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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来了这么多人。我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没法说，不是我来迟了，是你们来早了。你们花星期天的时间，来这里听一个70岁老人的絮叨，很让我感动。
我先讲读书，由读书讲到写文章，由写文章讲到文学创作，主要是谈小说的写作。为什么这样说？我认为，只有读书才会写文章，而只有会写文章的人，才能够写好文學作品。写文章跟创作，还是不一样的。文章里面包括文学写作，包括小说，但是小说的写作比一般文章的要求要高。我的讲座是我的个人观点，不含任何政治问题，我今天的讲座，都是我个人对写作，对人生的真切体会。
这些年，人们的看法变了，认为有相当的古文功底，才能写好文章。有一句谚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对于写文章来说，可以说，“熟读古文一百篇，不会写作也会编”。现在的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了古文的重要，包括现在小学、中学课本上，已经加大了古文的分量。这就说明，当事者，就是当权者，主其事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多少有识之士早就呼吁过了。有些所谓新时代的人，说“会说话就会写文章”，我个人认为全是错的，这就等于人人都会写文章，写文章根本不是个事。可是世界上，中国社会上，有许许多多伶牙俐齿的人，就是不会写文章。过去的“白话文”说是把话写成文章，会说话就会写文章，这样的观念，不会有人再信。如果你的父亲这样教导你，那他就是落伍了。
现在不管中学生还是小学生，都希望有一个最好的古文本子，我不知道现在中学老师给学生推荐什么样的古文本子。我是1962年上的高中，1965年上的大学，在1962年到1965年期间，读书界，或者学校里，有两种古文读本是最时髦的，就是大家都希望能得到的。我的家庭条件比较好，父亲在山东工作，先是他给我买了《古代散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只有上册和中册，下册还没有出来。后来我同村的一个中学同学，高我一个年级，叫罗岩峰，考到南开大学中文系，知道我喜欢古文，买了《历代文选》寄给我，是上册，下册还没有出来。也就是说，当时最好的两本古文书，我都有了。
我对《古代散文选》一开始是非常敬重的，里面的很多文章虽然不是课本上选的，我仍然把它背过来了，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回头再看《古代散文选》，发现它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些年我看得最多的古文本子是《古文观止》，我个人认为，它的水平超过了《古代散文选》。为什么呢？《古代散文选》是1961年还是1962年编的，这个时候已经很重视阶级斗争，很重视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所以文章的选择，多重视这方面。有的文章，当时看了觉得慷慨激昂，现在回过头来一想，他们为什么要编这样的文章？只能说，不过是为了让学生得到一种阶级教育，痛恨剥削阶级，热爱我们的新社会。《古文观止》是清朝初期出的。叔侄两个人，完全根据个人的体验，觉得哪篇文章好，就收到《古文观止》里面。他们也许有忠君的思想，但是没有阶级斗争的思想，反而有热爱平民的思想。我现在给大家比较一下这两种散文选，你就知道应该选什么样的本子。
《古代散文选》里面，唐文选了24篇，作者12个人，也就是说，平均一人2篇。《古文观止》唐文选了43篇，差5篇就翻一番了，作者有9个人，一人4到5篇。《古代散文选》的24篇里面，有那么几篇，和散文没有关系，实际真正的散文只有22篇。《古代散文选》当中韩愈的文章选了5篇，而《古文观止》里面韩愈的文章选了24篇，两本书选柳宗元的文章，差别大致也是这样。
韩愈有一篇文章叫《祭十二郎文》，课本上没学过，我在上学的时候，从别的选本里面，看到了这篇文章，把它背下来了。不选《祭十二郎文》，说明人民教育出版社这些老先生的眼光有问题，思想有问题，他们觉得这不过就是韩愈一个侄儿去世了，他自己哭哭啼啼，或者悲悲切切，说了一些沉痛的悼念的话，这样的文章有什么意思呢？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读古文，没有读过《祭十二郎文》，那么你就不知道古文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对《祭十二郎文》没有认真的体会，你就不知道唐代的文章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所以我希望有手机的人，可以现场打开看看。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韩家在韩愈上下这两代，人丁非常不兴旺，韩愈弟兄几个，就死得剩下他一个了。侄儿这一辈，除了韩愈有个五六岁的儿子以外，就剩下这个侄儿了。这个侄儿叫十二郎，结果这个十二郎也死了，韩愈非常悲痛。过去的文章写起来辞藻很华丽，对仗很严密，读起来慷慨激昂，但是空洞，没什么具体的东西。韩愈的文章不一样，基本上都是人情话，都是一些很沉痛的话，说我们家祖辈几代人，多少年了，儿子这一辈“唯吾”，侄儿这一辈“唯汝”。我现在“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不久于人世。现在我的愿望是，“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等于说，我现在万念俱灰，唯一的志愿就是教我的孩子跟你的孩子，长大成人，尽其天年，读起让人哽咽悲伤，声泪俱下。如果说在那个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书，不选这样的文章还可以谅解的话，现在的课本，不把《祭十二郎文》作为一篇重要文章选入，让学生阅读的话，就是个不小的失误。可别小看了这篇文章，它是文学发展史上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人们知道了什么叫好文章，只有那种充满感情、回肠荡气、曲折有味的文章，才是好文章。我建议朋友们，一定要有熟读、背诵好古文的习惯，你要教给你的孩子，文章是必须高声朗诵的，好文章是必须背会的，要倒背如流，滚瓜烂熟。
为什么要这样呢，你把文章的韵律熟记在脑子里面，就好像唱歌的人，拿起歌词，哼上几下就会唱了。熟读甚至背诵，实际上是记住了文章的气韵和调子，你说话的时候，可能会停住想一想，但是如果你会背文章的话，就不会停住。为什么“三句半”能让人逗笑呢？因为它不符合诗词的韵律，而会背文章的人，才会写得气韵贯通。比如柳宗元有个《捕蛇者说》，开篇是“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这是第一段，太医发布命令，以皇上的命令来收集这种蛇，每年收两次，抵他的租子，永州人一听说有这样的政策，就争着去捕蛇。我们现在强调要熟读，要背诵，就是要在心里，在脑子里刻下写文章的调子，写起文章来，不至于跑调，不至于像三句半那样搞笑。 古代的文论，都是从写文章的实践中得来的，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文情说”，文章是主情的，一个是“文气说”，就是说文章就像一股气一样，蕴含在胸中，然后把它释放出来。所以曹丕的《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我们可以这样说，“文情说”指的是文章的内容，而“文气说”，实际上指的是文章的形式，或者说文章内在的力量，那就是一种气韵。所以说，好的文章要气韵贯通，或者说气韵生动。
但是文章还有一个形式，就是外在的结构，外在的结构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外在的结构，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古人已经总结得天衣无缝，比如八股文，实际上就是根据优秀文章的规律，总结出来，规定下来，起承转合，丝丝入扣，连在一起就是八个自然段，你把这八个自然段写下来，从形式上来说，就是一篇好文章。
