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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一封乱世战争中的杰出劝降信,笔者通过时代背景、收信双方角色定位、人情心理等角度分析丘迟文章中的劝说技巧,这对于我们解读文本以及练习写作都有一定裨益。
关键词:丘迟;与陈伯之书;陈伯之;时代背景;身份差异;人情心理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06-02
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凡六百余字,历来评论颇丰,不仅有从语言特色、用典用事、章法结构等各方面对文本进行分析解读的,还有从这封书信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角度来分析的。鉴于前贤的解析,笔者拟从从时代背景、收信双方角色定位、人情心理等角度,分析《与陈伯之书》这封乱世战争中的劝降信的特点,浅要概括其中卓越的劝说技巧。
一、书信的时代背景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1]丘迟的这封信作于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混乱的年代。当时,繁盛的中原地区竟出现了“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可以想见,乱世之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是一个实力决定一切的时代。这一阶段,在江南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相继建立过宋、齐、梁、陈四朝;在北方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不是外部入寇就是重臣造反,上演了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闹剧。当时朝代更迭频繁,今朝大王明日鬼,一臣事二主的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也就少了一些忠君事主的道德负担。
遗憾的是,陈伯之恰巧是这种首鼠两端的人物。陈伯之以海盗起家,后投奔乡人进入行伍,本为齐臣,后叛齐降梁。梁灭齐以后,陈伯之治政无方,怕梁武帝罚,举兵反梁,投奔了北魏。
二、写信人与收信人的身份差异
《梁书·列传第十四》记载:“陈伯之,济阴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獭皮冠,带刺刀,候伺邻里稻熟,辄偷刈之。尝为田主所见,呵之云:‘楚子莫动!’伯之谓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担何苦?’田主将执之,伯之因杖刀而进,将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担稻而归。及年长,在钟离数为劫盗,尝授面觇人船,船人斫之,获其左耳。”伯之自小就是泼皮,曾经偷割别人的稻子,被田主发现后还强词夺理,“杖刀”逼走主人,不慌不忙地担着稻子离去。由此可以看出,丘迟的劝降对象绝对不是一个好说话的善主。
除此之外,陈伯之还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武夫。“伯之不识书,及还江州,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而已。有事,典签传口语,与夺决于主者。”[2]
于是,一方面,丘迟与陈伯之分属于交战双方。丘迟为率军北伐的梁朝主将临川王萧宏的手下记室,相当于随军文员;而陈伯之则为梁之叛将,后作为抵抗梁军的北魏大将。另一方面,丘迟是文采卓著的文人,钟嵘曾经评论说:“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诗品》)又得家学渊源,“父灵鞠,有才名,仕齐官至太中大夫。迟八岁便属文,灵鞠常谓‘气骨似我’。黄门郎谢超宗、征士何点并见而异之。”[3]可见丘迟受父亲影响,少时早慧,八岁便会援笔作文,是一个少年成名的知识文化人;而陈伯之出身草莽,目不识丁,典型的赳赳武夫。身份地位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决定了此信难于措辞。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天监四年,诏太尉、临川王宏率众军北讨,宏命记室丘迟私与伯之书”[4],于是有了《与陈伯之书》。
再次,作为书信,礼节有宜;又,作为一封劝降信,除了客套话以外,还得摆事实,讲道理,陈利害,动之以情,晓之以礼。
三、其中的情感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其描写江南风物的那一段,写得特别引人入胜,历代以来,多有所引用。其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对后世影响很大。陈伯之本睢陵(今江苏省睢宁县)人,梁时做过江州刺史。丘迟是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二人皆是江南人。出自繁华美丽温润富贵之乡,丘迟不写金屋翠袖,却写江南普通的时令风景,想来不为无由。这种对故乡景物的生动描写,是为其书信的抒情性铺垫。丘迟在前文历陈史实,分析实力的基础上,穿插上这么一段别具温情的描写,实是利用了普通人的情感因素,是在充分洞明了收信人内心情感基础上动笔为文的。
本文意在劝人,有着杰出的劝降技巧。他先打消其顾虑,再挟军事实力和当时的具体对峙状态来说服,甚至末名借以威胁之。
然而时过境迁,时移世易,后人对《与陈伯之书》中所举诸多的历史典故、威逼利诱、巧舌如簧等已经没有印象,反而对这几句描写江南春景风物的名句格外喜爱。以至清代高鼎的一首小诗《春居》中仍有“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句来化用此典,其文学魅力可见一斑。
四、书信的成效
《梁书》记载:“伯之得书,乃于寿阳拥兵八千归降。”《与陈伯之书》这个诞生于战乱之中的书信,就这样给后人留下了一文得千军的美谈。当然,也可能不完全是此信之功,主要是当时之情势使然。但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类似此书信功能者,如三国时诸葛武侯之前后《出师表》,岳武穆之《精忠报国》,陆游之《示儿》篇,文天祥之《过零丁洋》等文本,于佑任之“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余光中“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等华章名句,令人思接千载,运通万里。想来必是千古皆然,华夏皆有此一统中原,恢复河山之良好传统。总之,此信发挥了它的应有作用,又因为其出色的文采与杰出的艺术特色广为流传。
人常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丘迟这个秀才不仅把道理讲给了目不识丁的陈伯之,而且讲清了,讲好了,讲通了,达到了劝降的目的,可谓史上的一段佳话。谁说书生百无一用?只为一封信,足当“半壁江山一纸书”之美论。
参考书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中国教育出版社。
[2][4]《梁书·列传第十四·刘季连陈伯之》
[3]《梁书·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上》
附录:与陈伯之书
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刃於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於当世!夫迷涂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
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靦颜借命,驱驰毡裘之长,宁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而将军鱼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楛矢东来;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揔兹戎重,吊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详之。丘迟顿首。
