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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十年为一个观察周期，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十年，中国媒体已经整整走过三个时期。
中国财经媒体的时代变迁
以此划分，三十年共冒出了三代财经记者，第一代财经记者是浮现于80年代，那一批人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始崭露头角，在改革开放初期，成了新时代媒体的呐喊者；第二代财经记者活跃于90年代，他们出场时间大约于90年代中期，可以说正是他们，使得财经传媒渐次成为主流：如果以此类推，第三代则是登场于21世纪的最初10年。
三代财经媒体甚至在写作风格上亦有着鲜明的代际区分，第一代记者喜欢追求大时代的气氛，动辄是宏大叙事，如“中国经济走势录”，“大潮涌珠江”，“香香臭臭话广东”，“进进退退话江苏”，是这一代人热衷的题材，精英意识是这代人的使命，经常是“想总理之所想，急总理之所急”。思辨性、使命感成了他们的典型特征。当然，时代的毛病也表现明显，往往写作者缺乏必要的节制，在写作的过程中失去了客观叙述，带有一种急于介入事件中去充当评判人，充当呐喊者的心态。记者悲天悯人的精英意识、主观意识也是浸透纸背。第二代记者则更符合90年代的某些时代特征，着重于微观纪实。这批人已经开始注意新闻的故事化写作手法，开始讲究写作技巧，而且更重要的是，伴随着90年代中国第一代企业阶层的崛起，这一代财经记者非常热烙地参乎其间，成为众多企业家的朋友，于是许多商业模式专业名词，也开始浸淫入财媒领域：利润、行销、定位、资金回流、市场守衡……成为那个时代财经记者的必修课，作为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象，所有财媒人都坚信：奋斗创造价值。大学生、外来打工者、小资分子、小老板、含冤的、受骗的、有钱的、文化掮客、西部青年、城市贫民，以及心怀梦想的新移民都纷纷流入了媒体，一代村野青年、实现梦想的理想似乎都想借助这个平台得以实现。确实，从后面的发展轨迹看。这一代记者后来许多就是借助这个平台，不断积累起人脉，使自己慢慢转型为企业经理人，经纪入，甚至企业家本身。
而第三代财经记者，与自己的前辈相比，基本就是一个颠覆。这代财经记者，已经鲜有作为整体的代际特征，也鲜有当年那种振臂一呼，影响业界内外的“名记”。“蚁族化”反倒渐成这一代的某种特色。或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合了当前这个“碎片化时代”的特征。总之，这代人的写作基本状态便是呈现“碎片化”形态。不过，比较值得令人称道的是，第三代人写作特点，已经开始学会记录者本身必要的节制，客观叙述、第三人称、不事感情，不把屁股坐在某—方，只做“搅局人”渐渐成为其奉行的准则。当然，这与这一代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有关，也与这一代深受西风美雨的浸染有关。这一代一开口便是洋化语词，讲究怎样开头，讲究写作中的起承转合，欧美风格卓然显现。大把拿来主义已经成为特征，基本动作是全盘翻译。
跟中国企业界短暂的蜜月期
在对中国财媒史的代际划分中，第二代财媒人最具有转型期的分析样本意义。因为恰恰是在那个时期，财经媒体人与中国社会的新阶层企业家阶层共同进入了一个历史上不可多得的蜜月时期。
以今日的眼光，上世纪90年代不仅是中国企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亦是中国财经煤体的黄金岁月。一批新式的财经媒体操作方式出现了，财经媒体在那个时代似乎就是为企业而生，“要发展，傍大款”成为那代财经媒体的座右铭。那个时候，财经媒体尤其注重与企业互动，可能也与那个年代浓厚的支持振兴民族产业的半意识形态相关，那传财经媒体是比较热衷于成为企业宣传的传声筒的。反过来，企业也借助媒体大搞品牌建设。那个时代的操作思路是媒体与企业共同策划打通市场，“要发展，傍大款”既是财媒人半真半假的调侃之语，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流行。举个最为典型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一批以联想为首的IT产业壮大，诞生了一大批专事报道IT领域的专业媒体：计算机世界、信息产业报、IT产业周报、互联网周刊……林林总总，有几十种上百种之多，其繁荣程度，令人惊异。而促成财媒繁荣。财媒与企业界的蜜月般合作，亦可以用当年一位企业家的著名比喻来形容：“今天开进一辆桑塔纳，明天开出一辆奔驰；今年开进一辆奔驰，明年开出一架波音七四七。”
