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有一棵树，名叫鱼木，从南美洲移来的，长得硕大伟壮，有四层楼那么高，暮春的时候开一身白花。这树是日据时期种下的，算来也该有八九十岁了。
　　今年四月花期又至，我照例去探探它。那天落雨，我没带伞，心想也好，细雨霏霏中看花并且跟花一起淋雨，应该别有一番意趣。花树位于新生南路的巷子里，全台北就此一棵。
　　有个女子从对面走来，看见我在雨中看花，忽然将手中一把小伞递给我，说：“老师，这伞给你。我，就到家了。”
　　她虽叫我老师，但我确定她不是我的学生。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素昧平生，凭什么拿人家的伞？
　　“不用，不用，这雨小小的。”我说。
　　“没事的，没事的，老师，我家真的就到了。”她说得更大声更急切，显得益发理直气壮，简直一副“你们大家来评评理”的架势。
　　我忽然惊觉，自己好像必须接受这把伞，这女子是如此善良执着，拒绝她简直近乎罪恶。而且，她给我伞，背后大概有一段小小的隐情：
　　这棵全台北唯一的鱼木，开起来闹闹腾腾，花期约摸三個礼拜，平均每天会有一千多人跑来看她。看的人或仰着头，或猛按快门，或徘徊踯躅，至于情人档或亲子档则指指点点，细语温婉，亦看花，亦互看。总之，几分钟后，匆忙的看花人轻轻叹一口气，在喜悦和怅惘中一一离去。而台北市有四百万人口，每年来看花的人数虽多，也只是两三万，算来，看花者应是少数的痴心人。
　　在巷子里，在花树下，痴心人逢痴心人，大概彼此都有一分疼惜。赠伞的女子也许敬我重我，也许疼我怜我，但其中有一分情，她没说出口来，想来她应该一向深爱这棵花树，因而也就顺便爱眷在雨中痴立看花的我。
　　我们都是花下过客，都为一树华美芳郁而震慑而俯首，“风雨并肩处，曾是今春看花人”。
　　那天雨愈下愈大，我因有伞，觉得有必要多站一会儿，才对得起赠伞人。花瓣纷落，细香微度，我们都是站在同一棵大树下惊艳的看花人，在同一个春天。我想，我还能再站一会儿。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地毯的那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