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秋闱春闱，乡试会试，科举制度曾关乎一代代学子的命运。常见有人批判贬刺八股取士，自有一番道理，但也应考量其在封建等级社会的“穿越”意义，应算是一个推重读书、崇尚知识的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体制，今日之高考当脱胎于此。于穷饿困乏中发奋苦读的士子不知凡几，以之为改变人生的唯一出路，却也是幸运的少，失意者多。缘于此，考场自来都不平静，清代对两闱的管制监察极为严苛，可仍会闹出些大小事端。小的很快过去，大的则酿成政治风波，将一些人吹得东倒西歪，甚焉者万劫不复。
乾隆六十年乙卯科会试，照例在当年三月十六日考完第三场，张榜之际，第一名会元与第二名竟然是亲兄弟。于是议论丛生，传闻四起，一些落第举子前往都察院请愿，喊叫主考官作弊。而因风吹火、借海扬波，唯恐事情闹不大的，便是朝中第一宠臣、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和珅。
一、风波陡起
清代科举沿承明朝制度，通例于丑、辰、未、戌年举行会试，乙卯并非会试之年。为庆祝行将到来的禅让大典（即乾隆帝曾多次提到的在位六十年后内禅，以表达对皇祖康熙帝的尊崇），早在两年前，弘历就专发谕旨，预定乡会试恩科：本年乙卯科是乾隆帝“归政”会试恩科，明年丙辰科則是新帝“登基”会试恩科。清廷入关后为收服读书士子之心，常常将皇室之事与科举相挽结，遇有新帝登基或皇室重大庆典（如皇太后、皇上高龄整寿）举办的恩科即此。不管怎么说，仍是一种嘉惠学林之举，自然使众多士子奔走相告。丙辰本来就是例行的会试年，属于“恩正并科”，只有乙卯才是名副其实的恩科。而所谓“归政”，是乾隆帝从周公那里借来的专门用语，以代称自己的禅让，虽不准确恰切，却也携带出其自视“圣人”“完人”的心态。归政后作为太上皇帝的弘历照旧紧握军政大权，嗣皇帝见习备位；而归政恩科，则是乾隆朝名号下的最后一科会试，是以予以格外的重视。
礼部会试是一个程序复杂、操作精细的系统工程。先要选定礼部满汉侍郎二人（有时也由都察院副都御史选用）知贡举，总摄科场场务，督察受卷、弥封、誊录、对读等执事人员；更为主要的是选择正副主考官，尤其是正考官，负责阅卷录取的是他们。几乎每一届主考官都由皇帝降旨钦定，该科正考官为左都御史窦光鼐。
窦光鼐时年七十六岁，清正耿介，在朝五十余年间多次担任学政和典试，素有“识才”“得人”之美誉。两年前的癸丑科，正考官为吏部尚书刘墉，为避嫌实行分省阅卷，正副主考回避本省之卷。即便如此谨慎，仍遭到严旨申饬，斥为逃避责任，赋予房考的权力过大。这次选择窦光鼐总裁会试，乾隆帝一是看重其学问人品，二是认为他敢于承担，敢于坚持己见。礼部侍郎铁保和副都御史方维甸知贡举，翰林学士瑚图礼与礼部侍郎刘跃云任副主考，资历名望虽不如光鼐，却也都是满汉大员中学养深厚、做事较为认真者。
参试举子要在试卷上开列姓名、籍贯与父祖三代之名，但为防止舞弊，试卷在揭榜之前封固甚严，仅能知晓考生属于哪个省，以与“中额”（各省的录取数额）相合。最后一道环节为排出取中者名次，窦光鼐所定第一卷、第二卷都是浙江人，副主考等认为不妥，建议将其中一个换到二甲，避免招致物议。老窦偏来了书生意气，对这些慎重圆熟之词根本不想听，慨然曰：“我论的是文章，不论试子是哪个省的。”
礼部会试开榜，会元是浙江举子王以铻，第二名是他的亲哥哥王以衔。老窦也有些意外，而已然无法更变。一些落榜举子呼喊过市，聚集在都察院外，闹嚷不休。和珅紧急向皇上奏报，说窦光鼐曾三次任浙江学政，不能不让人怀疑，说他藉主考之权将兄弟二人定为卷头；且一意孤行，根本不听同考各官劝告，更可能是接受了请托贿赂。
乾隆皇帝的好大喜功，也体现在晚年的反贪上。那是一个赞歌嘹亮的时代，可皇上也对各级官员的贪腐严重略知一二，是以一经发现便出重拳打击，以儆效尤。今人所说的大贪官和珅，曾是一个热衷反贪、勇于也擅于办案的干员，被乾隆帝倚为股肱。遭到查处的不少督抚藩臬，与和珅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没有见他为哪个遮掩辩解。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深受皇上赏识，誉为封疆大吏中第一，案发后钦派和珅率员赶赴昆明，领衔查办，很快将之查清定罪。那次办案后和珅由侍郎升为尚书，李侍尧在京的大宅子也被皇上赏赐给他，这次又看准时机，要出手了！
对于窦光鼐的执拗简傲，乾隆帝过去曾多次降谕申饬，而内心却颇有几分喜欢。他的学识与诗文，他的持正敢言，包括他的认死理儿，在皇上看来，都与一般唯唯诺诺之辈不同。可听得和珅添油加醋的一番讲说，也不由得大起疑心（老皇帝自视天纵聪明，的确也是一生英察，然身边宠臣自有“导引之术”），下旨将所有榜上有名者加试一次。
二、复试与廷试