人们以前笑话写古文，说学会了这一套，它的好处就是有话没话，都能写出来结构漂亮的文章。比如有个笑话，说有个二郎庙，前面有棵树，先生让学生就这个事情，写一篇文章，有个学生就写了这么几句，说：二郎者，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老郎之子也。庙前有树，人皆谓树在庙前，余独谓庙在树后也。说起来是笑话，但是你不能不承认，这个学生还是很有一套的，至少说明他思维活络，富于联想，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地方。
读书和写文章是一体的，这一点希望朋友们能够领会。
我个人如果说还有一点点成功的话，全是得益于读书。我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在学校待了五年，那时是五年制。我是1965年考上，只上了一学期，第二学期，过了年就去乡下半农半读，然后到了8月份，“文革”就起來了，从此以后，四年多的时间，没有上过一节课，没有做过一次作业。到了1970年8月，居然也毕业了，所以我的实际水平就是高中。能有今天，全靠了爱读书，再一个，大学这个地方，进去和没有进去还是不一样的。进去以后接触一些老教授，你就知道学者是什么样，你和老教授们谈话，知道了他们的经历，就知道他们当年是如何用功的。我因为出身不好，不多去参加革命活动，但是在学校里面，只要你想看，书有的是。有那么几个月，图书馆的门是可以随便进的，尤其系里面的资料室，都放的是好书，那个门也是一推就能进去。好在那个时候学生只是看书，很少听说有人偷书。我在这个期间，读了很多平时读不到的书。
再一个，因为家里条件比较好，养成了买书的习惯。我在运城康杰中学读书，家里给的钱多，当时如果有女朋友的话，可以把这个女朋友养起来，但是那时候比较腼腆，所以就是自己享受，除了买些好吃的，然后就是买书。所以在上高中的时候，《三国演义》《水浒》都买下了，那时候《红楼梦》是特供书，不会放在书店里面卖。有一次我在书店里面看到一本《烽火春秋》，一想，这不是打仗的吗？就让服务员拿过来，8毛3分钱，结果拿回去一看，是陕西渭南烽火高级合作社的社史。你要知道，8毛多钱，出去可以吃两顿过油肉或者炒面了。
再后来，有了工资，买书几乎成了我人生的一种需求。尤其上了60岁以后，经常劝自己不要再买书了，看见好书，有用的书，还是个买。我家里的书大概有1万册，看过的大概2000册，翻过的大概有2000册，没有动过的，大概有3000册。比如“二十四史”，出一种买一种，有朋友见了说你全看过吗？我说没有看过，装面子的，像我这样的人，总该有这样的书。这样说，有些开玩笑的意味，他就没怀好意，你也用不着跟他说正经话。事实上，有的书就是备查的。“二十四史”，是装面子的，也是为了备查的，这都是真正的用处。
再举个小例子，本世纪初，我儿子在北京搞了一个文化公司，在《山西文学》上看到我写的一篇文章叫《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我的儿子学习不怎么用功，但是脑子很够用，他说这个题目太好了，内容也好，你说得太简单了，扩充一下，给我写上一本书，不要多，二十五六万字就可以了。我想，我那是一篇1万多字的文章，怎么把它变成二十五六万字的书呢？这不是要你老爹的命吗？他不管这一套，还跟我说，现在是4月份，你8月份给我就行，不要求你7月份。我一听，根本不可能，三个月怎么能写一本书？结果我老伴不高兴了，说编辑部那些女孩子，给你打个电话，叫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现在儿子有正经事了，让你写一本书，你就不干活了。想想也是，老伴不知道，现在的报纸编辑部，差不多全是女孩子，不是说专门用来对付我的，尤其副刊编辑。这些女孩子要求我写一篇小文章，一般就是一千多字，长的也不过就是两三千字，对我来说，也就是一上午的事。可是没办法，老伴这么说了，你只能干受着。于是咬咬牙，接受了这个任务，怎么办呢，先做了一个提纲，再看资料。
好在我爱买书，尤其是爱买现代文学史上，关乎历史事件、人际纠葛的书。再就是，爱买大套的书，《鲁迅全集》《闻一多全集》这类名家的全集不用说了，就是《俞平伯全集》《朱自清全集》《潘光旦全集》这些书全都有。这些书，也不是全都看了，顶多只是挑自己喜欢看的部分看看。比如《朱自清全集》，就把日记部分看了。
这就要说到怎么读书了。
读书，一定要当做闲书读。就是要有兴趣，觉得有意思，不能把读书当成苦差事。为什么现在的硕士生、博士生，这些孩子出来以后水平不够？因为他上了博士、硕士以后，他的导师才说，你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比如说是晚清的戊戌变法，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去找戊戌变法的书，才去找戊戌变法的论文去看，然后写成一篇硕士论文，或者博士论文。这样的出来的，不会知道那些犄角旮旯里的事，也就不会从世道人心这个层面认识历史事件。我看书不是这样，我从“文革”的时候，就喜欢看写上世纪30年代事情的书。
这样就知道，写《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样的书，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了。真的用了不到三个月，就写成了。
怎么写呢？当时已经用上电脑，我把提纲列进去，然后需要什么材料，知道在哪本书上，就去查哪本书。全是自己的书，大多是看过的，很好找，一下就翻出来了，拿铅笔勾画一下，夹上个纸条，全家动手，分头录入。有的是引语，剪贴过来就是了，有的是转述，改换一下人称，就是自己的话了。当然，一些主要的观点，是我过去就有的，只是让它们条理化，论证更充分些。写成给了儿子，经过他的一番运作，2005年10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正式出版了，一下子就印了一万多册。过了几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一版。 这就是《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的写作出版经过。如今这本书，已经成了现代文学教学的经典，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自从鲁迅的名声确立以来，在中国大陆，所有关于鲁迅的书，无一例外都是赞扬鲁迅的。都说鲁迅骨头最硬，贡献最大，千好万好，就是死得太早。而我这个书呢，是根据各种资料，证明鲁迅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他是站在新文化运动里面的，而且是一员猛将，或者说，在创作上是一员主将。但是因为他个性的原因，不合群，很快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一个个闹翻了，后来就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反对派。这个结论是没有人敢承認的，甚至没有人敢提出来的，可是为什么我敢这样写？因为我长期以来已经形成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哪儿来的？就是看书得来的。为什么说成了经典？因为现在夸鲁迅的书大概不下1000种，而否定鲁迅的书就这么一本，你作为一个教授，你要介绍当代鲁迅研究的状况，1000本里面你说上5本基本就都代表了，但是这边只有一本，你能不说吗？我说的经典，就是这么来的。
读书要多，要杂，这样才能有认识。
我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叫《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的，作者是何炳棣先生。我退休已经11年了，这个书我以前就买过。最近中华书局出了一种豪华本，我仍然买了一本，买了珍藏起来，不翻，翻的话就是翻这本。
看过之后，我在书上写了批语。此后两三年间，翻看何止三遍五遍，警醒处不止十处八处，最让我铭记在心的有两处。一处是，何炳棣成名以后遇到林家翘，林是著名的数学家，在巴黎见了何炳棣，跟他说，我们这样的人，不能做第二等学问。这个话是非常有气魄的，也就是说，我们做学问，一定要做最尖端的，最高的，我们是能做出成绩的人。另一处是，作者谈到胡适的时候，谈到了“学术安全感”，什么意思呢？就是对自己很自信，自信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承认自己的缺憾，绝不粉饰自己，懂得的就说懂得，不懂的绝不装懂。
