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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考古学、文献学的观点和实物、图像、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对“袴褶”的词源及所指之物、穿着普遍性、流行推广，以及在魏晋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研究资料主要为画像砖、陶俑、壁画等。发现颜师古所注“袴褶”并非《急就篇》中“袴褶”所指本义。袴褶成为了鲜卑胡服与汉服之间向对方相互靠拢的“折衷体”，“袴褶”的流行是政令推动与自发演化的双重结果。以袴褶为代表的上衣下裤形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有孝文帝汉化改革政策、时局动荡下对胡服的被动接受、袴褶的实用性等方面。
关键词： 袴褶；魏晋；南北朝；胡汉交融；服饰形制
中图分类号： TS941.12；K892.23文献标志码： B文章编号： 10017003（2017）02006706引用页码： 021302
Abstract： This thesis takes the viewpoints of archaeology and philology， and applie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material objects， images and mutual literature identification to analyze the origin of Ku Zhe， the object， wearing popularity， its popularity and the reason why it was widespread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main research materials include Chinese portrait bricks， terracotta figurines and murals.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Ku Zhe” annotated by Yan Shigu is not the same as that mentioned in Hurriedlywritten Essays. It became a “compromised object” between Hu dress and Han dress， whose popularity was attributed to the promotion of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natural development. Ku Zhe is a typical style of “clothes and trousers”， with upper part of coat and lower part of pant. Its popularity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was mainly because of Han culture reform implemented by Emperor Xiaowen of Wei， passive acceptance of Hu costume in the turbulent political turbulence and the practicability of Ku Zhe.
Key words： Ku Z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mixture of Hu and Han culture； costume shape
中國古代历史中，“胡汉交融”是伴随着服装史发展始终的一种历史现象。可以说，中国古代服装的发展史，即是胡服“汉化”与汉服“胡化”的发展史。魏晋南北朝是这一历史现象发生的集中期，公元490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了一系列汉化政策的推行。为了进一步缩小民族界限，取得汉族地主阶层对鲜卑人政权的支持，孝文帝开始强力推行汉化政策。其中在服饰方面，规定服装一律依汉制，禁止穿传统胡服。鲜卑族久居北方，以狩猎游牧为生，此时，满口汉话的鲜卑人再穿传统鲜卑服则明显不协调。着装的改变适应了中原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也消除了在服饰上的民族隔阂。
“袴褶”是鲜卑族服饰“汉化”的典型代表，其集中体现了鲜卑汉化政策中服饰方面的“胡汉交融”特征，是汉族与胡族之间服饰相互融合的典型代表，对“裤装”在中原汉族中间的流行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也是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在服饰史中的体现。对其源流的考辨，穿着普遍性的分析及其流行传播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袴褶”一词的词源追溯及穿着普遍性分析，其在魏晋时期流行推广，以及以“袴褶”为代表的上衣下裤形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分析，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对此，许多学者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如论文类包括黄良莹的《北齐服饰文化研究》[1]、马冬的《唐代服饰专题研究》[2]、李怡的《唐人袴褶服演变的文化美学解析》[3]；著作类包括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4]等。关于其源流方面，已有成果中大多忽略了《急就篇》原文与颜师古注文之间的差别，本研究从对《急就篇》原文和颜师古注的考辨出发，探索“袴褶”的词源所指及后世指代之物。关于其穿着的普遍性方面，成果中有部分提及，对穿着人群方面有所补充。关于其流行传播内在动因的分析方面，尚无专门研究成果，因而，“袴褶”的源流考辨和流行推广的分析成为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本研究以“袴褶”的词源考辨为切入点，大体分成三个部分：第一，“袴褶”词源追溯和穿着普遍性分析；第二，“袴褶”流行推广动因分析；第三，以“袴褶”为代表的上衣下裤形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本研究拟运用考古学、文献学的观点和实物、图像、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研究的基本材料为画像砖、陶俑、壁画等。
