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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选原因分析
由这一案件引发的争论,一直在继续,它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至今没有形成主流认识。
但这种现象绝不是正常现象,这点已无可非议。这种不正常现象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什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窑头村选举问题的出现,除了领导和指导的原因之外,还有四个深层次因素在起作用。
一是经济因素
踏进老窑头这个小山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落后和贫困。与老窑头村村民一交谈,方知这里也有富人。对富人的致富原因作一分析,这里有文章!
首先看一看这里普通村民的生活状况,就可以窥视他们为什么“爱钱”。
老窑头村地处山区,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山村,从河津市委农工部2000年对该村的调查及2001年下化乡党委政府对农户的家访结果来看,他们只能勉强达到温饱水平。河津市电视台曾多次对该村的贫困状况作过报道和评论,每年都有市直单位到该村扶贫送温暖。央视《新闻调查》的画面及解说充分证明了这个论断:用贫穷落后来形容该村一点也不过分。
其次瞧一瞧先富“群体”的可见资产,就可以明了当事人为何要“砸钱”。
严格来讲,该村没有先富群体,富起来的只是极少数。首富者几人中,无一例外在村里任过主要干部,同时与煤矿有关。“次富”的就算村里的“副职”干部了,他们或者与“主干”合伙经营煤矿,或者靠村干部的优势经商,均拥有相当资产。富起来的个别村民,也是靠山吃山。他们与普通村民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另外分析一下先富“群体”靠什么致富,就可以知道“砸钱”值不值。
据调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文化程度不高,没有专业特长,父辈也没留下什么遗产。富的惟一途径是靠山吃煤,都经营过本村煤矿和有权力决定将煤矿承包给谁,或者,与煤有关。看一看多年来控制老窑头村煤炭资源的花名单,会使人有所感想,村干部职务与煤矿的控制权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一起出生,一起长大。
农村有句俗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也有人认为“追求享乐是人的本能”。巨大的经济反差及构成的人群类别,会使人们“寻根”。
因此,经济利益的驱使是老窑头村选举现象存在的基础。
二是政治因素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老窑头村民的民主选举史。
远的不用说,从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到1998年11月4日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的10年间,老窑头村一直没有让村民民主选举村委会,该村的村委会干部一直由乡里任命,党支部更是如此。直至1999年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迫于形势和压力,老窑头村才开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村委会。也就是从这一届开始,村官非常不情愿地从腰包里掏出一点钱发给了老百姓,老百姓第一次从民主中得到部分“实惠”。也有人说,这是村官价值从上到下的“支付转移”。
更重要的是,这里政治资源的占有。
按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村庄的政治资源可分为两块,一块是代表本村村民管理村务的党支部、村委会;二是代表本村村民参与政府管理的市、乡人大代表,这些人大代表在本村仍有相当的政治地位。虽然这种划分是不正确的,但事实如此!
按照《党章》和有关法律规定,村两委干部和两级人大代表均需选举产生。但由于相关选举制度的松散,这些占有政治资源的人总是在少数几个人之间流转,他们既是领导者,又是决策者、管理者,同时还是监督者。
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及行使习惯与民主形成强大的对立,而对立的结果往往是集中胜于民主。因此,长期以来政治上的不民主,支撑了老窑头村选举问题的发生。
三是人的因素
人是一切经济活动和政治的主体,“民主权利得不到切实可行的民主权力的支撑,选票等于废纸一张,还不如拿来换1800元现金来得实惠。”
这个支撑民主权利的民主权力在哪儿缺失,确实有深层次的原因。据调查,村民存在着几个比较严重的信任危机,这些危机对老窑头村选举问题发生的作用不可低估。
对历届村干部不信任,失信。对民主不信任,无主。对法律不信任,没法。
一面好的铜锣要用好的锣槌来敲,黄瓜敲锣,只能是越敲越短。一个好的法律和制度要靠好的人来落实,人的问题不解决,法律和制度也会“无法”。当人们对不信任由“抗争”变为“无奈”时,所谓的“理性”就不复存在了,不负责任的“跟着现实走”使社会人变成自然人。但这并没有改变人是选举主体的本质。
因此,人的因素仍然对老窑头村选举现象起了决定作用。只是它不是孤立的,它受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共同作用。
四是体制因素
村民自治的实质是民主政治。民主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复合的概念,要求完整的存在。“肢解”后的民主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民主,是“各取所需”的民主,没有生命力。民主作为一个系统,有它自身的运动规律,有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要求上下联动,左右互动,不能在某个层次单独存在。由于国情所限,我国实行的民主是自下而上的民主,有人称之为“草根民主”“纳米民主”。
作为我国基层政权的乡镇人民政府领导成员,由上级党委提名,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样存在着不够民主的问题。“中国特色”的包揽功能和传统思想的“惯性”作用,使法律有堵不完的“漏洞”。在政府的选举中提名硬、选举软,把法定“程序”当成操作“过程”的现象比比皆是。
因此,作为规范社会行为的体制,在老窑头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失去了制衡作用。
难道不是这样吗?争论休矣!