对学者的判断，有一点绝对是准确的，如果有一个人说什么都头头是道，那你脑子一定要警惕，这极有可能是个骗子，人不可能什么都懂。而那些大学者，他说到那些不懂的东西的时候，仍然是很坦然的，你比如书里有一段话，有一次他在美国见到了胡适，说胡先生，傅斯年是你的好朋友，傅斯年把欧洲的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引入中国，你为什么不指点傅斯年，把欧美流行的科学的治学方法，也引入中国，不注重方法，这在史学研究上是一个大的缺憾。你猜胡适怎么说的？胡适说，你给我指出的这一点，不只一次两次，每一次你谈到这儿，我都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今天我非要向你说一句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乃尔大学头两年念的是农科，后两年才改为文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的是哲学，但是也不过两年，我根本不懂得多少西洋史学上的研究方法。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怎么要求傅斯年去做呢？这是多么的真诚，这就是学术安全感。他对自己的学术是自信的，他认为我已经有了这样的能力，我在这方面就是专家，别的方面对不起，我确实不懂，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何炳棣的学术成就有多高呢？20世纪中国海外华人史学研究有两个最著名的人物，一个叫杨联陞，一个叫何炳棣，杨联陞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学术带头人，他的成就是汉学家的成就，汉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是有区别的，好像懂得多，知识面宽就是汉学家，而真正在某一方面研究透的是历史学家，何炳棣是历史学家。此人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52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1975到1976年被选为美国亚洲协会会长，此前会长全是白人担任。此后，也再也没有亚洲人担任过。他是20世纪唯一的亚裔会长，而且被聘为“讲座教授”，这在外国是很高的地位。他是南方人，但是大个子，南人北相，身体非常好，再一个，学习也非常好，还有一个特点，特别傲。举个小例子，“文化大革命”中，当时邓小平主持工作，把他请回来做学术交流。也就在这前后，请回来一个海外华人名人杨振宁，大家都知道，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一次在北京饭店吃饭，两个人遇上了，他们是同一年参加留美考试的，都是西南联大毕业。30年后两个人都成了世界级名人，见面以后，杨振宁很客气地对何炳棣说，那年留美考试，你比我高三分。你知道何炳棣怎么回答？他说不对，我比你高七分。我后来专门查了一下，杨振宁是71.5分，何炳棣是78.5分。但是同时何炳棣又说，在历届所有考试里面，分数最高的是钱钟书，87.95分，相当于88分，确实没有人超过。那时候的考试，是很严格的，出题的都是国内的顶级教授。考下来，如果你跟别人差上零点几分，可能是你的疏忽，但是如果你差了三分五分，那就肯定是有差距的。
我介绍这本书，就是希望大家从这里面学到做学问的方法，学到做人的方法。
再说一个这里面的事，何炳棣在清华大学念书，他父亲给他写了一封信，最后说了一句话，“在此期间，唯吃饭与买书不可省钱”。我看了以后大为感慨，想起自己当年，竟然暗合了老先生的这个教诲。说个笑话，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到了北京，回来说吃了烤鸭，似乎是去阔气了一次的标志。“文革”当中，我出身不好，到南方串联的时候，让人家赶回来了。到了重庆，接待站挂的大标语，写着红五类欢迎，黑五类滚回去。我们系的人，怕我们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牵连了大家，就买了票让我们回来。重庆没有直达太原的车，就让我们先去北京，再转回太原。我们几个人，到北京就分了手。在北京只待一天，我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去了颐和园，二是我吃了烤鸭，那时候烤鸭16块钱一只，卖四分之一的，我吃了一份，4块钱，鸭架子还做成汤给你端过来。要知道，那个时候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32块钱，刚毕业的中专学生29块钱。尝个烤鸭花了4块钱，是很奢侈的。没办法，我就爱吃好的。
说完读书，还要说说怎样写文章。谈读书，如果不落实到写文章上，总觉得是空的。
前面我们讲了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是说学习古文的重要，举这个例子，也是为了给后面讲写文章时，做个铺垫。最初学做文章时，老师总是强调形式的重要，比如我前面说的八股文，就是一种形式美。还有人们常说的“凤头猪肚豹尾”等，也都是从形式上着眼。撇开形式，谈实质，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呢？要叫我说，从气韵着眼，差不多是抓住了文章的根本。古人有“文气说”，就是说的这个。最简单的表述，应当是“气韵生动”四个字。气韵可说是节奏，生动可说是活灵活现，一篇文章，有了节奏，又活灵活现，能不是好文章吗？前几年有个女孩子，让我给她的书写个序，我也不看她的书，就给写了一篇，说什么呢，说写文章的道理。我说，好文章如美女身系佩环，款款而行，叮当有声。这个女孩子很够意思，后来我病了，专门从杭州乘飞机，来医院的病房看我。 现在我要说，如果你还有点儿灵气，想有个参照物的话，应该参照美女。这个美女，如果是你媳妇就更好了，如果不是媳妇，那你也有一个梦中情人，把她当作一个文章的模特和样子放在那儿。这个时候，你可以念一念《登徒子好色赋》，怎么回事呢？登徒子说宋玉不好，楚王就问宋玉，你是不是这么不好呢？宋玉就给自己辩解，说登徒子老婆什么样的眼，什么样的鼻子，长得不像人样，但是两个人已经有五个孩子了。接下来宋玉说自己：“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
所以我们要写文章，一定要把文章写得像宋玉的“东家之子”一样，那么美丽的小姑娘爬在墙头上，每天都看，到现在还没有答应她。
写文章要有这样的意识，然后你就不停想一想，比如开头太长的时候，你就想想，你的情人是不是个大头娃娃，中间太长的时候，你想想，你的情人是不是个大胖子？结尾太长的时候，你想想，你的情人是不是大脚？你都不喜欢这样的女人，凭什么让读者喜欢这样的文章呢？好文章是想出来的，是设计出来的，是感觉出来的。
现在可以归到今天的本题，就是文学和我们的世界。
谈了怎样读书，怎样写出好文章，就不能不谈文学写作。可以这样说，只有能写出好文章的人，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里，小说可说是头牌。按说诗歌也是上等品，诗歌的问题太复杂，今天谈写作，只谈小说。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个现实的世界，也是个文学的世界。想想吧，我们从小就接受文学的熏陶，比如小时候念的诗，“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又有形态，又有动作，本身就是一幅非常美的图画。这样的图画，不完全是自然的，它是作者创造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小的时候已经受到了文学的熏陶，生活在文学的世界里。
我经常被人叫去谈文学，我不愿意讲的，恰恰是文学。我爱讲什么呢，爱讲读书，爱讲做学问。前几天省地方志办公室，请我去谈地方志，我就很兴奋，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写出50页的讲稿。可是人家知道你是个作家，最愿意让你讲的，还是文学。因此上，每当谈文学，我就特别的纠结，总要想想，怎么才能把这个文学讲好。
最不好讲的就是，什么东西才是文学。有一次，我还真的想了一个好的办法。
前年12月，扬州市文联办了一个高级创作研究班，叫我去给他们讲文学，北京到扬州有直达列车，只在南京停一下。晚上9点钟上车，第二天早上7点就到了。
