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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亚运会覆盖了一个大屯乡;本世纪初，奥运会覆盖了一个洼里乡。当以上两个世纪盛会在这两乡土地上涅而出，大放异彩的时候，这里的原住民们正在默默地拆掉屋舍，打包家什，默默地离开脚下这块繁衍了他们祖祖辈辈的土地。两个行政乡整建制的大拆迁、大迁徙，数不尽的甜、酸、苦、辣深埋在这些原住民的心底里。8年过去了，他们在哪里？他们的日子过得还好吗？
大多数拆迁户都对拆迁安置费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
消逝的洼里
洼里乡靠近北五环，原先叫“洼子里”，顾名思义是一片洼地。洼里乡由6个大队、22个生产队组成，总人口约一万余人。洼里形于明、成于清，据说乾隆皇帝曾经带着一群护卫骑马来到洼子里，看到一派鱼米之乡景象，忍不住赋诗一首：“鱼跃破渚烟，鹭飞点节穗。俯仰对空澄，即目泄幽思。洼子稻禾香，天下第一鸡。”诗里的洼子即洼子里一带，天下第一鸡即洼里油鸡。
洼里盛产粮食，这里的水稻很有名，晶莹剔透，湛清碧绿，展开拿在手里遮住面门，对面的人可以透过半透明的稻子认出你来，蒸出来的米饭像黏米似的香气扑鼻，被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刘仁誉为“千亩水稻第一田”，生产的水稻直供中央首长和外国使馆。
总之，洼里是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洼里人民对这块养育了自己的土地充满了感情。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在地选在了洼里乡后，洼里人舍小家，为国家，流着泪水离开了自己世代生存的家园。关于洼里拆迁工作的描述，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帖子：《洼里人支持国家奥运村建设事迹》，里面用简练的文字进行了概述：
1.放弃著名洼里水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过18年的艰苦努力植树造林12000余亩，种植50万余株树木，为奥运提供了一片绿水蓝天。
2.在洼里这片15.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关闭拆除了148家企业，拆除房屋3974户，拆除房屋面积37.5万平方米，洼里23000人口被迁移。在这样大规模的搬迁中，洼里人为了支持国家奥运建设，他们无一例上访，无一例钉子户，无一例安全事故，无一例刑事案件，无一例党员干部违纪案件。
3.洼里人把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把低头不见抬头见、说也说不完的亲情，把数万洼里人各自的事业，把洼里人的乡土乡情全部贡献给了国家奥林匹克。
时移而事移，转眼8年过去，人们的价值观和认知水平悄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中的“无一例上访，无一例钉子户，无一例安全事故，无一例刑事案件，无一例党员干部违纪案件”的“五个一”文体似乎有点过时了。事实上，万众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是不可能完全统一的，在以上的大迁徙中，许多鲜活的个体事件时时都在发生着，它们给我们丰富的生活现象开列出了更加精彩的诠释，而八仙过海，莫衷一是的故事似乎也更加贴近大众的真实生活。
同为庄户人，境况两重天
他叫杨德禄，是土生土长的洼里乡农民，是一个情商很高又不乏经营头脑的知识农民，很多乡亲佩服他，因为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生活变故，都能因势利导，高看一眼，总是坦坦地走在时代发展大趋势的前面。
洼里还在拆迁的时候，我就注意到网上有许多介绍他的文字，以下这段简直催人泪下：他自打被拆迁之后就经常做梦，“见到了从前的小伙伴，提着十多把打鸟的夹子，大声喊着：三哥，我们打鸟去！”“梦中的洼里，水稻，河流，什么鸟都有，脖子上带红的‘红绽壳’，浑身像海水一样蓝的‘翠鸟’。那次，他在梦里飞了起来。惊醒后，揉揉眼，发现自己哭了……”