由于上述四个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使老窑头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出现了“230万元买村官”的不正常现象,史朋泽与王玉峰作为主角,展开了一场发钱大战,村民作出了现实的选择,给村民自治留下了沉甸甸的问号。
但是,这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基层民主过程中应当付出的代价!前进中的问题并不可怕,就怕因为出问题而不前进。随着法制社会的进步,会一步一步好起来的!
回访老窑头
2004年8月21日,当《人民日报》刊登“230万元买村官”一周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在城里坐不住了。一年前,看起来有点偶然的一个选举事件,注定将我们一生与老窑头永远联在一起。
一股强烈的冲动,将我们又“逼”上了老窑头,我们再次驱车前往这个久违的小山村。
我们坐的是一辆白色的越野车。车子在山路上盘旋,山沟里弯弯曲曲的小溪不知哪里是头,哪里是尾,这里的路和水恰似我们的思绪。
过了乡宁的收费站,拐弯下坡后,该是那段崎岖不平的山路了。我們在想,又轮到车轮颠簸、令人翻肠倒肚的时候了。
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原来坑坑洼洼的山路全变成了平坦的大道,几个筑路工人告诉我们,这是刚完工的柏油路基,过几天,就要铺油了。
路好车快,老窑头村很快到了。多么熟悉的山村呀!窑洞、大槐树,还有那几百年前用瓷器砌成的院墙。
村民的家,村民的脸,同样这般熟悉。1982年建造的舞台虽然苍老,但依旧挺拔。我们在舞台西边,也就是去年放王玉峰钱箱的地方伫立了许久,仿佛又看到了过去发生的一切。
老窑头村党支部临时负责人史怀章接待了我们,他黝黑的脸膛,说话不紧不慢,很有精神。
“选举被宣布无效后,乡党委决定让我临时负责村里的工作,农村干部的事情不好办啊,头绪多,事情杂,距老百姓最近,也代表着政府的形象,我尽力而为。”
“这一段时间你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首先是稳定局面,选举当中,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村民把钱拿到主席台是不对的。老窑头村给各级领导添了不少麻烦,但各级党委政府没有埋怨我们,嫌弃我们,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塑造老窑头形象。河津市委市政府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上级没有完全否定我们,首先肯定了我们在村民自治工作中的成绩。领导还加大了对我们各项工作的支持力度,纪检委的领导也到我们村给我们做工作,我们下化乡的书记、乡长多次到我们村帮助我们的工作,你看这新修的路,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连想都不敢想。
史怀章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农家窑洞里住了下来,虽然光线暗点,但在大热的暑天却非常凉快,比城里的空调房还好。
我们同许多村民进行了“多边会谈”。他们大都不愿意提及去年的选举,也没有过多地责怪别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是:“过去的事还提它干啥!”
史回民不慌不忙,给我们发了一根又一根精装“红河”牌香烟,也不推辞我们给他的“芙蓉王”,没多一会儿,会议室里已是烟雾腾腾。
我们问他:“你的副主任无效了,你现在干些啥?”
史回民回答说:“咱是一个党员,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原来我有些想不通,通过领导做工作,现在想通了,竞争是正常的,但向村民直接承诺发钱是不对的。现在我干交安委的工作,也就是负责交通安全,这活还怪忙的,昨晚一夜都没睡。”
村民对我们都很热情,但也不愿意谈选举的事,也不同意我们照相。每当我们举起相机,马上就有人上来盘问和阻止。
是的,他们确实不愿再让这儿曝光了,再不愿这儿出名了,他们想过安静的生活。
史朋泽与我们谈了约两个小时,讲了许许多多方面的问题。这个不在位的村官还同我们讨论了两委关系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等。他很健谈,很开朗,是个成熟的农村干部。他走时,又留下一句话:“官不好当,钱不好挣!”