我坐的软卧，就在车上想，怎么能够用个简单的办法，说清楚什么是文学。想呀想呀，后来脑子里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最好的办法。那时我刚用上微信，常看手机上的段子。我坐的是软卧，就想到一个火车上的段子。在软卧列车上，有一个老头，一个年轻姑娘，老年人睡在下铺，年轻人睡在上铺。这个年轻姑娘，晚上一直在拿手机看电影。老头躺在下面，怎么也睡不着，这是个有教养的老头，忍着不说什么，大概到两三点，实在困得不行，老年人就敲了敲床头，说“能不能让睡会儿”，意思是你该停下了。这个姑娘一看，看见这个老头也还挺文明，说话又很和气，大概也不是很难看，而且很有教养的样子，想了想说“那就上来吧”。这个段子的结尾是什么？这个老头说“代沟真好”。什么叫文学？这就叫文学，它有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物，特定的思想活动，人们以为会发生争吵，就好像两个国家会发生战争，吵一架了事，很有可能吵起来，但是没有想到事情出现了急剧的变化，达成了一个美满的结局。
好的小说是什么呢？就是人性在低层面上的冲突，然后在高层面上达到了和谐，所有好的小说，所有世界文学名著，几乎都是这样的。而我们的小说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处于低层次的状态？主要是我们的小说，常常是人性在高层次上达成的冲突，用低层次的方式去解决。比如一个村里面有富人，有穷人，富人和穷人也许因为什么事情起了冲突，而我们的作家就会把它当做阶级斗争去写，最后怎么来解决？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作猛烈冲击，把他们消灭掉，然后实现了我们理想的人生。
像火车上这个题材，给了下流作家去写，很有可能会写成，一个老年人，在火车上起了淫乱之心，动手动脚。或是一个年轻女子，见下面有个男人，心想何不勾引一下。不管最后是什么结果，都只会让人恶心。他也写了人性，可他笔下的人性，是在中间层次上起了冲突，在更低的层次上达成了解决。
这就要说到，眼下中国文学的状况。前些年有个德国的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了一个看法，我并不完全同意，只是复述一下，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全是垃圾。我认为这是不太对的，比如陈忠实、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等，都是很好的作家，写出了很好的作品。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文学非常繁荣，可以和二三十年代比，也是不客观的。我对当代文学有个评价，当代文学基本是一些不知文学为何物的人，在那里自得其乐，自我高尚。我的意思是说，文学本来是个高雅的事情，但是我们当代文学已经到了一种貌似繁荣，实则堕落的程度。我不愿意用这种方式伤害中国的当代文学，我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学可以看作一种文化娱乐。最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化娱乐的有三个方式：一个是大妈的广场舞，还有一个是中老年人学书法。你千万不要认为那是在学书法，是中国书法的繁荣，最好还是把它看作一种文化娱乐，是锻炼身体，是休闲，是养气。再一个就是，青少年写小说、写诗歌。这三个都是非常高雅的文化行为，但是做下来，给人的感觉是平庸的，粗鄙的。叫你没法儿说，没法儿评论。
我认为，在小说的写作上，中国人有中国的小说传统，我们新文化运动以来，好多文学形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第一是诗歌，你想想，我们的唐诗宋词，多么好的形式？结果新文化运动以来，发现写诗太简单了，能破开句子，分行写出来就叫诗。这么容易就成了诗人，多刺激，多好玩，于是大家都写诗，都成了诗人，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我可以告诉大家，新文化运动在诗歌上完全是失败的，真成全了的诗人，不会超过10个。能留下一两句的，都算是好诗人，但是有一个人除外，就是徐志摩。徐志摩是一个绝代的天才，他的诗到了什么程度呢？几乎写一首叫红一首，我是从来不背新诗的，但是我熟悉的，至少有五六首，什么时候都是好诗。好些写的那种玩意，说句不好听的话，只能说是“一串一串的字”，叫什么呢？什么都不是。既不是文章，也不是诗。所以新文化运动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它对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化造成的伤害太大了，总有一天会清算的。 另外一个受伤害很大的，就是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
中国的小说，到明清之季，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到了清末民初，可说是已经走向繁荣。但是新文化运动一来，把中国小说的传统斩断了。短篇小说还没什么，长篇小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全了社会论文的文学化表达。像茅盾的《子夜》，最有代表性。不是说写得不好，我是说，他用的方法，完全是社会分析的方法，一个资本家，一定是残酷剥削工人，镇压工人运动，过的肯定是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再就是，肯定是荒淫无耻的，见了女人就想搞到手，没有礼义廉耻。这种现象，到了解放后，就更是全面泛滥，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些年，我因为自己在写小说，也就顺便研究中国的小说传统，就是中国旧小说的物质。我觉得，有两个情况，是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一是中国传统小说的作者构成，二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特征。
前不久，我看了一部旧小说，叫《绿野仙踪》，我家里有这么一本书，看看还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的，说是足本，正好没事，就拿出来看了。看了觉得，在叙事上确有独到的地方，一步一步，合情合理，又是那样的细腻生动。先前还看过《儿女英雄传》，觉得也很好。这两部小说的作者，据介绍，都是失意的文人，有才情，人生不得意，于是便写了这样的小说来排遣心中的孤愤。《金瓶梅》，明朝的，基本可以肯定是王世貞写的。王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大才子，受到奸臣迫害，家门遭遇不幸，发愤写了这样的一部作品，来抒发心中的悲愤之情。综合这几部作品，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明清以来的中国小说，其作者大都是不得意的才子。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当时的一流人才，有大学问，有大境界，不得志了，才写出这样优秀的文学作品。这就是我说的作者构成。
叙事特征是什么呢？这就要说到题材的选择，跟故事的结构了。
近世以来谁的小说好？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钱钟书的长篇小说最好，就是那个《围城》。如果你没有看过《围城》，你就不知道中国30年代以来的文学达到了什么程度，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的小说，好的小说是让你的心智提高的，让你看了以后对人生有新的感触。结合前面说的《金瓶梅》《绿野仙踪》等旧小说，我可以说，中国旧小说的传统，可以总结为八个字，叫“逞才使性、邪思淫喻”。为什么这些大才子，最后要走到写小说的路子上？因为做学问，远远不能把他的聪明才智，尽情地发挥出来。用我们老家农村的话来说，就是不能让他一肚子的坏水使出来。如果没有《围城》，钱钟书就是个腐儒，就是一个很平常的读书人，有了《围城》以后，钱钟书就是钱钟书。
最后我要说的是，虽然我说了这么多中国当代文学不好的话，但我是要鼓励大家，在一片荒漠中，我们是可以奋然前行的，在满地的荆棘之中，我们是可以踏出一条血路的，希望山西的读书人，一定要有信心，以我们的才华，以我们的高智商，为中国的文学，为中国的文化增添新的光辉。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8年4月22日世界读书日