清代科举史上，由皇上决定的复试并不罕见。顺治十四年丁酉乡试，先是十月间北闱科场案发，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朴与行贿举子田耜等七人传谕立斩，同时命所有举人至京复试。考场设在中南海瀛台，顺治帝圣驾亲临，温谕要考生不必惊惶，安心答卷。他还说自己并非喜欢这样做，因为发现了考试不公，为选拔真才实学者，只好如此。一番话使士子心绪稍定。后有八人被革去举人，其中有冒滥者，但也有发挥不正常考砸了的。
一个月后，江南科场案爆发，落榜士子闹得更凶，“哭文庙，殴帘官”，甚至编了一本《万金记》传奇，将主考方猷、副主考钱开宗作为受贿主角。顺治帝震怒，传旨将两主考立斩，叶楚槐等十六名房考处绞，并再次在瀛台设场复试。但凡舆论汹涌，必有推波助澜者；而骈诛之下，自也不乏冤狱。素有“江左三凤凰”之称的才子吴兆骞被人诬告，刚到京师即被缉拿，押往瀛台参试，“试官罗列侦察，堂下列武士，锒铛而外，黄铜之夹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鹤征录》）。“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试者皆惴惴其慄，几不能下笔。”（《柳南随笔》）兆骞战栗难以握笔，未能终卷，草草一审即流放宁古塔。吴梅村等一批文人为之声冤，仍被遣发极北之地，二十三年后才得友人援助赦还。清初查办的科场案，一则被民间舆论胁迫，再则欲藉以打压汉族文士，故处置极为酷烈，如吴兆骞之类蒙冤者不在少数。 会试与乡试不同，还要经过廷试、朝考，才算功名落定。乾隆帝传旨，命在廷试前先行复试。传闻飞布，禁卫环列，王氏兄弟当然知晓复试的原因，惊惧之下，考得都不怎么样。哥哥以衔列二等第四名，弟弟以铻居然成了三等第七十一名。疑点大增！王以铻的会试卷被专门提出，再加磨勘（即由多人逐字逐句复核试卷），参与磨勘者为翰林院官员，怎敢不从严挑剔？卷中如“一日万几”“一夜四事”等语被指粗率，整篇试卷被斥为“肤泛失当”。乾隆帝也调阅了试卷，倒未认定其中有弊伪，仅罚停廷试四科。《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七六：
朕办理庶务，往往天牖朕衷，几先洞烛。本年会试榜发，第一名王以铻系浙江人，二名王以衔亦系浙江人，朕披阅之下，以各直省应试举子不下数千人，岂无真才足拔？王以铻、王以衔同籍联名，俨然兄弟，恰居前列，殊觉可疑！兹据钦派大臣将复试各卷分别等第进呈，第二名王以衔复试列在二等第四，高下尚不相悬；其王以铻，竟列在三等七十一名。朕亲加披阅，疵颣甚多，派出大臣校阅甚为公当。且据磨勘大臣奏称，王以铻会试中式之卷，第二艺参也鲁比内用“一日万几”“一夜四事”等字样，于先贤身分尤为引用不切。似此肤泛失当之卷，何以拔置第一？且所拟策题，纰缪处甚多。该考官等于抡才大典漫不经心，殊非慎重衡文之道。
漫不经心，是窦光鼐的罪名，两年前的刘墉也是这个罪名，皆有冤枉。两人为小同乡，一出寒门，一为官二代，然对主持会试都呕心沥血，煞费苦心。和珅本意要搞出一些作弊情节，找不到材料，便弄出个“漫不经心罪”。以乾隆帝之聪察，岂不知其间之差别？但晚年的老皇帝，的确格外重视臣下的忠诚和认真，喜爱由日常细事抉发隐曲，将态度升格为品性，劈头盖脸便是一通责斥。和珅顺势那么一拨，自个的乌龙球仍算射入对方网窝。
与其同时，乾隆帝命大臣搜阅落卷，以免遗失有真才实学者。皇上发话，臣下也是个个用心，挨卷检读排查。老窦主持的会试阅卷实在是认真的，经过仔细复勘，也只有萧山傅金、天津徐炘、山西李端三卷尚可，得授内阁中书，后来皆不见有什么作为。
廷试之日，和珅为读卷官，王以衔获准参试，得中第一名。这次是在保和殿应试，阅卷大臣以前十卷进呈御前，拆开第一卷弥封，乾隆帝吃了一惊，问：这不就是原来的会元吗？和珅也有些讶异，更有几分尴尬，回称是会元之兄。问：谁取的？纪晓岚回说是自己判的卷子。又问由谁核定，和珅答曰“臣定”。乾隆帝不由得哈哈大笑，问：“尔二人岂有私者？外间传闻固不足信。”（《清朝野史大观》卷六，兄弟同榜）如此折腾了一大通，居然还是王氏兄弟做了状元，也印证了光鼐主考之公正无私。
三、主考官的故事
由于落榜举子的请愿，和珅盯上了这场会试，将矛头指向主考官窦光鼐，折腾出一场政治风波。有人说老窦曾经得罪过他，倒也没找到根据，应只是和大人想出政绩罢了。
窦光鼐出身于山东诸城一个清贫农家，因禀赋极高、读书勤苦而踏入宦程。曾有过一阵子“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顺境，复因意气用事、性情急躁，难为官场所容。性格就是命运。他的人生故事，也是清中期朝政的一个映像。作为朝野公认的饱学之士，光鼐六任典试、四掌学政，最后担纲礼部会试总裁官，何等荣耀，其志向却不在于此；他居官廉直清正，目光如炬，敢于讲出一些实情，常也褊狭执拗，与人争闹不合。二十六年秋谳（即秋审，三法司堂官合议各地报来的死刑监候案件，分别“实、缓；矜、留”，最后由皇帝批行），光鼐时任左副都御史，因对两个案件的定性意见相歧，又争辩不过通晓律法的刑部与大理寺官员，羞怒之下竟然破口大骂。他衡文甚严，对翰林晚辈评鉴较为苛刻，对下属更是动辄羞辱。乾隆南巡时某县训导要往御前献诗，先呈送学政大人阅看，期望得到鼓励支持，窦光鼐看后嗤之以鼻，禁止其进献，令此人衔恨入骨，数年间诬告不休。他在官场的几上几下，翰詹大考列于第四等，似都与锋芒过盛、得罪人太多有些关联。