1“袴褶”的词源追溯及穿着的普遍性 在中国古代，衣冠服饰不仅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反映，而且也是统治者政治意志的外化体现。“袴褶”服便是孝文帝服饰汉化改革的一个典型事例。
1.1“袴褶”的词源追溯
1.1.1有关“袴褶”的文献记载
“袴褶”一词最早见于西汉的《急就篇》，唐颜师古注：“褶，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祍之袍也。”[5]成书于东汉末年的《释名》，其中记载：“袴，跨也。两股各跨别也。”“褶，袭也，覆上之言也”。意思是，“褶”为上衣，且为外衣，“袴”为下裤。“袴褶”是上衣加下裤的搭配，即上衣下裤的服装形制。“左祍”是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诸少数民族的传统服装门襟样式。意即指“袴褶”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后世许多专家学者也大都这样认为。
1.1.2笔者所持观点及原因分析
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袴褶”应从这一词的词源所指和实际所指之物两方面分别具体分析。就词源而言，上述《急就篇》对“褶”的解释为颜师古所注，而非《急就篇》本身所附注解。《急就篇》成书于西汉，而颜师古是唐代人，然据王国维先生考证，“袴褶”二字连用最早出现在汉末，《三国志·吕范传》曰，“范出，释褠，着袴褶，执鞭，诣阁下启事，自称领都督。”[6]这里并未明确描述衣服的祍是左还是右。
由于上衣下裤这种形制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样式，而且其服装门襟的特点是左祍。上衣下裤的形制又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被包括汉族在内的人民广泛穿用。因此，是先有了这种服装的穿用、普及和服饰上胡汉传移的背景，而后颜师古才根据历史情况，对《急就篇》中“褶”作注，称其为“左祍”，认为“褶”就是指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短身大袖衣。
通常，作“注”的人常带有其所生活时代人们对于某种事物的认知，唐代人自知他们的着装带有许多胡服的影子。因此，颜师古在作注时，认为“褶”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服装，而其对“褶”的理解也许并非西汉时史游在《急就篇》里解释的“褶”的真正本意。
《急就篇》里的“褶”其实指的就是西汉时期“长襦”的另一种称呼。“襦”，一种上衣。《释名》曰：“褶，袭也，覆上之言也。”因此，“襦”与“褶”型类似，只是“褶”较“襦”更长些。而且，“襦”为传统汉服门类，门襟为右衽。也就是说，西汉时期《急就篇》里的“褶”所指并非北方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即魏晋时期人们广为穿用的汉化后的所谓“袴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袴褶”的原型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左祍小袖衣、紧身、小口裤特征。
就“袴褶”实际所指之物而言，依笔者看来，很可能就是“上衣下裤”的代名词。“上衣下裤”这种形制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就已进入华夏民族的服饰圈了，而且改左祍为右衽，只是那时没有具体的名称指代这类服饰，穿用也并未普及，始终停留在军戎服装和下等劳动人民的“贱服”范畴。
直到西汉《急就篇》有了对“褶”的解释，汉末人们才附会出对这时军戎服装中上衣下裤的形制为“袴褶”的称呼。其实从这时开始，人们就对《急就篇》里“褶”的本意有了曲解。可以试想，此时仍作为军戎服装穿用的这种形制，为了四肢伸展方便，在战场上灵活的挥刀拔剑，其服饰一定是要满足人动作敏捷和合体以消灭敌人取得战争的胜利。这种“广袖”即肥大袖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虽然汉末人们使用的“褶”并非《急就篇》里面所指本意，然而自汉末“袴褶”却真正指代了这种从北方胡族传来的上衣下裤形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上衣下裤形制从款式上分两部分，一部分指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特色的左祍小袖上衣、小口裤；另一部分指传统胡服经过汉化而成的大袖上衣、大口裤，有时为了行动方便，在大口裤的膝盖处系扎丝带。这时的“袴褶”通常指后者。
1.2“袴褶”服穿着的普遍性
魏晉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间的交流频繁，北魏时期驱赶大批汉民入驻平城及洛阳等鲜卑统治地区。鲜卑与汉族的混杂处，使汉人有机会接触到鲜卑胡服，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发现鲜卑胡服的实用性，上衣下裤的穿着比汉魏的褒衣博带更适合日常的生活劳动。于是，这种袴褶服广受喜爱，在民间得以普遍流行，成为百姓的常服。在款式上，下裤稍显宽松，裤口放开，膝盖处系带。上衣右衽，略短，宽袖（图1）。
