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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知道，我的写作与高考有着难解的缘分。
不得不说，我写作的初始就与多数人情况不同，没有风花雪月，没有天马行空，我的写作更多是血淋淋又沉甸甸的。因为，我想用文字记录被考试和排名充斥生活的学生们，这本身就不可能浪漫轻松。然而愿望成为记录者的我，又在全省排名第一的名校里学习，于是，写作本身和如何有时间坐到书桌前写作都成为了我的考验。而一路跌跌撞撞，我才尽全力第一次完成了小说写作。
我的小说《十七岁的围城》满打满算用了五年时间完成，可我实际的写作时间拼接起来怕是连一年都不足。零零散散的创作时间，最长的一次也只能以半月为单位，而最短的就是在课间的几分钟空隙里。可无论怎样，这本《十七岁的围城》都在真正意义上陪伴了我的青春时代。
很多次我也想：在学生时代写这样一本小说，对我而言究竟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折磨呢？
仔细想想，当然还是幸福感更多些。
怀揣着写小说的梦想，每天以学生的身份进入校园，我总觉得自己是个间谍，潜伏在学校里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甚至有时我觉得上学是副业，体验生活才是正事儿。我把自己假想成一个作家，碰到很多不顺利和压力，我竟入戏得仿佛那真的和我无关，只是为了小说存在。现在想来我很幸运，写小说这事儿像一剂止痛针，缓解了成长和高考本应给我的疼痛。
对我而言，写小说除了表达我的想法，最爽的就是创造了一个世界，赋予了一群不存在的人以鲜活的生命。我笔下的每一个人都像是我的化身，甚至我觉得写这些故事时，我的青春好像以不同模式，活了好几遍。他们都是我，也都不是——他们是我的那些采访对象，又是这个时代里所有中学生的模样。
我记得，最开始写这小说的原因很简单：偏科严重的我，在数学成绩和数学老师的夹击里很苦闷，于是开始写真实的校园故事尽情吐槽。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居然在同学中很受期待，这让我有些意外和惊喜——原来有人盼着你的下文是这样有成就感呀。于是这书从写一个人，到几个人，再到一代人，随着我的成长和思考，我努力赋予它更多；但最根本的，写一本这样的书，让我能有地方倾诉和表达。
可我不得不承认，我越写越觉得痛苦。我是青春年华的亲历者，也是见证者，更是记录者。写着小说里所有人的命运和成长，我当然也在不断思考。因为写这本小说，我不自觉地从个人与群体，现在时与未来时等等角度审视高考，而在小说完成的时候，我为我书中的主人公安排了命运，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其实也是我对高考得出的结论：中国的高考让十二年的学习与我们的爱好无关，大学毕业后的就业与我们的理想无关，这一切只和分数有关。批量生产的我们大多没有个性和志向，只是考试机器罢了。
高三那年，我的小说《十七岁的围城》完稿出版了，对我而言，我的高考其实也就有了结果。书中，我的主人公说，她的小说就是她的高考成绩。其实，这更是我的心声。
我妈老说一句话，对的时间碰见对的人，才是有结果的爱情。我觉得，我和我的小说，就像一对儿八字相克的冤家，磕碰得头破血流，还要坚持着手拉手走到最后。我的文学梦，是我在不对的时间碰见的最对的人。只是那不对，不由我和我的文学梦决定，而是由高考。而在文学梦和名校梦之外，我还是一名艺术生。于是被高考反复逼仄的我成了这番模样：
