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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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惧是一层层加深的。就像山林被秋风一笔笔一遍遍地皴染,颜色由绿而苍而黄。也像村中老妪月夜里讲的鬼怪故事,越到后来渐入佳境,也渐入荒怪渐入骇异,令人头发竖起怖而欲奔。越是接近秋天开学的日子,我的忧惧感越是强烈,心里有一个巨大的风洞,水果糖、游戏、打狗捉猫也填不满。有时候坐在门槛上编草马,看飞鸟,望蚂蚁列队搛着食物和白色透明的卵搬家,身体会不由自主地瑟瑟颤动。有时候在山上砍柴,砍着砍着弯刀就掉到了地上。
  村子里的大人见到我,几乎每一个都要端着肩膀,冷着脸子,硬邦邦地说:要穿鼻子了,看你还能野几天。语气里全是眼见他人倒霉的快慰。连走路都歪歪扭扭的二孬子,也叉着腰站在路中间拦住去路,口齿不清地说:穿,穿,穿鼻子,哈,穿穿穿……我飞起一脚把他踹到了地沟里,并来一句乡骂:吊毛灰!
  穿鼻子痛不,淌血不?起初还怯生生地请教。听见自己的声音很轻,像屋顶上飘着的幽蓝炊烟。大人从鼻腔里含混地哼一声,反问我:在鼻子上穿一个大洞,淌一大摊红血,你说痛不痛?
  联想到过年杀猪,杀猪佬持一把雪亮的长刀子从猪脖子里直直攮进去,殷红的血瞬间喷射到木脸盆里,猪被几只强劲的手按在案板上,拼命跺着四蹄,绝望地号叫着,呼呼啦啦喘着粗气,渐渐一动不动。联想到村里人给小水牛穿牛鼻转,一截四五寸长秤杆粗的栎树段子,一头做成图钉状,一头削得尖尖的,从牛的鼻中隔那道薄薄的肉墙里生生穿过,然后系上一根绳子,任凭小牛淌着血,痛得直打哆嗦,眸子里灌满清泪。
  小孩子初发蒙,乡人谓之穿鼻子。以小牛作比,穿了鼻子,系上了缰绳,从此失去自由,任人牵来赶去在田地里做苦力。这话不知道是从哪一代先人那里传下来的,一茬茬到了学龄的孩子,都曾经被吓得不轻,有的甚至还未进校门就极其畏惧学校里的老师,见到了就撕丫子飞跑,就如同老鹰盘桓天空时地上的母鸡。据说,实施穿鼻术的人正是老师。成年后想起来,穿鼻子这个比喻其实是很形象生动的,一入学校门,人生识字忧患始,这是一层拘束的意思,求知如乘舟车,十万名山任遨游,这是另一层引领的意思。只是当时实在想不明白,立新小学那两位面相蔼然的老师,如何下得了毒手。
  问祖父:老师是不是真的穿鼻子。祖父说:当然真穿。再问:用什么东西穿?答:用大洋钉。然后他扛着锄头下地,走几步远,扭头看愣在原地发呆的我,笑得阴险而诡秘。心头疑云顿起,于是又去问母亲。母亲说:假的哟,是打比方。母亲当然不会骗我,我立时眉开眼笑放下心来。可是转念一想,即使村里人都在骗我,照理祖父也不会骗我啊。心中阴风又起,空气中有一丝丝血腥味。
  忐忑中,那一天到底还是来了。十七岁的时候,我在安庆读书,前排一个女生来“大姨妈”,上力学课时递纸条子给我的同桌,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粗矮汉子,上面只有三个歪歪扭扭的字:它来了。另外加了三个描得很黑的感叹号。同桌当时正和她半真半假地谈恋爱,收到纸条,他把头埋在裤裆底下,笑得喊娘老子。我说的那一天还是来了,心情也如那三个字和三个感叹号。