以上散文诗一样的文字写得极其煽情，但你要认为老杨是个多愁善感的怀旧主义者那就错了。其实，情商高的人往往胸怀和境界也高。老杨此后的表现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得知奥运会申办成功的那天晚上，杨德禄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开着汽车围着北京四环路转了一圈。一边兜风一边高喊：‘热烈庆祝申奥成功！中国万岁！’杨家哥儿俩的企业本来做得顺风顺水，可奥运会改变了他们熟悉的生活轨迹，他们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来到了昌平区小汤山南官庄园。奥运拆迁给能人搭建了一个更上一层楼的平台，他们用拆迁费和积蓄，在小汤山这个第二故乡租了几百亩土地，建造了一个农家乐餐饮庄园——乡居楼。”
洼里人建的新村落
“杨德禄是一个富有创意的人，他别出心裁地把乡居楼建成了一派农家景象——
一进门是一个乡村农具展览馆，里面有碾子、石磨、锄头、爬犁等农具，还有大棉袄、免裆裤等农家衣服及五花八门的镜子等。每个厅房都用洼里乡的村名命名。洼里村、洼边村、龙王堂村、仰山村、羊坊村、关西庄村……厅房门口的木牌上还有洼里村简介。
“2008年1月25日上午，杨德禄在乡居楼召开了‘中国洼里奥林匹克博物馆研讨会’，朝阳区人民政府、昌平区人民政府、奥运村地区办事处、小汤山镇人民政府以及各大新闻媒体等60余人出席了会议。
“杨德禄筹划的艺术博物馆里要建立洼里纪念馆，这个纪念馆要介绍洼里的地理位置、地貌与气候，做一个洼里的村落沙盘，展现洼里的历史与古迹，展示洼里特产、洼里人文。他们打算，往后洼里人就到这里举行老家人的大聚会，展示洼里人的奧运情怀。通过创建洼里乡土艺术博物馆，宣传奥林匹克精神，促进各国人民友好，宣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古老乡村历史文化遗产。
“在采访时，几次听到杨德禄提到‘循环经济’这个词语。落到实际层面上，有这样几种方式，首先是种养殖循环。养殖基地产生了农家肥可以供应果蔬生长，果蔬生长可以供给乡居楼的餐饮，做出地道的农家菜系，有了经济效益可以维持其他产业以及养殖业的继续发展。再次，餐饮住宿的收入可以积极地投入到绿色创意农业，乡村乡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开发上来。这样形成的经济与文化的链条，实际上让文化事业成了一个可持续的过程，成了有源之水。”你瞧瞧，人家杨德禄从被拆迁开始起步，现如今已经摸索出了一条特色经营、循环经济的康庄大道。但是，您可要知道，洼里乡毕竟不都是杨德禄。 原洼里乡崛起的宏大奥运建筑群中，有一座现代化大型写字楼，有这样一位洼里人，他那些年每天来这里工作。对楼里上班的无数白领来说，他已经算不上一道奇葩风景了，因为视觉疲劳，他已经降格成为人们平凡生活的一个点缀，尽管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举动是那么的惊天动地。
他姓张，是杨德禄的老乡，年过六旬，过早的一脸沧桑，好多年来，无冬历夏，他就站在写字楼下演着一幕剧情拖沓含混的活话剧。他用一块方白布，中间剪出一洞，穿头而过，形似马甲，上面杂乱无章地写着“还我土地，还我家园”，还有密密匝匝的小字，字小且丑，团在一起，拧巴如麻。手持一根顶着国旗的长竹竿，迎着人流或呢喃或大喊：“同志们，向前看，前面贪官一大片！乡亲们，向后看，后边大樓连成片！”开始，很多好奇的人跟上去想听个端倪，无奈其语言冗长而混乱，铺陈出三条街也没有进入主题，很多人遂断了初心。
有明白人说：这人愚，是洼里的一个农民，奥运那年被拆迁，当时给他的补偿款够买好几套房子的，可他嫌少，补偿款放在发展商那里就是不领，一晃10年过去，用于买楼的票子眼瞧着瘦身，发展商也绝不多给一分钱，于是这事就这么僵着，于是就告状，就游街，就弄个破马甲见天在这里唱“太平歌词”。数不清的明白人跟他苦口婆心地晓以利害，他有时不理不睬，有时木叽叽地点头似有所悟。可是夜里想了千万遍，早起还是磨豆腐。第二天，又披上马甲来占场子了。
有人说，“咳，没有文化太可怕！”
有人说：“咳，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啊！”末了都是一声叹息。
8年前的那次大拆迁像是一场生存智慧淘汰赛，脑筋活络、善于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农民们，借力完成了自己的一种身份转换，在更高一个层次上追求着他们的人生价值。对他们来讲，拆迁是一次强大的人生助力，可遇而难求，就如老杨。但还有些人，把拆迁视为一次不得不消极应付的生活变故，他们对突然而来的这场改变他们后半生走向的社会大变故手足无措，像一粒散沙，在城市化进程的大滚筒中被动地摩擦和碰撞，承受着一次次从精神到物质的双重打击，进而暗淡了自己生活的本色，就如老张。
“农转工”们的“逆生活”
