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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攻克南京，曾国藩奏报搜查“贼赃”的情况，说除了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顿时，物议沸腾，多以其奏为谎言;王闿运所谓“曾侯工作奏，言钱空覼缕”，所谓曾国荃一掷千金买笺纸，即示怀疑。
湘军及曾国荃入南京后是否大发横财
在深入调查曾国荃是否因此暴富之前，我们先看看曾国藩当日的报告: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唯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臣弟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因晓喻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要确定湘军及曾国荃入南京后是否大发横财，关键之点在于调查太平天国“圣库”（即摺称“伪都之公帑”者）的有无丰绌。曾国藩说“并无所谓贼库者”，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天朝田亩制度》云:
“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从金田起义以迄天国覆亡，“圣库”制度就一直存在，并为此立下严格的法律，违者议罪乃至斩首。
咸丰元年洪秀全诏云:“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一条草对紧”，是粤地方言，若谓“一心向着”。明年，诏云:“倘再私藏私带，一经察出，斩首示众。”具体执行标准，则以五两银子为限，凡藏银过此数不缴者，按律治罪。入南京后，“圣库”设在水西门灯笼巷，有六名专职人员负责日常管理。严厉执行“圣库”制度，将全体民众的财富集中管理，乃是太平天国能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前提和保障，也是中外传言南京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根据。
但是，“圣库”制度，在太平天国后期——亦即咸丰六年发生内部相杀的“天京事变”后——遭到严重破坏，业已名存实亡。曾国藩转述李秀成语，说:“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
这就说明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库”的性质已经由“公帑”变为“私藏”。而洪派以下人众，也纷纷效法，于“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中，仅向“圣库”缴纳谷米牛羊等食物，而隐瞒了银钱衣物等硬通货。李秀成在湘军围困南京时，与“合朝文武”商议，苦劝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银两”，而应“概行要买米粮”;就不但证明了天国官员不再上缴而是私藏银两，也证明了“圣库”空虚，连基本的粮食储备也得不到保障，远非咸丰初期“粮米丰足，件件有余”的盛况。同治二年苏州告急，李秀成欲离开南京前去赴援，洪系人物以“国库无存银米”为由，令他“助饷银十万”，否则不许离京。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才换得40天的自由活动时间。亦可见“圣库”空虚、人各私财的景况。
李秀成是天国中“万古忠义”（洪秀全语）的忠王，家财尚有十万之富；其他2000多个“王兄王弟”的私人财产之多，可想而知，“圣库”财务之有出无纳的困绌情况，亦可想而知。因此，“圣库”之有，毋庸置疑，而“圣库”之绌，亦毋庸置疑。
曾氏兄弟进城之后，未发现金银财宝，心生恐惧
由此可知，湘军当日入城，未能发掘出巨大“窖藏”，是实在情形，曾国藩并非“工”于“作奏”，不过实话实说而已。当然，“圣库”之不足掠夺，只说明湘军作为接管南京的军事组织，在对公业务方面成效不彰，并不说明作为个体的湘军兵将都空手而归。
曾氏兄弟进城之后，发现“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失望之余，不免生出几分恐惧。根据历史记载以及实战经验，敌国都城的金银宝藏，只是多少问题，而非有无问题；孰料南京城竟出现了有无问题，明显于理不合，与史不符。
然则，实话实说，必难取信于人。旁人不信，也倒罢了，人主、朝臣不信，则问题大了，所谓傍议丛生，所谓忧谗畏讥，就是这种背黑锅的尴尬境况的真实写照。故曾氏兄弟初则失望，继则恐惧，故曾国荃要建议“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三日弛禁期内掳获的“贼赃”，“以抵欠饷”，多多少少凑个数儿，平息舆论。
