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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小雅》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道理也适用于不同质文化间的相互理解。正如人总是在同他者的关系中存在，“认识你自己”其实就是在与他者的相互关系中审视自身并完善自身一样，文化亦如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以及该文化中的人，以何种姿态出现在其他文化的视野中，被其他文化解读或者“塑造”成为何种样子，是一件令人感到饶有兴味的事情，也从来都是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主题。正因如此，陈丛兰教授的《西方看中国——18世纪西方中国国民性思想研究》一书，想必会引起读者极大的阅读兴趣及思考。
关键词：国民性；文化传统；中西方文化
“国民性”是一个含义极为复杂的概念，有国家、民族、种群等诸多含义，而这些含义往往纠缠在一起，就使得“National Character”在不同的研究者以及研究主题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理解。本书的作者将“国民性”界定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由于外在的物质基础和内在的精神元素交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的与之相适应的群体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之倾向与特征”（前言），其内在的方面表现为该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文化价值取向，其外在的方面则表现为社会交往中大多数国民身上较为稳定的行为方式以及性格特征等，它是民族或群体的基本人格、价值观念，一经形成便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在本书中，陈丛兰教授认为，“西方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有一个从种族特征到文化特征，最后到人性、人格特征的由表象到本质的逐步深入过程。她将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思想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即发轫于13世纪的旅行家时代，演进在15——17世纪的传教士时代，深化于18——19世纪的思想家时代，并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18世纪西方思想界对中国国民性的关注，将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国民性的不同观点，根据其价值立场，分为“颂华派”与“贬华派”。
在比较文化的研究中，一种文化在他种文化中呈现出来的形象，绝非一种描摹式的反映，而是根据他者的立场需要，掺杂了理解、想象甚至是“赋予”和“创造”。上世纪70年代，从事比较文化研究的爱德华·W·萨义德曾经在其名著《东方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西方人眼中的所谓“东方”，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概念，因此“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种不乏偏见的“东方化的东方”，即“想象的地域及其表述”。陈丛兰教授对18世纪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印证了萨义德的上述经典观点。一方面，在以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为代表的颂华派思想家看来，中国人具有重现世轻来生、重群体轻个体、重和平轻扩张的价值取向，崇尚道德的理想人格，拥有智慧、循礼、守德的群体人格特征。他们的关注重点仅仅在于，“一个思想的中国可以让你思考中国的价值同时也反思正在被重建的欧洲文化方向，一个道德的民族可以让你思考他们的同时也思考如何塑造新的欧洲人之品格”（P141）。另一方面，在以孟德斯鸠、狄德罗、黑格尔为代表的“贬华派”思想家看来，中华文化以及中国的国民性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精神品格。在价值观上，中国人表现出了思想意识的权威取向、思维方式的经验取向、宗教信仰的功利取向；在人格特征方面，中国人表现出了奴性精神及缺乏诚信、抱残守缺等等人格缺陷。贬华派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国民性的种种否定，只是因为他们的目的在于论述欧洲及欧洲文化的进步、文明和自由，在于确定欧洲的优越性和文化中心的地位（P151）。至此，作者通过对颂华派与贬华派的分别研究，得出了清晰而令人信服的结论，无论颂华派抑或是贬华派，二者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国民性的审视，虽然观点迥异，但在价值立场上却殊途同归：西方自身的需要大于中国的现实本身。
18世纪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始终是出于自己的需要，来想象或者塑造中国的国民形象。他者的价值立场，必然使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观点表现出认识上的虚幻性、二元对立的歧视性，但同时，亦不乏“第三只眼”的刁毒、敏锐与深刻。我们知道，中西方文化各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和价值系统，因此所谓的文化传统只能是一个中国式或者西方式的问题，正如经典作家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中华文化具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具有自己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及鲜明特色。
今天，当我们以他者的立场再去审视作为他者的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结论时，作者在本书结尾所秉持的观点，应该成为跨文化研究中的共识性立场，“既不能以民族主义的偏激态度全盘否定这些思想，也不能以民族虚无主义的自卑态度彻底接受他们的批判”（P184），作者以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理论作为这种立场的方法论原则，中国“和而不同”古老智慧亦可以为此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页.
