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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新帝国主义以“仁慈的帝国”面目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体制，妄图重建新世界秩序，并以反恐为名推行先发制人、政权更迭和单边主义政策，建立了军事、经济、技术和制度霸权。然而，正如罗马帝国最终要走向衰亡一样，美国的霸权也必将如泡沫一般破灭。
新帝国论的出炉
“9·11”事件之后，帝国主义又死灰复燃，在西方世界再度流行起来，美国毫不隐晦地声称自己是当今世界的“唯一帝国”，并冠之以时髦名词：“新帝国主义”。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在一本名为《世界秩序重建》的书中指出：为了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美英等国应确立以军事干预手段介入世界任何角落的“新帝国主义”政策。“要使落后国家的文明和统治获得新生，就需要新的殖民政策。”新帝国论者认为殖民不是一个利益问题，而是一种义务。无论对整个民族还是对个人来说，殖民都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一种将自己从上天获得的力量和好处扩大到全人类的责任。殖民之所以必须进行，因为殖民是大国所肩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之一。
新帝国论者还认为，今天的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的“唯一帝国”，而且也和“古罗马帝国”一样，是跨越千年的“最后的帝国”。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自豪地声称：美国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新帝国论的核心内容在布什主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阐释。它的主要原则就是先发制人、政权更迭和单边主义。新帝国论者似乎对世界和人类的未来怀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仿佛是上帝委派美国来到世间拯救人类的疾苦，打击他们认为的“邪恶国家”和“无赖国家”，解放他们认为是第四世界的“失败国家”，让他们都过上像美国一样的富裕生活。正如小布什总统在伊拉克战争发动后对伊拉克人民宣扬的那样“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我们将给你们带来自由、民主和繁荣!”而当美国的“精确制导”导弹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上空降临到无辜百姓头上时，所谓的“仁慈的帝国”的美丽谎言就被撕得粉碎。正如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嘲讽的那样：伊拉克人民不需要“战斧式”巡航导弹送去的民主和自由。新帝国主义具有强烈的现代主义特征，它所追求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占领和明目张胆的掠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政权的更替，通过在那些被征服国家重建的傀儡政权，兜售美国的理念，推行其政治和经济自由化，以达到操纵和控制世界的目的。它的显著特征，就是打着维护民主、人权和自由的旗帜，彻底否定民主、人权和自由，否定民族自决和主权平等原则，为以美国式“自由民主”体制重建世界秩序，打开“合法”的方便之门。
新帝国论的成因
“新帝国论”的出炉，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从历史上看，自从《独立宣言》发表以来，差不多每隔一代人就发生一次战争。每次战争之后，美国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因此，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战争能带来好处的心理预期和思维惯性，其“战争情结”挥之不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世纪末同西班牙进行战争的时候说：“我们确实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那么必须要有勇气追求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发挥伟大的作用，我们不应逃避重大事件。我们不能像那些小气的人，整天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对于涉及我们利益的最重要的事情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样的一种政策会导致我们衰落。因为在我们民族的利益不断扩大，在接触中彼此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在国境之外行使我们的权力，我们就不能作为贸易大国和海洋大国进行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脱颖而出，成为列强中的新贵，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把美国打造成一个经济巨无霸；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并没将美国“拖垮”，相反，美国成了冷战的胜利者。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使美国国力进入新一轮的扩张期，这种反差与俄罗斯的衰落、欧洲和日本的蹒跚不前形成鲜明对比。
新帝国主义的霸权表现
德国左翼经济学教授汉斯格奥尔格·科内特认为：“最近世界结构中，非常突出的、划时代的、而且产生大量后果的特征就是美国的最高权力、即霸权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紧接着就是冷战、他们带来了第一个霸权势力——美国”，“两极格局的终结则成为美国世界政治霸权的起点”。
2001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一开始就提出了“我们的最佳防御是有效的进攻”的理念。布什说：“在这个世界里，通往和平与安全的唯一道路就是军事行动的道路。”在军事领域，美国2003年的国防支出超过了位于其后的15—20个国家军费的总和。五角大楼的数字表明，美国的军事存在或多或少遍布联合国190个会员国中的132个国家。因此，美国更像古罗马帝国，在全球每一个角落都有驻军。美国同时还具有任何大国难以望其项背的综合国力，无论是与紧随其后的几个最富有的大国相比还是与全球其他所有国家的经济总和相比，美国都牢牢占据着世界经济霸主地位。