而作为复杂个性的另一面，窦光鼐一生都在努力博取皇上好感，认真做好皇上囑办的事情，恪尽职守；也不断撰文题字，献诗献颂，对皇上极尽吹捧之能事。他的《省吾斋古文集》大量收录颂圣之作，如《平定西域颂》《恭请皇上八旬万万寿颂》《恭跋御制新乐府》等，篇什甚长。表露忠心兼卖弄才学，是那时许多文臣的通病，只是光鼐病较重些。他的《省吾斋诗赋集》，也是连篇累牍的奉和御制之作，了无情致。乾隆帝一生爱惜人才，器重学识渊博者，对光鼐亦多有关注欣赏，两次钦赐诗章，擢为内阁学士，命入直南书房，选派赴湖北主考……古代将帝王对臣子的关怀称为“特达知”（特达之知）。若说光鼐为乾隆帝的“特达知”，应无大错。试拈几例：
十三年他在翰詹大考时考砸，依例必须降级调离翰林院，乾隆帝传谕留任，次年升为左中允。
二十二年被训导章知邺讦告，皇上验看其诗赋后，赞同光鼐的说法，命将缠控不休的章知邺遣发新疆。
二十六年秋审争端，实属有失体统，“部议降三级调用”，皇上“命销去二级仍降一级留任”。
三十五年顺天府地面出现蝗灾，光鼐时为府尹，奏报皇庄旗庄不派田丁灭蝗，以“偏执邀名”被革职，很快用为通政司副使，又晋升光禄寺卿、宗人府丞……
老窦性情坚执，嫉恶如仇，敢于硬碰硬，在贪腐滋蔓、人情往还的社会显得有些异类。指控旗庄之举开罪于不少王公大臣，千夫所指，也加重了乾隆帝对其性格偏狭的印象，尤其厌烦他的“哓哓置喙”，但对其学问人品的看法并无改变。这之后，命他往吉林告祭、主持福建乡试、再次督学浙江，也在南巡时再次赐诗与他，宠眷不衰。
五十一年正月，窦光鼐在浙江学政任上升为吏部右侍郎，有旨询问地方亏空实情。时浙江前后两任巡抚因贪赃接连被正法，一省中官心惶惧。老窦得圣上指名垂询，再次兴奋和认真起来，很快列举数款上奏：如说新任浙抚伊龄阿出行排场很大，所到之处，家人收受门包；藩司盛住回京时带了许多银两，行囊沉重，招致物议；知县黄梅母亲已死，还要借庆寿演戏敛钱等等。此类信息大多出自传闻，即使有也很难落实，“风闻奏事”仅限于科道官，光鼐有些不够审慎。皇帝派出户部尚书曹文埴、侍郎姜晟前往“清查严参”，也请光鼐具体举证，结果是老窦举不出来，调查也不属实：伊龄阿家人收门包，经逐地查讯无法认定；盛住所带银两，系进京应缴官项，已经内务府收纳；所称各县亏空与黄梅母丧期间演戏等情，也以查无实据驳回。窦光鼐科名早于文埴十八年，根本不把这个翰林晚辈放在眼里，当场怒喝咆哮。后再命大学士阿桂前来审理，老窦心中不服，干脆跑到千里之外的平阳去搜集证据。这些场景都被奏报上去，各大员行文有别，却都写到窦光鼐之偏激荒唐，绘声绘色。皇上很生气，先降谕申饬，再降旨革职，后来干脆命“拿交刑部治罪”。而就在这时，窦光鼐的密奏到了，附有黄梅派发苛捐杂税的官印田票，证据确凿！光鼐在这场政治角力的最后出奇制胜，黄梅被正法，总督福崧、布政使盛住革去翎顶，阿桂、曹文埴、伊龄阿、姜晟“交部严加议处”。可谁都能看出这是一次“惨胜”。老窦回任宗人府丞，他所得罪的阿桂仍是内阁首辅，而盛住乃皇十五子永琰福晋喜塔腊氏（后来的孝淑皇后）的亲兄，在他这里栽了面儿，日后也会找补的。 窦光鼐何尝不愿意与皇帝身边人搞好关系，比如阿桂，而一旦较上了劲，也就不管不顾了。至于和珅，在朝野虽声名不佳，光鼐也乐意交往。昭梿《啸亭杂录》卷九：
余幼时闻韩旭亭先生言，当代正人以窦东皋为最。时阅其劾黄梅匿丧奏疏，侃侃正言，心甚钦佩，以为虽范文正、孔道辅无以过之。后入朝，闻成王言公迂暗不识政体……其议论殊为怪诞。又晚年以仕途蹭蹬故，乃拜和相为师，往谒其门，至琢姓名于玉器献之，以博其欢……
这位王爷叙述了对窦光鼐认识的改变，后面还举了两例，有些“妖魔化”：说他希望皇上能赏赐“紫禁城骑马”，每日在家中跨在马扎上练习；又传说他卜得诸城应出两位大学士，闻知刘墉降黜，“大喜过望，置酒欢宴终日”。而最有损窦光鼐形象的，是说他极力巴结和珅，竟要拜和珅为师。这件事传闻甚广，甚至在光鼐病逝后仍不放过。洪亮吉于嘉庆四年的奏折中，罗列朝中大员趋附和珅之种种丑态，“十余年以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求拜门生者，指的就是窦光鼐。
其实洪亮吉与光鼐颇有几分相近，学问均优，生性皆傲，都是自视甚高、耿直敢言之士，又都有些小心眼。亮吉曾遭光鼐当众责斥，耿耿于怀，此时似有报复之嫌。光鼐弟子秦瀛详记亲历情形，力驳之。《碑传集》卷三六：