出版在即，我终于可以动笔写我期待了多年的小说后记。电脑桌旁堆满了画架、素描静物书和速写板，板子上的四分之三侧的男青年头像速写还没有拆下来，开着盖的颜料盒和盛着脏水的涮笔桶堆在角落里，一厚摞练习画塞在抽屉里。而坐在电脑前的我，衣裤上有着色彩颜料的痕迹，小拇指上还带着刚画过素描的铅笔黑印儿。
而比这些更叫我心烦的是，仅有不到五十天的时间，就要全省联考了，通不过它就没有当艺术生的资格。联考要考四门：素描静物、素描头像、色彩、速写。我却刚刚开始学了六七天。
之后是各大美院的单招艺考。
再然后是高考。
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了。而我昨天才参加完陕西美术联考的模拟考试，虽然只是模拟，从早上五点起床到晚上十一点入睡之间的所有时间，我都在拼命地画。
我一直坚定着想要当一个画画的作家，所以学美术并不是我的心血来潮。我也提醒了自己无数次：真的该去培训班了！再不去就来不及了！通不过艺术考试，画家的梦想可就破灭了！
可不断有高手们指出我小说的问题。我发自内心地感恩，有那么多人指导我写作是太幸运的事。可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纠结：大格局到底动不动？标点符号的小问题，是让编辑姐姐帮我看着改，还是我自己改？
最后，我回答，我改！
这是太悲壮的两个字。它意味着，我既不能坐在我的名校准备高考，也不能去艺考班画我的水果蔬菜。这当然会让我的小说更加精美了，却让我的艺术联考准备时间从六个月变成了两个多月。于是，我了解一切艺考信息，却把自己逼上了这样的境地：很多画了一两年的复读生，还在担心不能通过，而我在不到五十天就要考试的时候，才平生第一次拿着炭笔画速写。
我的梦想很璀璨，可现实却逼仄得让我快要窒息了。
早在一个星期前，编辑姐姐就叫我写后记了，可我盼了又盼才等来了星期二，这是美术培训班唯一的休假时间。之外的每一天，都是凌晨进到画室去，一口气画到晚上十点半才回家，完全与世隔绝。在这宝贵的一天，我需要去好好洗个澡，需要去剪掉我长得扎眼睛的刘海儿，需要去好好补一觉。可临近深夜一点了，我还在写我的后记。编辑姐姐曾经建议我增加些李小曼小说出版后的故事，要不全是她写小说的过程，看着太苦了，让人们也看看文学梦成真之后的喜悦吧。
可我真的不忍心。
我不忍心让我小说的主人公与现实中的我一样痛苦。我不忍心让李小曼那样一个把文学梦和写一本小说当作最大荣耀的女孩儿，那样一个对文学虔诚到把与文学有关的所有细节都拿来庆祝的女孩儿，那样一个从十三岁开始把所有休息都献给这本小说的女孩儿，最终却连后记都写不踏实。
我不忍心写她像是永远也没法休息，从来都没闲着，却被自己无数硕大的梦想逼进绝境。
我不忍心写这样的情节：出版社给李小曼发来小说封面的设计图，这个瞬间是她想象盼望过无数次的，因为是她最喜欢的设计师胡小西设计的。三个版本的封面用邮件发来了，李小曼太喜欢了！可她连多一分钟在三个封面里确定一个的时间也没有，她得立刻回到画板前赶紧画画。吴炆忆和李有民看着那封面讨论要不要带小曼去庆祝一下，毕竟小说真的要出版了呀！可小曼听着他们说，只能咬着牙画画。最后，李小曼开了一罐黃桃罐头作罢，这算是最快的庆祝方式。
我不忍心写她像是十月怀胎，辛苦生下了孩子，却不能去享受看他的小手小脚，给他起名字的幸福。
我真的不忍心。所以我让时间快进到高考，我想给这个女孩儿一点儿喘息。
而我的现实生活里，却没有一笔带过的写法。
如今，高考两年过去，我不仅在最梦想的中央美术学院读书，小说《十七岁的围城》也再版三次。常常会有读者用微博、微信甚至写信的方式跟我交流他们对小说的看法。可恰恰是这些年龄不等的读者，让高考成了我人生阶段里一个永远无法成为过去时的阶段，当他们大段大段地写下他们的困惑与焦虑，他们如何感慨书中人物的遭遇时，我都觉得，我，连同我的文字又陪着他们度过了一遍高考，年复一年。
可我想，我如今可以诚恳地说，我的小说《十七岁的围城》就是我的高考成绩。因为我把我的学生岁月全数献给了写作，而我交给高考的答卷，不仅是那七百五十分制的高考成绩，更是我对高考的思考和我营造的那个世界那些人。