应该说，这是财经媒体与中国企业的蜜月期。但是，这个蜜月期是短暂的，这个蜜月期的结束，与2000年前后第三代财经媒体的兴起相关，新世纪后，财经媒体出现第三次转型，这时候，财媒开始出现揭黑的趋势。在这方面，《财经》杂志为这种趋势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注解。作为一家正巧诞生于上世纪之末的财经期刊，它从一开始便显露出特立独行的特质，在那个“媒体普遍患上软骨症的时代”，它坚持锋芒毕露、坚硬的性格，从创刊的1998年，它便以详尽批露广信事件、红光事件、苏三山事件，为中国财媒圈“引爆1998”。当在2000年由它率先揭出引起中国资本市场巨大风暴的“基金黑幕”之后，它一跃而成为当之无愧的新世纪中国媒体圈中的意见领袖。从那以后，中国财媒的生存状态便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揭黑打黑”穷无止境，一发而不可收拾。
可以这样判定，从财经杂志诞生起，财媒始开始不太买企业的账了。新世纪后，财经媒体对企业的监督渐渐超过了合作阶段，企业对财经媒体的防范之心也越来越重，以至后来企业中会出现“三防”口号——防火防盗防记者。
成长的烦恼
从写作文风上看，三代财经媒体的报道主题也呈现出不同的选择。
从逻辑上讲，中国的财经媒体的发展阶段，一定离不开自己的报道主体——中国企业的发展阶段。企业有多大，故事就有多大，媒体就能够做多大。
而中国企业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追求，注定与他们的生存状态紧密相关。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处于初始阶段，企业家还叫厂长，那个时代经济报道的关注力大都还停留在劳动模范的“多干苦干加巧干”，青年突击队“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豪迈畅想之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降，社会终于打造出一个企业家阶层，于是那些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的新一代企业家，便成为财富人生中的一个传奇，就成为那个时期财经媒体报道的最热衷的题材。种种“空手套白狼”，“空手打天下”的故事，使得企业家们一时成了那个时代最耀眼的人物，成为众人崇拜的对象。是的，关于企业家的人生传奇，关于聚集全社会注意力的中国富豪榜，不仅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大众的窥私欲望，也成了社会励志人生的最活生生的范本。于是上世纪90年代的财经主题，一直热衷于报道企业家众多致富的传奇经历。如今回顾起来，可以说那代财经媒体，整整讲了十年的老板的故事，讲了十年的企业人生，创富人生，从挖崛出中国第一批致富有道的“瓜子大王”年广久，到90年代末由一个外国人来编撰中国亿万富翁排行榜，从称王称霸叱咤风云的90年代的家电巨头，到引领21世纪潮流的IT精英，最后都在财经传媒的努力下成为全社会路人皆知的故事，可以说，财经媒体的 商界风云录，把中国企业走向市场竞争的第一仗，表现得淋漓尽致，痛快酣畅。而企业家人生传奇的写法，基本成为那个时代财经媒体的标准报道文本。
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刚刚从农业国脱胎走来的年轻工业国，从计划经济下的大工厂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企业，中国的商业历史只有短短二十年。虽然中国的企业都在提着一个响亮动听的口号，“做百年老店”，但即使中国最优秀的企业，最长的企业年龄也就是二十来年历程。中国没有西方百年的企业发展史可讲，西方企业的百年故事，可以讲得很长很长，中国的企业，能够拿出来讲的故事很短很短。讲二十年的故事与讲百年的故事，一个是长篇的振泉，一个是短篇的精悍，在篇幅上便决定了。当第二代财媒把中国企业最精彩的成长故事扫荡了一遍之后，给第三代财媒留下的可供选择的题材空间，大概便是成长中的烦恼，中国企业经历了快速成长期之后，各种挫折，各种失败也接踵而来，事实上，第三代财经媒体的关注重点，恰恰是中国企业“成长中的烦恼”。
最终获得专业主义