公自浙江学政以左都御史召还，一日富阳董公手执公所书金字扇，大学士和珅见而语董公曰：“写金字，善用金，无如窦东皋者。”遂取一扇属董公乞公书。余适趋过，董公曰：“秦君固善东皋先生者，盍属之？”因以属。余请于公，公书就授余还之，书款称“致斋相国”，自称“晚生某”，盖遵旧例。致斋，和珅号也。又一日，和珅召见出，语余曰：“子见东皋，告以有御制文命其制序，散直后即来领。”是日，公随诣和珅宅领归，谨撰序文，越日进呈。公没后，编修洪亮吉上书言事，以前在尚书房被公指斥，附劾公交结和珅，书扇，称师相，身称门生，其诬公实甚。此事关系公生平大节，不可以不辨。
两件事似能读出一些关联：先是和珅以扇求字，老窦不光是认真书写，题款也恭谨有加；接下来和珅传旨命为御制文书序，就有些投桃报李的意味了。秦瀛曾长期任军机章京，所记远比洪亮吉的道听途说可信，但也反证了光鼐与和珅的确有所过往。乾隆晚期，和珅备受宠信，执掌枢机要密，拍马溜须的争先恐后，是他找上门来，老窦岂有拒绝的道理？然这种泛泛之交对和珅本也算不得什么，需要的时候，变脸也是快得很。
倒是乾隆帝对这位相随五十余年的老臣始终评价如一：早年就责斥其偏执偏激，晚年亦然；早年即称许其学问严正，经过许多波折后亦无改变。五十七年五月，窦光鼐擢为左都御史、上书房总师傅；五十八年四月，为殿试读卷官；五十九年八月，為顺天乡试正考官；六十年三月，命总裁礼部会试。信任依赖当有目共睹！或也正因为如是，皇上对会试发生风波很生气，谕曰：
窦光鼐人本拘迂，不晓事体。朕夙闻其于时艺一道尚能留心讲习，是以派为正考官，不意其糊涂错谬一至于此。且初九日主考出闱复命，召见时窦光鼐不特奏对不明，跪起兼至倾跌，是其年老昏愦，岂可复膺风宪之任？除副考官刘跃云、瑚图礼及荐卷不当之同考官等即照和珅等所请交部严加议处，余著照所拟分别办理外，窦光鼐著即解任，听候部议。
圣上恼怒之下，连光鼐的衰惫老态都觉得厌憎，但毕竟与科场弊案不同，命以四品衔休致。对张大其事的和珅，乾隆帝也略示责备。
“讵意中阳照，偏荣小草心”，是老窦早年所写纪恩诗。这位心高气傲的学者把皇帝比作中天红日，自喻为一棵小草。他与乾隆帝的关系大致相类，半个世纪中，不管经历几多风雨，天子的辉光总能时弱时强地照临，直到小草变为老草，直到那最后的枯黄萎灭。
五个月后，窦光鼐在京师病逝。
四、王氏兄弟的人生余绪
中国科举史洒下一路悲喜剧，也洒下不少精彩故事。如“连中三元”“三代五进士”“一秋二解元，一科十五举”等等，这次的亲兄弟联袂会试榜首，也属于一个典范。乙卯恩科出现这个结果，本由试卷决定，毫无情弊，应是科举史上一段佳话。设若从正面渲染烘托，论为盛世祥瑞，老皇帝必然欢喜，或赋诗以贺之，那就是另外一种走向了。
平正而论，窦光鼐还是太书生气了。科举考试自然首先看试卷，最后排序则要斟酌各种因素，要懂政治。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恩科，皇帝钦命将第三卷改为第一，原来的状头赵翼降为探花，来自陕西的王杰成为状元，省籍便是重要因素。一则清朝立国以来大西部尚未出过状元，二则西域新定，故有御制诗云：“西人魁榜西平后，可识天心偃武时。”（《四月廿五日御殿传胪纪事》）副主考等虽不知二王为兄弟，但以省份相同、姓名相近为由，建议作一些调整，是有道理的。而老窦那句“论的是文章，不论试子是哪个省的”，就有些逞能使气的意思了。
廷试阅卷完毕，例将前十卷进呈御览，虽已排出名次，皇上要改则理所当然。和珅提议将王以衔的名次往后面调一下，乾隆帝不同意，认为属于天意。老皇帝的精神境界，毕竟与一肚皮机巧诡诈的和珅不同，爱惜人才，衷心为之高兴。乙卯榜终于尘埃落定，王以衔做了状元。
这之后，以衔授修撰，入庶常馆，散馆留在翰林院。他也同许多状元郎一样，踏入仕途后庸庸碌碌，做过日讲起居注官，入直南书房，终是无所建树，在礼部右侍郎一职上病逝。同乡兼同僚姚文田为撰墓志铭，除叙说其仁厚谨慎外，印象较深的就是“公素善啖，饮食常兼人，体丰硕不能任劳苦，故心亦颇安之”，呵呵，一个知足常乐的胖子。
更让人牵挂的是那位铩羽而归的弟弟。说来他已算是幸运之人，卷入这样一场政治风暴，复试卷子又答得不好，搁在顺治朝早被拿下，遣发尚阳堡甚至宁古塔去也。而他遇上的是有书生情结的乾隆帝，仅予停止廷试四科，给他保留了做进士的机会。嘉庆帝亲政后，受过和珅欺凌压抑者多予翻案，窦光鼐不在此列，对王以铻却未忘怀。六年春，是原定的太上皇帝九旬恩科，父皇虽已长逝，颙琰传旨恩科仍然举行，王以铻直接进入廷试。
六年前的失利已成挥不去的噩梦，以铻的居乡岁月应多有煎熬，在考场上或止不住心猿意马，考列三甲第一○三名。不知是皇上的怜惜，还是出于读卷官力荐，王以铻虽名次甚后，仍选为庶吉士。然一年后散馆考试，他再次考砸，列在三等之后，不要说入翰林与分部任主事，就连做知县也不可以，只能是等待分配（“归原班铨选”）。这时候又是皇上发话，《清仁宗实录》卷九七：
朕恭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十六年考试戊辰科散馆庶吉士，内有林明伦一员，曾再留馆教习三年。因思此次散馆之庶吉士王以铻，考列名次在后，引见时著归原班铨选。但念其会试中式第一名，平日文理尚优，昨日散馆试卷，只系字画拙率，文义尚无大疵，王以铻著加恩仍以庶吉士留馆教习三年。