  九月一日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挑着一担菜去了三华里外的县城,说卖了菜给我交学费。吃过早饭,我和小妹就站在家门口竹林窝的岭头上,伸长颈子张望,等待。说到底,虽然惧怕穿鼻子,对于上学我还是隐隐有些向往的,遇到村中比我稍大的孩子,背着书包从门前神气地经过,心里头很艳羡。直到日上三竿母亲才回来,她把两毛八分钱交给祖父,让祖父领我去学校报名。
  其实我是被祖父拖去的,立新小学离家不过三四百米,路上耗了将近半个钟头,一路上祖父又是哄,又是作揖,又是许诺,我只是瘫在地上耍赖。终于捱到了学校,看见操场上一片闹热轰天,几十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在斗鸡、打弹子、砸鳖、滚铁环、抽陀螺、踢毽子、跳房子、追打呼叫,心里顿时敞亮快活起来。
  祖父推着我跨进了教师办公室,交了学费,老师简单询问了姓名、年龄和所在村民组,就算报了到,说可以回去了,三天后正式开学。并没有什么洋钉、牛鼻转、红血和刽子手。老师的破烂如棺材板的办公桌上,只有一根竹教鞭、一盒白粉筆、一瓶蓝墨水、一个碾芝麻用的铁臼,以及一截锈迹斑斑的钢筋头子。后来弄清楚了,那铁臼和钢筋就是铃铛。
  出了老师办公室的门,我很生气,被白日鬼撵着似的,一溜烟往家跑,祖父在后面紧追紧赶。到岭头上我停住了,等到祖父喘着粗气赶上来,我两手把开裆裤两边一分,把屁丫沟对准他,还撒了一泡热尿。
  祖父嘿嘿笑,轻声骂道;小砍头的。然后从腰间解下烟筒和火索,坐在岭头草皮毯子上,吧嗒吧嗒有滋有味地吸食黄烟。秋风经过竹林,竹叶簌簌然纷落地上。我蹲在竹林里采蒿子,交给祖父。每年秋天,他都要采一捆捆一年蓬的枯草,晒干,槌扁,用来搓点烟的火索。火索燃烧的气味很香,也能驱蚊虫。
  好生念书噢,祖父慢悠悠地说。
  好生念书噢,母亲下注似的说。
  念不出来书,就回来呲牛屁眼,啃老米,父亲瞪着眼黑着脸说。呲是方言,大致是盯着看的意思,呲牛屁眼,就是看牛割草当农民。
  
  我念书很懵的。懵也是方言,意思无非是蠢笨。虽然老师和家人不曾把这个字眼加到我头上,但一直到三年级,我都不认为自己是一块念书的料子,而是适合做一名绿林豪杰。
  滴水成冰的清晨,老师体罚不听话的学生,喝令学生把皴裂如松树壳的小手翻过来,手背挨着桌子拐角,手掌朝外,用教鞭狠狠地打。一边打一边嘴里气愤愤地骂:懵,懵,懵,枪子都打不进去。隔壁屋里的表娘骂儿子:你这个晒脚板的,懵到着化境,脑子是花岗岩做的吧。
  上,中,下,人,口,手。语文老师在讲台上教识字,我在桌子底下玩甲虫。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二等于三。算术老师掰着指头教数数,我脑子里在想着祖父埋在灰堆里喷香的玉米棒子。他们不找我麻烦,不是因为我不懵,而是因为比我更懵的大有人在。
  那一天早上,老师又站在办公室门口,用钢筋头子把铁臼敲得当当响,像天下兵马大元帅升帐点将。凤形组的小娥迟到二十几分钟,蓬头垢面地闯进教室,嘴里叨着半截山芋,手里还拎着粗大的一根,顿时引得满堂哄笑。老师正在黑板上写字,眼角瞄见了,像当阳桥上的张飞,猛然断喝一声,小娥就滚到了门外,罚跪两节课。又一天,外号叫小黄脸的前排男生,语文课本撕得像布条,老师像拎一条狗一样把他扔到了操场外的泥巴田里。期中考试,班上有七八个人语文、算术都是零分,老师把他们一个个请到讲台上,用简易墨水笔在左右脸上各画一只大大的蓝鸭蛋。那鸭蛋画得与真的不差毫厘,真是让我惊叹。   大家念书都不上心,作业很少有人能按时按量完成。于是早晨第一节课,照例有很多人被请出教室,在外面长廊上跪成一排,趴在墙根补写作业,以及加罚的两百个字。后来学精了,满纸写“一、二、三”,继而在本子上横着画满长线,用橡皮竖着擦成一个个的“一”字,老师看了直摇头,倒也不曾责怪。阳光打在背上很暖和,比坐在破门破窗的教室里吹冷风要舒服多了。于是这体罚看起来竟然像额外的奖赏,大家嘻嘻哈哈叽叽喳喳,逍遥自在似神仙。
