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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代诗人张登作品误入《全宋诗》所收南宋诗人张登。经考证,南宋张登《朱槿花》以及断句“孤高齐帝石,潇洒晋亭峰”均是误收唐代诗人张登的诗,而《全唐诗补遗》所收张登的《洞石岩》以及《全宋诗》张登的《洞石岩》都是误载。笔者重新考订南宋张登的生平事迹,对《全宋诗》张登小传进行订补,并对唐代张登卒年提出疑问。
关键词: 张登 互见 小传订补
唐宋有许多同名诗人,《全唐诗》、《全宋诗》所收作品也经常互相窜入重出,前人论之甚详,但亦有不少小缺漏。唐圭璋先生说:“词篇流传,常有互见,不辨真伪,易滋混乱,述互见考,使学者实事求是,明白真相,不致沿讹袭谬,厚诬古人。”[1]可见这项工作的意义所在。
唐代张登《小雪日戏题绝句》:“甲子徒推小雪天,刺梧犹绿槿花然。融和长养无时歇,却是炎洲雨露偏。”(《全唐诗》卷三一三)这首诗误入《全宋诗》卷一九四六,题为南宋张登所作,并且诗题改为《朱槿花》。按此诗不独专咏朱槿花,诗人在这首诗中是以游戏的态度,揶揄了制定二十四节气的徒劳无功,因为在岭南之地(诗人曾被贬漳州)小雪节气并不下雪,刺桐花和朱槿花都是翠绿如初、红艳依旧,说好的雪也只是小雨飘扬。《全宋诗》编者注此诗录自宋代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卷二十,盖失之考订也。另外,同卷所收断句“孤高齐帝右,潇洒晋亭峰。”编者注引自宋代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二,也是误收唐代张登的,而且已经有论者指出。但是他写道:“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10张登诗:‘孤高齐帝石,潇洒晋亭峰。漳州悲远道,地理极东瓯。境旷穷山外,城标涨海头。’据此可补《全唐诗》之阙句。”[2]“石”可改“右”之讹,但他把它视为一首诗,显然不符合诗歌格律。因此,“孤高齐帝石,潇洒晋亭峰”仍为唐代张登一个断句,而“漳州悲远道,地理极东瓯。境旷穷山外,城标涨海头”则另成一五绝。此诗在陈尚君辑校的《全唐诗补编》第三编《全唐诗续补遗》卷五已有收录。[3]兹不赘述。
南宋诗人张登,《全宋诗》小传云:“张登,福唐(今福建福清)人。高宗绍兴十八年(一一四八)特奏名,知南安县(《福建通志》卷二三、三四)。后以左朝请郎知南恩州。有集六卷(《宋史》卷二〇八),已佚。事见《广东通志·金石略》一二。今录诗三首。”[4]按,《福建通志》实有两个张登,一个是建炎二年(1128年)李易榜的张登,一个是绍兴十八年(1148年)王佐榜的(下面注曰:俱晋江人)。晋江今属福建泉州。据清代阮元所编《广东通志》:“《留题熙春亭》诗刻于辛巳重阳,即绍兴三十一年秋(1161年),诗下署名为‘左朝请郎知南恩州事福唐张登’。”[5]故此张登非高宗绍兴十八年特奏名,应为建炎二年登榜之张登。《(淳熙)三山志》卷二十八:“张登,字明终,永福人(今福州永福县)。”《(乾隆)福州府志》卷三十六著录:“张登,字明远。”明终当为明远之讹。而永福县和福唐县是有区别的。张登自称“福唐张登”,福清县,天宝元年改为福唐,宋代之后均称福清。由此可知,张登用的是古地名,但他是福州人(永福和福清俱属福州)则是可以肯定的。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记:“(绍兴三年五月)己卯,湖南宣谕薛徽言上左承议郎通判永州刘延年、祁阳令张登治状。上问:‘延年何如人?’辅臣皆言不识。上曰:‘古人求贤如不及,然人故未易知,虽圣人犹难之。大臣既不识,何由知其贤否?通判非如县令之不可数易也。’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61]绍兴三年为1133年,此时还为祁阳(今属湖南永州)令张登由于政绩斐然,被宋高宗钦点升官。宋代薛季宣的《浪语集》对张登在祁阳的治理业绩记载得很详细,其在卷三十三中写道:“祁阳令张登治最一路,继禇积弊政之后,兵火之余。登安集流离,首与民约如是,而催科如是。差役善良者处以是道,强猾者治以是法。民始疑而易之,三月而信之,五月而安之。曹成受降而来,一邑震恐。登从容措画,不扰而济。大兵之后,四政浑杀。登刻意穷究,推割分明。吏畏其强,民怀其惠。”张登治政的方法,为人的性格,于此均可见一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记:“(绍兴六年冬十月)戊申,上谓大臣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至夜分方寝,奏报到,又辄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赵鼎曰:‘致陛下忧劳如此,臣等之罪也。’