除了汉族的百姓，南朝的官员、士庶也开始逐渐穿用袴褶。魏文帝曹丕在作太子时常穿袴褶外出打猎，后来被他的老师崔琰劝诫，“身惟储副，以身为宝。而猥袭虞旅之贱服，忽驰骛而陵险，志雉兔之小娱，忘社稷为之重，斯诚有识所以恻心也。”曹丕认识到自己穿袴褶的不妥，回复到：“昨奉嘉命，惠示雅数，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坏矣，褶亦去焉。”[6]
可见在三国时期，袴褶的普及仍然需要一个过程，这时，人们仍然视袴褶为“贱服”，不得随意穿用。南朝人们常把袴褶当戎服穿用，偶尔也有人当常服穿用。“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世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之服，无定色。冠黑帽，缀紫标，以缯为之，长四寸，广一寸”[7]。“着织成，金薄帽，执七宝缚矟，戎服急装，不辨寒暑”记载齐东昏侯萧宝卷一年四季将袴褶做常服穿用[8]。
受到孝文帝服饰汉化改制的影响，这一时期，着汉式改良袴褶的鲜卑族文武官员是受到最多关注的群体（图2）。他们不仅将袴褶作为戎服、常服，甚至作为朝服来穿用。据《通鉴·齐记三》记载，“魏旧制，群臣季冬朝贺，服袴褶行事，谓之小岁”[9]，他们所着袴褶款式多为右衽大袖、大裤口（图3）。当然，鲜卑族其他阶层民众则有的继续保持本民族传统的左祍小袖、小裤口（图4），有的也会接受汉式的改良服装（图5）。
2“袴褶”的流行推广
两晋南北朝时期，袴褶在汉族中间的流行可说是上衣下裤这种形制在汉族中间的进一步普及。
2.1胡服的主动靠拢
以孝文帝为代表的鲜卑贵族阶层“自愿接受”这种袴褶的“汉式改良体”，并作为其常服，这种主动向汉服靠拢的态度也使汉族人民更易接受其原型为胡装的服饰。这种“自愿接受”背后透露着鲜卑统治者欲想让广大汉族子孙认同其为正统华夏政权，“要名正言顺地作正统的中国皇帝，为势力强固的大族豪宗所承认，为风流儒雅自命不凡的文化高门所拥戴”[10]，在服饰上不得不向更具文化气息和华夏文明底蕴的汉族传统服饰靠拢。同时，鲜卑族上衣下裤的实用性也深深地吸引了汉族人民，但若全盘接受北方异族的传统服饰，又有悖传统礼法，于是对这种“异族服饰”进行改良。因而，“袴褶”成为了鲜卑胡服与汉服之间向对方相互靠拢的“折衷体”，在文化上和实用性上可谓各取所需。 魏晋南北朝时期，“袴褶”在中原汉族中间的普及，可说是在中国古代服装史中，继“胡服骑射”后，传统汉服与北方异族服饰的第二次交融，也是汉族文明与北方少数民族文明的第二次交汇。然而不同的是，“胡服骑射”是汉服对胡服的主动吸收接受，胡服被动传入，即汉服向胡服主动靠拢。而“袴褶”的普及却是胡人主动接受自己的传统服饰被“汉式改良”，即胡服向汉服主动靠拢。
这次交汇与融合在深度和广度上可以说远超前次。在深度上，袴褶的形制一直延续到唐代，成为唐代大驾卤簿的原型。在广度上，袴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上至汉族与鲜卑族文武官员，下至汉族与鲜卑族士庶百姓所普遍穿用的常服。
2.2汉族的自愿接受
北魏孝文帝的服饰汉化改革不仅使鲜卑族接受了汉魏冠冕制度，改良了其传统着装习俗，从而向汉族着装靠拢。同时，由于胡服的实用性等特点，汉族人民也乐于接受。
在款式上，南朝一改袴褶北方少数民族左祍小袖、小口裤的特征，而成为右衽宽肥大袖、大口裤。下裤的肥大程度近似于汉服中传统的上衣下裳中的“下裳”。在吕思勉的《两晋南北朝史》有证实：“（袴褶）盖胡人之服。中国易其左祍为右衽，又改其制若中国之袍，而特袭其短身，胡人之褶盖小袖，中国则易为广袖也。必广袖者，古以侈袂为贵，且中国不如胡中之寒，无取乎小袖也。”[11]也就是说，汉族官员在接受袴褶时，一方面保留了它的实用特性，另一方面又对它进行了汉式的改良，使它更符合中国传统服饰“以侈为美”的审美风尚。同时由于加肥了裤子的宽度，使下袴看起来很像下裳，这里又透露出古人“尊古”的思想。
从这点看，孝文帝改革为胡服在汉族人民中的广泛传播起到了一个助推作用，而非决定性作用。因为，就古代服装的流行传播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除了政策推广，还有就是人们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需求，最终选择自己所需服装，即服装的自发演化与流行传播。这种演化与传播受政令推广与政策的实施影响极小，甚至完全不受影响。因此，可以说“袴褶”的流行是政令推动与自发演化的双重结果。
3以“袴褶”为代表的上衣下裤形制在
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其实上衣下裤这种着装形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被赵武灵王引入中原，称之为“胡服”，《战国策·赵策》有“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的记载。但那时仅是兵士行军作战之服，或社会底层人民的劳作之服。封建贵族是不得将这种“短衣短裤”露在外面穿着的，否则会被视作羞耻之行为，还要在裤之外加着裙。东周时期这种北方胡人之常服并未在传统华夏汉服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受传统儒家教育思想至深的汉族统治者包括普通百姓对这种来自北方边疆地区的异族服饰是拒绝，甚至排斥的，因此这种上衣下裤的着装方式并未在社会上得到普遍的认可与大面积的推广。
直到南北朝时期，有一种叫做“袴褶”的服饰得到大面积的普及，这种上衣下裤的着装形式才广泛被汉族人民所接受，从军戎服饰逐渐转变为日常服饰加以穿用。其实质是继上衣下裳、上下连属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又新增加了一种着装方式，即“上衣下裤”。这种上衣下裤的着装方式之所以在战国、秦汉之际被汉族人民所排斥而在南北朝时得到大面积推广和接受，笔者分析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3.1政令推动
北魏孝文帝将都城迁往洛阳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服饰汉化”是改革中的重要部分，也即原来的鲜卑服饰通过改革具有了许多汉族服饰特征，如大袖、大裤口、整体宽松等。这是自上而下的、通过政令实施的一种主观推广行为，也是鲜卑服饰向汉族服饰主动靠拢的一次改革。这样，为汉族人民的普遍接受提供了客观条件。
