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格非《江南三部曲》一以贯之的主题思想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对乌托邦理想的追求。其中以寻梦者陆秀米、逃亡者姚佩佩、失败者庞家玉这三位聪慧美好的女性悲剧形象活跃在特定时代背景，体验着乌托邦苦难历程刺痛女性意识特色的性别意识、孤独意识和生命意识，并发掘出她们敏感坚韧的心性，独立面对理想与现实相悖的乌托邦理想幻影和理想破灭的精神困惑，从而呼唤人性的复归。
关键词：格非；《江南三部曲》；女性形象
作者简介：车虹霞（1993-），女，云南省曲靖人，云南省大理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0-02
格非，原名刘勇，早期作品以叙事空缺的创作手法闻名于先锋作家群。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学潮流中与莫言、苏童并称为先锋文学三驾马车。格非沉潜十年，研读古典精华，结合诗性与先锋叙事写作手法创作了跨时代巨著《江南三部曲》。它是讲述陆家三代人围绕理想乌托邦历程而展开拼搏的个人奋斗史。其中，文本以简单叙述复杂的写实手法刻画了三位体验乌托邦苦难生活的女性悲剧形象。她们分别是清末民初孤傲高洁的“寻梦者”陆秀米形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敏感多质的“逃亡者”姚佩佩形象以及当下时代变革中现实功利的“失败者”庞家玉形象。
1、女性悲剧形象的具体呈现
《江南三部曲》是格非突破以往先锋叙事姿态，回归古典诗性写作。尤其是在人物形象塑造的精神意蕴上。他用优美而又犀利的笔锋和传统的叙事方法分别塑造了一批活跃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痴于幻想脱离现实的一群聪慧美好的理想主义女性悲剧形象。
《人面桃花》中所塑造的典型革命理想主义女性，是深居闺阁的官家小姐陆秀米。她革命理想破灭的悲剧形象正是一场隐射个人生活悲剧，亦是同时代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在历史边缘下为理想而痴狂的革命悲剧。文本不仅通过传统雅致的古典语言和“革命 恋爱”、“才子佳人”的叙事结构，还采用人物转换式的叙事视角来塑造陆秀米的孤傲高洁的性格与“秋瑾”式革命女性传奇人生的悲剧命运。同时，她的革命理想是构建博爱的大同世界。诱发陆秀米寻梦的起因，首先是陆秀米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其次是革命者张季元闯进她乏味枯燥的生活，但“才子佳人”的情感悲剧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陆秀米对张季元的痴，不如说是她对革命和未来的不甘和憧憬。同时，格非在跌宕起伏的传统故事情节中融入了叙事空缺，来承接陆秀米的寻梦悲剧。秀米妥协世俗“出嫁被绑”遭受“强暴”的情节中，见证了父亲理想中桃源梦在花家舍以“男盗女娼”土匪窝的形式存在。当陆秀米逃亡于日本，接受现代性革命洗礼的生活，呈现出留白、跳跃，直接过渡她回乡展开一系列革命活动。可由于现实与理想的悲剧性和荒诞性，陆秀米最终在无数次革命失败和家破人亡、牢狱之灾的惨痛经历中，放弃了现代革命理念。回归故里、吟诗弄花，拒绝一切革命的邀约，在行将就木的最后一刻，回忆往昔的理想，仿佛是做了一场虚无缥缈的梦。
《山河如梦》中的姚佩佩是一位活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极权氛围下的妙龄女子，为捍卫内心对陆秀米之子谭功达隐秘的情感自由，勇敢的在宿命的怪圈下以自我毁灭式的极端方式成为现实“逃亡者”般，爱情破灭的悲剧形象。她的悲剧不仅是集体主义对个人自由的摧残和吞噬，也是她敏感多质的性格与时代政治过热的主流格格不入所造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出她自身对所处时代的省思、不安和绝望。姚佩佩与谭功达的爱情坎坷曲折暗示了他们“痴男怨女”的隐秘情感在宿命般安排下将难以在现实里得到善终，穿插在谭功达政治、情场失意的情节中作者巧妙利用具有荒诞性的场景拼接，使她承受了爱情、友情的背叛和破灭，以及惨遭金玉迷奸等一系列人生悲剧。在痛苦和绝望的状态中，她选择杀人报复，流亡天下。勇敢直面苦难的姚佩佩以书信寄托情思，传达爱意和乞討流亡的窘迫和无奈。但现实的无情使她最终在宿命的怪圈下回到逃亡的原点。她逃亡落难的一生无不体现着对政治时代无情吞噬个体情感自由的叩问。
