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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伯伯是父亲清华时代的同学和好友。两人一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友谊，彼此都有些不屑于对方，但又终生相互牵挂，以至于王瑶伯伯谢世后，父亲对他的弟子与传人予以了密切的关注。这说明透着骨子的老同学的情分依然存在。如今父亲也故去了，我回忆起和王伯伯有限的几次见面，还有父亲生前对王瑶伯伯的描述，以及社会上总是把他们拴在一起来评议，使我对这两位老同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发现他们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不论在性格、作为、思辨、语言表达方面都有很多相近之处，我愿意把对他们的一点感性认识记录下来，这样也能从侧面提供一些对两位学人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谢泳先生曾撰文把周一良、王瑶、赵俪生三人归入一个类别来评点，并将这三个人和在美国成为“世界级大家”的杨联陞、何炳棣相比较。作为旁观者，客观地说，这两组学者并没有什么可比性，更何况前三者也绝不属于同一类型的学者呢！倒是王瑶和父亲，不管他两人怎样地相互攻讦，他们的风格、思维方式却比较类同，而且他们把他们思辨的方法、看问题的视角顽强地传承了下去，以至于他们的后学源源不断、精英辈出，这也说明这两个并非一流的学人，却带出了许多一流的学生。
周一良与王瑶和父亲是不属于一个类型的学者，周伯伯是世家子弟，受了系统的、完整的东西方教育，一直非常体面，循规蹈矩地做人、做学问，为人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不张扬，不激愤，一派大家风范，是传统学人的楷模。这种温良的个性，在巨大反常的压力下，和众人一样，只能屈从。所以他晚年写的 《毕竟是书生》，道出了他这一辈子的委屈和无奈，其公子也在多篇文章中为其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进行疏解和辩诬。这让我们深深理解和同情，有如此身世、如此学问，守身如玉的学者却遭此百口莫辩的尴尬局面。我家这一代和周家后人也还保持了很好的联系。
而王瑶和父亲在学人群中属于另类。两人身上都带有几分狂狷之气，表现也绝对地张扬、绝对地尖刻、绝对地调皮。他们总是看到人家不愿让看到的那一面，非要提人家捂住不让提的东西。这是一对绝不讨人喜的学人，他们语言犀利，表达观点时淋漓尽致，用词无不用其极，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煽动性—— 还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传承下来的风格。稍有区别的是，王瑶偏重于幽默而尖刻，父亲则更加犀利和义愤，所以他们的倒霉程度也就不一样了。王瑶一沾北大巨匠多多、“天子脚下”的优势，又恰逢“反右”高潮时失足落入下水道住院抢救，侥幸躲过了一顶“右派”的“桂冠”。而他当时的高足们似乎无一幸免地全部落网。所以事后他得以自嘲：“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父亲生性鲁莽，多少有点“二杆子”，使他就没有王瑶的那种机缘，被金钵死死地扣住，这一扣就是二十余年。
第一次见到王瑶伯伯，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时。因王伯伯揶揄过父母的婚姻，告诉所有认识父亲的清华校友，“赵甡结婚了，娶了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生了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于是“这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自然就耿耿于怀，憋着劲地要和这位王伯伯干一仗。时间大约是一九五三年，地点是山东大学蓬莱路一号父亲的书斋，演出了这大不敬的一幕：两个老同学坐在书案的两侧，面对面地唇枪舌剑，三个女儿，以大姐为首席地坐在地毯上，排成一排，像拉拉队似的有节奏地吆喝：“小黑牙，滚蛋！小黑牙，滚蛋！”声高时，王瑶伯伯用手指着坐在地上这群没家教的孩子，冲父亲说：“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是怎么教育子女的？”虽然父亲也“去，去，去……”地轰我们走，我们不走时，他也就不以为然地冲王伯伯说：“说咱们的，管她们呢！”多年以后，我谙悟当年这无礼行径竟为父亲包容而未加制止，实属老爹对师兄的无礼，同时也让我们背负了一生对王瑶伯伯的歉意。