曾国藩则老谋深算，知道众将士固有愚智强弱之别，所得资财则有多寡不均之实，“按名勒缴”的话，所得甚少的“弱者”一定“刑求而不得”，而所得较多的“强者”必会“抗令而遁逃”。如此，则不但无补于实际收入，甚且“损政体而失士心”。遂不采纳“按名勒缴”的建议，而设立不问“贼身囊金”（降卒或敌尸随身携带的财物）只查缴“贼馆窖金”（公私大小库存财物）的法令。当然，此法只是一纸具文；三日弛禁期内，不论囊金、窖金，十之八九已被将士们搜刮一空，事后再怎么严格执行此条法令，也是所得甚微，聊胜于无。
曾国藩实话实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找不到大笔“贼赃”，必然遭致讥议;为免讥议，总不能倒贴银钱，做赔本买卖。处此两难之境，曾国藩只有实行“挺经”之法，抱着“此心耿耿可对君父”的赤诚，据实“覼缕”，尽量争取中朝人士的谅解;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中枢也许和曾国藩心心相印，用人不疑;也许收到实地谍报，两造俱符;也许恪于情势，无可奈何;总之，曾摺奏闻七日后，便迅速下达了一道“理解万岁”的批谕:“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就官方层面而言，此事已经了结。
只是，普通群众觉悟比较低，怎么也不相信“城内并无贼库”，几乎众口一词，说曾家老九因此一役，骤成巨富。我们看几则有代表性的传言。
“（曾国荃）入天王府，见殿上悬圆灯四，大于五石瓠，黑柱内撑如儿臂，而以红纱饰其外。某提督在旁，诧曰:‘此元时宝物也’;盖以风磨铜鼓铸而成，后遂为忠襄（国荃谥号）所得”;这是说他侵吞了四个元代制造的大顶灯。
“（曾国荃）于天王府获东珠一挂，大如指顶，圆若弹丸，数之，得百余颗；诚稀世之宝也。又获一翡翠西瓜，大于栲栳，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识者曰:‘此圆明园物也’”;“匀圆莹白，大可半寸，小者亦如菽颗。王公等冠顶饰之，以多少分等秩、昭宝贵焉”。东珠，出产于东北混同江、乌拉宁古塔诸河（即今松花江下游及其支流），如此宝珠，曾国荃一下捡了一百多颗，此外，还抱回一个大于篾筐（栲栳）的翡翠西瓜。唐人用“栲栳量金”形容当日长安贵少的奢华 ，若见到湘乡曾九用栲栳盛着一坨翡翠，不知作何言语？
除了列举实物，传言还折算了曾国荃南京之行的全部现金收入:“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于家。”为了对数千万两银子有个感性而现实的认识，我们来做做数学题，将之换算为今日币值。从三至九，皆可称“数”;换算所用的中介物，则以大米为例。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九年间，米价为4480文/石（约合1.71两银子/石）;清代每石，相当于今日的71.6公斤，然则一两银子可购41.87公斤大米，然则“数”千万两银子可购大米，在1,256,100～3,768,300吨之间。今日中等质量大米，约2元/公斤，然则，曾九此行获利，折合人民币在25亿至75亿之间。再参照《福布斯》杂志公布的本年度中国富豪榜，我们发现，曾国荃可以轻轻松松跻身前十之列。感性认识，尚不仅此。倘若曾国荃真有数千万家财，那么，他的资产将数倍乃至数十百倍于当时大清帝国的国库储备。嘉庆十九年，户部库存银为1240万两 ，曾国荃至少3倍之；道光30年，库存800余万两 ，曾国荃至少四倍之；咸丰三年，库存仅为20余万两，曾国荃至少150倍之！
一战暴富，荒谬
历史上，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案例很多，但是一战暴富而至敌国甚且倍国，实不多见。囿于历史经验，限于当日实情，基于现实排行，我们是不是要怀疑“获资数千万”这个传言的真实性？不待后生晚辈如伯牛者，遍阅清代野史稗记的掌故大师徐珂早就质疑这个传言，他说:“湘乡两曾之富，文正逊于忠襄，世所知也。然忠襄资财亦不及百万，不若近今疆吏之筮仕数年可致千万也。（徐）花农（琪）兄之次女杏文适忠襄之嫡长孙慕陶侍郎，尝言:‘忠襄身后，仅有田六千亩，长沙屋两所，湘乡屋一所’。”
他的侄女是曾国荃长孙媳，跟娘家唠起夫家光景，大致不谬。例如田数，郭嵩焘在驳斥王闿运《湘军志》时说过:“曾国荃亦无百顷田”;百顷为一万亩，不过百顷，则其产为几千亩可知。杏文小姐说夫家资产不及百万，按照上面的算法，则不超过8000余万人民币。较之升斗小民，固为巨富;但是，衡以富豪标准，则遑论前十，欲托身排行榜尾亦不可得矣。然则，“获资数千万”为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谣言，可以休矣。语云: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曾国荃自咸丰七年至同治三年，皆任统帅，七年间集资百万，稍富于知府而已，远远“不若近今疆吏之筮仕数年可致千万也”。