2008年奥运会前，很多失去土地的洼里乡农民成为了“农转工”。许多年龄偏大，没有城市工作技能的农民工们，从事了司机、勤杂、保安、司梯工等项工作。从此，城市化的作息和劳作方式隔绝了他们曾经的绿色生活，他们几十年修炼出的传统习惯和个性，经常在陌生的环境中被撕扯、被拉延、被钝化，很多人有了一种“逆生活”的感受。一些头脑活络、善于经营的农民，借助奥运拆迁的不可抗力在新生的路上鲜花满地。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他们始终在命运转折的边界线上苦苦求索。
1. 快乐的“王百万”
他在奥运拆迁后得到了百万补偿款，得了一个“王百万”的外号。他来到一家单位给领导开车，因“勺道（爱说话）”，反而比那些受到过严格训练的、沉默又拘谨的司机更加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他在开车的过程中口无遮拦，说原来村里大姑娘，小媳妇的风流韵事，说夫妻干仗，孩子不孝，说农村红白喜事的理道，说农民们对付拆迁的各种“花活儿（办法）”。听得总经理双目泛光，笑得前仰后合。领导也是人，也不能老拘着，累了、烦了、挨了上级的骂了、遇上了烦心的事了，也想找个岔子放松一下，骂一骂娘，侃一侃大五荤什么的。于是，王百万就成了领导的“十全大补汤”。
久而久之，领导非他的车不坐了，司机班长从此也不敢派他别的活了，领导一天不用车，“勺道”乐得自在，他将座椅彻底放倒，赤脚踹向天棚，像昔日赤臂躺在稻田边听蛙鸣、看星星。领导出差，一连几天不用车，他开着车四处转着找昔日的朋友们侃山。于是，商机就来了，一些有心机的朋友不像大多数老乡一样将补偿款攥在手里一张一张地撕着花，他们被拆迁后没有倾囊而出买房子，他们利用其农民的身份纷纷跑到昌平以北的地方去落户，买地、建房、建厂，搞生态旅游。这些朋友的做法大大启发了“王百万”，他马上和朋友们选了一块地合资建厂，厂子还没有启动，又面临拆迁，这一下“王百万”土地补偿带企业拆迁补偿一次性就得了500多万元。这第二桶金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北京的拆迁像是泼在地上的水，要事先寻找水快洇到的那个地方撒上种。于是，他拿到补偿款后忙不迭地就又去找地儿了。
2. 不做“套中人”
老陈猛地站起来，和总经理四目相对，他不由自主地出了一身冷汗。
时间是下午5点半钟，已经下班半个小时了，他的一帮“狐朋狗友”拿着猪头肉、二锅头、豆腐丝和花生豆，从四处赶来和他聚，就为了打八圈儿。
搬迁旧照
他是公司的门卫，上的是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8点的夜班。他太大意了，其实，公司的领导们下班后还在开会，他们不知道，就风风火火边吃边吆三喝四地玩起来了。
当总经理领着一帮上级单位来的领导离开公司时，撞上了眼前这尴尬的一幕。
“你说怎么处理吧？”总经理绷着脸说。他必须严肃，他身后的领导和下级都看着他。
“我×……”他本想说对不起，没想到一张嘴就不自觉爆了粗口，因为他身后的人们也都在看着他，这些昔日的乡里乡亲们，看着他的眼神极其复杂。
他原本是大田里的好把式，春种夏收，秋播冬储都是好手。他农活好，人又仗义，也是家族里有头有脸的人，人称“陈老大”。他习惯了稻田里的赤脚生涯，习惯了人前人后的高喉大嗓，也习惯了善意的骂骂咧咧。但这些自从当了农民工以后都要“痛改前非”了，他感觉自己就如同进了戒毒所里的瘾君子，身上被人五花大绑着，进入到了一个无情的套子里。上班时间，不许串岗，不许交头接耳;接电话时，首先要报冗长的企业名称和自己的名字，要不“请”不说话，他感到非常不适应。 前一段时间，他隐隐约约地被人怀疑上了，因为工作区域的花盆里的花都渐渐发黄死掉了，而且那花盆里一阵阵泛出尿骚味，有人怀疑是他上夜班时招来的打牌的老乡们干的。
不久，食堂刷碗的水池里也充满了一种异味。于是，领导果断下令把水池抬到齐胸高，有好事者甚至贴上了一条标语——“只准刷刷，不准哗哗。”
有人暗暗地商量要在工作区域装上探头抓肇事者，但抓住了又能怎样？这是素质问题，素质就像人脸蛋上的痤疮，按是按不回去的。
以上这些都在继续放大着总经理的愤怒，他不打算再给老陈台阶下。“知道上班时间聚赌怎么处理了吗？”总经理严肃地问道。
“你说怎么着吧！”老陈的回答有点艮。
“行，你就等着处理吧！”
第二天，老陳主动辞职了。
老陈艮得很，他宁肯不干也不愿意做检查一类跌份的事情，就像撞上了冰山的泰坦尼克，沉也要沉出个百年名声来。 顺便说一句，农民工是不能被接收单位随意解雇的，因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工已经一夜之间，从有产者（土地）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解雇他们就等于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利。当然，主动辞职另当别论。
“人家能过，我也能过”