3.2政治环境宽松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政治动荡不安，环境混乱，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无暇顾及政令的统一、服制的规范，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客观上，對异族服饰的悄然涌入也只能被动接受。
3.3“袴褶”实用性
时局动荡不安，战乱频繁，“袴褶”的轻便实用性较汉魏“褒衣博带”的袍衫更可以适应随时可能到来的转徙、迁移、战乱的躲避等。
3.4求变的服饰心理
动荡的社会洪流，也激发着人们在服饰上求新、求变的心理欲望。
3.5自发流行
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深衣”类礼制服饰的实用性产生了质疑，而对于更加舒适合体，便于生产生活劳动的服装产生了实际需求。这也表明，长期以来受传统礼教束缚与捆绑的人们，欲挣脱其束缚的迫切愿望与决心。这是对上衣下裤穿用形制一种主动接受，也是一种自发性的流行传播行为。最终，人们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需求，在或“汉化”或“胡化”错综复杂的过程中，选择了更具功能性的“胡化”。
3.6气候环境变化
鲜卑族由东北、内蒙故地迁居中原，东北、内蒙古地区多风沙、冬季漫长寒冷，中原地区相对气候温润，四季温差相对较小。环境因素的改变为原本窄袖紧身变成宽袖阔腿提供了客观条件。
3.7坐姿、坐具的改变
中国古代服装与坐姿、坐具的改变和发展有着紧密的关联。魏晋以后，从西域、阿拉伯地区传过来的“马扎儿”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交椅，即高椅。高椅的出现，使得向来以“蔽体为美”汉族传统礼仪，在穿上裤装之后继续成为可能。笔者认为，这也是此时上衣下裤这种着装方式得以流行的另一重要先决条件。
4结语
通过对“袴褶”词源所指和后世注疏及所指之物的考辨，发现颜师古所注“袴褶”并非《急就篇》中“袴褶”所指本义，其是通过对魏晋“袴褶”形制的理解附会出其意。可以说，自魏晋，人们开始用“袴褶”代指自战国“胡服骑射”以来引入中原的“上衣下裤”服装形制。
袴褶服穿着的普遍性主要表现在其穿着人群从鲜卑族扩大到汉族士庶、官员，甚至皇帝阶层。同时，汉族根据“尊古”的思想对其进行了“汉式改良”，使其看上去更像是汉族的“上衣下裳”形制。改良后的形制同时被广大鲜卑族官员穿用。“袴褶”成为了鲜卑胡服与汉服之间向对方相互靠拢的“折衷体”，是汉族文明与北方少数民族文明的第二次交汇。可以说，“袴褶”的流行是政令推动与自发演化的双重结果。中国古代服饰史中，汉族服饰与少数民族服饰的融合始终是服装发展史的主旋律，“袴褶”的流行与推广是一次民族服饰元素之间相互融合，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的例证。以袴褶为代表的上衣下裤形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有孝文帝汉化改革政策、时局动荡下对胡服的被动接受、袴褶的实用性、人们求变的服饰心理、自发性的流行传播动机、环境改变的客观因素、坐姿和坐具的改变等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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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袴褶；魏晋；南北朝；胡汉交融；服饰形制
中图分类号： TS941.12；K892.23文献标志码： B文章编号： 10017003（2017）02006706引用页码： 021302
Abstract： This thesis takes the viewpoints of archaeology and philology， and applie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material objects， images and mutual literature identification to analyze the origin of Ku Zhe， the object， wearing popularity， its popularity and the reason why it was widespread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main research materials include Chinese portrait bricks， terracotta figurines and murals.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Ku Zhe” annotated by Yan Shigu is not the same as that mentioned in Hurriedlywritten Essays. It became a “compromised object” between Hu dress and Han dress， whose popularity was attributed to the promotion of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natural development. Ku Zhe is a typical style of “clothes and trousers”， with upper part of coat and lower part of pant. Its popularity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was mainly because of Han culture reform implemented by Emperor Xiaowen of Wei， passive acceptance of Hu costume in the turbulent political turbulence and the practicability of Ku Zhe.