不得不说，我写作的初始就与多数人情况不同，没有风花雪月，没有天马行空，我的写作更多是血淋淋又沉甸甸的。因为，我想用文字记录被考试和排名充斥生活的学生们，这本身就不可能浪漫轻松。然而愿望成为记录者的我，又在全省排名第一的名校里学习，于是，写作本身和如何有时间坐到书桌前写作都成为了我的考验。而一路跌跌撞撞，我才尽全力第一次完成了小说写作。
我的小说《十七岁的围城》满打满算用了五年时间完成，可我实际的写作时间拼接起来怕是连一年都不足。零零散散的创作时间，最长的一次也只能以半月为单位，而最短的就是在课间的几分钟空隙里。可无论怎样，这本《十七岁的围城》都在真正意义上陪伴了我的青春时代。
很多次我也想：在学生时代写这样一本小说，对我而言究竟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折磨呢？
仔细想想，当然还是幸福感更多些。
怀揣着写小说的梦想，每天以学生的身份进入校园，我总觉得自己是个间谍，潜伏在学校里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甚至有时我觉得上学是副业，体验生活才是正事儿。我把自己假想成一个作家，碰到很多不顺利和压力，我竟入戏得仿佛那真的和我无关，只是为了小说存在。现在想来我很幸运，写小说这事儿像一剂止痛针，缓解了成长和高考本应给我的疼痛。
对我而言，写小说除了表达我的想法，最爽的就是创造了一个世界，赋予了一群不存在的人以鲜活的生命。我笔下的每一个人都像是我的化身，甚至我觉得写这些故事时，我的青春好像以不同模式，活了好几遍。他们都是我，也都不是——他们是我的那些采访对象，又是这个时代里所有中学生的模样。
我记得，最开始写这小说的原因很简单：偏科严重的我，在数学成绩和数学老师的夹击里很苦闷，于是开始写真实的校园故事尽情吐槽。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居然在同学中很受期待，这让我有些意外和惊喜——原来有人盼着你的下文是这样有成就感呀。于是这书从写一个人，到几个人，再到一代人，随着我的成长和思考，我努力赋予它更多；但最根本的，写一本这样的书，让我能有地方倾诉和表达。
可我不得不承认，我越写越觉得痛苦。我是青春年华的亲历者，也是见证者，更是记录者。写着小说里所有人的命运和成长，我当然也在不断思考。因为写这本小说，我不自觉地从个人与群体，现在时与未来时等等角度审视高考，而在小说完成的时候，我为我书中的主人公安排了命运，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其实也是我对高考得出的结论：中国的高考让十二年的学习与我们的爱好无关，大学毕业后的就业与我们的理想无关，这一切只和分数有关。批量生产的我们大多没有个性和志向，只是考试机器罢了。
高三那年，我的小说《十七岁的围城》完稿出版了，对我而言，我的高考其实也就有了结果。书中，我的主人公说，她的小说就是她的高考成绩。其实，这更是我的心声。
我妈老说一句话，对的时间碰见对的人，才是有结果的爱情。我觉得，我和我的小说，就像一对儿八字相克的冤家，磕碰得头破血流，还要坚持着手拉手走到最后。我的文学梦，是我在不对的时间碰见的最对的人。只是那不对，不由我和我的文学梦决定，而是由高考。而在文学梦和名校梦之外，我还是一名艺术生。于是被高考反复逼仄的我成了这番模样：
出版在即，我终于可以动笔写我期待了多年的小说后记。电脑桌旁堆满了画架、素描静物书和速写板，板子上的四分之三侧的男青年头像速写还没有拆下来，开着盖的颜料盒和盛着脏水的涮笔桶堆在角落里，一厚摞练习画塞在抽屉里。而坐在电脑前的我，衣裤上有着色彩颜料的痕迹，小拇指上还带着刚画过素描的铅笔黑印儿。