1.那段时间，她就像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到田间地头干活一样，总是开着一辆崭新的卧车来这家公司打扫卫生，那车是她用拆迁款买的，当然还有房子，她是有车有房。后来到这里挣每月千元出头的劳务费的。她说她不为挣钱，就为抻抻懒筋，挣点油钱。
她的工作是打扫卫生，她个子太矮，会议室的桌子又是那么高大，好几次人们都看到她爬到桌子上跪着擦，每每擦出一身透汗，但她仍旧感觉身上很憋屈。她自打没了农村的房子，没了田间地头的劳作，就浑身不自在，每天的生活都是简单的、重复的、机械的，缺乏生命力的，就像无谓的钟摆，既没有伺弄庄稼发芽、抽穗、灌浆、结果的过程美，也没有除虫、浇水、施肥的成就感。也许她天生就是为土地而生的，她也辞职了。据说，油价的不断蹿升，她的那点收入真不够买油的了，也有的说，她太内向，跟身边的同事们没有共同语言，城市人的忧虑和烦恼一块堆堵在了她的心头，她选择了逃避。
2.农民工老钱，40岁刚过，黢黑、精瘦。他也负责在一栋写字楼的办公区域打扫卫生。每天早上6点多就开始擦楼道，卖力气、出汗、一下是一下，每一下都能擦出板眼来。但每次发薪，都花不够半个月，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钱紧”。
当农民的时候不显，他的吃喝用度似乎不用花钱，人再不会过日子，也拦不住地里长出粮食和蔬菜来。可现在睁眼就得数钱，要不人家不给开门。进菜市场的门要数钱，地里的“拉秧黄瓜”也卖得贼贵，一抓一把的野菜马齿苋也要几块钱一把，当农民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不屑一瞥的。单位的食堂也势利得很，一个素炒圆白菜也要好几块。偏偏老钱嘴馋，顿顿离不开啤酒，还要有点肉，于是就越发钱紧。
老钱古道热肠，特别愿意帮同事们办事，每天饭口的时候，他都会主动自告奋勇替同事们到外面买点爽口的东西回来，“嘿，新开的那家台湾牛肉面不错，人家的牛肉只给两三片，还薄的纸一样，这家是肉块子。”
“行，去买两碗，你一碗，我一碗。”
“街边有撸串送啤酒的。”老钱跟人说。
“行，啤酒算你的，串儿给我拿来。”如此，老钱就省下了些许酒饭钱。
老钱为什么那么穷，他应该有不少的拆迁补偿款啊？老钱妻子有病，花钱是无底洞;父母的岁数也很大了，需要照顾，这些用去了老钱的全部补偿款。于是，这个农民只好如此。好在他还是想得开，“咳，人家能过，我也能过，走哪儿说哪儿吧。”
尽管如此，古道热肠的老钱还是经常有感人之举。比如，他时不时就买一箱矿泉水给天安门纪念堂前站岗的战士们送过去。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缺心眼儿，但这就是老钱，谁也改变不了的老钱。
人生如作文
北京奥运会那年，我在某房地产公司工作，在建项目之一就是奥运媒体村。该媒体村规划范围内有一个几乎已经荒废多年的老寺庙不好处理——拆了，文物局不干;不拆，和即将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建筑穿帮。最后与有关部门妥协的结果是：保留并修缮，其风格力求和主体建筑契合。于是，这个巨大的现代化建筑群中间就保留了一座修旧如新的古寺——弥陀古寺。古寺古色古香，绿荫环绕，更有小桥流水，为现代化风格的媒体村增添了一抹中国色。
该寺始建于明代，据说是目前北京市唯一的一座弥陀寺。寺前原有一座石碑，为了铭记此寺和北京奥运会的特殊渊源，特地又补一碑，请北京市文物局的一个老先生撰文。老先生古文功底深厚，但文字太过冬烘，不够鲜活时令，主管领导看不顺眼，请我修改。当时正在开会，我拿过笔来立刻而就（不乏卖帅的成分），大有一吟三叹、玑珠满地的自得。此后，那新老两碑就并立于寺前。奥运的时候，包括市委书记、市长等好多大领导都来过寺前观碑，众人或朗声或默念那碑文，从心底为古寺新生发出由衷的慨叹。
多年后再细读两碑，就很有点。老碑文历久甘醇，而新碑的文字则随着时光的流逝欲显制式而粗疏，其中：“现洼里乡已衍变为奥运媒体村，从文脉传承性、地理标志性，充分体现了‘人文奥运’的理念……”瞧，是不是有点只见口号不见人了？那么多洼里人的伟大生命转折在这里竟没有留下一滴笔墨……
文字像一杯陈酿，漫长的自然提纯过程中要蒸发掉许多粗疏而无味的东西。因奥运被整体拆迁的洼里乡农民们的生活也如是。8年多了，他们都先后经历了“前奥运”和“后奥运”时代，被拆迁，离开故土，重新适应（或不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以及适应与不适应中派生出的种种甜、酸、苦、辣。他们的经历，就像为自己写出的篇篇长文，虽然文笔各有千秋，但也都自成文章。有的语句通顺，睿智隽永，很有看头儿;有的逻辑混乱，病句迭出，不忍卒读。前文中几个农转工的命运就如是。但也可以理解，要知道，大多数个体在突然而至的大事件中，通常不具有谋篇布局的硬实力和洞察时事的前后眼。