Key words： Ku Z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mixture of Hu and Han culture； costume shape
中國古代历史中，“胡汉交融”是伴随着服装史发展始终的一种历史现象。可以说，中国古代服装的发展史，即是胡服“汉化”与汉服“胡化”的发展史。魏晋南北朝是这一历史现象发生的集中期，公元490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了一系列汉化政策的推行。为了进一步缩小民族界限，取得汉族地主阶层对鲜卑人政权的支持，孝文帝开始强力推行汉化政策。其中在服饰方面，规定服装一律依汉制，禁止穿传统胡服。鲜卑族久居北方，以狩猎游牧为生，此时，满口汉话的鲜卑人再穿传统鲜卑服则明显不协调。着装的改变适应了中原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也消除了在服饰上的民族隔阂。
“袴褶”是鲜卑族服饰“汉化”的典型代表，其集中体现了鲜卑汉化政策中服饰方面的“胡汉交融”特征，是汉族与胡族之间服饰相互融合的典型代表，对“裤装”在中原汉族中间的流行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也是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在服饰史中的体现。对其源流的考辨，穿着普遍性的分析及其流行传播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袴褶”一词的词源追溯及穿着普遍性分析，其在魏晋时期流行推广，以及以“袴褶”为代表的上衣下裤形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分析，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对此，许多学者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如论文类包括黄良莹的《北齐服饰文化研究》[1]、马冬的《唐代服饰专题研究》[2]、李怡的《唐人袴褶服演变的文化美学解析》[3]；著作类包括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4]等。关于其源流方面，已有成果中大多忽略了《急就篇》原文与颜师古注文之间的差别，本研究从对《急就篇》原文和颜师古注的考辨出发，探索“袴褶”的词源所指及后世指代之物。关于其穿着的普遍性方面，成果中有部分提及，对穿着人群方面有所补充。关于其流行传播内在动因的分析方面，尚无专门研究成果，因而，“袴褶”的源流考辨和流行推广的分析成为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本研究以“袴褶”的词源考辨为切入点，大体分成三个部分：第一，“袴褶”词源追溯和穿着普遍性分析；第二，“袴褶”流行推广动因分析；第三，以“袴褶”为代表的上衣下裤形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本研究拟运用考古学、文献学的观点和实物、图像、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研究的基本材料为画像砖、陶俑、壁画等。
1“袴褶”的词源追溯及穿着的普遍性 在中国古代，衣冠服饰不仅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反映，而且也是统治者政治意志的外化体现。“袴褶”服便是孝文帝服饰汉化改革的一个典型事例。
1.1“袴褶”的词源追溯
1.1.1有关“袴褶”的文献记载
“袴褶”一词最早见于西汉的《急就篇》，唐颜师古注：“褶，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祍之袍也。”[5]成书于东汉末年的《释名》，其中记载：“袴，跨也。两股各跨别也。”“褶，袭也，覆上之言也”。意思是，“褶”为上衣，且为外衣，“袴”为下裤。“袴褶”是上衣加下裤的搭配，即上衣下裤的服装形制。“左祍”是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诸少数民族的传统服装门襟样式。意即指“袴褶”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后世许多专家学者也大都这样认为。
1.1.2笔者所持观点及原因分析