我们渐渐长大，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饱读各类文学著作的同时，也去读读王伯伯有关文学史的理论文章，提高了我们的文学素养，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加之又是父亲少小同窗好友，我们和王伯伯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王伯伯到兰州大学来讲学，一进门就对母亲深深一揖，由衷地说了句：“还是老夫人好哇！”其间有对年轻时的失礼言语致歉的含义，同时也有对母亲几十年和父亲同舟共济、共渡苦难的钦佩和赞赏。讲学期间，姐妹们倾巢出动去听他作的曹禺戏剧的大报告，这次不是逐客而是捧角，这让王伯伯很是高兴。大家团聚一起，热烈讨论，叙旧事、谈学问，也谈时下局势，真是神采飞扬、妙语连连、其乐融融。经过了“反右”和困难时期，两位老同学比当年稍有收敛，加之厚道的母亲在其间周旋，只出现了众儿女簇拥的热烈场面，没有发生相互攻讦的一幕。“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这句话，就是那次聚会时，扔俏皮话时扔出来的。
一九六六年初，我应另一位世交、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先生之邀，去北京小住月余，其间去北大拜访了王伯伯一家。王伯伯因未遭“右派”之灾，故安享三级教授待遇，加之有发表文章的机遇，当然两位老同学之间的物质生活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这也是王瑶伯伯一摆谱，父亲就跳高的一个缘故。王伯伯家殷实、富裕，一九六六年家中已有电视机，这只有在相当层次的人家才能见到，满墙书橱俨然大学者的派头。王伯伯喜骑单车，三个子女大、中、小一人一辆，这也绝不是一般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但王家姐妹着装却异常简朴，显得规矩、老实。看样子王伯伯的家教是要比父亲好得多。我和周家公子、王家姐妹同游了颐和园、碧云寺，照片至今夹在父亲的影集中，当时王伯伯从四清点上打来电话，让伯母盛情款待。其时，两家工资待遇差不多，但周公子多年后提起在王宅的那一餐飯，始终觉得对接待我们这样的晚辈来讲，有点奢侈了。为此周公子还和他父亲探讨：“你们都差不多，人家咋那有钱？”这一问还引来周伯伯一顿科学家不如文人的感慨。没几天，“文革”即起，我匆忙返回兰州，哪知这一别竟是二十几年呢？
再次进京已是一九九三年了，二十七年历经了太多的沧桑，北大镜春园的旧居中，只有杜琇伯母一人留守，我们的王伯伯走了已近五个年头。伯母待我犹如家人，在共叙往事之时，我为父亲对王伯伯失礼之处向伯母致以歉意，伯母制止了我：“你不要再说了，在你父亲和王伯伯之间的事上，不光是你父亲做得不对。”也就是说，王伯伯在处理老同学关系上也多有不合适的地方。这让我看到，极难驾驭、很不好侍候的两位学人，之所以还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与两位含辛茹苦、百般宽容的女性有着极大的关系。王伯伯去世后，父亲应邀写了 《宛在的音容》，母亲亲自把场、定调子：“不准写一个字的不是！”理由就是人都去了，不要再刻薄了。而在家中表现得更加专制的王伯伯，这一辈子也是给王伯母带来了不少烦恼和哀怨。王伯伯去世后，父亲调来了灵堂送别的录像，当看到王伯母扑向灵前跪送的场面，老泪纵横，冲着母亲说：“看见了没有？将来我走的时候，你也得这样送！”结果招来众儿女一致声讨：“得了吧，将来你得像这个样地送俺妈，俺妈是你老大姐。王伯母是王伯伯的学生，她这是在执弟子仪！”可见这两位不省心的学人，硬是让两个厚德、守信、有毅力、有耐心的女性给陪下来了，所以说，他们的学术成就中凝聚着两个默默无闻的女性的宽容与照料，否则他们的后果绝不比储安平好多少。 这两位老同学只要凑到一起，就是相互攻讦，从年轻到故去，似乎就没消停过。可他们又彼此深深地牵挂、欣赏，谁也忘不了谁。但在嘴上从来不认账、不服输。父亲在 《宛在的音容》 中生动地形容了大学时代的王瑶伯伯，并写道：“当他露出快要发脾气的神情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纯。