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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代诗人张登作品误入《全宋诗》所收南宋诗人张登。经考证，南宋张登《朱槿花》以及断句“孤高齐帝石，潇洒晋亭峰”均是误收唐代诗人张登的诗，而《全唐诗补遗》所收张登的《洞石岩》以及《全宋诗》张登的《洞石岩》都是误载。笔者重新考订南宋张登的生平事迹，对《全宋诗》张登小传进行订补，并对唐代张登卒年提出疑问。
关键词： 张登 互见 小传订补
唐宋有许多同名诗人，《全唐诗》、《全宋诗》所收作品也经常互相窜入重出，前人论之甚详，但亦有不少小缺漏。唐圭璋先生说：“词篇流传，常有互见，不辨真伪，易滋混乱，述互见考，使学者实事求是，明白真相，不致沿讹袭谬，厚诬古人。”[1]可见这项工作的意义所在。
唐代张登《小雪日戏题绝句》：“甲子徒推小雪天，刺梧犹绿槿花然。融和长养无时歇，却是炎洲雨露偏。”（《全唐诗》卷三一三）这首诗误入《全宋诗》卷一九四六，题为南宋张登所作，并且诗题改为《朱槿花》。按此诗不独专咏朱槿花，诗人在这首诗中是以游戏的态度，揶揄了制定二十四节气的徒劳无功，因为在岭南之地（诗人曾被贬漳州）小雪节气并不下雪，刺桐花和朱槿花都是翠绿如初、红艳依旧，说好的雪也只是小雨飘扬。《全宋诗》编者注此诗录自宋代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卷二十，盖失之考订也。另外，同卷所收断句“孤高齐帝右，潇洒晋亭峰。”编者注引自宋代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二，也是误收唐代张登的，而且已经有论者指出。但是他写道：“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10张登诗：‘孤高齐帝石，潇洒晋亭峰。漳州悲远道，地理极东瓯。境旷穷山外，城标涨海头。’据此可补《全唐诗》之阙句。”[2]“石”可改“右”之讹，但他把它视为一首诗，显然不符合诗歌格律。因此，“孤高齐帝石，潇洒晋亭峰”仍为唐代张登一个断句，而“漳州悲远道，地理极东瓯。境旷穷山外，城标涨海头”则另成一五绝。此诗在陈尚君辑校的《全唐诗补编》第三编《全唐诗续补遗》卷五已有收录。[3]兹不赘述。
南宋诗人张登，《全宋诗》小传云：“张登，福唐（今福建福清）人。高宗绍兴十八年（一一四八）特奏名，知南安县（《福建通志》卷二三、三四）。后以左朝请郎知南恩州。有集六卷（《宋史》卷二〇八），已佚。事见《广东通志·金石略》一二。今录诗三首。”[4]按，《福建通志》实有两个张登，一个是建炎二年（1128年）李易榜的张登，一个是绍兴十八年（1148年）王佐榜的（下面注曰：俱晋江人）。晋江今属福建泉州。据清代阮元所编《广东通志》：“《留题熙春亭》诗刻于辛巳重阳，即绍兴三十一年秋（1161年），诗下署名为‘左朝请郎知南恩州事福唐张登’。”[5]故此张登非高宗绍兴十八年特奏名，应为建炎二年登榜之张登。《（淳熙）三山志》卷二十八：“张登，字明终，永福人（今福州永福县）。”《（乾隆）福州府志》卷三十六著录：“张登，字明远。”明终当为明远之讹。而永福县和福唐县是有区别的。张登自称“福唐张登”，福清县，天宝元年改为福唐，宋代之后均称福清。由此可知，张登用的是古地名，但他是福州人（永福和福清俱属福州）则是可以肯定的。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记：“（绍兴三年五月）己卯，湖南宣谕薛徽言上左承议郎通判永州刘延年、祁阳令张登治状。上问：‘延年何如人？’辅臣皆言不识。上曰：‘古人求贤如不及，然人故未易知，虽圣人犹难之。大臣既不识，何由知其贤否？通判非如县令之不可数易也。’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61]绍兴三年为1133年，此时还为祁阳（今属湖南永州）令张登由于政绩斐然，被宋高宗钦点升官。宋代薛季宣的《浪语集》对张登在祁阳的治理业绩记载得很详细，其在卷三十三中写道：“祁阳令张登治最一路，继禇积弊政之后，兵火之余。登安集流离，首与民约如是，而催科如是。差役善良者处以是道，强猾者治以是法。民始疑而易之，三月而信之，五月而安之。曹成受降而来，一邑震恐。登从容措画，不扰而济。大兵之后，四政浑杀。登刻意穷究，推割分明。吏畏其强，民怀其惠。”张登治政的方法，为人的性格，于此均可见一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记：“（绍兴六年冬十月）戊申，上谓大臣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至夜分方寝，奏报到，又辄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赵鼎曰：‘致陛下忧劳如此，臣等之罪也。’左从事郎张登特改左承事郎。登以荐对，而有是命。”[7]于此可知，绍兴三年（1133年）张登从祁阳令加秩为左从事郎，而后又因荐对，在绍兴六年（1136年）被擢拨为左承事郎。