如果将北京的中轴线比喻成北京人的脊椎，那么，昔日洼里乡的地标——仰山，就是北京人一个松软的头枕。为了舒缓一下北京巨人疲劳的筋骨，祖辈生息于此的洼里人付出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情牵于斯的乡土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编辑·韩旭）
hanxu716@126.com
消逝的洼里
洼里乡靠近北五环，原先叫“洼子里”，顾名思义是一片洼地。洼里乡由6个大队、22个生产队组成，总人口约一万余人。洼里形于明、成于清，据说乾隆皇帝曾经带着一群护卫骑马来到洼子里，看到一派鱼米之乡景象，忍不住赋诗一首：“鱼跃破渚烟，鹭飞点节穗。俯仰对空澄，即目泄幽思。洼子稻禾香，天下第一鸡。”诗里的洼子即洼子里一带，天下第一鸡即洼里油鸡。
洼里盛产粮食，这里的水稻很有名，晶莹剔透，湛清碧绿，展开拿在手里遮住面门，对面的人可以透过半透明的稻子认出你来，蒸出来的米饭像黏米似的香气扑鼻，被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刘仁誉为“千亩水稻第一田”，生产的水稻直供中央首长和外国使馆。
总之，洼里是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洼里人民对这块养育了自己的土地充满了感情。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在地选在了洼里乡后，洼里人舍小家，为国家，流着泪水离开了自己世代生存的家园。关于洼里拆迁工作的描述，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帖子：《洼里人支持国家奥运村建设事迹》，里面用简练的文字进行了概述：
1.放弃著名洼里水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过18年的艰苦努力植树造林12000余亩，种植50万余株树木，为奥运提供了一片绿水蓝天。
2.在洼里这片15.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关闭拆除了148家企业，拆除房屋3974户，拆除房屋面积37.5万平方米，洼里23000人口被迁移。在这样大规模的搬迁中，洼里人为了支持国家奥运建设，他们无一例上访，无一例钉子户，无一例安全事故，无一例刑事案件，无一例党员干部违纪案件。
3.洼里人把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把低头不见抬头见、说也说不完的亲情，把数万洼里人各自的事业，把洼里人的乡土乡情全部贡献给了国家奥林匹克。
时移而事移，转眼8年过去，人们的价值观和认知水平悄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中的“无一例上访，无一例钉子户，无一例安全事故，无一例刑事案件，无一例党员干部违纪案件”的“五个一”文体似乎有点过时了。事实上，万众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是不可能完全统一的，在以上的大迁徙中，许多鲜活的个体事件时时都在发生着，它们给我们丰富的生活现象开列出了更加精彩的诠释，而八仙过海，莫衷一是的故事似乎也更加贴近大众的真实生活。
同为庄户人，境况两重天
他叫杨德禄，是土生土长的洼里乡农民，是一个情商很高又不乏经营头脑的知识农民，很多乡亲佩服他，因为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生活变故，都能因势利导，高看一眼，总是坦坦地走在时代发展大趋势的前面。
洼里还在拆迁的时候，我就注意到网上有许多介绍他的文字，以下这段简直催人泪下：他自打被拆迁之后就经常做梦，“见到了从前的小伙伴，提着十多把打鸟的夹子，大声喊着：三哥，我们打鸟去！”“梦中的洼里，水稻，河流，什么鸟都有，脖子上带红的‘红绽壳’，浑身像海水一样蓝的‘翠鸟’。那次，他在梦里飞了起来。惊醒后，揉揉眼，发现自己哭了……”
以上散文诗一样的文字写得极其煽情，但你要认为老杨是个多愁善感的怀旧主义者那就错了。其实，情商高的人往往胸怀和境界也高。老杨此后的表现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得知奥运会申办成功的那天晚上，杨德禄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开着汽车围着北京四环路转了一圈。一边兜风一边高喊：‘热烈庆祝申奥成功！中国万岁！’杨家哥儿俩的企业本来做得顺风顺水，可奥运会改变了他们熟悉的生活轨迹，他们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来到了昌平区小汤山南官庄园。奥运拆迁给能人搭建了一个更上一层楼的平台，他们用拆迁费和积蓄，在小汤山这个第二故乡租了几百亩土地，建造了一个农家乐餐饮庄园——乡居楼。”