湘军及曾国荃入南京后是否大发横财
在深入调查曾国荃是否因此暴富之前，我们先看看曾国藩当日的报告: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唯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臣弟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因晓喻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要确定湘军及曾国荃入南京后是否大发横财，关键之点在于调查太平天国“圣库”（即摺称“伪都之公帑”者）的有无丰绌。曾国藩说“并无所谓贼库者”，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天朝田亩制度》云:
“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从金田起义以迄天国覆亡，“圣库”制度就一直存在，并为此立下严格的法律，违者议罪乃至斩首。
咸丰元年洪秀全诏云:“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一条草对紧”，是粤地方言，若谓“一心向着”。明年，诏云:“倘再私藏私带，一经察出，斩首示众。”具体执行标准，则以五两银子为限，凡藏银过此数不缴者，按律治罪。入南京后，“圣库”设在水西门灯笼巷，有六名专职人员负责日常管理。严厉执行“圣库”制度，将全体民众的财富集中管理，乃是太平天国能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前提和保障，也是中外传言南京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根据。
但是，“圣库”制度，在太平天国后期——亦即咸丰六年发生内部相杀的“天京事变”后——遭到严重破坏，业已名存实亡。曾国藩转述李秀成语，说:“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
这就说明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库”的性质已经由“公帑”变为“私藏”。而洪派以下人众，也纷纷效法，于“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中，仅向“圣库”缴纳谷米牛羊等食物，而隐瞒了银钱衣物等硬通货。李秀成在湘军围困南京时，与“合朝文武”商议，苦劝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银两”，而应“概行要买米粮”;就不但证明了天国官员不再上缴而是私藏银两，也证明了“圣库”空虚，连基本的粮食储备也得不到保障，远非咸丰初期“粮米丰足，件件有余”的盛况。同治二年苏州告急，李秀成欲离开南京前去赴援，洪系人物以“国库无存银米”为由，令他“助饷银十万”，否则不许离京。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才换得40天的自由活动时间。亦可见“圣库”空虚、人各私财的景况。
李秀成是天国中“万古忠义”（洪秀全语）的忠王，家财尚有十万之富；其他2000多个“王兄王弟”的私人财产之多，可想而知，“圣库”财务之有出无纳的困绌情况，亦可想而知。因此，“圣库”之有，毋庸置疑，而“圣库”之绌，亦毋庸置疑。
曾氏兄弟进城之后，未发现金银财宝，心生恐惧
由此可知，湘军当日入城，未能发掘出巨大“窖藏”，是实在情形，曾国藩并非“工”于“作奏”，不过实话实说而已。当然，“圣库”之不足掠夺，只说明湘军作为接管南京的军事组织，在对公业务方面成效不彰，并不说明作为个体的湘军兵将都空手而归。
曾氏兄弟进城之后，发现“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失望之余，不免生出几分恐惧。根据历史记载以及实战经验，敌国都城的金银宝藏，只是多少问题，而非有无问题；孰料南京城竟出现了有无问题，明显于理不合，与史不符。
然则，实话实说，必难取信于人。旁人不信，也倒罢了，人主、朝臣不信，则问题大了，所谓傍议丛生，所谓忧谗畏讥，就是这种背黑锅的尴尬境况的真实写照。故曾氏兄弟初则失望，继则恐惧，故曾国荃要建议“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三日弛禁期内掳获的“贼赃”，“以抵欠饷”，多多少少凑个数儿，平息舆论。