又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三“利害”条记载道：“朝廷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儒。绍兴间，张登为尤溪宰，视事之日，请邑之耆老人士相见。首问天字以何字对，皆曰地。又问日字以何字对，皆曰月。又问利字以何字对，皆曰害。张曰：‘误矣。今只知以利对害，便只管要寻利去。人人寻利，其间多少事。利只当以义字对。’因详言义利之辨，一揖而退。”[8]《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二载有此事，下面还说明张登是永福人。可见，张登在1136到1161年之间还曾当过尤溪县县令。这则轶事也可以看出张登的理学信仰和他的一些思想主张。从《留题熙春亭》的作年与署名，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张登以左朝请郎知南恩州（今广东阳江）。据《宋史·职官志》记载，朝请郎是属于“文散官，正七上”，为文臣京朝官三十阶之第二十阶，“三朝郎”之一。
至此，南宋福州文人张登一生仕宦大致有个脉络。而《全宋诗》里小传根据《宋史·艺文志》说南宋张登“有集六卷”，则是误把唐代张登与宋代张登混为一谈。《宋史·艺文志》云：“《张登集》六卷。”观其前后，皆是唐人集子，此《张登集》为唐人著作，不辩自明。
陈尚君辑校的《全唐诗补编》第三编《全唐诗续补遗》卷五“张登”条，有《洞石岩》一首，诗云：“山断开元蝎，龛留大业僧。七年驰便路，三蹑石梯层。”下面注曰：“《永乐大典》九七六四‘岩’字韵引《恩平志》。”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卷五“张登”条引此诗后说：“诗题原注：‘在广东肇庆府阳江县。’或登曾至广州岭南幕任职七年，但未详何时。”按《全唐文》卷四九三载权德舆《唐故漳州刺史张君集序》：“（张登）始以巾褐辟，历卫佐、廷尉平、监察御史，罢去家居。以荐延改河南士曹掾，满岁，计相表为殿中侍御史，董赋於江南。无何，授漳州刺史，居七年，坐公事受劾，吏议侵诬，胸臆约结，感疾不起。”如果张登在岭南待了七年，权德舆记载张登一生行状，应该不至于疏漏。所以，不能因为此诗而去推断唐代张登到过岭南。而根据前面的考证，这首诗则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宋代张登所作，因为他当过南恩州（今广东阳江）的知州，有可能游历过这里。今人所编的《全宋诗》卷一九四六“张登”条也收录这首诗，所引出处都是《永乐大典》这一条。 但是，《全宋诗》卷九〇九所收北宋人许彦先《再游阳春通真岩》一诗，与《洞石岩》只换了几个字，意思基本一样。诗云：“壁倚乾宁碣，龛笼大业僧。七年驰使路，两蹑石梯层。”[9]编者是从民国《始兴县志》卷九《金石略》摘引下来。在《始兴县志》卷九，诗的后面还有一段注释：“转运副使许彦先熙宁丁巳孟夏再游阳春通真岩。阮氏《通志》按云诗刻在阳春铜石岩。”[10]通真岩、洞石岩都是一个地方，在现在的广东阳江市。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十八：“峒石山。在阳春岩石幽邃内，有古佛像。咸平二年诏赐太宗皇帝御书藏于石室。胡铨有诗。···三妹山。刘三妹，春州人，坐于岩石之上，因名。”[11]隋唐时为铜石岩、德惠寺，又名“刘三妹歌台”。刘三妹一事，清代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卷八记载颇详细，可参考。岩内至今仍保存着传歌台和刘三姐祖父的陵墓，也有宋真宗御赐“通真”二字。观岩壁上如今尚保存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广东转运使祖无择题名、广东转运副使许彦先题诗及明清文人的摩岩石刻20题。北宋许彦先的《再游阳春通真岩》即是其一，诗刻于熙宁十年（1077年）。而宋代张登为南恩州知州是在南宋1159年之后，与北宋许彦先题诗相距八十余年。我们早已排除了唐代的张登（无广东之游历，是后人张冠李戴），也可因此推断《洞石岩》一诗不是南宋张登所作，或者是他窜改许彦先之作（应不至于此）。此诗误入唐、宋张登之名都是地方志《恩平志》的误载。王国维先生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12]由于《全唐诗》或《全宋诗》的编撰和辑补很多都需要依靠地方志来收录诗歌，这种引用纸上文献很容易造成舛误，更别说那些张冠李戴的粗心大意，所以一有“地下之文献”，比如摩崖石刻，我们就要实地验证，加以利用，才不至于“厚诬古人”。
如上，南宋张登的《全宋诗》小传，可订补为：张登，字明远，福建福州人。建炎二年戊申（1128年）李易榜。绍兴三年（1133年）因治状，由祁阳（今属湖南永州）令加秩为左从事郎，又因荐对，在绍兴六年（1136年）被擢拨为左承事郎。此后还担任过尤溪县（今属福建三明市）县令。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又以左朝请郎知南恩州（今广东阳江）。现存诗一首。