皇恩浩荡！然而“佛渡有缘人”，王以铻终是命运不济，不数月便故去。什么病症？什么时日？一概失详，史籍中只有“寻卒”二字。
乾隆六十年乙卯科会试，照例在当年三月十六日考完第三场，张榜之际，第一名会元与第二名竟然是亲兄弟。于是议论丛生，传闻四起，一些落第举子前往都察院请愿，喊叫主考官作弊。而因风吹火、借海扬波，唯恐事情闹不大的，便是朝中第一宠臣、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和珅。
一、风波陡起
清代科举沿承明朝制度，通例于丑、辰、未、戌年举行会试，乙卯并非会试之年。为庆祝行将到来的禅让大典（即乾隆帝曾多次提到的在位六十年后内禅，以表达对皇祖康熙帝的尊崇），早在两年前，弘历就专发谕旨，预定乡会试恩科：本年乙卯科是乾隆帝“归政”会试恩科，明年丙辰科則是新帝“登基”会试恩科。清廷入关后为收服读书士子之心，常常将皇室之事与科举相挽结，遇有新帝登基或皇室重大庆典（如皇太后、皇上高龄整寿）举办的恩科即此。不管怎么说，仍是一种嘉惠学林之举，自然使众多士子奔走相告。丙辰本来就是例行的会试年，属于“恩正并科”，只有乙卯才是名副其实的恩科。而所谓“归政”，是乾隆帝从周公那里借来的专门用语，以代称自己的禅让，虽不准确恰切，却也携带出其自视“圣人”“完人”的心态。归政后作为太上皇帝的弘历照旧紧握军政大权，嗣皇帝见习备位；而归政恩科，则是乾隆朝名号下的最后一科会试，是以予以格外的重视。
礼部会试是一个程序复杂、操作精细的系统工程。先要选定礼部满汉侍郎二人（有时也由都察院副都御史选用）知贡举，总摄科场场务，督察受卷、弥封、誊录、对读等执事人员；更为主要的是选择正副主考官，尤其是正考官，负责阅卷录取的是他们。几乎每一届主考官都由皇帝降旨钦定，该科正考官为左都御史窦光鼐。
窦光鼐时年七十六岁，清正耿介，在朝五十余年间多次担任学政和典试，素有“识才”“得人”之美誉。两年前的癸丑科，正考官为吏部尚书刘墉，为避嫌实行分省阅卷，正副主考回避本省之卷。即便如此谨慎，仍遭到严旨申饬，斥为逃避责任，赋予房考的权力过大。这次选择窦光鼐总裁会试，乾隆帝一是看重其学问人品，二是认为他敢于承担，敢于坚持己见。礼部侍郎铁保和副都御史方维甸知贡举，翰林学士瑚图礼与礼部侍郎刘跃云任副主考，资历名望虽不如光鼐，却也都是满汉大员中学养深厚、做事较为认真者。
参试举子要在试卷上开列姓名、籍贯与父祖三代之名，但为防止舞弊，试卷在揭榜之前封固甚严，仅能知晓考生属于哪个省，以与“中额”（各省的录取数额）相合。最后一道环节为排出取中者名次，窦光鼐所定第一卷、第二卷都是浙江人，副主考等认为不妥，建议将其中一个换到二甲，避免招致物议。老窦偏来了书生意气，对这些慎重圆熟之词根本不想听，慨然曰：“我论的是文章，不论试子是哪个省的。”
礼部会试开榜，会元是浙江举子王以铻，第二名是他的亲哥哥王以衔。老窦也有些意外，而已然无法更变。一些落榜举子呼喊过市，聚集在都察院外，闹嚷不休。和珅紧急向皇上奏报，说窦光鼐曾三次任浙江学政，不能不让人怀疑，说他藉主考之权将兄弟二人定为卷头；且一意孤行，根本不听同考各官劝告，更可能是接受了请托贿赂。
乾隆皇帝的好大喜功，也体现在晚年的反贪上。那是一个赞歌嘹亮的时代，可皇上也对各级官员的贪腐严重略知一二，是以一经发现便出重拳打击，以儆效尤。今人所说的大贪官和珅，曾是一个热衷反贪、勇于也擅于办案的干员，被乾隆帝倚为股肱。遭到查处的不少督抚藩臬，与和珅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没有见他为哪个遮掩辩解。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深受皇上赏识，誉为封疆大吏中第一，案发后钦派和珅率员赶赴昆明，领衔查办，很快将之查清定罪。那次办案后和珅由侍郎升为尚书，李侍尧在京的大宅子也被皇上赏赐给他，这次又看准时机，要出手了！
对于窦光鼐的执拗简傲，乾隆帝过去曾多次降谕申饬，而内心却颇有几分喜欢。他的学识与诗文，他的持正敢言，包括他的认死理儿，在皇上看来，都与一般唯唯诺诺之辈不同。可听得和珅添油加醋的一番讲说，也不由得大起疑心（老皇帝自视天纵聪明，的确也是一生英察，然身边宠臣自有“导引之术”），下旨将所有榜上有名者加试一次。
二、复试与廷试
清代科举史上，由皇上决定的复试并不罕见。顺治十四年丁酉乡试，先是十月间北闱科场案发，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朴与行贿举子田耜等七人传谕立斩，同时命所有举人至京复试。考场设在中南海瀛台，顺治帝圣驾亲临，温谕要考生不必惊惶，安心答卷。他还说自己并非喜欢这样做，因为发现了考试不公，为选拔真才实学者，只好如此。一番话使士子心绪稍定。后有八人被革去举人，其中有冒滥者，但也有发挥不正常考砸了的。