  但期末考试很快就来了。期末考是会考,老师和家长都很重视,谓之见阎王、见包公。试卷是纸阎王、纸包公,我并不很怕,真正惧怕的是家里的活阎王、活包公。我记得两门课考下来,好多题不会做,想到父亲早就准备好的挂在门背后墙上的竹枝子,腿就软得走不动路了。那竹枝子抽在身上,浑身起成片的蚯蚓状红疙瘩,极痛,又伤皮伤肉不伤骨,一个星期都消不掉。
  那是我寒窗生涯中的第一个寒假,每天我起早歇晚帮父母卖力干活,腊月三十那天还上山砍了一担柴火,面对母亲偶尔的责骂,我也不像以前那样回嘴掉舌。家人和邻居还以为我这个镇日驮枪舞棍的野孩子王,鸡嫌狗厌人头疼的乱头,在学校受了诗书的熏染,变得懂事了,当面背后夸我的不少。其实我有自己的小九九,实是指望开学后发成绩单,看到上面可怜的分数时,父亲会看在我勤苦劳作的份上,少抽我几竹枝子。
  年后,离开学还有几天,我在铺满白雪的竹林里用斧子剖竹蔸,扛回家当柴烧。抬起头,忽然看见算术老师站在我面前。我的脸顿时红成一块布,丢了斧头,站得毕恭毕敬,喊了一声:“程老师好!”老师是个干瘦的半老头儿,科班出身,他一反课堂上的刻板,笑眯眯地摸了摸我的头,一脸赞赏地说:“放假还帮家里做事,真是个好孩子。”然后贴近我的耳朵,悄悄对我说:“放心,会给你加分的。”老师沿着竹林小路走远了,一身的清寒气还萦绕在竹林里。我站在原地,以为是在做梦。转念又一想:程老师难道会读心术?
  开学后,成绩单发下来,我的语文八十多分,算术九十多分。阿弥陀佛,免了一顿皮肉之苦。竹枝词,竹枝子,十六岁时初次读到宋词,见到竹枝词这个词牌,满脑子还是竹枝子。
  
  立新小学只是个教学点,完小则在五六华里外的海螺小学。学校前身是大队部所在地,背靠一座小山,前面是一格格亮汪汪的水田,一直铺到山脚,田间有一湾叮叮咚咚的溪水,远处则是连绵起伏的青山。学校没有围墙,只有一排三间房子,黄泥地坪大坑连着小坑,泥巴墙上石灰纷扬,小青瓦屋面半坍下来,衰朽破败不堪。起初也没有厕所,师生借用隔壁一户人家的茅房如厕。后来学校在房子的西头空地上盖厕所,有一段时间便池刚刚建好,墙还未砌起来,全校的学生就在那里露天方便,下了课望见好多撅着的白花花的屁股,男生女生都很自然,并不觉得难为情。
  三间房子的中间,是教师办公室,两边是教室,左边是一二年级的混班,右边是三年级。只有两名教师,除了师专毕业教算术的程老师,另一名是教语文的临时请来的代课教师,而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语文老师两三个月就换一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学校,念书的吊儿郎当,以戏耍为主,教书的也随圆就方,管得并不算严厉,彼此都松松垮垮的。