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深。”有时我会想，父亲是不是想刺激出他那美丽、高深的境界，故意挑衅呢？这当然是我一个做晚辈的善良企盼罢了。父亲在文章中也表示：“假如我是个女同学，我一定爱上这个人。”父亲看人的眼力很准，他能这样说，那我们的王伯伯一定是个魅力十足的男子汉了。王伯伯虽也不断给父亲闹难堪，但在母亲和我们面前却不讲父亲的不好，总是提当年清华园里的赵甡是如何地漂亮、怎样地聪明，王瑶伯伯的常用笔名为昭琛，明眼人一看就知这是当年赵甡名字的谐音，这说明他也是欣赏、喜欢父亲的。可两人就是不能见面，因为只要碰到一起，就是一个不服一个。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教授定级，有大学研究生文凭、身居北大的王瑶伯伯定为三级教授，来青岛一问，居然大学肄业三年，且是外语系出身的父亲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也定为三级教授。本来就不舒服了，哪知父亲还要挑衅这已经很不愉快了的师兄，摆出了一副 “怎么样？别看我没你那两个文凭，哥们儿照样和你平起平坐”的架势。结果王伯伯只有抬出北大的牌子来抵挡：“我可是北大的三级，你可是山大的三级。”就是到老，暗中较劲也没减势，王伯母毕恭毕敬寄上 《王瑶文集》 七大本，父亲放置案头，对母亲讲：“将来我的文集出来，绝不比王瑶兄差！”《赵俪生文集》 刊印出来后，父亲击案长叹：“可惜王瑶老哥看不到了！”
就是这样一对“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老同学，他们一同听课，一同吃饭，一同买书，一同游行，相互批驳又相互感染。王瑶伯伯是有政治抱负的，因投身革命遇阻而求其次。父亲是关注政治的，因崇尚自由而远离政治。抗战时，两人在乾县窑洞分析形势，相约都入“儒林传”，果然两人沿着不同的途径走上了治学、育人的道路。后来王瑶伯伯成为北大校园学院派气息浓厚的大教授，而父亲成为边远地区屡遭厄运，被学界放逐边缘的一朵“寒葩”。他们都努力了，都在“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的境况下，苦苦经营着自己的那点玩意，虽未成“世界级大家”，也确属锲而不舍。都执著、勤奋地做了一辈子学问，留下了让后人众说纷纭的话题。
正因为关心政治，注重民生，这两位学人在解放后选就的研究项目都是非常时尚、贴近政治和颇具开拓性的。王伯伯选了“现代文学史”的课题，而父亲则选了“中国农民战争史”，这让别人会有一种赶时髦的看法。如果他们唯唯听命，按上边的调子来调整自己的学术路子，他们会是很能出风头的人物，可这两个自视甚高，很有头脑，同时也很自信的学人，偏要独立思考，于是这一对有着敏锐气质的老同学就不断地试探禁区，虽不敢明目张胆，却也在允许的范围里顽强地表达了在这两个敏感领域中，他们独到的研究心得。这一点点“可怜”的“自己的东西”或许为今日之学人所不屑、所指责，可谁能想象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精神压力和物质贫乏的状态下写就的？父亲没有奢望文章生前就能见天日，每篇文章后均署名“篱槿堂遗稿”，如此寂寥无望的前景、悲凉的心境，还在苦苦坚守自己的一点信念，这是那些“世界一流学者们”所曾经历和承受过的么？
每个时代的学人都留下了他们辛勤的劳作，也留下了那个时代他们自己的风骨和人格，当然也留下了他们深深的反思和无限的遗憾。他们超脱不了现实给他们划定的范围，他们从童年就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到少年时受“五四”新文化的感召步入新文艺领域，青年时代在民族危亡的关口，放弃学业，投笔从戎。解放后，为信念与追求满腔热情扎入科研、教学领域，又历经“反右”“文革”这样举世震惊的大运动，而他们往往又被推上祭坛，成为接受打击的对象。可以说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他们一一阅尽，饱尝了那个时代所有的苦难，可他们依然没有灰心，没有绝望，锲而不舍地用最原始的方法默默地耕耘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可有些后学们抛开这恶劣的客观条件，还在振振有词地品头论足，这里没有做对，那里没有搞好，没有达到他們原本应该达到的水准。试问：把你换成他们，你能保证做得像你说的那样完美吗？
诚然，王瑶和父亲绝非完人。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代学人、一位教师而已，但他们尽了一代学人的责任，他们把他们的思辨能力、认识方法顽强地传承下去，启迪他们的后学沿着这种思维方式更深一步探究他们未能完成、来不及涉猎的学术领地，在教学这个舞台上，这对师兄弟也堪称各领风骚数十年了。