在三十年长长的媒体变迁过程中，走向专业主义一直是财经媒体的不懈追求。财经界本身是一个崇尚专业主义的行业，作为以报道财经变革的财经媒体，更容易把专业主义作为一个媒体的目标来追求。然而应当承认，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太容易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干扰。现有的舆论环境，使得新闻专业主义成为“看起来很美”，事实上却是处于相当破碎的境地。有一种理论认为，新闻专业主义破碎的现实，反映的是体制的困境。要使得新闻专业主义能够成为抗衡市场导向的诱惑和政治控制的暴力的另一种模式在现实中得到实践，需要的不仅仅是新闻从业者的努力，还需要体制的变迁。
无须否认，这里所说的新闻专业主义，更多地是针对“缺德”式财经报道而言。这是因为，相对于“歌德”式的财经报道，“缺德式”的财经报道更考验财经记者的采访功力和写作技巧，更考验专业主义的素质。在中国，对一个企业说好话，即使事实经不起检验也没有问题，当事人不会追究；然而，当媒体出发点是“揭黑”，是深挖新闻当事者背后的疮疤的时候，就要万分小心了。采访技巧的恰当运用，对接近真相事实的比对与较真，以及对证据的保护与把握，都必然促使财经媒体朝着更专业主义的方向发展。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流程规范和控制模式，在所谓最具有专业素质的中国财经媒体业内依然是欠缺的，坦率地讲，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仍然是奢侈品。这不是中国新闻从业者没有献身真理、服务公众的精神，也不是他们缺乏认知，而是这样的专业主义目前还缺乏恰当的历史情境，在这个层面谈论专业主义也缺乏合适的语境。当财经媒体从业者面对企业界触目惊心的造假、慌言以及暴发之后的种种恶习，一个财媒记者如何做到“客观、公正”，如何铁肩担道义，本身就是一种人的良知的考验。换句话说，在一个问题百出的社会，一个罪恶与善良同样层出不穷的时代，如何保持对新闻专业理想的不倦追求，保持对挖掘新闻、报道事实不懈的热情，对财经媒体人，是一个基于信仰般的要求。
许多时候，读者往往不是在财经新闻数据的罗列，平铺直叙的报道过程，而是在记者的采访后记中，真切地感受到新闻从业者宣泄而出的关于社会良知的激情涌涨。这种激情与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新闻分析同样都是真实的，同样有助于人们理解财经新闻变迁的艰难进程。
如上分析，中国财经媒体三十年的变迁，人们所看到的，无不是实践者们在非常局促甚至艰险的历史场景中的努力，是充满了理想的冲动、情感的激奋的过程。
中国财经媒体的时代变迁
以此划分，三十年共冒出了三代财经记者，第一代财经记者是浮现于80年代，那一批人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始崭露头角，在改革开放初期，成了新时代媒体的呐喊者；第二代财经记者活跃于90年代，他们出场时间大约于90年代中期，可以说正是他们，使得财经传媒渐次成为主流：如果以此类推，第三代则是登场于21世纪的最初10年。
三代财经媒体甚至在写作风格上亦有着鲜明的代际区分，第一代记者喜欢追求大时代的气氛，动辄是宏大叙事，如“中国经济走势录”，“大潮涌珠江”，“香香臭臭话广东”，“进进退退话江苏”，是这一代人热衷的题材，精英意识是这代人的使命，经常是“想总理之所想，急总理之所急”。思辨性、使命感成了他们的典型特征。当然，时代的毛病也表现明显，往往写作者缺乏必要的节制，在写作的过程中失去了客观叙述，带有一种急于介入事件中去充当评判人，充当呐喊者的心态。记者悲天悯人的精英意识、主观意识也是浸透纸背。第二代记者则更符合90年代的某些时代特征，着重于微观纪实。这批人已经开始注意新闻的故事化写作手法，开始讲究写作技巧，而且更重要的是，伴随着90年代中国第一代企业阶层的崛起，这一代财经记者非常热烙地参乎其间，成为众多企业家的朋友，于是许多商业模式专业名词，也开始浸淫入财媒领域：利润、行销、定位、资金回流、市场守衡……成为那个时代财经记者的必修课，作为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象，所有财媒人都坚信：奋斗创造价值。大学生、外来打工者、小资分子、小老板、含冤的、受骗的、有钱的、文化掮客、西部青年、城市贫民，以及心怀梦想的新移民都纷纷流入了媒体，一代村野青年、实现梦想的理想似乎都想借助这个平台得以实现。确实，从后面的发展轨迹看。这一代记者后来许多就是借助这个平台，不断积累起人脉，使自己慢慢转型为企业经理人，经纪入，甚至企业家本身。