“杨德禄是一个富有创意的人，他别出心裁地把乡居楼建成了一派农家景象——
一进门是一个乡村农具展览馆，里面有碾子、石磨、锄头、爬犁等农具，还有大棉袄、免裆裤等农家衣服及五花八门的镜子等。每个厅房都用洼里乡的村名命名。洼里村、洼边村、龙王堂村、仰山村、羊坊村、关西庄村……厅房门口的木牌上还有洼里村简介。
“2008年1月25日上午，杨德禄在乡居楼召开了‘中国洼里奥林匹克博物馆研讨会’，朝阳区人民政府、昌平区人民政府、奥运村地区办事处、小汤山镇人民政府以及各大新闻媒体等60余人出席了会议。
“杨德禄筹划的艺术博物馆里要建立洼里纪念馆，这个纪念馆要介绍洼里的地理位置、地貌与气候，做一个洼里的村落沙盘，展现洼里的历史与古迹，展示洼里特产、洼里人文。他们打算，往后洼里人就到这里举行老家人的大聚会，展示洼里人的奧运情怀。通过创建洼里乡土艺术博物馆，宣传奥林匹克精神，促进各国人民友好，宣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古老乡村历史文化遗产。
“在采访时，几次听到杨德禄提到‘循环经济’这个词语。落到实际层面上，有这样几种方式，首先是种养殖循环。养殖基地产生了农家肥可以供应果蔬生长，果蔬生长可以供给乡居楼的餐饮，做出地道的农家菜系，有了经济效益可以维持其他产业以及养殖业的继续发展。再次，餐饮住宿的收入可以积极地投入到绿色创意农业，乡村乡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开发上来。这样形成的经济与文化的链条，实际上让文化事业成了一个可持续的过程，成了有源之水。”你瞧瞧，人家杨德禄从被拆迁开始起步，现如今已经摸索出了一条特色经营、循环经济的康庄大道。但是，您可要知道，洼里乡毕竟不都是杨德禄。 原洼里乡崛起的宏大奥运建筑群中，有一座现代化大型写字楼，有这样一位洼里人，他那些年每天来这里工作。对楼里上班的无数白领来说，他已经算不上一道奇葩风景了，因为视觉疲劳，他已经降格成为人们平凡生活的一个点缀，尽管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举动是那么的惊天动地。
他姓张，是杨德禄的老乡，年过六旬，过早的一脸沧桑，好多年来，无冬历夏，他就站在写字楼下演着一幕剧情拖沓含混的活话剧。他用一块方白布，中间剪出一洞，穿头而过，形似马甲，上面杂乱无章地写着“还我土地，还我家园”，还有密密匝匝的小字，字小且丑，团在一起，拧巴如麻。手持一根顶着国旗的长竹竿，迎着人流或呢喃或大喊：“同志们，向前看，前面贪官一大片！乡亲们，向后看，后边大樓连成片！”开始，很多好奇的人跟上去想听个端倪，无奈其语言冗长而混乱，铺陈出三条街也没有进入主题，很多人遂断了初心。
有明白人说：这人愚，是洼里的一个农民，奥运那年被拆迁，当时给他的补偿款够买好几套房子的，可他嫌少，补偿款放在发展商那里就是不领，一晃10年过去，用于买楼的票子眼瞧着瘦身，发展商也绝不多给一分钱，于是这事就这么僵着，于是就告状，就游街，就弄个破马甲见天在这里唱“太平歌词”。数不清的明白人跟他苦口婆心地晓以利害，他有时不理不睬，有时木叽叽地点头似有所悟。可是夜里想了千万遍，早起还是磨豆腐。第二天，又披上马甲来占场子了。
有人说，“咳，没有文化太可怕！”
有人说：“咳，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啊！”末了都是一声叹息。
8年前的那次大拆迁像是一场生存智慧淘汰赛，脑筋活络、善于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农民们，借力完成了自己的一种身份转换，在更高一个层次上追求着他们的人生价值。对他们来讲，拆迁是一次强大的人生助力，可遇而难求，就如老杨。但还有些人，把拆迁视为一次不得不消极应付的生活变故，他们对突然而来的这场改变他们后半生走向的社会大变故手足无措，像一粒散沙，在城市化进程的大滚筒中被动地摩擦和碰撞，承受着一次次从精神到物质的双重打击，进而暗淡了自己生活的本色，就如老张。
“农转工”们的“逆生活”
2008年奥运会前，很多失去土地的洼里乡农民成为了“农转工”。许多年龄偏大，没有城市工作技能的农民工们，从事了司机、勤杂、保安、司梯工等项工作。从此，城市化的作息和劳作方式隔绝了他们曾经的绿色生活，他们几十年修炼出的传统习惯和个性，经常在陌生的环境中被撕扯、被拉延、被钝化，很多人有了一种“逆生活”的感受。一些头脑活络、善于经营的农民，借助奥运拆迁的不可抗力在新生的路上鲜花满地。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他们始终在命运转折的边界线上苦苦求索。
1. 快乐的“王百万”