我先讲读书，由读书讲到写文章，由写文章讲到文学创作，主要是谈小说的写作。为什么这样说？我认为，只有读书才会写文章，而只有会写文章的人，才能够写好文學作品。写文章跟创作，还是不一样的。文章里面包括文学写作，包括小说，但是小说的写作比一般文章的要求要高。我的讲座是我的个人观点，不含任何政治问题，我今天的讲座，都是我个人对写作，对人生的真切体会。
这些年，人们的看法变了，认为有相当的古文功底，才能写好文章。有一句谚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对于写文章来说，可以说，“熟读古文一百篇，不会写作也会编”。现在的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了古文的重要，包括现在小学、中学课本上，已经加大了古文的分量。这就说明，当事者，就是当权者，主其事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多少有识之士早就呼吁过了。有些所谓新时代的人，说“会说话就会写文章”，我个人认为全是错的，这就等于人人都会写文章，写文章根本不是个事。可是世界上，中国社会上，有许许多多伶牙俐齿的人，就是不会写文章。过去的“白话文”说是把话写成文章，会说话就会写文章，这样的观念，不会有人再信。如果你的父亲这样教导你，那他就是落伍了。
现在不管中学生还是小学生，都希望有一个最好的古文本子，我不知道现在中学老师给学生推荐什么样的古文本子。我是1962年上的高中，1965年上的大学，在1962年到1965年期间，读书界，或者学校里，有两种古文读本是最时髦的，就是大家都希望能得到的。我的家庭条件比较好，父亲在山东工作，先是他给我买了《古代散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只有上册和中册，下册还没有出来。后来我同村的一个中学同学，高我一个年级，叫罗岩峰，考到南开大学中文系，知道我喜欢古文，买了《历代文选》寄给我，是上册，下册还没有出来。也就是说，当时最好的两本古文书，我都有了。
我对《古代散文选》一开始是非常敬重的，里面的很多文章虽然不是课本上选的，我仍然把它背过来了，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回头再看《古代散文选》，发现它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些年我看得最多的古文本子是《古文观止》，我个人认为，它的水平超过了《古代散文选》。为什么呢？《古代散文选》是1961年还是1962年编的，这个时候已经很重视阶级斗争，很重视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所以文章的选择，多重视这方面。有的文章，当时看了觉得慷慨激昂，现在回过头来一想，他们为什么要编这样的文章？只能说，不过是为了让学生得到一种阶级教育，痛恨剥削阶级，热爱我们的新社会。《古文观止》是清朝初期出的。叔侄两个人，完全根据个人的体验，觉得哪篇文章好，就收到《古文观止》里面。他们也许有忠君的思想，但是没有阶级斗争的思想，反而有热爱平民的思想。我现在给大家比较一下这两种散文选，你就知道应该选什么样的本子。
《古代散文选》里面，唐文选了24篇，作者12个人，也就是说，平均一人2篇。《古文观止》唐文选了43篇，差5篇就翻一番了，作者有9个人，一人4到5篇。《古代散文选》的24篇里面，有那么几篇，和散文没有关系，实际真正的散文只有22篇。《古代散文选》当中韩愈的文章选了5篇，而《古文观止》里面韩愈的文章选了24篇，两本书选柳宗元的文章，差别大致也是这样。
韩愈有一篇文章叫《祭十二郎文》，课本上没学过，我在上学的时候，从别的选本里面，看到了这篇文章，把它背下来了。不选《祭十二郎文》，说明人民教育出版社这些老先生的眼光有问题，思想有问题，他们觉得这不过就是韩愈一个侄儿去世了，他自己哭哭啼啼，或者悲悲切切，说了一些沉痛的悼念的话，这样的文章有什么意思呢？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读古文，没有读过《祭十二郎文》，那么你就不知道古文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对《祭十二郎文》没有认真的体会，你就不知道唐代的文章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所以我希望有手机的人，可以现场打开看看。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韩家在韩愈上下这两代，人丁非常不兴旺，韩愈弟兄几个，就死得剩下他一个了。侄儿这一辈，除了韩愈有个五六岁的儿子以外，就剩下这个侄儿了。这个侄儿叫十二郎，结果这个十二郎也死了，韩愈非常悲痛。过去的文章写起来辞藻很华丽，对仗很严密，读起来慷慨激昂，但是空洞，没什么具体的东西。韩愈的文章不一样，基本上都是人情话，都是一些很沉痛的话，说我们家祖辈几代人，多少年了，儿子这一辈“唯吾”，侄儿这一辈“唯汝”。我现在“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不久于人世。现在我的愿望是，“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等于说，我现在万念俱灰，唯一的志愿就是教我的孩子跟你的孩子，长大成人，尽其天年，读起让人哽咽悲伤，声泪俱下。如果说在那个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书，不选这样的文章还可以谅解的话，现在的课本，不把《祭十二郎文》作为一篇重要文章选入，让学生阅读的话，就是个不小的失误。可别小看了这篇文章，它是文学发展史上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人们知道了什么叫好文章，只有那种充满感情、回肠荡气、曲折有味的文章，才是好文章。我建议朋友们，一定要有熟读、背诵好古文的习惯，你要教给你的孩子，文章是必须高声朗诵的，好文章是必须背会的，要倒背如流，滚瓜烂熟。
为什么要这样呢，你把文章的韵律熟记在脑子里面，就好像唱歌的人，拿起歌词，哼上几下就会唱了。熟读甚至背诵，实际上是记住了文章的气韵和调子，你说话的时候，可能会停住想一想，但是如果你会背文章的话，就不会停住。为什么“三句半”能让人逗笑呢？因为它不符合诗词的韵律，而会背文章的人，才会写得气韵贯通。比如柳宗元有个《捕蛇者说》，开篇是“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这是第一段，太医发布命令，以皇上的命令来收集这种蛇，每年收两次，抵他的租子，永州人一听说有这样的政策，就争着去捕蛇。我们现在强调要熟读，要背诵，就是要在心里，在脑子里刻下写文章的调子，写起文章来，不至于跑调，不至于像三句半那样搞笑。 古代的文论，都是从写文章的实践中得来的，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文情说”，文章是主情的，一个是“文气说”，就是说文章就像一股气一样，蕴含在胸中，然后把它释放出来。所以曹丕的《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我们可以这样说，“文情说”指的是文章的内容，而“文气说”，实际上指的是文章的形式，或者说文章内在的力量，那就是一种气韵。所以说，好的文章要气韵贯通，或者说气韵生动。
但是文章还有一个形式，就是外在的结构，外在的结构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外在的结构，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古人已经总结得天衣无缝，比如八股文，实际上就是根据优秀文章的规律，总结出来，规定下来，起承转合，丝丝入扣，连在一起就是八个自然段，你把这八个自然段写下来，从形式上来说，就是一篇好文章。
人们以前笑话写古文，说学会了这一套，它的好处就是有话没话，都能写出来结构漂亮的文章。比如有个笑话，说有个二郎庙，前面有棵树，先生让学生就这个事情，写一篇文章，有个学生就写了这么几句，说：二郎者，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老郎之子也。庙前有树，人皆谓树在庙前，余独谓庙在树后也。说起来是笑话，但是你不能不承认，这个学生还是很有一套的，至少说明他思维活络，富于联想，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地方。