关于唐代张登的卒年。《唐才子传校笺》云：“据前所考，登于元和二年‘受劾’，因胸臆约结，感疾不起而卒。由是推测，登当卒于元和三年（808年），或稍后。”这与《册府元龟》所记不同。书中“贪渎”条载：“张登为漳州刺史，贞元十七年，死于州狱。登暴佷贪冒，擅赋百姓，没买州人为婢者三十人，奸乱裨将家财非一，其不堪有缢死者。部人蔡化诉于阙下，诏命就鞫，遂幽死。”[13]这些罪状应该都是张登受劾的罪名，但考之张登贞元十七年尚为侍御史，有刘禹锡诗歌为证，张登卒年仅凭《册府元龟》这条孤证，尚难以推翻前面的元和三年，故录之以备后考。
参考文献：
[1]唐圭璋.宋词四考[M].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374.
[2]韩震军.《全宋诗》误收同姓名唐人诗文举证（二）[J].江海学刊，2010（1）：182。
[3]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第三编[M].中华书局，1992：383.
[4]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34册[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1760.
[5]（清）阮元.广东通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82.
[6]（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中华书局，1956：1128.
[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中华书局，1956：1724.
[8]（宋）罗大经.鹤林玉露[M].中华书局，1983：50.
[9]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16册[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0692.
[10]（民国）陈及时纂修.始兴县志[M].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十五年刊本：869.
[11]（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M].中华书局，1992：3066.
[12]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2-3.
[13]（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第8册[M].凤凰出版社，2006：8089.
关键词： 张登 互见 小传订补
唐宋有许多同名诗人，《全唐诗》、《全宋诗》所收作品也经常互相窜入重出，前人论之甚详，但亦有不少小缺漏。唐圭璋先生说：“词篇流传，常有互见，不辨真伪，易滋混乱，述互见考，使学者实事求是，明白真相，不致沿讹袭谬，厚诬古人。”[1]可见这项工作的意义所在。
唐代张登《小雪日戏题绝句》：“甲子徒推小雪天，刺梧犹绿槿花然。融和长养无时歇，却是炎洲雨露偏。”（《全唐诗》卷三一三）这首诗误入《全宋诗》卷一九四六，题为南宋张登所作，并且诗题改为《朱槿花》。按此诗不独专咏朱槿花，诗人在这首诗中是以游戏的态度，揶揄了制定二十四节气的徒劳无功，因为在岭南之地（诗人曾被贬漳州）小雪节气并不下雪，刺桐花和朱槿花都是翠绿如初、红艳依旧，说好的雪也只是小雨飘扬。《全宋诗》编者注此诗录自宋代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卷二十，盖失之考订也。另外，同卷所收断句“孤高齐帝右，潇洒晋亭峰。”编者注引自宋代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二，也是误收唐代张登的，而且已经有论者指出。但是他写道：“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10张登诗：‘孤高齐帝石，潇洒晋亭峰。漳州悲远道，地理极东瓯。境旷穷山外，城标涨海头。’据此可补《全唐诗》之阙句。”[2]“石”可改“右”之讹，但他把它视为一首诗，显然不符合诗歌格律。因此，“孤高齐帝石，潇洒晋亭峰”仍为唐代张登一个断句，而“漳州悲远道，地理极东瓯。境旷穷山外，城标涨海头”则另成一五绝。此诗在陈尚君辑校的《全唐诗补编》第三编《全唐诗续补遗》卷五已有收录。[3]兹不赘述。