《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处于当下精神与物质文化转折的时代中心，她作为一个备受灵魂与肉体冲突的“失败者”形象。在面对经济时代对人理想的冲击时，她身上更加矛盾又尖锐的聚集了现代人精神困局。80年代是浪漫女性“李秀荣”碰上多情诗人谭端午爱情的开始，而后惨遭抛弃结尾，当情节空缺性、跳跃到二十年后“李秀荣”转换为刚强好胜的“庞家玉”与谭端午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夫妻时，冷淡的亲属关系和危机重重的事业。正是她贴近时代脉搏下物质意义的悲剧。社会华丽、浮躁外表下是人精神文化空壳和灵魂苍白。以“唐家湾房子被占”为导火线，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齐聚一堂构成一幅世俗浮世图。这时，格非以回忆与现实交织的手法叙述，庞家玉律师自居的身份和经验难以应对无赖似的社会规则，精神的困惑尖锐地敲击着她柔软的内心。凸显出了个体生存体验与现实悖谬的荒诞与无力，这在长期追捧着信仰，却不懂社会游戏规则的家玉面前是如此具有反讽性，此时面对癌症的突发，自杀一定程度上隐射了大时代悲剧中的个体面对现实荒诞下，呈现的精神苦痛。
2、理想与现实冲突下的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是对生命历程的体验和对外部世界的感知。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三位典型的理想主义女性在自我审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时，她们无惧理想破灭，释放了性别意识鲜明的自我本能欲望，同时在孤独意识浓厚的理想寄托中守望未来，感知个体存在价值的强烈生命意识。
首先，三位女性性别意识鲜明。虽然她们都是男权地位下的弱势群体，但是对身体体验处于朦胧无知的她们，曾在进步男性张季元、谭功达、谭端午等人的性爱启蒙下，有了对自我生命本质的认识和思考。她们都在身体被折辱的迫害中意识到“那片薄薄的、易碎的膜，就是我一生的缩影：其中除了耻辱，什么也没有……[1]”，在男权世界中，女性的反抗，是一种欲望的争夺，女性的反抗是以争取权利和满足欲望为前提。”[2]为此她们各自为保护隐秘的情爱欲望而勇敢选择反抗强权走上不幸、苦难的绝路，从而使女性“身体”在残缺与毁坏的崇高美和残缺美下达到生命的厚重感。女性原始欲望最可贵的是“母性”光辉，她们以自我个性解放的决然态度与世俗礼教割裂，恢复女性身体感官的能力。面对未婚先孕的儿子，陆秀米和庞家玉以母亲的本能保护欲，来保护孩子的成长，而姚佩佩对谭功达“恋父情结的”畸形情感更加深刻诠释了女性在生理意识的觉醒和对世俗伦理道德的反抗。 其次，伟大的心灵注定是孤独的。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三位女性的孤独都是牵绊着对理想的守望。她们特立独行的理想被现实日益消逝后的精神寄托，不仅使她们游离历史边缘的理想升华，而且使孤独意识更加浓厚。当陆秀米在不知革命价值的虚无状态下，直面了生活和理想破碎不堪的苦难，把对外界宏大的革命理想回归到人本身的价值需求上时。而姚佩佩、庞家玉则是敏感、无助的感知凉薄的人情，她们精神绝望、孤寂的向现实世界发出歇斯底里的呐喊。这无不诠释着个体对世界绝望、悲观的厌世情绪。“孤寂感是一种荒诞又虚无的存在，也是一种边缘的存在。”[3]三位怀有理想，却挣扎在时代边缘下的女性，孤独却无奈的承担着生活给人心灵带来的劫难，这正体现了作者对世界孤独的情感寄托和个体生存价值的思考。