曾国藩则老谋深算，知道众将士固有愚智强弱之别，所得资财则有多寡不均之实，“按名勒缴”的话，所得甚少的“弱者”一定“刑求而不得”，而所得较多的“强者”必会“抗令而遁逃”。如此，则不但无补于实际收入，甚且“损政体而失士心”。遂不采纳“按名勒缴”的建议，而设立不问“贼身囊金”（降卒或敌尸随身携带的财物）只查缴“贼馆窖金”（公私大小库存财物）的法令。当然，此法只是一纸具文；三日弛禁期内，不论囊金、窖金，十之八九已被将士们搜刮一空，事后再怎么严格执行此条法令，也是所得甚微，聊胜于无。
曾国藩实话实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找不到大笔“贼赃”，必然遭致讥议;为免讥议，总不能倒贴银钱，做赔本买卖。处此两难之境，曾国藩只有实行“挺经”之法，抱着“此心耿耿可对君父”的赤诚，据实“覼缕”，尽量争取中朝人士的谅解;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中枢也许和曾国藩心心相印，用人不疑;也许收到实地谍报，两造俱符;也许恪于情势，无可奈何;总之，曾摺奏闻七日后，便迅速下达了一道“理解万岁”的批谕:“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就官方层面而言，此事已经了结。
只是，普通群众觉悟比较低，怎么也不相信“城内并无贼库”，几乎众口一词，说曾家老九因此一役，骤成巨富。我们看几则有代表性的传言。
“（曾国荃）入天王府，见殿上悬圆灯四，大于五石瓠，黑柱内撑如儿臂，而以红纱饰其外。某提督在旁，诧曰:‘此元时宝物也’;盖以风磨铜鼓铸而成，后遂为忠襄（国荃谥号）所得”;这是说他侵吞了四个元代制造的大顶灯。
“（曾国荃）于天王府获东珠一挂，大如指顶，圆若弹丸，数之，得百余颗；诚稀世之宝也。又获一翡翠西瓜，大于栲栳，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识者曰:‘此圆明园物也’”;“匀圆莹白，大可半寸，小者亦如菽颗。王公等冠顶饰之，以多少分等秩、昭宝贵焉”。东珠，出产于东北混同江、乌拉宁古塔诸河（即今松花江下游及其支流），如此宝珠，曾国荃一下捡了一百多颗，此外，还抱回一个大于篾筐（栲栳）的翡翠西瓜。唐人用“栲栳量金”形容当日长安贵少的奢华 ，若见到湘乡曾九用栲栳盛着一坨翡翠，不知作何言语？
除了列举实物，传言还折算了曾国荃南京之行的全部现金收入:“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于家。”为了对数千万两银子有个感性而现实的认识，我们来做做数学题，将之换算为今日币值。从三至九，皆可称“数”;换算所用的中介物，则以大米为例。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九年间，米价为4480文/石（约合1.71两银子/石）;清代每石，相当于今日的71.6公斤，然则一两银子可购41.87公斤大米，然则“数”千万两银子可购大米，在1,256,100～3,768,300吨之间。今日中等质量大米，约2元/公斤，然则，曾九此行获利，折合人民币在25亿至75亿之间。再参照《福布斯》杂志公布的本年度中国富豪榜，我们发现，曾国荃可以轻轻松松跻身前十之列。感性认识，尚不仅此。倘若曾国荃真有数千万家财，那么，他的资产将数倍乃至数十百倍于当时大清帝国的国库储备。嘉庆十九年，户部库存银为1240万两 ，曾国荃至少3倍之；道光30年，库存800余万两 ，曾国荃至少四倍之；咸丰三年，库存仅为20余万两，曾国荃至少150倍之！
一战暴富，荒谬
历史上，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案例很多，但是一战暴富而至敌国甚且倍国，实不多见。囿于历史经验，限于当日实情，基于现实排行，我们是不是要怀疑“获资数千万”这个传言的真实性？不待后生晚辈如伯牛者，遍阅清代野史稗记的掌故大师徐珂早就质疑这个传言，他说:“湘乡两曾之富，文正逊于忠襄，世所知也。然忠襄资财亦不及百万，不若近今疆吏之筮仕数年可致千万也。（徐）花农（琪）兄之次女杏文适忠襄之嫡长孙慕陶侍郎，尝言:‘忠襄身后，仅有田六千亩，长沙屋两所，湘乡屋一所’。”
他的侄女是曾国荃长孙媳，跟娘家唠起夫家光景，大致不谬。例如田数，郭嵩焘在驳斥王闿运《湘军志》时说过:“曾国荃亦无百顷田”;百顷为一万亩，不过百顷，则其产为几千亩可知。杏文小姐说夫家资产不及百万，按照上面的算法，则不超过8000余万人民币。较之升斗小民，固为巨富;但是，衡以富豪标准，则遑论前十，欲托身排行榜尾亦不可得矣。然则，“获资数千万”为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谣言，可以休矣。语云: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曾国荃自咸丰七年至同治三年，皆任统帅，七年间集资百万，稍富于知府而已，远远“不若近今疆吏之筮仕数年可致千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