南宋诗人张登，《全宋诗》小传云：“张登，福唐（今福建福清）人。高宗绍兴十八年（一一四八）特奏名，知南安县（《福建通志》卷二三、三四）。后以左朝请郎知南恩州。有集六卷（《宋史》卷二〇八），已佚。事见《广东通志·金石略》一二。今录诗三首。”[4]按，《福建通志》实有两个张登，一个是建炎二年（1128年）李易榜的张登，一个是绍兴十八年（1148年）王佐榜的（下面注曰：俱晋江人）。晋江今属福建泉州。据清代阮元所编《广东通志》：“《留题熙春亭》诗刻于辛巳重阳，即绍兴三十一年秋（1161年），诗下署名为‘左朝请郎知南恩州事福唐张登’。”[5]故此张登非高宗绍兴十八年特奏名，应为建炎二年登榜之张登。《（淳熙）三山志》卷二十八：“张登，字明终，永福人（今福州永福县）。”《（乾隆）福州府志》卷三十六著录：“张登，字明远。”明终当为明远之讹。而永福县和福唐县是有区别的。张登自称“福唐张登”，福清县，天宝元年改为福唐，宋代之后均称福清。由此可知，张登用的是古地名，但他是福州人（永福和福清俱属福州）则是可以肯定的。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记：“（绍兴三年五月）己卯，湖南宣谕薛徽言上左承议郎通判永州刘延年、祁阳令张登治状。上问：‘延年何如人？’辅臣皆言不识。上曰：‘古人求贤如不及，然人故未易知，虽圣人犹难之。大臣既不识，何由知其贤否？通判非如县令之不可数易也。’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61]绍兴三年为1133年，此时还为祁阳（今属湖南永州）令张登由于政绩斐然，被宋高宗钦点升官。宋代薛季宣的《浪语集》对张登在祁阳的治理业绩记载得很详细，其在卷三十三中写道：“祁阳令张登治最一路，继禇积弊政之后，兵火之余。登安集流离，首与民约如是，而催科如是。差役善良者处以是道，强猾者治以是法。民始疑而易之，三月而信之，五月而安之。曹成受降而来，一邑震恐。登从容措画，不扰而济。大兵之后，四政浑杀。登刻意穷究，推割分明。吏畏其强，民怀其惠。”张登治政的方法，为人的性格，于此均可见一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记：“（绍兴六年冬十月）戊申，上谓大臣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至夜分方寝，奏报到，又辄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赵鼎曰：‘致陛下忧劳如此，臣等之罪也。’左从事郎张登特改左承事郎。登以荐对，而有是命。”[7]于此可知，绍兴三年（1133年）张登从祁阳令加秩为左从事郎，而后又因荐对，在绍兴六年（1136年）被擢拨为左承事郎。又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三“利害”条记载道：“朝廷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儒。绍兴间，张登为尤溪宰，视事之日，请邑之耆老人士相见。首问天字以何字对，皆曰地。又问日字以何字对，皆曰月。又问利字以何字对，皆曰害。张曰：‘误矣。今只知以利对害，便只管要寻利去。人人寻利，其间多少事。利只当以义字对。’因详言义利之辨，一揖而退。”[8]《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二载有此事，下面还说明张登是永福人。可见，张登在1136到1161年之间还曾当过尤溪县县令。这则轶事也可以看出张登的理学信仰和他的一些思想主张。从《留题熙春亭》的作年与署名，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张登以左朝请郎知南恩州（今广东阳江）。据《宋史·职官志》记载，朝请郎是属于“文散官，正七上”，为文臣京朝官三十阶之第二十阶，“三朝郎”之一。
至此，南宋福州文人张登一生仕宦大致有个脉络。而《全宋诗》里小传根据《宋史·艺文志》说南宋张登“有集六卷”，则是误把唐代张登与宋代张登混为一谈。《宋史·艺文志》云：“《张登集》六卷。”观其前后，皆是唐人集子，此《张登集》为唐人著作，不辩自明。
陈尚君辑校的《全唐诗补编》第三编《全唐诗续补遗》卷五“张登”条，有《洞石岩》一首，诗云：“山断开元蝎，龛留大业僧。七年驰便路，三蹑石梯层。”下面注曰：“《永乐大典》九七六四‘岩’字韵引《恩平志》。”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卷五“张登”条引此诗后说：“诗题原注：‘在广东肇庆府阳江县。’或登曾至广州岭南幕任职七年，但未详何时。”按《全唐文》卷四九三载权德舆《唐故漳州刺史张君集序》：“（张登）始以巾褐辟，历卫佐、廷尉平、监察御史，罢去家居。以荐延改河南士曹掾，满岁，计相表为殿中侍御史，董赋於江南。无何，授漳州刺史，居七年，坐公事受劾，吏议侵诬，胸臆约结，感疾不起。”如果张登在岭南待了七年，权德舆记载张登一生行状，应该不至于疏漏。所以，不能因为此诗而去推断唐代张登到过岭南。而根据前面的考证，这首诗则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宋代张登所作，因为他当过南恩州（今广东阳江）的知州，有可能游历过这里。今人所编的《全宋诗》卷一九四六“张登”条也收录这首诗，所引出处都是《永乐大典》这一条。 