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袴褶”应从这一词的词源所指和实际所指之物两方面分别具体分析。就词源而言，上述《急就篇》对“褶”的解释为颜师古所注，而非《急就篇》本身所附注解。《急就篇》成书于西汉，而颜师古是唐代人，然据王国维先生考证，“袴褶”二字连用最早出现在汉末，《三国志·吕范传》曰，“范出，释褠，着袴褶，执鞭，诣阁下启事，自称领都督。”[6]这里并未明确描述衣服的祍是左还是右。
由于上衣下裤这种形制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样式，而且其服装门襟的特点是左祍。上衣下裤的形制又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被包括汉族在内的人民广泛穿用。因此，是先有了这种服装的穿用、普及和服饰上胡汉传移的背景，而后颜师古才根据历史情况，对《急就篇》中“褶”作注，称其为“左祍”，认为“褶”就是指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短身大袖衣。
通常，作“注”的人常带有其所生活时代人们对于某种事物的认知，唐代人自知他们的着装带有许多胡服的影子。因此，颜师古在作注时，认为“褶”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服装，而其对“褶”的理解也许并非西汉时史游在《急就篇》里解释的“褶”的真正本意。
《急就篇》里的“褶”其实指的就是西汉时期“长襦”的另一种称呼。“襦”，一种上衣。《释名》曰：“褶，袭也，覆上之言也。”因此，“襦”与“褶”型类似，只是“褶”较“襦”更长些。而且，“襦”为传统汉服门类，门襟为右衽。也就是说，西汉时期《急就篇》里的“褶”所指并非北方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即魏晋时期人们广为穿用的汉化后的所谓“袴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袴褶”的原型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左祍小袖衣、紧身、小口裤特征。
就“袴褶”实际所指之物而言，依笔者看来，很可能就是“上衣下裤”的代名词。“上衣下裤”这种形制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就已进入华夏民族的服饰圈了，而且改左祍为右衽，只是那时没有具体的名称指代这类服饰，穿用也并未普及，始终停留在军戎服装和下等劳动人民的“贱服”范畴。
直到西汉《急就篇》有了对“褶”的解释，汉末人们才附会出对这时军戎服装中上衣下裤的形制为“袴褶”的称呼。其实从这时开始，人们就对《急就篇》里“褶”的本意有了曲解。可以试想，此时仍作为军戎服装穿用的这种形制，为了四肢伸展方便，在战场上灵活的挥刀拔剑，其服饰一定是要满足人动作敏捷和合体以消灭敌人取得战争的胜利。这种“广袖”即肥大袖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虽然汉末人们使用的“褶”并非《急就篇》里面所指本意，然而自汉末“袴褶”却真正指代了这种从北方胡族传来的上衣下裤形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上衣下裤形制从款式上分两部分，一部分指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特色的左祍小袖上衣、小口裤；另一部分指传统胡服经过汉化而成的大袖上衣、大口裤，有时为了行动方便，在大口裤的膝盖处系扎丝带。这时的“袴褶”通常指后者。
1.2“袴褶”服穿着的普遍性
魏晉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间的交流频繁，北魏时期驱赶大批汉民入驻平城及洛阳等鲜卑统治地区。鲜卑与汉族的混杂处，使汉人有机会接触到鲜卑胡服，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发现鲜卑胡服的实用性，上衣下裤的穿着比汉魏的褒衣博带更适合日常的生活劳动。于是，这种袴褶服广受喜爱，在民间得以普遍流行，成为百姓的常服。在款式上，下裤稍显宽松，裤口放开，膝盖处系带。上衣右衽，略短，宽袖（图1）。
除了汉族的百姓，南朝的官员、士庶也开始逐渐穿用袴褶。魏文帝曹丕在作太子时常穿袴褶外出打猎，后来被他的老师崔琰劝诫，“身惟储副，以身为宝。而猥袭虞旅之贱服，忽驰骛而陵险，志雉兔之小娱，忘社稷为之重，斯诚有识所以恻心也。”曹丕认识到自己穿袴褶的不妥，回复到：“昨奉嘉命，惠示雅数，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坏矣，褶亦去焉。”[6]