(责任编校:刘军平)
关键词:丘迟;与陈伯之书;陈伯之;时代背景;身份差异;人情心理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06-02
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凡六百余字,历来评论颇丰,不仅有从语言特色、用典用事、章法结构等各方面对文本进行分析解读的,还有从这封书信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角度来分析的。鉴于前贤的解析,笔者拟从从时代背景、收信双方角色定位、人情心理等角度,分析《与陈伯之书》这封乱世战争中的劝降信的特点,浅要概括其中卓越的劝说技巧。
一、书信的时代背景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1]丘迟的这封信作于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混乱的年代。当时,繁盛的中原地区竟出现了“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可以想见,乱世之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是一个实力决定一切的时代。这一阶段,在江南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相继建立过宋、齐、梁、陈四朝;在北方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不是外部入寇就是重臣造反,上演了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闹剧。当时朝代更迭频繁,今朝大王明日鬼,一臣事二主的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也就少了一些忠君事主的道德负担。
遗憾的是,陈伯之恰巧是这种首鼠两端的人物。陈伯之以海盗起家,后投奔乡人进入行伍,本为齐臣,后叛齐降梁。梁灭齐以后,陈伯之治政无方,怕梁武帝罚,举兵反梁,投奔了北魏。
二、写信人与收信人的身份差异
《梁书·列传第十四》记载:“陈伯之,济阴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獭皮冠,带刺刀,候伺邻里稻熟,辄偷刈之。尝为田主所见,呵之云:‘楚子莫动!’伯之谓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担何苦?’田主将执之,伯之因杖刀而进,将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担稻而归。及年长,在钟离数为劫盗,尝授面觇人船,船人斫之,获其左耳。”伯之自小就是泼皮,曾经偷割别人的稻子,被田主发现后还强词夺理,“杖刀”逼走主人,不慌不忙地担着稻子离去。由此可以看出,丘迟的劝降对象绝对不是一个好说话的善主。
除此之外,陈伯之还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武夫。“伯之不识书,及还江州,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而已。有事,典签传口语,与夺决于主者。”[2]
于是,一方面,丘迟与陈伯之分属于交战双方。丘迟为率军北伐的梁朝主将临川王萧宏的手下记室,相当于随军文员;而陈伯之则为梁之叛将,后作为抵抗梁军的北魏大将。另一方面,丘迟是文采卓著的文人,钟嵘曾经评论说:“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诗品》)又得家学渊源,“父灵鞠,有才名,仕齐官至太中大夫。迟八岁便属文,灵鞠常谓‘气骨似我’。黄门郎谢超宗、征士何点并见而异之。”[3]可见丘迟受父亲影响,少时早慧,八岁便会援笔作文,是一个少年成名的知识文化人;而陈伯之出身草莽,目不识丁,典型的赳赳武夫。身份地位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决定了此信难于措辞。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天监四年,诏太尉、临川王宏率众军北讨,宏命记室丘迟私与伯之书”[4],于是有了《与陈伯之书》。
再次,作为书信,礼节有宜;又,作为一封劝降信,除了客套话以外,还得摆事实,讲道理,陈利害,动之以情,晓之以礼。
三、其中的情感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其描写江南风物的那一段,写得特别引人入胜,历代以来,多有所引用。其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对后世影响很大。陈伯之本睢陵(今江苏省睢宁县)人,梁时做过江州刺史。丘迟是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二人皆是江南人。出自繁华美丽温润富贵之乡,丘迟不写金屋翠袖,却写江南普通的时令风景,想来不为无由。这种对故乡景物的生动描写,是为其书信的抒情性铺垫。丘迟在前文历陈史实,分析实力的基础上,穿插上这么一段别具温情的描写,实是利用了普通人的情感因素,是在充分洞明了收信人内心情感基础上动笔为文的。
本文意在劝人,有着杰出的劝降技巧。他先打消其顾虑,再挟军事实力和当时的具体对峙状态来说服,甚至末名借以威胁之。
然而时过境迁,时移世易,后人对《与陈伯之书》中所举诸多的历史典故、威逼利诱、巧舌如簧等已经没有印象,反而对这几句描写江南春景风物的名句格外喜爱。以至清代高鼎的一首小诗《春居》中仍有“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句来化用此典,其文学魅力可见一斑。
四、书信的成效
《梁书》记载:“伯之得书,乃于寿阳拥兵八千归降。”《与陈伯之书》这个诞生于战乱之中的书信,就这样给后人留下了一文得千军的美谈。当然,也可能不完全是此信之功,主要是当时之情势使然。但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类似此书信功能者,如三国时诸葛武侯之前后《出师表》,岳武穆之《精忠报国》,陆游之《示儿》篇,文天祥之《过零丁洋》等文本,于佑任之“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余光中“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等华章名句,令人思接千载,运通万里。想来必是千古皆然,华夏皆有此一统中原,恢复河山之良好传统。总之,此信发挥了它的应有作用,又因为其出色的文采与杰出的艺术特色广为流传。
人常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丘迟这个秀才不仅把道理讲给了目不识丁的陈伯之,而且讲清了,讲好了,讲通了,达到了劝降的目的,可谓史上的一段佳话。谁说书生百无一用?只为一封信,足当“半壁江山一纸书”之美论。
参考书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中国教育出版社。
[2][4]《梁书·列传第十四·刘季连陈伯之》
[3]《梁书·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上》
附录:与陈伯之书
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刃於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於当世!夫迷涂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
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靦颜借命,驱驰毡裘之长,宁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而将军鱼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楛矢东来;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揔兹戎重,吊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详之。丘迟顿首。
(责任编校:刘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