左从事郎张登特改左承事郎。登以荐对,而有是命。”[7]于此可知,绍兴三年(1133年)张登从祁阳令加秩为左从事郎,而后又因荐对,在绍兴六年(1136年)被擢拨为左承事郎。又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三“利害”条记载道:“朝廷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儒。绍兴间,张登为尤溪宰,视事之日,请邑之耆老人士相见。首问天字以何字对,皆曰地。又问日字以何字对,皆曰月。又问利字以何字对,皆曰害。张曰:‘误矣。今只知以利对害,便只管要寻利去。人人寻利,其间多少事。利只当以义字对。’因详言义利之辨,一揖而退。”[8]《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二载有此事,下面还说明张登是永福人。可见,张登在1136到1161年之间还曾当过尤溪县县令。这则轶事也可以看出张登的理学信仰和他的一些思想主张。从《留题熙春亭》的作年与署名,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张登以左朝请郎知南恩州(今广东阳江)。据《宋史·职官志》记载,朝请郎是属于“文散官,正七上”,为文臣京朝官三十阶之第二十阶,“三朝郎”之一。
至此,南宋福州文人张登一生仕宦大致有个脉络。而《全宋诗》里小传根据《宋史·艺文志》说南宋张登“有集六卷”,则是误把唐代张登与宋代张登混为一谈。《宋史·艺文志》云:“《张登集》六卷。”观其前后,皆是唐人集子,此《张登集》为唐人著作,不辩自明。
陈尚君辑校的《全唐诗补编》第三编《全唐诗续补遗》卷五“张登”条,有《洞石岩》一首,诗云:“山断开元蝎,龛留大业僧。七年驰便路,三蹑石梯层。”下面注曰:“《永乐大典》九七六四‘岩’字韵引《恩平志》。”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卷五“张登”条引此诗后说:“诗题原注:‘在广东肇庆府阳江县。’或登曾至广州岭南幕任职七年,但未详何时。”按《全唐文》卷四九三载权德舆《唐故漳州刺史张君集序》:“(张登)始以巾褐辟,历卫佐、廷尉平、监察御史,罢去家居。以荐延改河南士曹掾,满岁,计相表为殿中侍御史,董赋於江南。无何,授漳州刺史,居七年,坐公事受劾,吏议侵诬,胸臆约结,感疾不起。”如果张登在岭南待了七年,权德舆记载张登一生行状,应该不至于疏漏。所以,不能因为此诗而去推断唐代张登到过岭南。而根据前面的考证,这首诗则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宋代张登所作,因为他当过南恩州(今广东阳江)的知州,有可能游历过这里。今人所编的《全宋诗》卷一九四六“张登”条也收录这首诗,所引出处都是《永乐大典》这一条。 但是,《全宋诗》卷九〇九所收北宋人许彦先《再游阳春通真岩》一诗,与《洞石岩》只换了几个字,意思基本一样。诗云:“壁倚乾宁碣,龛笼大业僧。七年驰使路,两蹑石梯层。”[9]编者是从民国《始兴县志》卷九《金石略》摘引下来。在《始兴县志》卷九,诗的后面还有一段注释:“转运副使许彦先熙宁丁巳孟夏再游阳春通真岩。阮氏《通志》按云诗刻在阳春铜石岩。”[10]通真岩、洞石岩都是一个地方,在现在的广东阳江市。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十八:“峒石山。在阳春岩石幽邃内,有古佛像。咸平二年诏赐太宗皇帝御书藏于石室。胡铨有诗。···三妹山。刘三妹,春州人,坐于岩石之上,因名。”[11]隋唐时为铜石岩、德惠寺,又名“刘三妹歌台”。刘三妹一事,清代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卷八记载颇详细,可参考。岩内至今仍保存着传歌台和刘三姐祖父的陵墓,也有宋真宗御赐“通真”二字。观岩壁上如今尚保存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广东转运使祖无择题名、广东转运副使许彦先题诗及明清文人的摩岩石刻20题。北宋许彦先的《再游阳春通真岩》即是其一,诗刻于熙宁十年(1077年)。而宋代张登为南恩州知州是在南宋1159年之后,与北宋许彦先题诗相距八十余年。我们早已排除了唐代的张登(无广东之游历,是后人张冠李戴),也可因此推断《洞石岩》一诗不是南宋张登所作,或者是他窜改许彦先之作(应不至于此)。此诗误入唐、宋张登之名都是地方志《恩平志》的误载。王国维先生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12]由于《全唐诗》或《全宋诗》的编撰和辑补很多都需要依靠地方志来收录诗歌,这种引用纸上文献很容易造成舛误,更别说那些张冠李戴的粗心大意,所以一有“地下之文献”,比如摩崖石刻,我们就要实地验证,加以利用,才不至于“厚诬古人”。