王玉峰开着一辆崭新的黑色轿车来到我们的住地,他看起来精神不错,还是那一张白纸似的娃娃脸。他告诉我们:“选举的事就这样算了吧,不想提它了,钱发给老百姓了,老百姓的生活好了,钱没有白扔。我现在又埋头搞自己的生意,我想挣钱,现在没有钱就不是完整的男人。”
史海洋是慕名而來的!他说他不在史朋泽的煤矿上了,在别的地方搞生意,他说凭他的本事,在哪里都能挣到钱。他说话还是大嗓门,高八度,他老样没变,他还是那么油,那么幽默。我们问他:“可以录个像吗?”
他非常干脆:“随便,想怎么就怎么着,我后悔就后悔在中央电视台没有采访我,错过了上中央电视台的好机会!”
我们在老窑头一住又是四天,山里人再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晚上,我们见到了下化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我们原以为他们会向我们讲他们的政绩,比如修路、造地等,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实啊!但出乎意料,他们总讲他们的不足之处:哪些事还没有办好,哪些事还得马上办。
我们非常纳闷,现在还有这种只办事不张扬的人!
他们告诉我们:“老窑头村选举事情的发生,有许多原因,但我们不能把问题推得远远的,我们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乡里在领导和指导上也有失误的地方,洞察力不强,苗头性问题制止不力。市里的决定作出之后,乡干部的确想不通,我们主要领导同他们多次谈心,现在他们情绪很稳定,可以这么说,下化乡的整体工作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趴下去的不是共产党员!”
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感觉到:下化乡党委政府是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一个敢于负责的领导集体,一个为民办事的领导集体,一个摧不垮的领导集体!
他们还告诉我们,河津市、运城市两级党委政府,在处理老窑头问题过程中是非常负责和慎重的,事后又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最近又对如何搞好基层民主政治工作做了进一步的安排,这些都充分表明,有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是大有希望的。
又带着一大堆资料,一大堆思考,我们再次离开了老窑头村。车子启动,送我们的村民向我们挥手告别,我们回望了一下这个山村和山里人:老窑头,祝你平安,乡亲们,愿你们安好!我们还会来的!
由这一案件引发的争论,一直在继续,它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至今没有形成主流认识。
但这种现象绝不是正常现象,这点已无可非议。这种不正常现象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什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窑头村选举问题的出现,除了领导和指导的原因之外,还有四个深层次因素在起作用。
一是经济因素
踏进老窑头这个小山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落后和贫困。与老窑头村村民一交谈,方知这里也有富人。对富人的致富原因作一分析,这里有文章!
首先看一看这里普通村民的生活状况,就可以窥视他们为什么“爱钱”。
老窑头村地处山区,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山村,从河津市委农工部2000年对该村的调查及2001年下化乡党委政府对农户的家访结果来看,他们只能勉强达到温饱水平。河津市电视台曾多次对该村的贫困状况作过报道和评论,每年都有市直单位到该村扶贫送温暖。央视《新闻调查》的画面及解说充分证明了这个论断:用贫穷落后来形容该村一点也不过分。
其次瞧一瞧先富“群体”的可见资产,就可以明了当事人为何要“砸钱”。
严格来讲,该村没有先富群体,富起来的只是极少数。首富者几人中,无一例外在村里任过主要干部,同时与煤矿有关。“次富”的就算村里的“副职”干部了,他们或者与“主干”合伙经营煤矿,或者靠村干部的优势经商,均拥有相当资产。富起来的个别村民,也是靠山吃山。他们与普通村民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另外分析一下先富“群体”靠什么致富,就可以知道“砸钱”值不值。
据调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文化程度不高,没有专业特长,父辈也没留下什么遗产。富的惟一途径是靠山吃煤,都经营过本村煤矿和有权力决定将煤矿承包给谁,或者,与煤有关。看一看多年来控制老窑头村煤炭资源的花名单,会使人有所感想,村干部职务与煤矿的控制权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一起出生,一起长大。
农村有句俗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也有人认为“追求享乐是人的本能”。巨大的经济反差及构成的人群类别,会使人们“寻根”。
因此,经济利益的驱使是老窑头村选举现象存在的基础。
二是政治因素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老窑头村民的民主选举史。
远的不用说,从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到1998年11月4日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的10年间,老窑头村一直没有让村民民主选举村委会,该村的村委会干部一直由乡里任命,党支部更是如此。直至1999年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迫于形势和压力,老窑头村才开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村委会。也就是从这一届开始,村官非常不情愿地从腰包里掏出一点钱发给了老百姓,老百姓第一次从民主中得到部分“实惠”。也有人说,这是村官价值从上到下的“支付转移”。
更重要的是,这里政治资源的占有。
按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村庄的政治资源可分为两块,一块是代表本村村民管理村务的党支部、村委会;二是代表本村村民参与政府管理的市、乡人大代表,这些人大代表在本村仍有相当的政治地位。虽然这种划分是不正确的,但事实如此!