冷战结束以后，1991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1993年干涉索马里、1993年至1995年干涉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1999年轰炸塞尔维亚的战争以及1998年至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都表明了美国企图以战争获利和称霸的野心，也说明布什主义不是单纯的理论说教，它还要付诸于实践。伊拉克战争更是给整个世界都上了一堂课。在“9·11”调查报告中，伊朗成为美国“下一场战争的箭靶”。
新帝国主义的必然归宿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警告说：“霸权的断然主张者有一种危险，即他们的对外政策总是不停地加速，没有刹车的时候。他们只聚焦于单极和霸权，过分夸大了美国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为实现其追求结果的能力之极限。”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乔治·索罗斯指出，“美国正在犯这样的错误，因为我们的国家正掌握在一群极端主义分子手中，他们强烈的使命感与他们处事方式上的刚愎自用密切结合。由于滥用美国的优势地位，极端主义分子正在把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衰弱，而不是更加强大”，“当我听到布什总统说：‘要么你和我们站在一边，要么你就和恐怖主义分子站在一边’的时候，我仿佛听到警钟的鸣声”，“我发现，追求美国的世界霸权的过程和股票市场上常见的盛衰循环的消涨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泡沫已经破灭了”。德国政治评论家约瑟夫·约菲指出：“历史告诉我们，霸权国总是招致自我终结。排名第二、三、四名的世界强国将会组建对抗性联盟并策划击败它的阴谋。这在拿破仑身上得到了应验”，“霸权招致更为强大的反霸权力量，这是世界政治的最古老的规则”。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说：“沉醉于滥用强权始终是美国面临的第一大挑战。如果被傲慢和自负冲昏头脑，那么，它就很快会在帝国的过度扩张中不可避免地衰落”。无论从政治角度、军事角度还是经济角度，美国在全世界单打独斗都极不明智。
20世纪后期美国凌驾全球的霸权是不争的事实。苏联解体后，美国的霸权主义更是有恃无恐。保罗·肯尼迪对此评价道“无论是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菲利普二世时期的西班牙还是查理曼帝国，甚至连罗马帝国都无法同目前的美国相比。世界各国实力差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悬殊。”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在《针对美国的软抗衡》一文中指出：“布什总统国家安全新战略的最大后果是，各主要国家对今后美国的反应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各国会努力抗衡高高在上的国家。在近期内，区域大国不太可能采取传统的硬抗衡措施，如加强军备、缔结作战联盟和向美国的对手转让军事技术。各主要国家都会采取软抗衡的措施，阻挠和破坏美国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军事政策。利用国际机构、经济政策和外交安排进行软抗衡，已然是各国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的一个显著特征”。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任何帝国都难以回避“从起点到途中再到结束”的发展道路，帝国的凯歌往往就是它的挽歌，美国也绝不会例外。
(本文责任编辑：卜卫东)
新帝国论的出炉
“9·11”事件之后，帝国主义又死灰复燃，在西方世界再度流行起来，美国毫不隐晦地声称自己是当今世界的“唯一帝国”，并冠之以时髦名词：“新帝国主义”。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在一本名为《世界秩序重建》的书中指出：为了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美英等国应确立以军事干预手段介入世界任何角落的“新帝国主义”政策。“要使落后国家的文明和统治获得新生，就需要新的殖民政策。”新帝国论者认为殖民不是一个利益问题，而是一种义务。无论对整个民族还是对个人来说，殖民都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一种将自己从上天获得的力量和好处扩大到全人类的责任。殖民之所以必须进行，因为殖民是大国所肩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之一。
新帝国论者还认为，今天的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的“唯一帝国”，而且也和“古罗马帝国”一样，是跨越千年的“最后的帝国”。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自豪地声称：美国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新帝国论的核心内容在布什主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阐释。它的主要原则就是先发制人、政权更迭和单边主义。新帝国论者似乎对世界和人类的未来怀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仿佛是上帝委派美国来到世间拯救人类的疾苦，打击他们认为的“邪恶国家”和“无赖国家”，解放他们认为是第四世界的“失败国家”，让他们都过上像美国一样的富裕生活。正如小布什总统在伊拉克战争发动后对伊拉克人民宣扬的那样“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我们将给你们带来自由、民主和繁荣!”而当美国的“精确制导”导弹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上空降临到无辜百姓头上时，所谓的“仁慈的帝国”的美丽谎言就被撕得粉碎。正如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嘲讽的那样：伊拉克人民不需要“战斧式”巡航导弹送去的民主和自由。新帝国主义具有强烈的现代主义特征，它所追求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占领和明目张胆的掠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政权的更替，通过在那些被征服国家重建的傀儡政权，兜售美国的理念，推行其政治和经济自由化，以达到操纵和控制世界的目的。它的显著特征，就是打着维护民主、人权和自由的旗帜，彻底否定民主、人权和自由，否定民族自决和主权平等原则，为以美国式“自由民主”体制重建世界秩序，打开“合法”的方便之门。
新帝国论的成因