最后，生命意识的感知是在个体苦乐生存体验中，自觉性的关怀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生命历程，从而在现实刺痛理想的追求中对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产生反思与警醒。三位理想化女性的生命意识强烈是在死亡意识伴随理想苦难历程中，体验着个体人格力量在现实劫难来得到超越。三位女性生命力量的壮美在体验现实与理想冲突的死亡阴影下，使个体生命价值的意义得到升华。
3、乌托邦理想的呈现与破灭
“三部曲在乌托邦、非理性、历史与个人内心三个核心主题的统摄下叩问时代精神，可说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一次较为成功的主题探索。”[4]作品里充斥着乌托邦的幻影。这是一种对现存世界难以满足个人需求进而产生对未来生活充满希冀的精神想象，也隐藏着个人对理想与现实价值生活相悖的批判性思考。
陆秀米在风云变幻的民初，以“救世主”的革命姿态在得不到时代的回应下潜意识的承袭了传统知识分子和革命先驱“救亡图存”意识形态下极端的革命乌托邦冲动。而走到历史与个人的边缘地带，她以个人为中心设计一体化和谐、平等的革命乌托邦幻影来表现出个人对理想价值追求的意义和对时代忽视个人发展的反抗和批判。姚佩佩以女性无意识下的自由乌托邦冲动来建构了充满正义的美好乌托邦幻影，同时也暗示出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庞家玉毫无节制的释放本我意识的欲望乌托邦冲动，在金钱吞噬人的理性和道德底线的乌托邦幻影中表现出理想主义被利己主义解构的悲剧和个人对理想价值追求的精神困惑。
对于“秋瑾式”女青年陆秀米痴于“桃源梦”、“大同世界”的精神领域。个人主义者姚佩佩则是憧憬着自我精神能够得到一体化时代的释放。利己主义膨胀的庞家玉放逐自我迷失在欲望幻想中，渴望与时代的步伐相一致。可乌托邦理想是人对生活美好的一种“幻想”和精神寄托，它是生存在人的精神世界，一旦付诸与实践，将与现实产生悖谬，导致理想的破灭。作为一个学者和思想者的格非，对人的存在价值有着深沉和冷静的理性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人已生活得相對比较猥琐了，不太会想乌托邦的问题或者白日梦。”[5]时代变革的动荡易对变幻莫测的人性产生深刻影响。所以建立在个人与生活本身基础上的理性乌托邦是对人性复归最好的呼唤，不仅是“西方社会对乌托邦的向往，早已抛却具体的目标幻想，而转化为对人性复苏的呼唤，期望用人理性的善来抑制本能的恶，把乌托邦变成一个关于人自身建设的过程。”[6]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对人自身精神文化建设的关注与思考。
综上所述，《江南三部曲》是格非突破先锋叙事姿态的作品。作者通过塑造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三位为理想奋斗的女性悲剧形象，表现出个体面对理想与现实的悖谬而产生精神困惑。当女性敏感的情感内质对生命存在的价值产生质疑时，从而萌生了性别意识、孤独意识和生命意识的气息。此时，三位女主人公的乌托邦幻影和理想破灭的悲剧性，正是作者对个体在社会内部变革下产生精神痛症的思考和警醒，也是对人性复归的呼唤。
注释：
[1]格非.山河如梦[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4月.第269、375页.
[2]韩丽艳.论格非小说创作中的欲望叙事[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9年.第37页.
[3]常健男.论格非小说中的孤寂生存意识[J].沈阳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1页.
[4]梁仪.乌托邦、非理性、历史与个人——格非小说“人面桃花三部曲”主题分析[J].成都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4页.