作者简介：关健英（1965-9），女，黑龙江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伦理学会理事，黑龙江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中国伦理思想史、伦理学原理。
关键词：国民性；文化传统；中西方文化
“国民性”是一个含义极为复杂的概念，有国家、民族、种群等诸多含义，而这些含义往往纠缠在一起，就使得“National Character”在不同的研究者以及研究主题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理解。本书的作者将“国民性”界定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由于外在的物质基础和内在的精神元素交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的与之相适应的群体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之倾向与特征”（前言），其内在的方面表现为该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文化价值取向，其外在的方面则表现为社会交往中大多数国民身上较为稳定的行为方式以及性格特征等，它是民族或群体的基本人格、价值观念，一经形成便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在本书中，陈丛兰教授认为，“西方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有一个从种族特征到文化特征，最后到人性、人格特征的由表象到本质的逐步深入过程。她将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思想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即发轫于13世纪的旅行家时代，演进在15——17世纪的传教士时代，深化于18——19世纪的思想家时代，并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18世纪西方思想界对中国国民性的关注，将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国民性的不同观点，根据其价值立场，分为“颂华派”与“贬华派”。
在比较文化的研究中，一种文化在他种文化中呈现出来的形象，绝非一种描摹式的反映，而是根据他者的立场需要，掺杂了理解、想象甚至是“赋予”和“创造”。上世纪70年代，从事比较文化研究的爱德华·W·萨义德曾经在其名著《东方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西方人眼中的所谓“东方”，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概念，因此“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种不乏偏见的“东方化的东方”，即“想象的地域及其表述”。陈丛兰教授对18世纪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印证了萨义德的上述经典观点。一方面，在以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为代表的颂华派思想家看来，中国人具有重现世轻来生、重群体轻个体、重和平轻扩张的价值取向，崇尚道德的理想人格，拥有智慧、循礼、守德的群体人格特征。他们的关注重点仅仅在于，“一个思想的中国可以让你思考中国的价值同时也反思正在被重建的欧洲文化方向，一个道德的民族可以让你思考他们的同时也思考如何塑造新的欧洲人之品格”（P141）。另一方面，在以孟德斯鸠、狄德罗、黑格尔为代表的“贬华派”思想家看来，中华文化以及中国的国民性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精神品格。在价值观上，中国人表现出了思想意识的权威取向、思维方式的经验取向、宗教信仰的功利取向；在人格特征方面，中国人表现出了奴性精神及缺乏诚信、抱残守缺等等人格缺陷。贬华派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国民性的种种否定，只是因为他们的目的在于论述欧洲及欧洲文化的进步、文明和自由，在于确定欧洲的优越性和文化中心的地位（P151）。至此，作者通过对颂华派与贬华派的分别研究，得出了清晰而令人信服的结论，无论颂华派抑或是贬华派，二者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国民性的审视，虽然观点迥异，但在价值立场上却殊途同归：西方自身的需要大于中国的现实本身。
18世纪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始终是出于自己的需要，来想象或者塑造中国的国民形象。他者的价值立场，必然使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观点表现出认识上的虚幻性、二元对立的歧视性，但同时，亦不乏“第三只眼”的刁毒、敏锐与深刻。我们知道，中西方文化各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和价值系统，因此所谓的文化传统只能是一个中国式或者西方式的问题，正如经典作家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中华文化具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具有自己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及鲜明特色。
今天，当我们以他者的立场再去审视作为他者的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结论时，作者在本书结尾所秉持的观点，应该成为跨文化研究中的共识性立场，“既不能以民族主义的偏激态度全盘否定这些思想，也不能以民族虚无主义的自卑态度彻底接受他们的批判”（P184），作者以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理论作为这种立场的方法论原则，中国“和而不同”古老智慧亦可以为此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页.
作者简介：关健英（1965-9），女，黑龙江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伦理学会理事，黑龙江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中国伦理思想史、伦理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