而第三代财经记者，与自己的前辈相比，基本就是一个颠覆。这代财经记者，已经鲜有作为整体的代际特征，也鲜有当年那种振臂一呼，影响业界内外的“名记”。“蚁族化”反倒渐成这一代的某种特色。或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合了当前这个“碎片化时代”的特征。总之，这代人的写作基本状态便是呈现“碎片化”形态。不过，比较值得令人称道的是，第三代人写作特点，已经开始学会记录者本身必要的节制，客观叙述、第三人称、不事感情，不把屁股坐在某—方，只做“搅局人”渐渐成为其奉行的准则。当然，这与这一代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有关，也与这一代深受西风美雨的浸染有关。这一代一开口便是洋化语词，讲究怎样开头，讲究写作中的起承转合，欧美风格卓然显现。大把拿来主义已经成为特征，基本动作是全盘翻译。
跟中国企业界短暂的蜜月期
在对中国财媒史的代际划分中，第二代财媒人最具有转型期的分析样本意义。因为恰恰是在那个时期，财经媒体人与中国社会的新阶层企业家阶层共同进入了一个历史上不可多得的蜜月时期。
以今日的眼光，上世纪90年代不仅是中国企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亦是中国财经煤体的黄金岁月。一批新式的财经媒体操作方式出现了，财经媒体在那个时代似乎就是为企业而生，“要发展，傍大款”成为那代财经媒体的座右铭。那个时候，财经媒体尤其注重与企业互动，可能也与那个年代浓厚的支持振兴民族产业的半意识形态相关，那传财经媒体是比较热衷于成为企业宣传的传声筒的。反过来，企业也借助媒体大搞品牌建设。那个时代的操作思路是媒体与企业共同策划打通市场，“要发展，傍大款”既是财媒人半真半假的调侃之语，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流行。举个最为典型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一批以联想为首的IT产业壮大，诞生了一大批专事报道IT领域的专业媒体：计算机世界、信息产业报、IT产业周报、互联网周刊……林林总总，有几十种上百种之多，其繁荣程度，令人惊异。而促成财媒繁荣。财媒与企业界的蜜月般合作，亦可以用当年一位企业家的著名比喻来形容：“今天开进一辆桑塔纳，明天开出一辆奔驰；今年开进一辆奔驰，明年开出一架波音七四七。”
应该说，这是财经媒体与中国企业的蜜月期。但是，这个蜜月期是短暂的，这个蜜月期的结束，与2000年前后第三代财经媒体的兴起相关，新世纪后，财经媒体出现第三次转型，这时候，财媒开始出现揭黑的趋势。在这方面，《财经》杂志为这种趋势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注解。作为一家正巧诞生于上世纪之末的财经期刊，它从一开始便显露出特立独行的特质，在那个“媒体普遍患上软骨症的时代”，它坚持锋芒毕露、坚硬的性格，从创刊的1998年，它便以详尽批露广信事件、红光事件、苏三山事件，为中国财媒圈“引爆1998”。当在2000年由它率先揭出引起中国资本市场巨大风暴的“基金黑幕”之后，它一跃而成为当之无愧的新世纪中国媒体圈中的意见领袖。从那以后，中国财媒的生存状态便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揭黑打黑”穷无止境，一发而不可收拾。
可以这样判定，从财经杂志诞生起，财媒始开始不太买企业的账了。新世纪后，财经媒体对企业的监督渐渐超过了合作阶段，企业对财经媒体的防范之心也越来越重，以至后来企业中会出现“三防”口号——防火防盗防记者。
成长的烦恼
从写作文风上看，三代财经媒体的报道主题也呈现出不同的选择。
从逻辑上讲，中国的财经媒体的发展阶段，一定离不开自己的报道主体——中国企业的发展阶段。企业有多大，故事就有多大，媒体就能够做多大。
而中国企业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追求，注定与他们的生存状态紧密相关。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处于初始阶段，企业家还叫厂长，那个时代经济报道的关注力大都还停留在劳动模范的“多干苦干加巧干”，青年突击队“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豪迈畅想之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降，社会终于打造出一个企业家阶层，于是那些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的新一代企业家，便成为财富人生中的一个传奇，就成为那个时期财经媒体报道的最热衷的题材。种种“空手套白狼”，“空手打天下”的故事，使得企业家们一时成了那个时代最耀眼的人物，成为众人崇拜的对象。