如上,南宋张登的《全宋诗》小传,可订补为:张登,字明远,福建福州人。建炎二年戊申(1128年)李易榜。绍兴三年(1133年)因治状,由祁阳(今属湖南永州)令加秩为左从事郎,又因荐对,在绍兴六年(1136年)被擢拨为左承事郎。此后还担任过尤溪县(今属福建三明市)县令。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又以左朝请郎知南恩州(今广东阳江)。现存诗一首。
关于唐代张登的卒年。《唐才子传校笺》云:“据前所考,登于元和二年‘受劾’,因胸臆约结,感疾不起而卒。由是推测,登当卒于元和三年(808年),或稍后。”这与《册府元龟》所记不同。书中“贪渎”条载:“张登为漳州刺史,贞元十七年,死于州狱。登暴佷贪冒,擅赋百姓,没买州人为婢者三十人,奸乱裨将家财非一,其不堪有缢死者。部人蔡化诉于阙下,诏命就鞫,遂幽死。”[13]这些罪状应该都是张登受劾的罪名,但考之张登贞元十七年尚为侍御史,有刘禹锡诗歌为证,张登卒年仅凭《册府元龟》这条孤证,尚难以推翻前面的元和三年,故录之以备后考。
参考文献:
[1]唐圭璋.宋词四考[M].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374.
[2]韩震军.《全宋诗》误收同姓名唐人诗文举证(二)[J].江海学刊,2010(1):182。
[3]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第三编[M].中华书局,1992:383.
[4]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34册[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1760.
[5](清)阮元.广东通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82.
[6](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中华书局,1956:1128.
[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中华书局,1956:1724.
[8](宋)罗大经.鹤林玉露[M].中华书局,1983:50.
[9]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16册[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0692.
[10](民国)陈及时纂修.始兴县志[M].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十五年刊本:869.
[11](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M].中华书局,1992:3066.
[12]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2-3.
[13](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第8册[M].凤凰出版社,2006:8089.
关键词: 张登 互见 小传订补
唐宋有许多同名诗人,《全唐诗》、《全宋诗》所收作品也经常互相窜入重出,前人论之甚详,但亦有不少小缺漏。唐圭璋先生说:“词篇流传,常有互见,不辨真伪,易滋混乱,述互见考,使学者实事求是,明白真相,不致沿讹袭谬,厚诬古人。”[1]可见这项工作的意义所在。
唐代张登《小雪日戏题绝句》:“甲子徒推小雪天,刺梧犹绿槿花然。融和长养无时歇,却是炎洲雨露偏。”(《全唐诗》卷三一三)这首诗误入《全宋诗》卷一九四六,题为南宋张登所作,并且诗题改为《朱槿花》。按此诗不独专咏朱槿花,诗人在这首诗中是以游戏的态度,揶揄了制定二十四节气的徒劳无功,因为在岭南之地(诗人曾被贬漳州)小雪节气并不下雪,刺桐花和朱槿花都是翠绿如初、红艳依旧,说好的雪也只是小雨飘扬。《全宋诗》编者注此诗录自宋代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卷二十,盖失之考订也。另外,同卷所收断句“孤高齐帝右,潇洒晋亭峰。”