可见在三国时期，袴褶的普及仍然需要一个过程，这时，人们仍然视袴褶为“贱服”，不得随意穿用。南朝人们常把袴褶当戎服穿用，偶尔也有人当常服穿用。“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世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之服，无定色。冠黑帽，缀紫标，以缯为之，长四寸，广一寸”[7]。“着织成，金薄帽，执七宝缚矟，戎服急装，不辨寒暑”记载齐东昏侯萧宝卷一年四季将袴褶做常服穿用[8]。
受到孝文帝服饰汉化改制的影响，这一时期，着汉式改良袴褶的鲜卑族文武官员是受到最多关注的群体（图2）。他们不仅将袴褶作为戎服、常服，甚至作为朝服来穿用。据《通鉴·齐记三》记载，“魏旧制，群臣季冬朝贺，服袴褶行事，谓之小岁”[9]，他们所着袴褶款式多为右衽大袖、大裤口（图3）。当然，鲜卑族其他阶层民众则有的继续保持本民族传统的左祍小袖、小裤口（图4），有的也会接受汉式的改良服装（图5）。
2“袴褶”的流行推广
两晋南北朝时期，袴褶在汉族中间的流行可说是上衣下裤这种形制在汉族中间的进一步普及。
2.1胡服的主动靠拢
以孝文帝为代表的鲜卑贵族阶层“自愿接受”这种袴褶的“汉式改良体”，并作为其常服，这种主动向汉服靠拢的态度也使汉族人民更易接受其原型为胡装的服饰。这种“自愿接受”背后透露着鲜卑统治者欲想让广大汉族子孙认同其为正统华夏政权，“要名正言顺地作正统的中国皇帝，为势力强固的大族豪宗所承认，为风流儒雅自命不凡的文化高门所拥戴”[10]，在服饰上不得不向更具文化气息和华夏文明底蕴的汉族传统服饰靠拢。同时，鲜卑族上衣下裤的实用性也深深地吸引了汉族人民，但若全盘接受北方异族的传统服饰，又有悖传统礼法，于是对这种“异族服饰”进行改良。因而，“袴褶”成为了鲜卑胡服与汉服之间向对方相互靠拢的“折衷体”，在文化上和实用性上可谓各取所需。 魏晋南北朝时期，“袴褶”在中原汉族中间的普及，可说是在中国古代服装史中，继“胡服骑射”后，传统汉服与北方异族服饰的第二次交融，也是汉族文明与北方少数民族文明的第二次交汇。然而不同的是，“胡服骑射”是汉服对胡服的主动吸收接受，胡服被动传入，即汉服向胡服主动靠拢。而“袴褶”的普及却是胡人主动接受自己的传统服饰被“汉式改良”，即胡服向汉服主动靠拢。
这次交汇与融合在深度和广度上可以说远超前次。在深度上，袴褶的形制一直延续到唐代，成为唐代大驾卤簿的原型。在广度上，袴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上至汉族与鲜卑族文武官员，下至汉族与鲜卑族士庶百姓所普遍穿用的常服。
2.2汉族的自愿接受
北魏孝文帝的服饰汉化改革不仅使鲜卑族接受了汉魏冠冕制度，改良了其传统着装习俗，从而向汉族着装靠拢。同时，由于胡服的实用性等特点，汉族人民也乐于接受。
在款式上，南朝一改袴褶北方少数民族左祍小袖、小口裤的特征，而成为右衽宽肥大袖、大口裤。下裤的肥大程度近似于汉服中传统的上衣下裳中的“下裳”。在吕思勉的《两晋南北朝史》有证实：“（袴褶）盖胡人之服。中国易其左祍为右衽，又改其制若中国之袍，而特袭其短身，胡人之褶盖小袖，中国则易为广袖也。必广袖者，古以侈袂为贵，且中国不如胡中之寒，无取乎小袖也。”[11]也就是说，汉族官员在接受袴褶时，一方面保留了它的实用特性，另一方面又对它进行了汉式的改良，使它更符合中国传统服饰“以侈为美”的审美风尚。同时由于加肥了裤子的宽度，使下袴看起来很像下裳，这里又透露出古人“尊古”的思想。
从这点看，孝文帝改革为胡服在汉族人民中的广泛传播起到了一个助推作用，而非决定性作用。因为，就古代服装的流行传播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除了政策推广，还有就是人们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需求，最终选择自己所需服装，即服装的自发演化与流行传播。这种演化与传播受政令推广与政策的实施影响极小，甚至完全不受影响。因此，可以说“袴褶”的流行是政令推动与自发演化的双重结果。
3以“袴褶”为代表的上衣下裤形制在
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其实上衣下裤这种着装形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被赵武灵王引入中原，称之为“胡服”，《战国策·赵策》有“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的记载。但那时仅是兵士行军作战之服，或社会底层人民的劳作之服。封建贵族是不得将这种“短衣短裤”露在外面穿着的，否则会被视作羞耻之行为，还要在裤之外加着裙。东周时期这种北方胡人之常服并未在传统华夏汉服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受传统儒家教育思想至深的汉族统治者包括普通百姓对这种来自北方边疆地区的异族服饰是拒绝，甚至排斥的，因此这种上衣下裤的着装方式并未在社会上得到普遍的认可与大面积的推广。