而比这些更叫我心烦的是，仅有不到五十天的时间，就要全省联考了，通不过它就没有当艺术生的资格。联考要考四门：素描静物、素描头像、色彩、速写。我却刚刚开始学了六七天。
之后是各大美院的单招艺考。
再然后是高考。
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了。而我昨天才参加完陕西美术联考的模拟考试，虽然只是模拟，从早上五点起床到晚上十一点入睡之间的所有时间，我都在拼命地画。
我一直坚定着想要当一个画画的作家，所以学美术并不是我的心血来潮。我也提醒了自己无数次：真的该去培训班了！再不去就来不及了！通不过艺术考试，画家的梦想可就破灭了！
可不断有高手们指出我小说的问题。我发自内心地感恩，有那么多人指导我写作是太幸运的事。可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纠结：大格局到底动不动？标点符号的小问题，是让编辑姐姐帮我看着改，还是我自己改？
最后，我回答，我改！
这是太悲壮的两个字。它意味着，我既不能坐在我的名校准备高考，也不能去艺考班画我的水果蔬菜。这当然会让我的小说更加精美了，却让我的艺术联考准备时间从六个月变成了两个多月。于是，我了解一切艺考信息，却把自己逼上了这样的境地：很多画了一两年的复读生，还在担心不能通过，而我在不到五十天就要考试的时候，才平生第一次拿着炭笔画速写。
我的梦想很璀璨，可现实却逼仄得让我快要窒息了。
早在一个星期前，编辑姐姐就叫我写后记了，可我盼了又盼才等来了星期二，这是美术培训班唯一的休假时间。之外的每一天，都是凌晨进到画室去，一口气画到晚上十点半才回家，完全与世隔绝。在这宝贵的一天，我需要去好好洗个澡，需要去剪掉我长得扎眼睛的刘海儿，需要去好好补一觉。可临近深夜一点了，我还在写我的后记。编辑姐姐曾经建议我增加些李小曼小说出版后的故事，要不全是她写小说的过程，看着太苦了，让人们也看看文学梦成真之后的喜悦吧。
可我真的不忍心。
我不忍心让我小说的主人公与现实中的我一样痛苦。我不忍心让李小曼那样一个把文学梦和写一本小说当作最大荣耀的女孩儿，那样一个对文学虔诚到把与文学有关的所有细节都拿来庆祝的女孩儿，那样一个从十三岁开始把所有休息都献给这本小说的女孩儿，最终却连后记都写不踏实。
我不忍心写她像是永远也没法休息，从来都没闲着，却被自己无数硕大的梦想逼进绝境。
我不忍心写这样的情节：出版社给李小曼发来小说封面的设计图，这个瞬间是她想象盼望过无数次的，因为是她最喜欢的设计师胡小西设计的。三个版本的封面用邮件发来了，李小曼太喜欢了！可她连多一分钟在三个封面里确定一个的时间也没有，她得立刻回到画板前赶紧画画。吴炆忆和李有民看着那封面讨论要不要带小曼去庆祝一下，毕竟小说真的要出版了呀！可小曼听着他们说，只能咬着牙画画。最后，李小曼开了一罐黃桃罐头作罢，这算是最快的庆祝方式。
我不忍心写她像是十月怀胎，辛苦生下了孩子，却不能去享受看他的小手小脚，给他起名字的幸福。
我真的不忍心。所以我让时间快进到高考，我想给这个女孩儿一点儿喘息。
而我的现实生活里，却没有一笔带过的写法。
如今，高考两年过去，我不仅在最梦想的中央美术学院读书，小说《十七岁的围城》也再版三次。常常会有读者用微博、微信甚至写信的方式跟我交流他们对小说的看法。可恰恰是这些年龄不等的读者，让高考成了我人生阶段里一个永远无法成为过去时的阶段，当他们大段大段地写下他们的困惑与焦虑，他们如何感慨书中人物的遭遇时，我都觉得，我，连同我的文字又陪着他们度过了一遍高考，年复一年。
可我想，我如今可以诚恳地说，我的小说《十七岁的围城》就是我的高考成绩。因为我把我的学生岁月全数献给了写作，而我交给高考的答卷，不仅是那七百五十分制的高考成绩，更是我对高考的思考和我营造的那个世界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