就教学而言，在数量上父亲比王瑶差了许多。因王伯伯从解放到“文革”前后均没有被剥夺上课的权利，可以说一辈子都站在讲坛上，可谓桃李满天下。父亲的“教学生涯”则始终随着政治时局的时紧时松而时断时续。但两人留给学生们的印象都是恢宏大气、不死板、不教条、非常地生动。就这样，老同学在教学的这一块领地上，也同样能找出互相调侃的内容来。
父亲的普通话虽略带山东乡音，但也算“一口官话”了。而王瑶伯伯至死不改那一口山西腔调。父亲为此不知“臭摆”过他多少次：“多亏在北京上学、教书大半辈子，那个山西调调儿一点都没有改进。”王伯伯颇不以为然地说：“每年开学，都有新生递条子，说听不懂我的山西话，我就告诉他们：‘你就这么慢慢听吧，听习惯了自然就明白了，到时候听懂了，不是我的嘴巴改了，而是你的耳朵变了。’”如此坚守乡音，也实属难能可贵。当父亲知道王伯伯还带有外国留学生时，不无讥讽地说：“你那外国留学生的中国话一定也都是山西味的。”可纵观天下，占据着中国现代文学史这块阵地的许多领军人物、出类拔萃的文化精英，不都是被撇着一口山西腔的王瑶导师带出来的？这种后学不断的“王瑶现象”不值得人们研究么？这就是王瑶先生的不朽业绩。
至于父亲的“台风”已被他的弟子和传人渲染得极为生动，凡是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和讲学的，从长辈到晚辈，从内行到外行，从欣赏他的到忌恨他的，无不折服他的“一副钢口”。可内中所付出的劳动也只有家人知晓罢了。特别是晚年，他去上课，母亲就得赶紧找出一套更换的内衣内裤，因他下了课一进家门已全身湿透，立马就得全脱全换，人像瘫了似的要在榻上休息一两天才能缓过劲来，真像铆足了劲唱了一出 《挑滑车》，就这样豁出命地干，才赢得了众口一致“美不胜收”的嘉誉。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带出的孙祚民、孙达人，到八十年代关门弟子以秦晖为代表的“七只九斤黄”，还有在史学领域这块鲜为人知的寂寥园地，稍许留神拨拉拨拉，凡是从山大、兰大出去占有一席之地的各路名师名家，有几个没有听过他的课，有几个不是他身教口传的呢？像王瑶、赵俪生这样在学界薪火相传、门生们名家辈出的导师又能有几人呢？我想在“第一流的名师”行列中，应该有两位先生的身影。 他们走了，没有为他们应成为而未成为“世界级大师”而遗憾。他们不是不在乎名利，只不过他们只在知己知彼、旗鼓相当、脾性相投的师兄弟间相互攀比罢了，其中多少带着“逗着玩”的色彩，骨子中较量的还是学问做得如何、教书教得怎样，不然也不会如此关注对方的专著和他们的后学传人。他们也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有时显得有几分不够意思和不守规矩，甚至有时显得有失礼仪，但其中文人间的情致雅趣和真性情又是流露得那般机敏、那般天真和那样可爱。
王瑶伯伯走得突然，让人猝不及防，父亲走得平缓安详，是名副其实的寿终正寝。我相信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见了面，也还要比上一番、斗上一阵、损上几句，谁让他们是当年清华园中好斗的少小好友呢？
他们走了，但他们那诙谐、幽默、尖刻、一语中的的生动形象深深印在了曾一睹他们风采的人心中。王瑶为绚烂多彩、百花齐放的文学领域平添了几分理智和深邃，而父亲又为枯燥、陈旧、寂寥的史学园地带来了生动和活力。这是多么好的一对老同学，多么精彩的两位学人。他们既不是钻进故纸堆的不问时事乡愿式的“老学究”，也不是浪荡社会、追逐虚名的肤浅过客，他们既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做了一辈子的学问，教了一辈子的书，也痛痛快快地张扬了自己的性格，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应该是够本儿了，应该是去而无憾了。
随着王瑶、父亲这一代学人的离去，意味着那个时代、那种文风的渐渐消失，因为他们毕竟是“手工操作”的最后一代学人。在当下随着电脑的普及、信息量的加大，人们的視野被极大地拓宽了。时下的学人已不屑于进图书馆、钻故纸堆、爬格子式的劳作，“著作等身”在时下学人群也不过“小菜一碟”，那种坐拥书城、苦苦思索，一天伏案十数小时着力经营的“小作坊”式的研究方式，已成为历史上一道宁静、寂寥、清雅的风景。父辈们曾品头论足地点评着各类历史人物，而今他们不可免地也成为历史，让下一辈的学人们去评来点去。在清理他们的遗产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尽力了，甚至尽了一个超出常人所能达到的能量。所以，他们的那些坏脾气，人格上的某种变异和扭曲，甚至在人生途中有意或无意出现的偏颇和失误，这本是人生途中的正常现象，任何人都不可能活得那样尽善尽美，何况父亲又是这样一个性情中人。但他确实活得堂堂正正，无愧于人生，无愧于学界，无愧于那坎坷人生带给他的重重苦难。