是的，关于企业家的人生传奇，关于聚集全社会注意力的中国富豪榜，不仅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大众的窥私欲望，也成了社会励志人生的最活生生的范本。于是上世纪90年代的财经主题，一直热衷于报道企业家众多致富的传奇经历。如今回顾起来，可以说那代财经媒体，整整讲了十年的老板的故事，讲了十年的企业人生，创富人生，从挖崛出中国第一批致富有道的“瓜子大王”年广久，到90年代末由一个外国人来编撰中国亿万富翁排行榜，从称王称霸叱咤风云的90年代的家电巨头，到引领21世纪潮流的IT精英，最后都在财经传媒的努力下成为全社会路人皆知的故事，可以说，财经媒体的 商界风云录，把中国企业走向市场竞争的第一仗，表现得淋漓尽致，痛快酣畅。而企业家人生传奇的写法，基本成为那个时代财经媒体的标准报道文本。
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刚刚从农业国脱胎走来的年轻工业国，从计划经济下的大工厂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企业，中国的商业历史只有短短二十年。虽然中国的企业都在提着一个响亮动听的口号，“做百年老店”，但即使中国最优秀的企业，最长的企业年龄也就是二十来年历程。中国没有西方百年的企业发展史可讲，西方企业的百年故事，可以讲得很长很长，中国的企业，能够拿出来讲的故事很短很短。讲二十年的故事与讲百年的故事，一个是长篇的振泉，一个是短篇的精悍，在篇幅上便决定了。当第二代财媒把中国企业最精彩的成长故事扫荡了一遍之后，给第三代财媒留下的可供选择的题材空间，大概便是成长中的烦恼，中国企业经历了快速成长期之后，各种挫折，各种失败也接踵而来，事实上，第三代财经媒体的关注重点，恰恰是中国企业“成长中的烦恼”。
最终获得专业主义
在三十年长长的媒体变迁过程中，走向专业主义一直是财经媒体的不懈追求。财经界本身是一个崇尚专业主义的行业，作为以报道财经变革的财经媒体，更容易把专业主义作为一个媒体的目标来追求。然而应当承认，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太容易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干扰。现有的舆论环境，使得新闻专业主义成为“看起来很美”，事实上却是处于相当破碎的境地。有一种理论认为，新闻专业主义破碎的现实，反映的是体制的困境。要使得新闻专业主义能够成为抗衡市场导向的诱惑和政治控制的暴力的另一种模式在现实中得到实践，需要的不仅仅是新闻从业者的努力，还需要体制的变迁。
无须否认，这里所说的新闻专业主义，更多地是针对“缺德”式财经报道而言。这是因为，相对于“歌德”式的财经报道，“缺德式”的财经报道更考验财经记者的采访功力和写作技巧，更考验专业主义的素质。在中国，对一个企业说好话，即使事实经不起检验也没有问题，当事人不会追究；然而，当媒体出发点是“揭黑”，是深挖新闻当事者背后的疮疤的时候，就要万分小心了。采访技巧的恰当运用，对接近真相事实的比对与较真，以及对证据的保护与把握，都必然促使财经媒体朝着更专业主义的方向发展。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流程规范和控制模式，在所谓最具有专业素质的中国财经媒体业内依然是欠缺的，坦率地讲，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仍然是奢侈品。这不是中国新闻从业者没有献身真理、服务公众的精神，也不是他们缺乏认知，而是这样的专业主义目前还缺乏恰当的历史情境，在这个层面谈论专业主义也缺乏合适的语境。当财经媒体从业者面对企业界触目惊心的造假、慌言以及暴发之后的种种恶习，一个财媒记者如何做到“客观、公正”，如何铁肩担道义，本身就是一种人的良知的考验。换句话说，在一个问题百出的社会，一个罪恶与善良同样层出不穷的时代，如何保持对新闻专业理想的不倦追求，保持对挖掘新闻、报道事实不懈的热情，对财经媒体人，是一个基于信仰般的要求。
许多时候，读者往往不是在财经新闻数据的罗列，平铺直叙的报道过程，而是在记者的采访后记中，真切地感受到新闻从业者宣泄而出的关于社会良知的激情涌涨。这种激情与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新闻分析同样都是真实的，同样有助于人们理解财经新闻变迁的艰难进程。
如上分析，中国财经媒体三十年的变迁，人们所看到的，无不是实践者们在非常局促甚至艰险的历史场景中的努力，是充满了理想的冲动、情感的激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