读书和写文章是一体的，这一点希望朋友们能够领会。
我个人如果说还有一点点成功的话，全是得益于读书。我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在学校待了五年，那时是五年制。我是1965年考上，只上了一学期，第二学期，过了年就去乡下半农半读，然后到了8月份，“文革”就起來了，从此以后，四年多的时间，没有上过一节课，没有做过一次作业。到了1970年8月，居然也毕业了，所以我的实际水平就是高中。能有今天，全靠了爱读书，再一个，大学这个地方，进去和没有进去还是不一样的。进去以后接触一些老教授，你就知道学者是什么样，你和老教授们谈话，知道了他们的经历，就知道他们当年是如何用功的。我因为出身不好，不多去参加革命活动，但是在学校里面，只要你想看，书有的是。有那么几个月，图书馆的门是可以随便进的，尤其系里面的资料室，都放的是好书，那个门也是一推就能进去。好在那个时候学生只是看书，很少听说有人偷书。我在这个期间，读了很多平时读不到的书。
再一个，因为家里条件比较好，养成了买书的习惯。我在运城康杰中学读书，家里给的钱多，当时如果有女朋友的话，可以把这个女朋友养起来，但是那时候比较腼腆，所以就是自己享受，除了买些好吃的，然后就是买书。所以在上高中的时候，《三国演义》《水浒》都买下了，那时候《红楼梦》是特供书，不会放在书店里面卖。有一次我在书店里面看到一本《烽火春秋》，一想，这不是打仗的吗？就让服务员拿过来，8毛3分钱，结果拿回去一看，是陕西渭南烽火高级合作社的社史。你要知道，8毛多钱，出去可以吃两顿过油肉或者炒面了。
再后来，有了工资，买书几乎成了我人生的一种需求。尤其上了60岁以后，经常劝自己不要再买书了，看见好书，有用的书，还是个买。我家里的书大概有1万册，看过的大概2000册，翻过的大概有2000册，没有动过的，大概有3000册。比如“二十四史”，出一种买一种，有朋友见了说你全看过吗？我说没有看过，装面子的，像我这样的人，总该有这样的书。这样说，有些开玩笑的意味，他就没怀好意，你也用不着跟他说正经话。事实上，有的书就是备查的。“二十四史”，是装面子的，也是为了备查的，这都是真正的用处。
再举个小例子，本世纪初，我儿子在北京搞了一个文化公司，在《山西文学》上看到我写的一篇文章叫《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我的儿子学习不怎么用功，但是脑子很够用，他说这个题目太好了，内容也好，你说得太简单了，扩充一下，给我写上一本书，不要多，二十五六万字就可以了。我想，我那是一篇1万多字的文章，怎么把它变成二十五六万字的书呢？这不是要你老爹的命吗？他不管这一套，还跟我说，现在是4月份，你8月份给我就行，不要求你7月份。我一听，根本不可能，三个月怎么能写一本书？结果我老伴不高兴了，说编辑部那些女孩子，给你打个电话，叫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现在儿子有正经事了，让你写一本书，你就不干活了。想想也是，老伴不知道，现在的报纸编辑部，差不多全是女孩子，不是说专门用来对付我的，尤其副刊编辑。这些女孩子要求我写一篇小文章，一般就是一千多字，长的也不过就是两三千字，对我来说，也就是一上午的事。可是没办法，老伴这么说了，你只能干受着。于是咬咬牙，接受了这个任务，怎么办呢，先做了一个提纲，再看资料。
好在我爱买书，尤其是爱买现代文学史上，关乎历史事件、人际纠葛的书。再就是，爱买大套的书，《鲁迅全集》《闻一多全集》这类名家的全集不用说了，就是《俞平伯全集》《朱自清全集》《潘光旦全集》这些书全都有。这些书，也不是全都看了，顶多只是挑自己喜欢看的部分看看。比如《朱自清全集》，就把日记部分看了。
这就要说到怎么读书了。
读书，一定要当做闲书读。就是要有兴趣，觉得有意思，不能把读书当成苦差事。为什么现在的硕士生、博士生，这些孩子出来以后水平不够？因为他上了博士、硕士以后，他的导师才说，你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比如说是晚清的戊戌变法，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去找戊戌变法的书，才去找戊戌变法的论文去看，然后写成一篇硕士论文，或者博士论文。这样的出来的，不会知道那些犄角旮旯里的事，也就不会从世道人心这个层面认识历史事件。我看书不是这样，我从“文革”的时候，就喜欢看写上世纪30年代事情的书。
这样就知道，写《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样的书，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了。真的用了不到三个月，就写成了。
怎么写呢？当时已经用上电脑，我把提纲列进去，然后需要什么材料，知道在哪本书上，就去查哪本书。全是自己的书，大多是看过的，很好找，一下就翻出来了，拿铅笔勾画一下，夹上个纸条，全家动手，分头录入。有的是引语，剪贴过来就是了，有的是转述，改换一下人称，就是自己的话了。当然，一些主要的观点，是我过去就有的，只是让它们条理化，论证更充分些。写成给了儿子，经过他的一番运作，2005年10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正式出版了，一下子就印了一万多册。过了几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一版。 这就是《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的写作出版经过。如今这本书，已经成了现代文学教学的经典，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自从鲁迅的名声确立以来，在中国大陆，所有关于鲁迅的书，无一例外都是赞扬鲁迅的。都说鲁迅骨头最硬，贡献最大，千好万好，就是死得太早。而我这个书呢，是根据各种资料，证明鲁迅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他是站在新文化运动里面的，而且是一员猛将，或者说，在创作上是一员主将。但是因为他个性的原因，不合群，很快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一个个闹翻了，后来就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反对派。这个结论是没有人敢承認的，甚至没有人敢提出来的，可是为什么我敢这样写？因为我长期以来已经形成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哪儿来的？就是看书得来的。为什么说成了经典？因为现在夸鲁迅的书大概不下1000种，而否定鲁迅的书就这么一本，你作为一个教授，你要介绍当代鲁迅研究的状况，1000本里面你说上5本基本就都代表了，但是这边只有一本，你能不说吗？我说的经典，就是这么来的。
读书要多，要杂，这样才能有认识。
我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叫《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的，作者是何炳棣先生。我退休已经11年了，这个书我以前就买过。最近中华书局出了一种豪华本，我仍然买了一本，买了珍藏起来，不翻，翻的话就是翻这本。
看过之后，我在书上写了批语。此后两三年间，翻看何止三遍五遍，警醒处不止十处八处，最让我铭记在心的有两处。一处是，何炳棣成名以后遇到林家翘，林是著名的数学家，在巴黎见了何炳棣，跟他说，我们这样的人，不能做第二等学问。这个话是非常有气魄的，也就是说，我们做学问，一定要做最尖端的，最高的，我们是能做出成绩的人。另一处是，作者谈到胡适的时候，谈到了“学术安全感”，什么意思呢？就是对自己很自信，自信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承认自己的缺憾，绝不粉饰自己，懂得的就说懂得，不懂的绝不装懂。