父亲可以坦荡而去了，作为女儿，只能遥祝老爹一路走好！
（选自《孤灯下的记忆》/赵絪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4月版）
谢泳先生曾撰文把周一良、王瑶、赵俪生三人归入一个类别来评点，并将这三个人和在美国成为“世界级大家”的杨联陞、何炳棣相比较。作为旁观者，客观地说，这两组学者并没有什么可比性，更何况前三者也绝不属于同一类型的学者呢！倒是王瑶和父亲，不管他两人怎样地相互攻讦，他们的风格、思维方式却比较类同，而且他们把他们思辨的方法、看问题的视角顽强地传承了下去，以至于他们的后学源源不断、精英辈出，这也说明这两个并非一流的学人，却带出了许多一流的学生。
周一良与王瑶和父亲是不属于一个类型的学者，周伯伯是世家子弟，受了系统的、完整的东西方教育，一直非常体面，循规蹈矩地做人、做学问，为人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不张扬，不激愤，一派大家风范，是传统学人的楷模。这种温良的个性，在巨大反常的压力下，和众人一样，只能屈从。所以他晚年写的 《毕竟是书生》，道出了他这一辈子的委屈和无奈，其公子也在多篇文章中为其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进行疏解和辩诬。这让我们深深理解和同情，有如此身世、如此学问，守身如玉的学者却遭此百口莫辩的尴尬局面。我家这一代和周家后人也还保持了很好的联系。
而王瑶和父亲在学人群中属于另类。两人身上都带有几分狂狷之气，表现也绝对地张扬、绝对地尖刻、绝对地调皮。他们总是看到人家不愿让看到的那一面，非要提人家捂住不让提的东西。这是一对绝不讨人喜的学人，他们语言犀利，表达观点时淋漓尽致，用词无不用其极，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煽动性—— 还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传承下来的风格。稍有区别的是，王瑶偏重于幽默而尖刻，父亲则更加犀利和义愤，所以他们的倒霉程度也就不一样了。王瑶一沾北大巨匠多多、“天子脚下”的优势，又恰逢“反右”高潮时失足落入下水道住院抢救，侥幸躲过了一顶“右派”的“桂冠”。而他当时的高足们似乎无一幸免地全部落网。所以事后他得以自嘲：“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父亲生性鲁莽，多少有点“二杆子”，使他就没有王瑶的那种机缘，被金钵死死地扣住，这一扣就是二十余年。
第一次见到王瑶伯伯，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时。因王伯伯揶揄过父母的婚姻，告诉所有认识父亲的清华校友，“赵甡结婚了，娶了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生了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于是“这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自然就耿耿于怀，憋着劲地要和这位王伯伯干一仗。时间大约是一九五三年，地点是山东大学蓬莱路一号父亲的书斋，演出了这大不敬的一幕：两个老同学坐在书案的两侧，面对面地唇枪舌剑，三个女儿，以大姐为首席地坐在地毯上，排成一排，像拉拉队似的有节奏地吆喝：“小黑牙，滚蛋！小黑牙，滚蛋！”声高时，王瑶伯伯用手指着坐在地上这群没家教的孩子，冲父亲说：“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是怎么教育子女的？”虽然父亲也“去，去，去……”地轰我们走，我们不走时，他也就不以为然地冲王伯伯说：“说咱们的，管她们呢！”多年以后，我谙悟当年这无礼行径竟为父亲包容而未加制止，实属老爹对师兄的无礼，同时也让我们背负了一生对王瑶伯伯的歉意。