但是，《全宋诗》卷九〇九所收北宋人许彦先《再游阳春通真岩》一诗，与《洞石岩》只换了几个字，意思基本一样。诗云：“壁倚乾宁碣，龛笼大业僧。七年驰使路，两蹑石梯层。”[9]编者是从民国《始兴县志》卷九《金石略》摘引下来。在《始兴县志》卷九，诗的后面还有一段注释：“转运副使许彦先熙宁丁巳孟夏再游阳春通真岩。阮氏《通志》按云诗刻在阳春铜石岩。”[10]通真岩、洞石岩都是一个地方，在现在的广东阳江市。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十八：“峒石山。在阳春岩石幽邃内，有古佛像。咸平二年诏赐太宗皇帝御书藏于石室。胡铨有诗。···三妹山。刘三妹，春州人，坐于岩石之上，因名。”[11]隋唐时为铜石岩、德惠寺，又名“刘三妹歌台”。刘三妹一事，清代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卷八记载颇详细，可参考。岩内至今仍保存着传歌台和刘三姐祖父的陵墓，也有宋真宗御赐“通真”二字。观岩壁上如今尚保存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广东转运使祖无择题名、广东转运副使许彦先题诗及明清文人的摩岩石刻20题。北宋许彦先的《再游阳春通真岩》即是其一，诗刻于熙宁十年（1077年）。而宋代张登为南恩州知州是在南宋1159年之后，与北宋许彦先题诗相距八十余年。我们早已排除了唐代的张登（无广东之游历，是后人张冠李戴），也可因此推断《洞石岩》一诗不是南宋张登所作，或者是他窜改许彦先之作（应不至于此）。此诗误入唐、宋张登之名都是地方志《恩平志》的误载。王国维先生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12]由于《全唐诗》或《全宋诗》的编撰和辑补很多都需要依靠地方志来收录诗歌，这种引用纸上文献很容易造成舛误，更别说那些张冠李戴的粗心大意，所以一有“地下之文献”，比如摩崖石刻，我们就要实地验证，加以利用，才不至于“厚诬古人”。
如上，南宋张登的《全宋诗》小传，可订补为：张登，字明远，福建福州人。建炎二年戊申（1128年）李易榜。绍兴三年（1133年）因治状，由祁阳（今属湖南永州）令加秩为左从事郎，又因荐对，在绍兴六年（1136年）被擢拨为左承事郎。此后还担任过尤溪县（今属福建三明市）县令。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又以左朝请郎知南恩州（今广东阳江）。现存诗一首。
关于唐代张登的卒年。《唐才子传校笺》云：“据前所考，登于元和二年‘受劾’，因胸臆约结，感疾不起而卒。由是推测，登当卒于元和三年（808年），或稍后。”这与《册府元龟》所记不同。书中“贪渎”条载：“张登为漳州刺史，贞元十七年，死于州狱。登暴佷贪冒，擅赋百姓，没买州人为婢者三十人，奸乱裨将家财非一，其不堪有缢死者。部人蔡化诉于阙下，诏命就鞫，遂幽死。”[13]这些罪状应该都是张登受劾的罪名，但考之张登贞元十七年尚为侍御史，有刘禹锡诗歌为证，张登卒年仅凭《册府元龟》这条孤证，尚难以推翻前面的元和三年，故录之以备后考。
参考文献：
[1]唐圭璋.宋词四考[M].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374.
[2]韩震军.《全宋诗》误收同姓名唐人诗文举证（二）[J].江海学刊，2010（1）：182。
[3]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第三编[M].中华书局，1992：383.
[4]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34册[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1760.
[5]（清）阮元.广东通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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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16册[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0692.
[10]（民国）陈及时纂修.始兴县志[M].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十五年刊本：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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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第8册[M].凤凰出版社，2006：8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