对学者的判断，有一点绝对是准确的，如果有一个人说什么都头头是道，那你脑子一定要警惕，这极有可能是个骗子，人不可能什么都懂。而那些大学者，他说到那些不懂的东西的时候，仍然是很坦然的，你比如书里有一段话，有一次他在美国见到了胡适，说胡先生，傅斯年是你的好朋友，傅斯年把欧洲的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引入中国，你为什么不指点傅斯年，把欧美流行的科学的治学方法，也引入中国，不注重方法，这在史学研究上是一个大的缺憾。你猜胡适怎么说的？胡适说，你给我指出的这一点，不只一次两次，每一次你谈到这儿，我都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今天我非要向你说一句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乃尔大学头两年念的是农科，后两年才改为文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的是哲学，但是也不过两年，我根本不懂得多少西洋史学上的研究方法。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怎么要求傅斯年去做呢？这是多么的真诚，这就是学术安全感。他对自己的学术是自信的，他认为我已经有了这样的能力，我在这方面就是专家，别的方面对不起，我确实不懂，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何炳棣的学术成就有多高呢？20世纪中国海外华人史学研究有两个最著名的人物，一个叫杨联陞，一个叫何炳棣，杨联陞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学术带头人，他的成就是汉学家的成就，汉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是有区别的，好像懂得多，知识面宽就是汉学家，而真正在某一方面研究透的是历史学家，何炳棣是历史学家。此人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52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1975到1976年被选为美国亚洲协会会长，此前会长全是白人担任。此后，也再也没有亚洲人担任过。他是20世纪唯一的亚裔会长，而且被聘为“讲座教授”，这在外国是很高的地位。他是南方人，但是大个子，南人北相，身体非常好，再一个，学习也非常好，还有一个特点，特别傲。举个小例子，“文化大革命”中，当时邓小平主持工作，把他请回来做学术交流。也就在这前后，请回来一个海外华人名人杨振宁，大家都知道，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一次在北京饭店吃饭，两个人遇上了，他们是同一年参加留美考试的，都是西南联大毕业。30年后两个人都成了世界级名人，见面以后，杨振宁很客气地对何炳棣说，那年留美考试，你比我高三分。你知道何炳棣怎么回答？他说不对，我比你高七分。我后来专门查了一下，杨振宁是71.5分，何炳棣是78.5分。但是同时何炳棣又说，在历届所有考试里面，分数最高的是钱钟书，87.95分，相当于88分，确实没有人超过。那时候的考试，是很严格的，出题的都是国内的顶级教授。考下来，如果你跟别人差上零点几分，可能是你的疏忽，但是如果你差了三分五分，那就肯定是有差距的。
我介绍这本书，就是希望大家从这里面学到做学问的方法，学到做人的方法。
再说一个这里面的事，何炳棣在清华大学念书，他父亲给他写了一封信，最后说了一句话，“在此期间，唯吃饭与买书不可省钱”。我看了以后大为感慨，想起自己当年，竟然暗合了老先生的这个教诲。说个笑话，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到了北京，回来说吃了烤鸭，似乎是去阔气了一次的标志。“文革”当中，我出身不好，到南方串联的时候，让人家赶回来了。到了重庆，接待站挂的大标语，写着红五类欢迎，黑五类滚回去。我们系的人，怕我们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牵连了大家，就买了票让我们回来。重庆没有直达太原的车，就让我们先去北京，再转回太原。我们几个人，到北京就分了手。在北京只待一天，我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去了颐和园，二是我吃了烤鸭，那时候烤鸭16块钱一只，卖四分之一的，我吃了一份，4块钱，鸭架子还做成汤给你端过来。要知道，那个时候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32块钱，刚毕业的中专学生29块钱。尝个烤鸭花了4块钱，是很奢侈的。没办法，我就爱吃好的。
说完读书，还要说说怎样写文章。谈读书，如果不落实到写文章上，总觉得是空的。
前面我们讲了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是说学习古文的重要，举这个例子，也是为了给后面讲写文章时，做个铺垫。最初学做文章时，老师总是强调形式的重要，比如我前面说的八股文，就是一种形式美。还有人们常说的“凤头猪肚豹尾”等，也都是从形式上着眼。撇开形式，谈实质，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呢？要叫我说，从气韵着眼，差不多是抓住了文章的根本。古人有“文气说”，就是说的这个。最简单的表述，应当是“气韵生动”四个字。气韵可说是节奏，生动可说是活灵活现，一篇文章，有了节奏，又活灵活现，能不是好文章吗？前几年有个女孩子，让我给她的书写个序，我也不看她的书，就给写了一篇，说什么呢，说写文章的道理。我说，好文章如美女身系佩环，款款而行，叮当有声。这个女孩子很够意思，后来我病了，专门从杭州乘飞机，来医院的病房看我。 现在我要说，如果你还有点儿灵气，想有个参照物的话，应该参照美女。这个美女，如果是你媳妇就更好了，如果不是媳妇，那你也有一个梦中情人，把她当作一个文章的模特和样子放在那儿。这个时候，你可以念一念《登徒子好色赋》，怎么回事呢？登徒子说宋玉不好，楚王就问宋玉，你是不是这么不好呢？宋玉就给自己辩解，说登徒子老婆什么样的眼，什么样的鼻子，长得不像人样，但是两个人已经有五个孩子了。接下来宋玉说自己：“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
所以我们要写文章，一定要把文章写得像宋玉的“东家之子”一样，那么美丽的小姑娘爬在墙头上，每天都看，到现在还没有答应她。
写文章要有这样的意识，然后你就不停想一想，比如开头太长的时候，你就想想，你的情人是不是个大头娃娃，中间太长的时候，你想想，你的情人是不是个大胖子？结尾太长的时候，你想想，你的情人是不是大脚？你都不喜欢这样的女人，凭什么让读者喜欢这样的文章呢？好文章是想出来的，是设计出来的，是感觉出来的。
现在可以归到今天的本题，就是文学和我们的世界。
谈了怎样读书，怎样写出好文章，就不能不谈文学写作。可以这样说，只有能写出好文章的人，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里，小说可说是头牌。按说诗歌也是上等品，诗歌的问题太复杂，今天谈写作，只谈小说。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个现实的世界，也是个文学的世界。想想吧，我们从小就接受文学的熏陶，比如小时候念的诗，“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又有形态，又有动作，本身就是一幅非常美的图画。这样的图画，不完全是自然的，它是作者创造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小的时候已经受到了文学的熏陶，生活在文学的世界里。
我经常被人叫去谈文学，我不愿意讲的，恰恰是文学。我爱讲什么呢，爱讲读书，爱讲做学问。前几天省地方志办公室，请我去谈地方志，我就很兴奋，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写出50页的讲稿。可是人家知道你是个作家，最愿意让你讲的，还是文学。因此上，每当谈文学，我就特别的纠结，总要想想，怎么才能把这个文学讲好。
最不好讲的就是，什么东西才是文学。有一次，我还真的想了一个好的办法。
前年12月，扬州市文联办了一个高级创作研究班，叫我去给他们讲文学，北京到扬州有直达列车，只在南京停一下。晚上9点钟上车，第二天早上7点就到了。