我们渐渐长大，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饱读各类文学著作的同时，也去读读王伯伯有关文学史的理论文章，提高了我们的文学素养，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加之又是父亲少小同窗好友，我们和王伯伯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王伯伯到兰州大学来讲学，一进门就对母亲深深一揖，由衷地说了句：“还是老夫人好哇！”其间有对年轻时的失礼言语致歉的含义，同时也有对母亲几十年和父亲同舟共济、共渡苦难的钦佩和赞赏。讲学期间，姐妹们倾巢出动去听他作的曹禺戏剧的大报告，这次不是逐客而是捧角，这让王伯伯很是高兴。大家团聚一起，热烈讨论，叙旧事、谈学问，也谈时下局势，真是神采飞扬、妙语连连、其乐融融。经过了“反右”和困难时期，两位老同学比当年稍有收敛，加之厚道的母亲在其间周旋，只出现了众儿女簇拥的热烈场面，没有发生相互攻讦的一幕。“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这句话，就是那次聚会时，扔俏皮话时扔出来的。
一九六六年初，我应另一位世交、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先生之邀，去北京小住月余，其间去北大拜访了王伯伯一家。王伯伯因未遭“右派”之灾，故安享三级教授待遇，加之有发表文章的机遇，当然两位老同学之间的物质生活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这也是王瑶伯伯一摆谱，父亲就跳高的一个缘故。王伯伯家殷实、富裕，一九六六年家中已有电视机，这只有在相当层次的人家才能见到，满墙书橱俨然大学者的派头。王伯伯喜骑单车，三个子女大、中、小一人一辆，这也绝不是一般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但王家姐妹着装却异常简朴，显得规矩、老实。看样子王伯伯的家教是要比父亲好得多。我和周家公子、王家姐妹同游了颐和园、碧云寺，照片至今夹在父亲的影集中，当时王伯伯从四清点上打来电话，让伯母盛情款待。其时，两家工资待遇差不多，但周公子多年后提起在王宅的那一餐飯，始终觉得对接待我们这样的晚辈来讲，有点奢侈了。为此周公子还和他父亲探讨：“你们都差不多，人家咋那有钱？”这一问还引来周伯伯一顿科学家不如文人的感慨。没几天，“文革”即起，我匆忙返回兰州，哪知这一别竟是二十几年呢？
再次进京已是一九九三年了，二十七年历经了太多的沧桑，北大镜春园的旧居中，只有杜琇伯母一人留守，我们的王伯伯走了已近五个年头。伯母待我犹如家人，在共叙往事之时，我为父亲对王伯伯失礼之处向伯母致以歉意，伯母制止了我：“你不要再说了，在你父亲和王伯伯之间的事上，不光是你父亲做得不对。”也就是说，王伯伯在处理老同学关系上也多有不合适的地方。这让我看到，极难驾驭、很不好侍候的两位学人，之所以还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与两位含辛茹苦、百般宽容的女性有着极大的关系。王伯伯去世后，父亲应邀写了 《宛在的音容》，母亲亲自把场、定调子：“不准写一个字的不是！”理由就是人都去了，不要再刻薄了。而在家中表现得更加专制的王伯伯，这一辈子也是给王伯母带来了不少烦恼和哀怨。王伯伯去世后，父亲调来了灵堂送别的录像，当看到王伯母扑向灵前跪送的场面，老泪纵横，冲着母亲说：“看见了没有？将来我走的时候，你也得这样送！”结果招来众儿女一致声讨：“得了吧，将来你得像这个样地送俺妈，俺妈是你老大姐。王伯母是王伯伯的学生，她这是在执弟子仪！”可见这两位不省心的学人，硬是让两个厚德、守信、有毅力、有耐心的女性给陪下来了，所以说，他们的学术成就中凝聚着两个默默无闻的女性的宽容与照料，否则他们的后果绝不比储安平好多少。 这两位老同学只要凑到一起，就是相互攻讦，从年轻到故去，似乎就没消停过。可他们又彼此深深地牵挂、欣赏，谁也忘不了谁。但在嘴上从来不认账、不服输。父亲在 《宛在的音容》 中生动地形容了大学时代的王瑶伯伯，并写道：“当他露出快要发脾气的神情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纯。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深。”有时我会想，父亲是不是想刺激出他那美丽、高深的境界，故意挑衅呢？这当然是我一个做晚辈的善良企盼罢了。父亲在文章中也表示：“假如我是个女同学，我一定爱上这个人。”父亲看人的眼力很准，他能这样说，那我们的王伯伯一定是个魅力十足的男子汉了。王伯伯虽也不断给父亲闹难堪，但在母亲和我们面前却不讲父亲的不好，总是提当年清华园里的赵甡是如何地漂亮、怎样地聪明，王瑶伯伯的常用笔名为昭琛，明眼人一看就知这是当年赵甡名字的谐音，这说明他也是欣赏、喜欢父亲的。