一个月后，江南科场案爆发，落榜士子闹得更凶，“哭文庙，殴帘官”，甚至编了一本《万金记》传奇，将主考方猷、副主考钱开宗作为受贿主角。顺治帝震怒，传旨将两主考立斩，叶楚槐等十六名房考处绞，并再次在瀛台设场复试。但凡舆论汹涌，必有推波助澜者；而骈诛之下，自也不乏冤狱。素有“江左三凤凰”之称的才子吴兆骞被人诬告，刚到京师即被缉拿，押往瀛台参试，“试官罗列侦察，堂下列武士，锒铛而外，黄铜之夹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鹤征录》）。“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试者皆惴惴其慄，几不能下笔。”（《柳南随笔》）兆骞战栗难以握笔，未能终卷，草草一审即流放宁古塔。吴梅村等一批文人为之声冤，仍被遣发极北之地，二十三年后才得友人援助赦还。清初查办的科场案，一则被民间舆论胁迫，再则欲藉以打压汉族文士，故处置极为酷烈，如吴兆骞之类蒙冤者不在少数。 会试与乡试不同，还要经过廷试、朝考，才算功名落定。乾隆帝传旨，命在廷试前先行复试。传闻飞布，禁卫环列，王氏兄弟当然知晓复试的原因，惊惧之下，考得都不怎么样。哥哥以衔列二等第四名，弟弟以铻居然成了三等第七十一名。疑点大增！王以铻的会试卷被专门提出，再加磨勘（即由多人逐字逐句复核试卷），参与磨勘者为翰林院官员，怎敢不从严挑剔？卷中如“一日万几”“一夜四事”等语被指粗率，整篇试卷被斥为“肤泛失当”。乾隆帝也调阅了试卷，倒未认定其中有弊伪，仅罚停廷试四科。《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七六：
朕办理庶务，往往天牖朕衷，几先洞烛。本年会试榜发，第一名王以铻系浙江人，二名王以衔亦系浙江人，朕披阅之下，以各直省应试举子不下数千人，岂无真才足拔？王以铻、王以衔同籍联名，俨然兄弟，恰居前列，殊觉可疑！兹据钦派大臣将复试各卷分别等第进呈，第二名王以衔复试列在二等第四，高下尚不相悬；其王以铻，竟列在三等七十一名。朕亲加披阅，疵颣甚多，派出大臣校阅甚为公当。且据磨勘大臣奏称，王以铻会试中式之卷，第二艺参也鲁比内用“一日万几”“一夜四事”等字样，于先贤身分尤为引用不切。似此肤泛失当之卷，何以拔置第一？且所拟策题，纰缪处甚多。该考官等于抡才大典漫不经心，殊非慎重衡文之道。
漫不经心，是窦光鼐的罪名，两年前的刘墉也是这个罪名，皆有冤枉。两人为小同乡，一出寒门，一为官二代，然对主持会试都呕心沥血，煞费苦心。和珅本意要搞出一些作弊情节，找不到材料，便弄出个“漫不经心罪”。以乾隆帝之聪察，岂不知其间之差别？但晚年的老皇帝，的确格外重视臣下的忠诚和认真，喜爱由日常细事抉发隐曲，将态度升格为品性，劈头盖脸便是一通责斥。和珅顺势那么一拨，自个的乌龙球仍算射入对方网窝。
与其同时，乾隆帝命大臣搜阅落卷，以免遗失有真才实学者。皇上发话，臣下也是个个用心，挨卷检读排查。老窦主持的会试阅卷实在是认真的，经过仔细复勘，也只有萧山傅金、天津徐炘、山西李端三卷尚可，得授内阁中书，后来皆不见有什么作为。
廷试之日，和珅为读卷官，王以衔获准参试，得中第一名。这次是在保和殿应试，阅卷大臣以前十卷进呈御前，拆开第一卷弥封，乾隆帝吃了一惊，问：这不就是原来的会元吗？和珅也有些讶异，更有几分尴尬，回称是会元之兄。问：谁取的？纪晓岚回说是自己判的卷子。又问由谁核定，和珅答曰“臣定”。乾隆帝不由得哈哈大笑，问：“尔二人岂有私者？外间传闻固不足信。”（《清朝野史大观》卷六，兄弟同榜）如此折腾了一大通，居然还是王氏兄弟做了状元，也印证了光鼐主考之公正无私。
三、主考官的故事
由于落榜举子的请愿，和珅盯上了这场会试，将矛头指向主考官窦光鼐，折腾出一场政治风波。有人说老窦曾经得罪过他，倒也没找到根据，应只是和大人想出政绩罢了。
窦光鼐出身于山东诸城一个清贫农家，因禀赋极高、读书勤苦而踏入宦程。曾有过一阵子“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顺境，复因意气用事、性情急躁，难为官场所容。性格就是命运。他的人生故事，也是清中期朝政的一个映像。作为朝野公认的饱学之士，光鼐六任典试、四掌学政，最后担纲礼部会试总裁官，何等荣耀，其志向却不在于此；他居官廉直清正，目光如炬，敢于讲出一些实情，常也褊狭执拗，与人争闹不合。二十六年秋谳（即秋审，三法司堂官合议各地报来的死刑监候案件，分别“实、缓；矜、留”，最后由皇帝批行），光鼐时任左副都御史，因对两个案件的定性意见相歧，又争辩不过通晓律法的刑部与大理寺官员，羞怒之下竟然破口大骂。他衡文甚严，对翰林晚辈评鉴较为苛刻，对下属更是动辄羞辱。乾隆南巡时某县训导要往御前献诗，先呈送学政大人阅看，期望得到鼓励支持，窦光鼐看后嗤之以鼻，禁止其进献，令此人衔恨入骨，数年间诬告不休。他在官场的几上几下，翰詹大考列于第四等，似都与锋芒过盛、得罪人太多有些关联。