我坐的软卧，就在车上想，怎么能够用个简单的办法，说清楚什么是文学。想呀想呀，后来脑子里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最好的办法。那时我刚用上微信，常看手机上的段子。我坐的是软卧，就想到一个火车上的段子。在软卧列车上，有一个老头，一个年轻姑娘，老年人睡在下铺，年轻人睡在上铺。这个年轻姑娘，晚上一直在拿手机看电影。老头躺在下面，怎么也睡不着，这是个有教养的老头，忍着不说什么，大概到两三点，实在困得不行，老年人就敲了敲床头，说“能不能让睡会儿”，意思是你该停下了。这个姑娘一看，看见这个老头也还挺文明，说话又很和气，大概也不是很难看，而且很有教养的样子，想了想说“那就上来吧”。这个段子的结尾是什么？这个老头说“代沟真好”。什么叫文学？这就叫文学，它有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物，特定的思想活动，人们以为会发生争吵，就好像两个国家会发生战争，吵一架了事，很有可能吵起来，但是没有想到事情出现了急剧的变化，达成了一个美满的结局。
好的小说是什么呢？就是人性在低层面上的冲突，然后在高层面上达到了和谐，所有好的小说，所有世界文学名著，几乎都是这样的。而我们的小说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处于低层次的状态？主要是我们的小说，常常是人性在高层次上达成的冲突，用低层次的方式去解决。比如一个村里面有富人，有穷人，富人和穷人也许因为什么事情起了冲突，而我们的作家就会把它当做阶级斗争去写，最后怎么来解决？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作猛烈冲击，把他们消灭掉，然后实现了我们理想的人生。
像火车上这个题材，给了下流作家去写，很有可能会写成，一个老年人，在火车上起了淫乱之心，动手动脚。或是一个年轻女子，见下面有个男人，心想何不勾引一下。不管最后是什么结果，都只会让人恶心。他也写了人性，可他笔下的人性，是在中间层次上起了冲突，在更低的层次上达成了解决。
这就要说到，眼下中国文学的状况。前些年有个德国的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了一个看法，我并不完全同意，只是复述一下，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全是垃圾。我认为这是不太对的，比如陈忠实、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等，都是很好的作家，写出了很好的作品。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文学非常繁荣，可以和二三十年代比，也是不客观的。我对当代文学有个评价，当代文学基本是一些不知文学为何物的人，在那里自得其乐，自我高尚。我的意思是说，文学本来是个高雅的事情，但是我们当代文学已经到了一种貌似繁荣，实则堕落的程度。我不愿意用这种方式伤害中国的当代文学，我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学可以看作一种文化娱乐。最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化娱乐的有三个方式：一个是大妈的广场舞，还有一个是中老年人学书法。你千万不要认为那是在学书法，是中国书法的繁荣，最好还是把它看作一种文化娱乐，是锻炼身体，是休闲，是养气。再一个就是，青少年写小说、写诗歌。这三个都是非常高雅的文化行为，但是做下来，给人的感觉是平庸的，粗鄙的。叫你没法儿说，没法儿评论。
我认为，在小说的写作上，中国人有中国的小说传统，我们新文化运动以来，好多文学形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第一是诗歌，你想想，我们的唐诗宋词，多么好的形式？结果新文化运动以来，发现写诗太简单了，能破开句子，分行写出来就叫诗。这么容易就成了诗人，多刺激，多好玩，于是大家都写诗，都成了诗人，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我可以告诉大家，新文化运动在诗歌上完全是失败的，真成全了的诗人，不会超过10个。能留下一两句的，都算是好诗人，但是有一个人除外，就是徐志摩。徐志摩是一个绝代的天才，他的诗到了什么程度呢？几乎写一首叫红一首，我是从来不背新诗的，但是我熟悉的，至少有五六首，什么时候都是好诗。好些写的那种玩意，说句不好听的话，只能说是“一串一串的字”，叫什么呢？什么都不是。既不是文章，也不是诗。所以新文化运动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它对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化造成的伤害太大了，总有一天会清算的。 另外一个受伤害很大的，就是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
中国的小说，到明清之季，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到了清末民初，可说是已经走向繁荣。但是新文化运动一来，把中国小说的传统斩断了。短篇小说还没什么，长篇小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全了社会论文的文学化表达。像茅盾的《子夜》，最有代表性。不是说写得不好，我是说，他用的方法，完全是社会分析的方法，一个资本家，一定是残酷剥削工人，镇压工人运动，过的肯定是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再就是，肯定是荒淫无耻的，见了女人就想搞到手，没有礼义廉耻。这种现象，到了解放后，就更是全面泛滥，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些年，我因为自己在写小说，也就顺便研究中国的小说传统，就是中国旧小说的物质。我觉得，有两个情况，是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一是中国传统小说的作者构成，二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特征。
前不久，我看了一部旧小说，叫《绿野仙踪》，我家里有这么一本书，看看还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的，说是足本，正好没事，就拿出来看了。看了觉得，在叙事上确有独到的地方，一步一步，合情合理，又是那样的细腻生动。先前还看过《儿女英雄传》，觉得也很好。这两部小说的作者，据介绍，都是失意的文人，有才情，人生不得意，于是便写了这样的小说来排遣心中的孤愤。《金瓶梅》，明朝的，基本可以肯定是王世貞写的。王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大才子，受到奸臣迫害，家门遭遇不幸，发愤写了这样的一部作品，来抒发心中的悲愤之情。综合这几部作品，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明清以来的中国小说，其作者大都是不得意的才子。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当时的一流人才，有大学问，有大境界，不得志了，才写出这样优秀的文学作品。这就是我说的作者构成。
叙事特征是什么呢？这就要说到题材的选择，跟故事的结构了。
近世以来谁的小说好？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钱钟书的长篇小说最好，就是那个《围城》。如果你没有看过《围城》，你就不知道中国30年代以来的文学达到了什么程度，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的小说，好的小说是让你的心智提高的，让你看了以后对人生有新的感触。结合前面说的《金瓶梅》《绿野仙踪》等旧小说，我可以说，中国旧小说的传统，可以总结为八个字，叫“逞才使性、邪思淫喻”。为什么这些大才子，最后要走到写小说的路子上？因为做学问，远远不能把他的聪明才智，尽情地发挥出来。用我们老家农村的话来说，就是不能让他一肚子的坏水使出来。如果没有《围城》，钱钟书就是个腐儒，就是一个很平常的读书人，有了《围城》以后，钱钟书就是钱钟书。
最后我要说的是，虽然我说了这么多中国当代文学不好的话，但我是要鼓励大家，在一片荒漠中，我们是可以奋然前行的，在满地的荆棘之中，我们是可以踏出一条血路的，希望山西的读书人，一定要有信心，以我们的才华，以我们的高智商，为中国的文学，为中国的文化增添新的光辉。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8年4月22日世界读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