  代课教师是村支书从村民中临时挑选来的,最擅长的是种地耕田。他们肚子里并无多少墨水,这是我无意中发现的。大概是一年级下学期的一天,田野里的油菜花正在明灿灿地盛开,蜂蝶飞戏于其间,中午散学的时候,我捧着一册借来的连环画,与另一名同学勾肩搭背,边走边津津有味地看。封面上用隶书体印着《乌江自刎》四个字,讲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兵败自杀的故事。那个刎字还没有学过,不认识,正巧当时带语文的代课老师就跟在后面,于是向他请教。他将那个刎字看了足足十秒钟,然后说,念缢,乌江自缢。我当时就怀疑他读得不对,回家翻父亲用的那本破烂的新华字典,一查,念wěn。马上告诉了父亲,说老师念别字。父亲先是确认老师念错了,继而告诫我千万不能和语文老師说。说了对你不好,晓得不,切记切记。如此这般一再强调。这也算得是农民式的智慧或者说狡黠。
  其实,帝虎鱼鲁、别风淮雨的事,当时是经常发生的。四年级我升到完小,与海螺小学四年级合班。起初一个学期,立新小学过来的学生,常常因为拼音读音不规范,被一直在海螺小学上学,受正规师范毕业生教育的同班同学的嘲笑。譬如时间的时字,我们拼起来,是:师—衣—师衣(音)时,规范的拼法则是:师—时(音)。带班主任兼教语文课的储老师,其时还是个二十来岁的美少女,她听了我们的拼音,也跟着笑,虽然是善意的,却引起立新小学来的学生集体的强烈反感。那一段时间,班上学生分成两派,一派是海螺的,一派是立新的。除了言语上的冲突,有时候会发展成打群架。忘记为了什么事,立新派的学生认为受到老师的歧视,第二天早上集体逃课,十几个人躲藏在校园后边人家搭的草棚子里打扑克。那天下着中雨,储老师敞着头把我们找到,她向我们郑重道歉,并且哭了。梨花带雨,我当时忽然明白了这个词的意思。女人的哭泣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这也是当时我明白的另一件事。那天以后,班上再无派别之争。
  狗不嫌家贫,我们也不嫌自己的校园寒碜。况且在立新小学读书的那三年,除了偶尔受到老师的惩罚,其他时候真是平静安恬,快活无忧。
  也有不平静的时候。某一天上午,正在上语文课,班上一个叫春霞的女生的母亲,忽然出现在教室门口,她靠着门框,手里捏着一捆麻绳,跟老师说让春霞出去一下。过了约摸一分钟,操场拐角看不见的地方,传来她们母子俩的争吵声,接着就听见春霞大喊救命。老师丢下课本立即跑了出去,我们也跟着呼啦一下冲出教室。看见春霞坐在地上,洁白的脖子上套着绳索,她母亲正用力拽着绳子头,嘴里在骂着:小败家精,嫁百家的害人坑,把你勒死算着。老师上前劝解,麻利地解下绳子,我们不明所以地围观,惊愕里,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在激烈地颤抖。后来那几节课,我一直在抖,同桌红梅抖得更厉害,不知道什么时候,她的右手抓住了我的左手,要么就是我的左手抓住了她的右手,紧紧地攥在一起。直到那个学期结束,在老师调换座位之前,上课听讲时我们的手都自然而然地握在一起,湿漉漉汗津津的。
  春霞细眉细眼细身段,走路袅袅婷婷,红梅的手又白又软像发面,脸上有一对深深的酒窝。后来回想起来,她们都是村里顶好看的丫头,粗头乱服也掩饰不住她们的俊俏。但在蒙昧之年,此事无关风月。
  责任编辑:卢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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