[5]敬文东.格非小词典或桃源变形记——“江南三部曲”阅读札记[J].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5期.第3页.
[6]熊修雨.理想主义与人性建构——论“江南三部曲”中格非对乌托邦问题的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9页.
关键词：格非；《江南三部曲》；女性形象
作者简介：车虹霞（1993-），女，云南省曲靖人，云南省大理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0-02
格非，原名刘勇，早期作品以叙事空缺的创作手法闻名于先锋作家群。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学潮流中与莫言、苏童并称为先锋文学三驾马车。格非沉潜十年，研读古典精华，结合诗性与先锋叙事写作手法创作了跨时代巨著《江南三部曲》。它是讲述陆家三代人围绕理想乌托邦历程而展开拼搏的个人奋斗史。其中，文本以简单叙述复杂的写实手法刻画了三位体验乌托邦苦难生活的女性悲剧形象。她们分别是清末民初孤傲高洁的“寻梦者”陆秀米形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敏感多质的“逃亡者”姚佩佩形象以及当下时代变革中现实功利的“失败者”庞家玉形象。
1、女性悲剧形象的具体呈现
《江南三部曲》是格非突破以往先锋叙事姿态，回归古典诗性写作。尤其是在人物形象塑造的精神意蕴上。他用优美而又犀利的笔锋和传统的叙事方法分别塑造了一批活跃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痴于幻想脱离现实的一群聪慧美好的理想主义女性悲剧形象。
《人面桃花》中所塑造的典型革命理想主义女性，是深居闺阁的官家小姐陆秀米。她革命理想破灭的悲剧形象正是一场隐射个人生活悲剧，亦是同时代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在历史边缘下为理想而痴狂的革命悲剧。文本不仅通过传统雅致的古典语言和“革命 恋爱”、“才子佳人”的叙事结构，还采用人物转换式的叙事视角来塑造陆秀米的孤傲高洁的性格与“秋瑾”式革命女性传奇人生的悲剧命运。同时，她的革命理想是构建博爱的大同世界。诱发陆秀米寻梦的起因，首先是陆秀米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其次是革命者张季元闯进她乏味枯燥的生活，但“才子佳人”的情感悲剧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陆秀米对张季元的痴，不如说是她对革命和未来的不甘和憧憬。同时，格非在跌宕起伏的传统故事情节中融入了叙事空缺，来承接陆秀米的寻梦悲剧。秀米妥协世俗“出嫁被绑”遭受“强暴”的情节中，见证了父亲理想中桃源梦在花家舍以“男盗女娼”土匪窝的形式存在。当陆秀米逃亡于日本，接受现代性革命洗礼的生活，呈现出留白、跳跃，直接过渡她回乡展开一系列革命活动。可由于现实与理想的悲剧性和荒诞性，陆秀米最终在无数次革命失败和家破人亡、牢狱之灾的惨痛经历中，放弃了现代革命理念。回归故里、吟诗弄花，拒绝一切革命的邀约，在行将就木的最后一刻，回忆往昔的理想，仿佛是做了一场虚无缥缈的梦。
《山河如梦》中的姚佩佩是一位活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极权氛围下的妙龄女子，为捍卫内心对陆秀米之子谭功达隐秘的情感自由，勇敢的在宿命的怪圈下以自我毁灭式的极端方式成为现实“逃亡者”般，爱情破灭的悲剧形象。她的悲剧不仅是集体主义对个人自由的摧残和吞噬，也是她敏感多质的性格与时代政治过热的主流格格不入所造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出她自身对所处时代的省思、不安和绝望。姚佩佩与谭功达的爱情坎坷曲折暗示了他们“痴男怨女”的隐秘情感在宿命般安排下将难以在现实里得到善终，穿插在谭功达政治、情场失意的情节中作者巧妙利用具有荒诞性的场景拼接，使她承受了爱情、友情的背叛和破灭，以及惨遭金玉迷奸等一系列人生悲剧。在痛苦和绝望的状态中，她选择杀人报复，流亡天下。勇敢直面苦难的姚佩佩以书信寄托情思，传达爱意和乞討流亡的窘迫和无奈。但现实的无情使她最终在宿命的怪圈下回到逃亡的原点。她逃亡落难的一生无不体现着对政治时代无情吞噬个体情感自由的叩问。