可两人就是不能见面，因为只要碰到一起，就是一个不服一个。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教授定级，有大学研究生文凭、身居北大的王瑶伯伯定为三级教授，来青岛一问，居然大学肄业三年，且是外语系出身的父亲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也定为三级教授。本来就不舒服了，哪知父亲还要挑衅这已经很不愉快了的师兄，摆出了一副 “怎么样？别看我没你那两个文凭，哥们儿照样和你平起平坐”的架势。结果王伯伯只有抬出北大的牌子来抵挡：“我可是北大的三级，你可是山大的三级。”就是到老，暗中较劲也没减势，王伯母毕恭毕敬寄上 《王瑶文集》 七大本，父亲放置案头，对母亲讲：“将来我的文集出来，绝不比王瑶兄差！”《赵俪生文集》 刊印出来后，父亲击案长叹：“可惜王瑶老哥看不到了！”
就是这样一对“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老同学，他们一同听课，一同吃饭，一同买书，一同游行，相互批驳又相互感染。王瑶伯伯是有政治抱负的，因投身革命遇阻而求其次。父亲是关注政治的，因崇尚自由而远离政治。抗战时，两人在乾县窑洞分析形势，相约都入“儒林传”，果然两人沿着不同的途径走上了治学、育人的道路。后来王瑶伯伯成为北大校园学院派气息浓厚的大教授，而父亲成为边远地区屡遭厄运，被学界放逐边缘的一朵“寒葩”。他们都努力了，都在“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的境况下，苦苦经营着自己的那点玩意，虽未成“世界级大家”，也确属锲而不舍。都执著、勤奋地做了一辈子学问，留下了让后人众说纷纭的话题。
正因为关心政治，注重民生，这两位学人在解放后选就的研究项目都是非常时尚、贴近政治和颇具开拓性的。王伯伯选了“现代文学史”的课题，而父亲则选了“中国农民战争史”，这让别人会有一种赶时髦的看法。如果他们唯唯听命，按上边的调子来调整自己的学术路子，他们会是很能出风头的人物，可这两个自视甚高，很有头脑，同时也很自信的学人，偏要独立思考，于是这一对有着敏锐气质的老同学就不断地试探禁区，虽不敢明目张胆，却也在允许的范围里顽强地表达了在这两个敏感领域中，他们独到的研究心得。这一点点“可怜”的“自己的东西”或许为今日之学人所不屑、所指责，可谁能想象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精神压力和物质贫乏的状态下写就的？父亲没有奢望文章生前就能见天日，每篇文章后均署名“篱槿堂遗稿”，如此寂寥无望的前景、悲凉的心境，还在苦苦坚守自己的一点信念，这是那些“世界一流学者们”所曾经历和承受过的么？
每个时代的学人都留下了他们辛勤的劳作，也留下了那个时代他们自己的风骨和人格，当然也留下了他们深深的反思和无限的遗憾。他们超脱不了现实给他们划定的范围，他们从童年就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到少年时受“五四”新文化的感召步入新文艺领域，青年时代在民族危亡的关口，放弃学业，投笔从戎。解放后，为信念与追求满腔热情扎入科研、教学领域，又历经“反右”“文革”这样举世震惊的大运动，而他们往往又被推上祭坛，成为接受打击的对象。可以说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他们一一阅尽，饱尝了那个时代所有的苦难，可他们依然没有灰心，没有绝望，锲而不舍地用最原始的方法默默地耕耘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可有些后学们抛开这恶劣的客观条件，还在振振有词地品头论足，这里没有做对，那里没有搞好，没有达到他們原本应该达到的水准。试问：把你换成他们，你能保证做得像你说的那样完美吗？
诚然，王瑶和父亲绝非完人。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代学人、一位教师而已，但他们尽了一代学人的责任，他们把他们的思辨能力、认识方法顽强地传承下去，启迪他们的后学沿着这种思维方式更深一步探究他们未能完成、来不及涉猎的学术领地，在教学这个舞台上，这对师兄弟也堪称各领风骚数十年了。
就教学而言，在数量上父亲比王瑶差了许多。因王伯伯从解放到“文革”前后均没有被剥夺上课的权利，可以说一辈子都站在讲坛上，可谓桃李满天下。父亲的“教学生涯”则始终随着政治时局的时紧时松而时断时续。但两人留给学生们的印象都是恢宏大气、不死板、不教条、非常地生动。就这样，老同学在教学的这一块领地上，也同样能找出互相调侃的内容来。