按照《党章》和有关法律规定,村两委干部和两级人大代表均需选举产生。但由于相关选举制度的松散,这些占有政治资源的人总是在少数几个人之间流转,他们既是领导者,又是决策者、管理者,同时还是监督者。
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及行使习惯与民主形成强大的对立,而对立的结果往往是集中胜于民主。因此,长期以来政治上的不民主,支撑了老窑头村选举问题的发生。
三是人的因素
人是一切经济活动和政治的主体,“民主权利得不到切实可行的民主权力的支撑,选票等于废纸一张,还不如拿来换1800元现金来得实惠。”
这个支撑民主权利的民主权力在哪儿缺失,确实有深层次的原因。据调查,村民存在着几个比较严重的信任危机,这些危机对老窑头村选举问题发生的作用不可低估。
对历届村干部不信任,失信。对民主不信任,无主。对法律不信任,没法。
一面好的铜锣要用好的锣槌来敲,黄瓜敲锣,只能是越敲越短。一个好的法律和制度要靠好的人来落实,人的问题不解决,法律和制度也会“无法”。当人们对不信任由“抗争”变为“无奈”时,所谓的“理性”就不复存在了,不负责任的“跟着现实走”使社会人变成自然人。但这并没有改变人是选举主体的本质。
因此,人的因素仍然对老窑头村选举现象起了决定作用。只是它不是孤立的,它受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共同作用。
四是体制因素
村民自治的实质是民主政治。民主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复合的概念,要求完整的存在。“肢解”后的民主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民主,是“各取所需”的民主,没有生命力。民主作为一个系统,有它自身的运动规律,有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要求上下联动,左右互动,不能在某个层次单独存在。由于国情所限,我国实行的民主是自下而上的民主,有人称之为“草根民主”“纳米民主”。
作为我国基层政权的乡镇人民政府领导成员,由上级党委提名,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样存在着不够民主的问题。“中国特色”的包揽功能和传统思想的“惯性”作用,使法律有堵不完的“漏洞”。在政府的选举中提名硬、选举软,把法定“程序”当成操作“过程”的现象比比皆是。
因此,作为规范社会行为的体制,在老窑头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失去了制衡作用。
难道不是这样吗?争论休矣!
由于上述四个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使老窑头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出现了“230万元买村官”的不正常现象,史朋泽与王玉峰作为主角,展开了一场发钱大战,村民作出了现实的选择,给村民自治留下了沉甸甸的问号。
但是,这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基层民主过程中应当付出的代价!前进中的问题并不可怕,就怕因为出问题而不前进。随着法制社会的进步,会一步一步好起来的!