而作为复杂个性的另一面，窦光鼐一生都在努力博取皇上好感，认真做好皇上囑办的事情，恪尽职守；也不断撰文题字，献诗献颂，对皇上极尽吹捧之能事。他的《省吾斋古文集》大量收录颂圣之作，如《平定西域颂》《恭请皇上八旬万万寿颂》《恭跋御制新乐府》等，篇什甚长。表露忠心兼卖弄才学，是那时许多文臣的通病，只是光鼐病较重些。他的《省吾斋诗赋集》，也是连篇累牍的奉和御制之作，了无情致。乾隆帝一生爱惜人才，器重学识渊博者，对光鼐亦多有关注欣赏，两次钦赐诗章，擢为内阁学士，命入直南书房，选派赴湖北主考……古代将帝王对臣子的关怀称为“特达知”（特达之知）。若说光鼐为乾隆帝的“特达知”，应无大错。试拈几例：
十三年他在翰詹大考时考砸，依例必须降级调离翰林院，乾隆帝传谕留任，次年升为左中允。
二十二年被训导章知邺讦告，皇上验看其诗赋后，赞同光鼐的说法，命将缠控不休的章知邺遣发新疆。
二十六年秋审争端，实属有失体统，“部议降三级调用”，皇上“命销去二级仍降一级留任”。
三十五年顺天府地面出现蝗灾，光鼐时为府尹，奏报皇庄旗庄不派田丁灭蝗，以“偏执邀名”被革职，很快用为通政司副使，又晋升光禄寺卿、宗人府丞……
老窦性情坚执，嫉恶如仇，敢于硬碰硬，在贪腐滋蔓、人情往还的社会显得有些异类。指控旗庄之举开罪于不少王公大臣，千夫所指，也加重了乾隆帝对其性格偏狭的印象，尤其厌烦他的“哓哓置喙”，但对其学问人品的看法并无改变。这之后，命他往吉林告祭、主持福建乡试、再次督学浙江，也在南巡时再次赐诗与他，宠眷不衰。
五十一年正月，窦光鼐在浙江学政任上升为吏部右侍郎，有旨询问地方亏空实情。时浙江前后两任巡抚因贪赃接连被正法，一省中官心惶惧。老窦得圣上指名垂询，再次兴奋和认真起来，很快列举数款上奏：如说新任浙抚伊龄阿出行排场很大，所到之处，家人收受门包；藩司盛住回京时带了许多银两，行囊沉重，招致物议；知县黄梅母亲已死，还要借庆寿演戏敛钱等等。此类信息大多出自传闻，即使有也很难落实，“风闻奏事”仅限于科道官，光鼐有些不够审慎。皇帝派出户部尚书曹文埴、侍郎姜晟前往“清查严参”，也请光鼐具体举证，结果是老窦举不出来，调查也不属实：伊龄阿家人收门包，经逐地查讯无法认定；盛住所带银两，系进京应缴官项，已经内务府收纳；所称各县亏空与黄梅母丧期间演戏等情，也以查无实据驳回。窦光鼐科名早于文埴十八年，根本不把这个翰林晚辈放在眼里，当场怒喝咆哮。后再命大学士阿桂前来审理，老窦心中不服，干脆跑到千里之外的平阳去搜集证据。这些场景都被奏报上去，各大员行文有别，却都写到窦光鼐之偏激荒唐，绘声绘色。皇上很生气，先降谕申饬，再降旨革职，后来干脆命“拿交刑部治罪”。而就在这时，窦光鼐的密奏到了，附有黄梅派发苛捐杂税的官印田票，证据确凿！光鼐在这场政治角力的最后出奇制胜，黄梅被正法，总督福崧、布政使盛住革去翎顶，阿桂、曹文埴、伊龄阿、姜晟“交部严加议处”。可谁都能看出这是一次“惨胜”。老窦回任宗人府丞，他所得罪的阿桂仍是内阁首辅，而盛住乃皇十五子永琰福晋喜塔腊氏（后来的孝淑皇后）的亲兄，在他这里栽了面儿，日后也会找补的。 窦光鼐何尝不愿意与皇帝身边人搞好关系，比如阿桂，而一旦较上了劲，也就不管不顾了。至于和珅，在朝野虽声名不佳，光鼐也乐意交往。昭梿《啸亭杂录》卷九：
余幼时闻韩旭亭先生言，当代正人以窦东皋为最。时阅其劾黄梅匿丧奏疏，侃侃正言，心甚钦佩，以为虽范文正、孔道辅无以过之。后入朝，闻成王言公迂暗不识政体……其议论殊为怪诞。又晚年以仕途蹭蹬故，乃拜和相为师，往谒其门，至琢姓名于玉器献之，以博其欢……
这位王爷叙述了对窦光鼐认识的改变，后面还举了两例，有些“妖魔化”：说他希望皇上能赏赐“紫禁城骑马”，每日在家中跨在马扎上练习；又传说他卜得诸城应出两位大学士，闻知刘墉降黜，“大喜过望，置酒欢宴终日”。而最有损窦光鼐形象的，是说他极力巴结和珅，竟要拜和珅为师。这件事传闻甚广，甚至在光鼐病逝后仍不放过。洪亮吉于嘉庆四年的奏折中，罗列朝中大员趋附和珅之种种丑态，“十余年以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求拜门生者，指的就是窦光鼐。
其实洪亮吉与光鼐颇有几分相近，学问均优，生性皆傲，都是自视甚高、耿直敢言之士，又都有些小心眼。亮吉曾遭光鼐当众责斥，耿耿于怀，此时似有报复之嫌。光鼐弟子秦瀛详记亲历情形，力驳之。《碑传集》卷三六：
公自浙江学政以左都御史召还，一日富阳董公手执公所书金字扇，大学士和珅见而语董公曰：“写金字，善用金，无如窦东皋者。”遂取一扇属董公乞公书。余适趋过，董公曰：“秦君固善东皋先生者，盍属之？”因以属。余请于公，公书就授余还之，书款称“致斋相国”，自称“晚生某”，盖遵旧例。致斋，和珅号也。又一日，和珅召见出，语余曰：“子见东皋，告以有御制文命其制序，散直后即来领。”是日，公随诣和珅宅领归，谨撰序文，越日进呈。公没后，编修洪亮吉上书言事，以前在尚书房被公指斥，附劾公交结和珅，书扇，称师相，身称门生，其诬公实甚。此事关系公生平大节，不可以不辨。