他在奥运拆迁后得到了百万补偿款，得了一个“王百万”的外号。他来到一家单位给领导开车，因“勺道（爱说话）”，反而比那些受到过严格训练的、沉默又拘谨的司机更加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他在开车的过程中口无遮拦，说原来村里大姑娘，小媳妇的风流韵事，说夫妻干仗，孩子不孝，说农村红白喜事的理道，说农民们对付拆迁的各种“花活儿（办法）”。听得总经理双目泛光，笑得前仰后合。领导也是人，也不能老拘着，累了、烦了、挨了上级的骂了、遇上了烦心的事了，也想找个岔子放松一下，骂一骂娘，侃一侃大五荤什么的。于是，王百万就成了领导的“十全大补汤”。
久而久之，领导非他的车不坐了，司机班长从此也不敢派他别的活了，领导一天不用车，“勺道”乐得自在，他将座椅彻底放倒，赤脚踹向天棚，像昔日赤臂躺在稻田边听蛙鸣、看星星。领导出差，一连几天不用车，他开着车四处转着找昔日的朋友们侃山。于是，商机就来了，一些有心机的朋友不像大多数老乡一样将补偿款攥在手里一张一张地撕着花，他们被拆迁后没有倾囊而出买房子，他们利用其农民的身份纷纷跑到昌平以北的地方去落户，买地、建房、建厂，搞生态旅游。这些朋友的做法大大启发了“王百万”，他马上和朋友们选了一块地合资建厂，厂子还没有启动，又面临拆迁，这一下“王百万”土地补偿带企业拆迁补偿一次性就得了500多万元。这第二桶金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北京的拆迁像是泼在地上的水，要事先寻找水快洇到的那个地方撒上种。于是，他拿到补偿款后忙不迭地就又去找地儿了。
2. 不做“套中人”
老陈猛地站起来，和总经理四目相对，他不由自主地出了一身冷汗。
时间是下午5点半钟，已经下班半个小时了，他的一帮“狐朋狗友”拿着猪头肉、二锅头、豆腐丝和花生豆，从四处赶来和他聚，就为了打八圈儿。
他是公司的门卫，上的是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8点的夜班。他太大意了，其实，公司的领导们下班后还在开会，他们不知道，就风风火火边吃边吆三喝四地玩起来了。
当总经理领着一帮上级单位来的领导离开公司时，撞上了眼前这尴尬的一幕。
“你说怎么处理吧？”总经理绷着脸说。他必须严肃，他身后的领导和下级都看着他。
“我×……”他本想说对不起，没想到一张嘴就不自觉爆了粗口，因为他身后的人们也都在看着他，这些昔日的乡里乡亲们，看着他的眼神极其复杂。
他原本是大田里的好把式，春种夏收，秋播冬储都是好手。他农活好，人又仗义，也是家族里有头有脸的人，人称“陈老大”。他习惯了稻田里的赤脚生涯，习惯了人前人后的高喉大嗓，也习惯了善意的骂骂咧咧。但这些自从当了农民工以后都要“痛改前非”了，他感觉自己就如同进了戒毒所里的瘾君子，身上被人五花大绑着，进入到了一个无情的套子里。上班时间，不许串岗，不许交头接耳;接电话时，首先要报冗长的企业名称和自己的名字，要不“请”不说话，他感到非常不适应。 前一段时间，他隐隐约约地被人怀疑上了，因为工作区域的花盆里的花都渐渐发黄死掉了，而且那花盆里一阵阵泛出尿骚味，有人怀疑是他上夜班时招来的打牌的老乡们干的。
不久，食堂刷碗的水池里也充满了一种异味。于是，领导果断下令把水池抬到齐胸高，有好事者甚至贴上了一条标语——“只准刷刷，不准哗哗。”
有人暗暗地商量要在工作区域装上探头抓肇事者，但抓住了又能怎样？这是素质问题，素质就像人脸蛋上的痤疮，按是按不回去的。
以上这些都在继续放大着总经理的愤怒，他不打算再给老陈台阶下。“知道上班时间聚赌怎么处理了吗？”总经理严肃地问道。
“你说怎么着吧！”老陈的回答有点艮。
“行，你就等着处理吧！”
第二天，老陳主动辞职了。
老陈艮得很，他宁肯不干也不愿意做检查一类跌份的事情，就像撞上了冰山的泰坦尼克，沉也要沉出个百年名声来。 顺便说一句，农民工是不能被接收单位随意解雇的，因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工已经一夜之间，从有产者（土地）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解雇他们就等于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利。当然，主动辞职另当别论。
“人家能过，我也能过”
1.那段时间，她就像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到田间地头干活一样，总是开着一辆崭新的卧车来这家公司打扫卫生，那车是她用拆迁款买的，当然还有房子，她是有车有房。后来到这里挣每月千元出头的劳务费的。她说她不为挣钱，就为抻抻懒筋，挣点油钱。