“新帝国论”的出炉，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从历史上看，自从《独立宣言》发表以来，差不多每隔一代人就发生一次战争。每次战争之后，美国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因此，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战争能带来好处的心理预期和思维惯性，其“战争情结”挥之不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世纪末同西班牙进行战争的时候说：“我们确实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那么必须要有勇气追求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发挥伟大的作用，我们不应逃避重大事件。我们不能像那些小气的人，整天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对于涉及我们利益的最重要的事情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样的一种政策会导致我们衰落。因为在我们民族的利益不断扩大，在接触中彼此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在国境之外行使我们的权力，我们就不能作为贸易大国和海洋大国进行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脱颖而出，成为列强中的新贵，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把美国打造成一个经济巨无霸；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并没将美国“拖垮”，相反，美国成了冷战的胜利者。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使美国国力进入新一轮的扩张期，这种反差与俄罗斯的衰落、欧洲和日本的蹒跚不前形成鲜明对比。
新帝国主义的霸权表现
德国左翼经济学教授汉斯格奥尔格·科内特认为：“最近世界结构中，非常突出的、划时代的、而且产生大量后果的特征就是美国的最高权力、即霸权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紧接着就是冷战、他们带来了第一个霸权势力——美国”，“两极格局的终结则成为美国世界政治霸权的起点”。
2001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一开始就提出了“我们的最佳防御是有效的进攻”的理念。布什说：“在这个世界里，通往和平与安全的唯一道路就是军事行动的道路。”在军事领域，美国2003年的国防支出超过了位于其后的15—20个国家军费的总和。五角大楼的数字表明，美国的军事存在或多或少遍布联合国190个会员国中的132个国家。因此，美国更像古罗马帝国，在全球每一个角落都有驻军。美国同时还具有任何大国难以望其项背的综合国力，无论是与紧随其后的几个最富有的大国相比还是与全球其他所有国家的经济总和相比，美国都牢牢占据着世界经济霸主地位。
冷战结束以后，1991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1993年干涉索马里、1993年至1995年干涉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1999年轰炸塞尔维亚的战争以及1998年至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都表明了美国企图以战争获利和称霸的野心，也说明布什主义不是单纯的理论说教，它还要付诸于实践。伊拉克战争更是给整个世界都上了一堂课。在“9·11”调查报告中，伊朗成为美国“下一场战争的箭靶”。
新帝国主义的必然归宿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警告说：“霸权的断然主张者有一种危险，即他们的对外政策总是不停地加速，没有刹车的时候。他们只聚焦于单极和霸权，过分夸大了美国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为实现其追求结果的能力之极限。”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乔治·索罗斯指出，“美国正在犯这样的错误，因为我们的国家正掌握在一群极端主义分子手中，他们强烈的使命感与他们处事方式上的刚愎自用密切结合。由于滥用美国的优势地位，极端主义分子正在把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衰弱，而不是更加强大”，“当我听到布什总统说：‘要么你和我们站在一边，要么你就和恐怖主义分子站在一边’的时候，我仿佛听到警钟的鸣声”，“我发现，追求美国的世界霸权的过程和股票市场上常见的盛衰循环的消涨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泡沫已经破灭了”。德国政治评论家约瑟夫·约菲指出：“历史告诉我们，霸权国总是招致自我终结。排名第二、三、四名的世界强国将会组建对抗性联盟并策划击败它的阴谋。这在拿破仑身上得到了应验”，“霸权招致更为强大的反霸权力量，这是世界政治的最古老的规则”。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说：“沉醉于滥用强权始终是美国面临的第一大挑战。如果被傲慢和自负冲昏头脑，那么，它就很快会在帝国的过度扩张中不可避免地衰落”。无论从政治角度、军事角度还是经济角度，美国在全世界单打独斗都极不明智。
20世纪后期美国凌驾全球的霸权是不争的事实。苏联解体后，美国的霸权主义更是有恃无恐。保罗·肯尼迪对此评价道“无论是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菲利普二世时期的西班牙还是查理曼帝国，甚至连罗马帝国都无法同目前的美国相比。世界各国实力差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悬殊。”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在《针对美国的软抗衡》一文中指出：“布什总统国家安全新战略的最大后果是，各主要国家对今后美国的反应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各国会努力抗衡高高在上的国家。在近期内，区域大国不太可能采取传统的硬抗衡措施，如加强军备、缔结作战联盟和向美国的对手转让军事技术。各主要国家都会采取软抗衡的措施，阻挠和破坏美国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军事政策。利用国际机构、经济政策和外交安排进行软抗衡，已然是各国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的一个显著特征”。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任何帝国都难以回避“从起点到途中再到结束”的发展道路，帝国的凯歌往往就是它的挽歌，美国也绝不会例外。
(本文责任编辑：卜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