《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处于当下精神与物质文化转折的时代中心，她作为一个备受灵魂与肉体冲突的“失败者”形象。在面对经济时代对人理想的冲击时，她身上更加矛盾又尖锐的聚集了现代人精神困局。80年代是浪漫女性“李秀荣”碰上多情诗人谭端午爱情的开始，而后惨遭抛弃结尾，当情节空缺性、跳跃到二十年后“李秀荣”转换为刚强好胜的“庞家玉”与谭端午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夫妻时，冷淡的亲属关系和危机重重的事业。正是她贴近时代脉搏下物质意义的悲剧。社会华丽、浮躁外表下是人精神文化空壳和灵魂苍白。以“唐家湾房子被占”为导火线，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齐聚一堂构成一幅世俗浮世图。这时，格非以回忆与现实交织的手法叙述，庞家玉律师自居的身份和经验难以应对无赖似的社会规则，精神的困惑尖锐地敲击着她柔软的内心。凸显出了个体生存体验与现实悖谬的荒诞与无力，这在长期追捧着信仰，却不懂社会游戏规则的家玉面前是如此具有反讽性，此时面对癌症的突发，自杀一定程度上隐射了大时代悲剧中的个体面对现实荒诞下，呈现的精神苦痛。
2、理想与现实冲突下的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是对生命历程的体验和对外部世界的感知。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三位典型的理想主义女性在自我审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时，她们无惧理想破灭，释放了性别意识鲜明的自我本能欲望，同时在孤独意识浓厚的理想寄托中守望未来，感知个体存在价值的强烈生命意识。
首先，三位女性性别意识鲜明。虽然她们都是男权地位下的弱势群体，但是对身体体验处于朦胧无知的她们，曾在进步男性张季元、谭功达、谭端午等人的性爱启蒙下，有了对自我生命本质的认识和思考。她们都在身体被折辱的迫害中意识到“那片薄薄的、易碎的膜，就是我一生的缩影：其中除了耻辱，什么也没有……[1]”，在男权世界中，女性的反抗，是一种欲望的争夺，女性的反抗是以争取权利和满足欲望为前提。”[2]为此她们各自为保护隐秘的情爱欲望而勇敢选择反抗强权走上不幸、苦难的绝路，从而使女性“身体”在残缺与毁坏的崇高美和残缺美下达到生命的厚重感。女性原始欲望最可贵的是“母性”光辉，她们以自我个性解放的决然态度与世俗礼教割裂，恢复女性身体感官的能力。面对未婚先孕的儿子，陆秀米和庞家玉以母亲的本能保护欲，来保护孩子的成长，而姚佩佩对谭功达“恋父情结的”畸形情感更加深刻诠释了女性在生理意识的觉醒和对世俗伦理道德的反抗。 其次，伟大的心灵注定是孤独的。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三位女性的孤独都是牵绊着对理想的守望。她们特立独行的理想被现实日益消逝后的精神寄托，不仅使她们游离历史边缘的理想升华，而且使孤独意识更加浓厚。当陆秀米在不知革命价值的虚无状态下，直面了生活和理想破碎不堪的苦难，把对外界宏大的革命理想回归到人本身的价值需求上时。而姚佩佩、庞家玉则是敏感、无助的感知凉薄的人情，她们精神绝望、孤寂的向现实世界发出歇斯底里的呐喊。这无不诠释着个体对世界绝望、悲观的厌世情绪。“孤寂感是一种荒诞又虚无的存在，也是一种边缘的存在。”[3]三位怀有理想，却挣扎在时代边缘下的女性，孤独却无奈的承担着生活给人心灵带来的劫难，这正体现了作者对世界孤独的情感寄托和个体生存价值的思考。
最后，生命意识的感知是在个体苦乐生存体验中，自觉性的关怀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生命历程，从而在现实刺痛理想的追求中对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产生反思与警醒。三位理想化女性的生命意识强烈是在死亡意识伴随理想苦难历程中，体验着个体人格力量在现实劫难来得到超越。三位女性生命力量的壮美在体验现实与理想冲突的死亡阴影下，使个体生命价值的意义得到升华。