她的工作是打扫卫生，她个子太矮，会议室的桌子又是那么高大，好几次人们都看到她爬到桌子上跪着擦，每每擦出一身透汗，但她仍旧感觉身上很憋屈。她自打没了农村的房子，没了田间地头的劳作，就浑身不自在，每天的生活都是简单的、重复的、机械的，缺乏生命力的，就像无谓的钟摆，既没有伺弄庄稼发芽、抽穗、灌浆、结果的过程美，也没有除虫、浇水、施肥的成就感。也许她天生就是为土地而生的，她也辞职了。据说，油价的不断蹿升，她的那点收入真不够买油的了，也有的说，她太内向，跟身边的同事们没有共同语言，城市人的忧虑和烦恼一块堆堵在了她的心头，她选择了逃避。
2.农民工老钱，40岁刚过，黢黑、精瘦。他也负责在一栋写字楼的办公区域打扫卫生。每天早上6点多就开始擦楼道，卖力气、出汗、一下是一下，每一下都能擦出板眼来。但每次发薪，都花不够半个月，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钱紧”。
当农民的时候不显，他的吃喝用度似乎不用花钱，人再不会过日子，也拦不住地里长出粮食和蔬菜来。可现在睁眼就得数钱，要不人家不给开门。进菜市场的门要数钱，地里的“拉秧黄瓜”也卖得贼贵，一抓一把的野菜马齿苋也要几块钱一把，当农民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不屑一瞥的。单位的食堂也势利得很，一个素炒圆白菜也要好几块。偏偏老钱嘴馋，顿顿离不开啤酒，还要有点肉，于是就越发钱紧。
老钱古道热肠，特别愿意帮同事们办事，每天饭口的时候，他都会主动自告奋勇替同事们到外面买点爽口的东西回来，“嘿，新开的那家台湾牛肉面不错，人家的牛肉只给两三片，还薄的纸一样，这家是肉块子。”
“行，去买两碗，你一碗，我一碗。”
“街边有撸串送啤酒的。”老钱跟人说。
“行，啤酒算你的，串儿给我拿来。”如此，老钱就省下了些许酒饭钱。
老钱为什么那么穷，他应该有不少的拆迁补偿款啊？老钱妻子有病，花钱是无底洞;父母的岁数也很大了，需要照顾，这些用去了老钱的全部补偿款。于是，这个农民只好如此。好在他还是想得开，“咳，人家能过，我也能过，走哪儿说哪儿吧。”
尽管如此，古道热肠的老钱还是经常有感人之举。比如，他时不时就买一箱矿泉水给天安门纪念堂前站岗的战士们送过去。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缺心眼儿，但这就是老钱，谁也改变不了的老钱。
人生如作文
北京奥运会那年，我在某房地产公司工作，在建项目之一就是奥运媒体村。该媒体村规划范围内有一个几乎已经荒废多年的老寺庙不好处理——拆了，文物局不干;不拆，和即将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建筑穿帮。最后与有关部门妥协的结果是：保留并修缮，其风格力求和主体建筑契合。于是，这个巨大的现代化建筑群中间就保留了一座修旧如新的古寺——弥陀古寺。古寺古色古香，绿荫环绕，更有小桥流水，为现代化风格的媒体村增添了一抹中国色。
该寺始建于明代，据说是目前北京市唯一的一座弥陀寺。寺前原有一座石碑，为了铭记此寺和北京奥运会的特殊渊源，特地又补一碑，请北京市文物局的一个老先生撰文。老先生古文功底深厚，但文字太过冬烘，不够鲜活时令，主管领导看不顺眼，请我修改。当时正在开会，我拿过笔来立刻而就（不乏卖帅的成分），大有一吟三叹、玑珠满地的自得。此后，那新老两碑就并立于寺前。奥运的时候，包括市委书记、市长等好多大领导都来过寺前观碑，众人或朗声或默念那碑文，从心底为古寺新生发出由衷的慨叹。
多年后再细读两碑，就很有点。老碑文历久甘醇，而新碑的文字则随着时光的流逝欲显制式而粗疏，其中：“现洼里乡已衍变为奥运媒体村，从文脉传承性、地理标志性，充分体现了‘人文奥运’的理念……”瞧，是不是有点只见口号不见人了？那么多洼里人的伟大生命转折在这里竟没有留下一滴笔墨……
文字像一杯陈酿，漫长的自然提纯过程中要蒸发掉许多粗疏而无味的东西。因奥运被整体拆迁的洼里乡农民们的生活也如是。8年多了，他们都先后经历了“前奥运”和“后奥运”时代，被拆迁，离开故土，重新适应（或不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以及适应与不适应中派生出的种种甜、酸、苦、辣。他们的经历，就像为自己写出的篇篇长文，虽然文笔各有千秋，但也都自成文章。有的语句通顺，睿智隽永，很有看头儿;有的逻辑混乱，病句迭出，不忍卒读。前文中几个农转工的命运就如是。但也可以理解，要知道，大多数个体在突然而至的大事件中，通常不具有谋篇布局的硬实力和洞察时事的前后眼。
如果将北京的中轴线比喻成北京人的脊椎，那么，昔日洼里乡的地标——仰山，就是北京人一个松软的头枕。为了舒缓一下北京巨人疲劳的筋骨，祖辈生息于此的洼里人付出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情牵于斯的乡土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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