永远地同“交易成本”“产权”“企业边界”和“新制度经济学”等术语联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学术思想自从上世纪8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以后，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似乎比对西方的影响更大。也许是因为他的论文没有用到数学，浅显易懂。也许是因为他的理论基于直观的观察，使人容易接受。
　　不过在我看来，科斯在中国影响巨大的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他经济思想的深刻性；二是他所关注的问题同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挑战有直接相关性。这两者的结合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学家对科斯的学说情有独钟。
　　首先，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的研究侧重于市场中的资源配置问题，而科斯的研究超出了这个范围。科斯学说是研究权利（rights）和权力（authority）的配置问题，这其中包括产权问题。权利和权力的配置往往是资源配置背后的因素和条件，因此，权利和权力配置问题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从中央计划经济，正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来说，远比单纯的资源配置问题更为基本，更为重要。
　　这是因为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多以清晰产权和健全法治为前提，而这个前提在中国恰恰原来并不存在，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所以，我们讨论中国的转轨问题，讨论中国的发展问题，摆脱不开研究权利和权力如何重新配置的问题。科斯的学说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第二，科斯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新制度经济学不同于“旧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是分析性的学说，而不是描述性的学说。分析性，就是学说里面有假定、有推理、有命题、有检验。而分析中有一个核心抓手，就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可观察、可度量的。交易成本不仅局限于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也包括组织中的交易成本，有时也称做组织成本。
　　有了交易成本这个切入点，当我们研究制度的时候，不仅仅是描述现象和探讨概念，而且在理论上有推论，在实证上有检验。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旧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关注，但它的影响远超过后者，就是因为它是分析的，而不是简单地对制度进行描述。
　　正因为如此，它的理论是有力量的，既有解释力，又有预测力。这对于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制度问题极有意义，它指导我们摆脱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方法，集中于通过推理导出可检验的命题，再去搜集经验证据，检验这些命题。这是研究制度问题的科学方法。
　　第三，新古典经济学为了研究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市场交易活动和价格机制方面，为此就把市场中的企业简化成一个生产函数和一个利润最大化的假定。所以我们对市场的理解着重于价格。但科斯学说让我们对市场制度的认识超越了仅仅是对市场交易和市场价格的认识。
　　在科斯看来，市场交易、企业内部交易，甚至政府对市场的监管等都是不同的合同形式或组织形式，哪种胜出是根据竞争和效率的原则决定的。这就让我们对于市场制度的整体有更高层次的理解。这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极为重要。因为转型本身就是重新界定企业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科斯的学说让我们在分析制度转型的时候，站在一个新的高度。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经济已经今非昔比。不过，中国经济的制度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斯的学说对我们思考中国的制度转型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他的学说是对权利（包括产权）和权力配置的研究，是以交易成本为切入点的分析性研究，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对市场经济制度认识的一个整体分析框架。
　　这就是为什么科斯的学说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转型中的国家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基本原因。也正因此，我相信他的思想在中国，不仅在改革初期，而且在目前和未来，都会有非常大的生命力。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