3、乌托邦理想的呈现与破灭
“三部曲在乌托邦、非理性、历史与个人内心三个核心主题的统摄下叩问时代精神，可说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一次较为成功的主题探索。”[4]作品里充斥着乌托邦的幻影。这是一种对现存世界难以满足个人需求进而产生对未来生活充满希冀的精神想象，也隐藏着个人对理想与现实价值生活相悖的批判性思考。
陆秀米在风云变幻的民初，以“救世主”的革命姿态在得不到时代的回应下潜意识的承袭了传统知识分子和革命先驱“救亡图存”意识形态下极端的革命乌托邦冲动。而走到历史与个人的边缘地带，她以个人为中心设计一体化和谐、平等的革命乌托邦幻影来表现出个人对理想价值追求的意义和对时代忽视个人发展的反抗和批判。姚佩佩以女性无意识下的自由乌托邦冲动来建构了充满正义的美好乌托邦幻影，同时也暗示出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庞家玉毫无节制的释放本我意识的欲望乌托邦冲动，在金钱吞噬人的理性和道德底线的乌托邦幻影中表现出理想主义被利己主义解构的悲剧和个人对理想价值追求的精神困惑。
对于“秋瑾式”女青年陆秀米痴于“桃源梦”、“大同世界”的精神领域。个人主义者姚佩佩则是憧憬着自我精神能够得到一体化时代的释放。利己主义膨胀的庞家玉放逐自我迷失在欲望幻想中，渴望与时代的步伐相一致。可乌托邦理想是人对生活美好的一种“幻想”和精神寄托，它是生存在人的精神世界，一旦付诸与实践，将与现实产生悖谬，导致理想的破灭。作为一个学者和思想者的格非，对人的存在价值有着深沉和冷静的理性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人已生活得相對比较猥琐了，不太会想乌托邦的问题或者白日梦。”[5]时代变革的动荡易对变幻莫测的人性产生深刻影响。所以建立在个人与生活本身基础上的理性乌托邦是对人性复归最好的呼唤，不仅是“西方社会对乌托邦的向往，早已抛却具体的目标幻想，而转化为对人性复苏的呼唤，期望用人理性的善来抑制本能的恶，把乌托邦变成一个关于人自身建设的过程。”[6]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对人自身精神文化建设的关注与思考。
综上所述，《江南三部曲》是格非突破先锋叙事姿态的作品。作者通过塑造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三位为理想奋斗的女性悲剧形象，表现出个体面对理想与现实的悖谬而产生精神困惑。当女性敏感的情感内质对生命存在的价值产生质疑时，从而萌生了性别意识、孤独意识和生命意识的气息。此时，三位女主人公的乌托邦幻影和理想破灭的悲剧性，正是作者对个体在社会内部变革下产生精神痛症的思考和警醒，也是对人性复归的呼唤。
注释：
[1]格非.山河如梦[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4月.第269、375页.
[2]韩丽艳.论格非小说创作中的欲望叙事[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9年.第37页.
[3]常健男.论格非小说中的孤寂生存意识[J].沈阳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1页.
[4]梁仪.乌托邦、非理性、历史与个人——格非小说“人面桃花三部曲”主题分析[J].成都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4页.
[5]敬文东.格非小词典或桃源变形记——“江南三部曲”阅读札记[J].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5期.第3页.
[6]熊修雨.理想主义与人性建构——论“江南三部曲”中格非对乌托邦问题的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