回访老窑头
2004年8月21日,当《人民日报》刊登“230万元买村官”一周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在城里坐不住了。一年前,看起来有点偶然的一个选举事件,注定将我们一生与老窑头永远联在一起。
一股强烈的冲动,将我们又“逼”上了老窑头,我们再次驱车前往这个久违的小山村。
我们坐的是一辆白色的越野车。车子在山路上盘旋,山沟里弯弯曲曲的小溪不知哪里是头,哪里是尾,这里的路和水恰似我们的思绪。
过了乡宁的收费站,拐弯下坡后,该是那段崎岖不平的山路了。我們在想,又轮到车轮颠簸、令人翻肠倒肚的时候了。
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原来坑坑洼洼的山路全变成了平坦的大道,几个筑路工人告诉我们,这是刚完工的柏油路基,过几天,就要铺油了。
路好车快,老窑头村很快到了。多么熟悉的山村呀!窑洞、大槐树,还有那几百年前用瓷器砌成的院墙。
村民的家,村民的脸,同样这般熟悉。1982年建造的舞台虽然苍老,但依旧挺拔。我们在舞台西边,也就是去年放王玉峰钱箱的地方伫立了许久,仿佛又看到了过去发生的一切。
老窑头村党支部临时负责人史怀章接待了我们,他黝黑的脸膛,说话不紧不慢,很有精神。
“选举被宣布无效后,乡党委决定让我临时负责村里的工作,农村干部的事情不好办啊,头绪多,事情杂,距老百姓最近,也代表着政府的形象,我尽力而为。”
“这一段时间你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首先是稳定局面,选举当中,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村民把钱拿到主席台是不对的。老窑头村给各级领导添了不少麻烦,但各级党委政府没有埋怨我们,嫌弃我们,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塑造老窑头形象。河津市委市政府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上级没有完全否定我们,首先肯定了我们在村民自治工作中的成绩。领导还加大了对我们各项工作的支持力度,纪检委的领导也到我们村给我们做工作,我们下化乡的书记、乡长多次到我们村帮助我们的工作,你看这新修的路,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连想都不敢想。
史怀章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农家窑洞里住了下来,虽然光线暗点,但在大热的暑天却非常凉快,比城里的空调房还好。
我们同许多村民进行了“多边会谈”。他们大都不愿意提及去年的选举,也没有过多地责怪别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是:“过去的事还提它干啥!”
史回民不慌不忙,给我们发了一根又一根精装“红河”牌香烟,也不推辞我们给他的“芙蓉王”,没多一会儿,会议室里已是烟雾腾腾。
我们问他:“你的副主任无效了,你现在干些啥?”
史回民回答说:“咱是一个党员,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原来我有些想不通,通过领导做工作,现在想通了,竞争是正常的,但向村民直接承诺发钱是不对的。现在我干交安委的工作,也就是负责交通安全,这活还怪忙的,昨晚一夜都没睡。”
村民对我们都很热情,但也不愿意谈选举的事,也不同意我们照相。每当我们举起相机,马上就有人上来盘问和阻止。
是的,他们确实不愿再让这儿曝光了,再不愿这儿出名了,他们想过安静的生活。
史朋泽与我们谈了约两个小时,讲了许许多多方面的问题。这个不在位的村官还同我们讨论了两委关系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等。他很健谈,很开朗,是个成熟的农村干部。他走时,又留下一句话:“官不好当,钱不好挣!”
王玉峰开着一辆崭新的黑色轿车来到我们的住地,他看起来精神不错,还是那一张白纸似的娃娃脸。他告诉我们:“选举的事就这样算了吧,不想提它了,钱发给老百姓了,老百姓的生活好了,钱没有白扔。我现在又埋头搞自己的生意,我想挣钱,现在没有钱就不是完整的男人。”
史海洋是慕名而來的!他说他不在史朋泽的煤矿上了,在别的地方搞生意,他说凭他的本事,在哪里都能挣到钱。他说话还是大嗓门,高八度,他老样没变,他还是那么油,那么幽默。我们问他:“可以录个像吗?”
他非常干脆:“随便,想怎么就怎么着,我后悔就后悔在中央电视台没有采访我,错过了上中央电视台的好机会!”
我们在老窑头一住又是四天,山里人再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晚上,我们见到了下化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我们原以为他们会向我们讲他们的政绩,比如修路、造地等,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实啊!但出乎意料,他们总讲他们的不足之处:哪些事还没有办好,哪些事还得马上办。
我们非常纳闷,现在还有这种只办事不张扬的人!
他们告诉我们:“老窑头村选举事情的发生,有许多原因,但我们不能把问题推得远远的,我们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乡里在领导和指导上也有失误的地方,洞察力不强,苗头性问题制止不力。市里的决定作出之后,乡干部的确想不通,我们主要领导同他们多次谈心,现在他们情绪很稳定,可以这么说,下化乡的整体工作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趴下去的不是共产党员!”
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感觉到:下化乡党委政府是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一个敢于负责的领导集体,一个为民办事的领导集体,一个摧不垮的领导集体!
他们还告诉我们,河津市、运城市两级党委政府,在处理老窑头问题过程中是非常负责和慎重的,事后又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最近又对如何搞好基层民主政治工作做了进一步的安排,这些都充分表明,有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是大有希望的。
又带着一大堆资料,一大堆思考,我们再次离开了老窑头村。车子启动,送我们的村民向我们挥手告别,我们回望了一下这个山村和山里人:老窑头,祝你平安,乡亲们,愿你们安好!我们还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