直到南北朝时期，有一种叫做“袴褶”的服饰得到大面积的普及，这种上衣下裤的着装形式才广泛被汉族人民所接受，从军戎服饰逐渐转变为日常服饰加以穿用。其实质是继上衣下裳、上下连属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又新增加了一种着装方式，即“上衣下裤”。这种上衣下裤的着装方式之所以在战国、秦汉之际被汉族人民所排斥而在南北朝时得到大面积推广和接受，笔者分析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3.1政令推动
北魏孝文帝将都城迁往洛阳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服饰汉化”是改革中的重要部分，也即原来的鲜卑服饰通过改革具有了许多汉族服饰特征，如大袖、大裤口、整体宽松等。这是自上而下的、通过政令实施的一种主观推广行为，也是鲜卑服饰向汉族服饰主动靠拢的一次改革。这样，为汉族人民的普遍接受提供了客观条件。
3.2政治环境宽松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政治动荡不安，环境混乱，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无暇顾及政令的统一、服制的规范，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客观上，對异族服饰的悄然涌入也只能被动接受。
3.3“袴褶”实用性
时局动荡不安，战乱频繁，“袴褶”的轻便实用性较汉魏“褒衣博带”的袍衫更可以适应随时可能到来的转徙、迁移、战乱的躲避等。
3.4求变的服饰心理
动荡的社会洪流，也激发着人们在服饰上求新、求变的心理欲望。
3.5自发流行
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深衣”类礼制服饰的实用性产生了质疑，而对于更加舒适合体，便于生产生活劳动的服装产生了实际需求。这也表明，长期以来受传统礼教束缚与捆绑的人们，欲挣脱其束缚的迫切愿望与决心。这是对上衣下裤穿用形制一种主动接受，也是一种自发性的流行传播行为。最终，人们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需求，在或“汉化”或“胡化”错综复杂的过程中，选择了更具功能性的“胡化”。
3.6气候环境变化
鲜卑族由东北、内蒙故地迁居中原，东北、内蒙古地区多风沙、冬季漫长寒冷，中原地区相对气候温润，四季温差相对较小。环境因素的改变为原本窄袖紧身变成宽袖阔腿提供了客观条件。
3.7坐姿、坐具的改变
中国古代服装与坐姿、坐具的改变和发展有着紧密的关联。魏晋以后，从西域、阿拉伯地区传过来的“马扎儿”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交椅，即高椅。高椅的出现，使得向来以“蔽体为美”汉族传统礼仪，在穿上裤装之后继续成为可能。笔者认为，这也是此时上衣下裤这种着装方式得以流行的另一重要先决条件。
4结语
通过对“袴褶”词源所指和后世注疏及所指之物的考辨，发现颜师古所注“袴褶”并非《急就篇》中“袴褶”所指本义，其是通过对魏晋“袴褶”形制的理解附会出其意。可以说，自魏晋，人们开始用“袴褶”代指自战国“胡服骑射”以来引入中原的“上衣下裤”服装形制。
袴褶服穿着的普遍性主要表现在其穿着人群从鲜卑族扩大到汉族士庶、官员，甚至皇帝阶层。同时，汉族根据“尊古”的思想对其进行了“汉式改良”，使其看上去更像是汉族的“上衣下裳”形制。改良后的形制同时被广大鲜卑族官员穿用。“袴褶”成为了鲜卑胡服与汉服之间向对方相互靠拢的“折衷体”，是汉族文明与北方少数民族文明的第二次交汇。可以说，“袴褶”的流行是政令推动与自发演化的双重结果。中国古代服饰史中，汉族服饰与少数民族服饰的融合始终是服装发展史的主旋律，“袴褶”的流行与推广是一次民族服饰元素之间相互融合，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的例证。以袴褶为代表的上衣下裤形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有孝文帝汉化改革政策、时局动荡下对胡服的被动接受、袴褶的实用性、人们求变的服饰心理、自发性的流行传播动机、环境改变的客观因素、坐姿和坐具的改变等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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