父亲的普通话虽略带山东乡音，但也算“一口官话”了。而王瑶伯伯至死不改那一口山西腔调。父亲为此不知“臭摆”过他多少次：“多亏在北京上学、教书大半辈子，那个山西调调儿一点都没有改进。”王伯伯颇不以为然地说：“每年开学，都有新生递条子，说听不懂我的山西话，我就告诉他们：‘你就这么慢慢听吧，听习惯了自然就明白了，到时候听懂了，不是我的嘴巴改了，而是你的耳朵变了。’”如此坚守乡音，也实属难能可贵。当父亲知道王伯伯还带有外国留学生时，不无讥讽地说：“你那外国留学生的中国话一定也都是山西味的。”可纵观天下，占据着中国现代文学史这块阵地的许多领军人物、出类拔萃的文化精英，不都是被撇着一口山西腔的王瑶导师带出来的？这种后学不断的“王瑶现象”不值得人们研究么？这就是王瑶先生的不朽业绩。
至于父亲的“台风”已被他的弟子和传人渲染得极为生动，凡是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和讲学的，从长辈到晚辈，从内行到外行，从欣赏他的到忌恨他的，无不折服他的“一副钢口”。可内中所付出的劳动也只有家人知晓罢了。特别是晚年，他去上课，母亲就得赶紧找出一套更换的内衣内裤，因他下了课一进家门已全身湿透，立马就得全脱全换，人像瘫了似的要在榻上休息一两天才能缓过劲来，真像铆足了劲唱了一出 《挑滑车》，就这样豁出命地干，才赢得了众口一致“美不胜收”的嘉誉。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带出的孙祚民、孙达人，到八十年代关门弟子以秦晖为代表的“七只九斤黄”，还有在史学领域这块鲜为人知的寂寥园地，稍许留神拨拉拨拉，凡是从山大、兰大出去占有一席之地的各路名师名家，有几个没有听过他的课，有几个不是他身教口传的呢？像王瑶、赵俪生这样在学界薪火相传、门生们名家辈出的导师又能有几人呢？我想在“第一流的名师”行列中，应该有两位先生的身影。 他们走了，没有为他们应成为而未成为“世界级大师”而遗憾。他们不是不在乎名利，只不过他们只在知己知彼、旗鼓相当、脾性相投的师兄弟间相互攀比罢了，其中多少带着“逗着玩”的色彩，骨子中较量的还是学问做得如何、教书教得怎样，不然也不会如此关注对方的专著和他们的后学传人。他们也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有时显得有几分不够意思和不守规矩，甚至有时显得有失礼仪，但其中文人间的情致雅趣和真性情又是流露得那般机敏、那般天真和那样可爱。
王瑶伯伯走得突然，让人猝不及防，父亲走得平缓安详，是名副其实的寿终正寝。我相信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见了面，也还要比上一番、斗上一阵、损上几句，谁让他们是当年清华园中好斗的少小好友呢？
他们走了，但他们那诙谐、幽默、尖刻、一语中的的生动形象深深印在了曾一睹他们风采的人心中。王瑶为绚烂多彩、百花齐放的文学领域平添了几分理智和深邃，而父亲又为枯燥、陈旧、寂寥的史学园地带来了生动和活力。这是多么好的一对老同学，多么精彩的两位学人。他们既不是钻进故纸堆的不问时事乡愿式的“老学究”，也不是浪荡社会、追逐虚名的肤浅过客，他们既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做了一辈子的学问，教了一辈子的书，也痛痛快快地张扬了自己的性格，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应该是够本儿了，应该是去而无憾了。
随着王瑶、父亲这一代学人的离去，意味着那个时代、那种文风的渐渐消失，因为他们毕竟是“手工操作”的最后一代学人。在当下随着电脑的普及、信息量的加大，人们的視野被极大地拓宽了。时下的学人已不屑于进图书馆、钻故纸堆、爬格子式的劳作，“著作等身”在时下学人群也不过“小菜一碟”，那种坐拥书城、苦苦思索，一天伏案十数小时着力经营的“小作坊”式的研究方式，已成为历史上一道宁静、寂寥、清雅的风景。父辈们曾品头论足地点评着各类历史人物，而今他们不可免地也成为历史，让下一辈的学人们去评来点去。在清理他们的遗产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尽力了，甚至尽了一个超出常人所能达到的能量。所以，他们的那些坏脾气，人格上的某种变异和扭曲，甚至在人生途中有意或无意出现的偏颇和失误，这本是人生途中的正常现象，任何人都不可能活得那样尽善尽美，何况父亲又是这样一个性情中人。但他确实活得堂堂正正，无愧于人生，无愧于学界，无愧于那坎坷人生带给他的重重苦难。
父亲可以坦荡而去了，作为女儿，只能遥祝老爹一路走好！
（选自《孤灯下的记忆》/赵絪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