编者注引自宋代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二,也是误收唐代张登的,而且已经有论者指出。但是他写道:“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10张登诗:‘孤高齐帝石,潇洒晋亭峰。漳州悲远道,地理极东瓯。境旷穷山外,城标涨海头。’据此可补《全唐诗》之阙句。”[2]“石”可改“右”之讹,但他把它视为一首诗,显然不符合诗歌格律。因此,“孤高齐帝石,潇洒晋亭峰”仍为唐代张登一个断句,而“漳州悲远道,地理极东瓯。境旷穷山外,城标涨海头”则另成一五绝。此诗在陈尚君辑校的《全唐诗补编》第三编《全唐诗续补遗》卷五已有收录。[3]兹不赘述。
南宋诗人张登,《全宋诗》小传云:“张登,福唐(今福建福清)人。高宗绍兴十八年(一一四八)特奏名,知南安县(《福建通志》卷二三、三四)。后以左朝请郎知南恩州。有集六卷(《宋史》卷二〇八),已佚。事见《广东通志·金石略》一二。今录诗三首。”[4]按,《福建通志》实有两个张登,一个是建炎二年(1128年)李易榜的张登,一个是绍兴十八年(1148年)王佐榜的(下面注曰:俱晋江人)。晋江今属福建泉州。据清代阮元所编《广东通志》:“《留题熙春亭》诗刻于辛巳重阳,即绍兴三十一年秋(1161年),诗下署名为‘左朝请郎知南恩州事福唐张登’。”[5]故此张登非高宗绍兴十八年特奏名,应为建炎二年登榜之张登。《(淳熙)三山志》卷二十八:“张登,字明终,永福人(今福州永福县)。”《(乾隆)福州府志》卷三十六著录:“张登,字明远。”明终当为明远之讹。而永福县和福唐县是有区别的。张登自称“福唐张登”,福清县,天宝元年改为福唐,宋代之后均称福清。由此可知,张登用的是古地名,但他是福州人(永福和福清俱属福州)则是可以肯定的。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记:“(绍兴三年五月)己卯,湖南宣谕薛徽言上左承议郎通判永州刘延年、祁阳令张登治状。上问:‘延年何如人?’辅臣皆言不识。上曰:‘古人求贤如不及,然人故未易知,虽圣人犹难之。大臣既不识,何由知其贤否?通判非如县令之不可数易也。’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61]绍兴三年为1133年,此时还为祁阳(今属湖南永州)令张登由于政绩斐然,被宋高宗钦点升官。宋代薛季宣的《浪语集》对张登在祁阳的治理业绩记载得很详细,其在卷三十三中写道:“祁阳令张登治最一路,继禇积弊政之后,兵火之余。登安集流离,首与民约如是,而催科如是。差役善良者处以是道,强猾者治以是法。民始疑而易之,三月而信之,五月而安之。曹成受降而来,一邑震恐。登从容措画,不扰而济。大兵之后,四政浑杀。登刻意穷究,推割分明。吏畏其强,民怀其惠。”张登治政的方法,为人的性格,于此均可见一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记:“(绍兴六年冬十月)戊申,上谓大臣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至夜分方寝,奏报到,又辄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赵鼎曰:‘致陛下忧劳如此,臣等之罪也。’左从事郎张登特改左承事郎。登以荐对,而有是命。”[7]于此可知,绍兴三年(1133年)张登从祁阳令加秩为左从事郎,而后又因荐对,在绍兴六年(1136年)被擢拨为左承事郎。又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三“利害”条记载道:“朝廷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儒。绍兴间,张登为尤溪宰,视事之日,请邑之耆老人士相见。首问天字以何字对,皆曰地。又问日字以何字对,皆曰月。又问利字以何字对,皆曰害。张曰:‘误矣。今只知以利对害,便只管要寻利去。人人寻利,其间多少事。利只当以义字对。’因详言义利之辨,一揖而退。”[8]《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二载有此事,下面还说明张登是永福人。可见,张登在1136到1161年之间还曾当过尤溪县县令。这则轶事也可以看出张登的理学信仰和他的一些思想主张。从《留题熙春亭》的作年与署名,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张登以左朝请郎知南恩州(今广东阳江)。据《宋史·职官志》记载,朝请郎是属于“文散官,正七上”,为文臣京朝官三十阶之第二十阶,“三朝郎”之一。