两件事似能读出一些关联：先是和珅以扇求字，老窦不光是认真书写，题款也恭谨有加；接下来和珅传旨命为御制文书序，就有些投桃报李的意味了。秦瀛曾长期任军机章京，所记远比洪亮吉的道听途说可信，但也反证了光鼐与和珅的确有所过往。乾隆晚期，和珅备受宠信，执掌枢机要密，拍马溜须的争先恐后，是他找上门来，老窦岂有拒绝的道理？然这种泛泛之交对和珅本也算不得什么，需要的时候，变脸也是快得很。
倒是乾隆帝对这位相随五十余年的老臣始终评价如一：早年就责斥其偏执偏激，晚年亦然；早年即称许其学问严正，经过许多波折后亦无改变。五十七年五月，窦光鼐擢为左都御史、上书房总师傅；五十八年四月，为殿试读卷官；五十九年八月，為顺天乡试正考官；六十年三月，命总裁礼部会试。信任依赖当有目共睹！或也正因为如是，皇上对会试发生风波很生气，谕曰：
窦光鼐人本拘迂，不晓事体。朕夙闻其于时艺一道尚能留心讲习，是以派为正考官，不意其糊涂错谬一至于此。且初九日主考出闱复命，召见时窦光鼐不特奏对不明，跪起兼至倾跌，是其年老昏愦，岂可复膺风宪之任？除副考官刘跃云、瑚图礼及荐卷不当之同考官等即照和珅等所请交部严加议处，余著照所拟分别办理外，窦光鼐著即解任，听候部议。
圣上恼怒之下，连光鼐的衰惫老态都觉得厌憎，但毕竟与科场弊案不同，命以四品衔休致。对张大其事的和珅，乾隆帝也略示责备。
“讵意中阳照，偏荣小草心”，是老窦早年所写纪恩诗。这位心高气傲的学者把皇帝比作中天红日，自喻为一棵小草。他与乾隆帝的关系大致相类，半个世纪中，不管经历几多风雨，天子的辉光总能时弱时强地照临，直到小草变为老草，直到那最后的枯黄萎灭。
五个月后，窦光鼐在京师病逝。
四、王氏兄弟的人生余绪
中国科举史洒下一路悲喜剧，也洒下不少精彩故事。如“连中三元”“三代五进士”“一秋二解元，一科十五举”等等，这次的亲兄弟联袂会试榜首，也属于一个典范。乙卯恩科出现这个结果，本由试卷决定，毫无情弊，应是科举史上一段佳话。设若从正面渲染烘托，论为盛世祥瑞，老皇帝必然欢喜，或赋诗以贺之，那就是另外一种走向了。
平正而论，窦光鼐还是太书生气了。科举考试自然首先看试卷，最后排序则要斟酌各种因素，要懂政治。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恩科，皇帝钦命将第三卷改为第一，原来的状头赵翼降为探花，来自陕西的王杰成为状元，省籍便是重要因素。一则清朝立国以来大西部尚未出过状元，二则西域新定，故有御制诗云：“西人魁榜西平后，可识天心偃武时。”（《四月廿五日御殿传胪纪事》）副主考等虽不知二王为兄弟，但以省份相同、姓名相近为由，建议作一些调整，是有道理的。而老窦那句“论的是文章，不论试子是哪个省的”，就有些逞能使气的意思了。
廷试阅卷完毕，例将前十卷进呈御览，虽已排出名次，皇上要改则理所当然。和珅提议将王以衔的名次往后面调一下，乾隆帝不同意，认为属于天意。老皇帝的精神境界，毕竟与一肚皮机巧诡诈的和珅不同，爱惜人才，衷心为之高兴。乙卯榜终于尘埃落定，王以衔做了状元。
这之后，以衔授修撰，入庶常馆，散馆留在翰林院。他也同许多状元郎一样，踏入仕途后庸庸碌碌，做过日讲起居注官，入直南书房，终是无所建树，在礼部右侍郎一职上病逝。同乡兼同僚姚文田为撰墓志铭，除叙说其仁厚谨慎外，印象较深的就是“公素善啖，饮食常兼人，体丰硕不能任劳苦，故心亦颇安之”，呵呵，一个知足常乐的胖子。
更让人牵挂的是那位铩羽而归的弟弟。说来他已算是幸运之人，卷入这样一场政治风暴，复试卷子又答得不好，搁在顺治朝早被拿下，遣发尚阳堡甚至宁古塔去也。而他遇上的是有书生情结的乾隆帝，仅予停止廷试四科，给他保留了做进士的机会。嘉庆帝亲政后，受过和珅欺凌压抑者多予翻案，窦光鼐不在此列，对王以铻却未忘怀。六年春，是原定的太上皇帝九旬恩科，父皇虽已长逝，颙琰传旨恩科仍然举行，王以铻直接进入廷试。
六年前的失利已成挥不去的噩梦，以铻的居乡岁月应多有煎熬，在考场上或止不住心猿意马，考列三甲第一○三名。不知是皇上的怜惜，还是出于读卷官力荐，王以铻虽名次甚后，仍选为庶吉士。然一年后散馆考试，他再次考砸，列在三等之后，不要说入翰林与分部任主事，就连做知县也不可以，只能是等待分配（“归原班铨选”）。这时候又是皇上发话，《清仁宗实录》卷九七：
朕恭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十六年考试戊辰科散馆庶吉士，内有林明伦一员，曾再留馆教习三年。因思此次散馆之庶吉士王以铻，考列名次在后，引见时著归原班铨选。但念其会试中式第一名，平日文理尚优，昨日散馆试卷，只系字画拙率，文义尚无大疵，王以铻著加恩仍以庶吉士留馆教习三年。
皇恩浩荡！然而“佛渡有缘人”，王以铻终是命运不济，不数月便故去。什么病症？什么时日？一概失详，史籍中只有“寻卒”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