至此,南宋福州文人张登一生仕宦大致有个脉络。而《全宋诗》里小传根据《宋史·艺文志》说南宋张登“有集六卷”,则是误把唐代张登与宋代张登混为一谈。《宋史·艺文志》云:“《张登集》六卷。”观其前后,皆是唐人集子,此《张登集》为唐人著作,不辩自明。
陈尚君辑校的《全唐诗补编》第三编《全唐诗续补遗》卷五“张登”条,有《洞石岩》一首,诗云:“山断开元蝎,龛留大业僧。七年驰便路,三蹑石梯层。”下面注曰:“《永乐大典》九七六四‘岩’字韵引《恩平志》。”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卷五“张登”条引此诗后说:“诗题原注:‘在广东肇庆府阳江县。’或登曾至广州岭南幕任职七年,但未详何时。”按《全唐文》卷四九三载权德舆《唐故漳州刺史张君集序》:“(张登)始以巾褐辟,历卫佐、廷尉平、监察御史,罢去家居。以荐延改河南士曹掾,满岁,计相表为殿中侍御史,董赋於江南。无何,授漳州刺史,居七年,坐公事受劾,吏议侵诬,胸臆约结,感疾不起。”如果张登在岭南待了七年,权德舆记载张登一生行状,应该不至于疏漏。所以,不能因为此诗而去推断唐代张登到过岭南。而根据前面的考证,这首诗则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宋代张登所作,因为他当过南恩州(今广东阳江)的知州,有可能游历过这里。今人所编的《全宋诗》卷一九四六“张登”条也收录这首诗,所引出处都是《永乐大典》这一条。 但是,《全宋诗》卷九〇九所收北宋人许彦先《再游阳春通真岩》一诗,与《洞石岩》只换了几个字,意思基本一样。诗云:“壁倚乾宁碣,龛笼大业僧。七年驰使路,两蹑石梯层。”[9]编者是从民国《始兴县志》卷九《金石略》摘引下来。在《始兴县志》卷九,诗的后面还有一段注释:“转运副使许彦先熙宁丁巳孟夏再游阳春通真岩。阮氏《通志》按云诗刻在阳春铜石岩。”[10]通真岩、洞石岩都是一个地方,在现在的广东阳江市。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十八:“峒石山。在阳春岩石幽邃内,有古佛像。咸平二年诏赐太宗皇帝御书藏于石室。胡铨有诗。···三妹山。刘三妹,春州人,坐于岩石之上,因名。”[11]隋唐时为铜石岩、德惠寺,又名“刘三妹歌台”。刘三妹一事,清代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卷八记载颇详细,可参考。岩内至今仍保存着传歌台和刘三姐祖父的陵墓,也有宋真宗御赐“通真”二字。观岩壁上如今尚保存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广东转运使祖无择题名、广东转运副使许彦先题诗及明清文人的摩岩石刻20题。北宋许彦先的《再游阳春通真岩》即是其一,诗刻于熙宁十年(1077年)。而宋代张登为南恩州知州是在南宋1159年之后,与北宋许彦先题诗相距八十余年。我们早已排除了唐代的张登(无广东之游历,是后人张冠李戴),也可因此推断《洞石岩》一诗不是南宋张登所作,或者是他窜改许彦先之作(应不至于此)。此诗误入唐、宋张登之名都是地方志《恩平志》的误载。王国维先生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12]由于《全唐诗》或《全宋诗》的编撰和辑补很多都需要依靠地方志来收录诗歌,这种引用纸上文献很容易造成舛误,更别说那些张冠李戴的粗心大意,所以一有“地下之文献”,比如摩崖石刻,我们就要实地验证,加以利用,才不至于“厚诬古人”。
如上,南宋张登的《全宋诗》小传,可订补为:张登,字明远,福建福州人。建炎二年戊申(1128年)李易榜。绍兴三年(1133年)因治状,由祁阳(今属湖南永州)令加秩为左从事郎,又因荐对,在绍兴六年(1136年)被擢拨为左承事郎。此后还担任过尤溪县(今属福建三明市)县令。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又以左朝请郎知南恩州(今广东阳江)。现存诗一首。
关于唐代张登的卒年。《唐才子传校笺》云:“据前所考,登于元和二年‘受劾’,因胸臆约结,感疾不起而卒。由是推测,登当卒于元和三年(808年),或稍后。”这与《册府元龟》所记不同。书中“贪渎”条载:“张登为漳州刺史,贞元十七年,死于州狱。登暴佷贪冒,擅赋百姓,没买州人为婢者三十人,奸乱裨将家财非一,其不堪有缢死者。部人蔡化诉于阙下,诏命就鞫,遂幽死。”[13]这些罪状应该都是张登受劾的罪名,但考之张登贞元十七年尚为侍御史,有刘禹锡诗歌为证,张登卒年仅凭《册府元龟》这条孤证,尚难以推翻前面的元和三年,故录之以备后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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