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大家就全球再平衡的方向在东方达成了广泛共识。但随着资金回流到美国，美联储开始谈论“逐步削减”量化宽松，且亚洲市场和货币开始全线撤退，人们开始怀疑亚洲经济增长的故事是否仍在继续。
　　全球再平衡基本上是关于人口形态的故事——一个老龄化的发达社会与年轻新兴市场的竞争。但东方崛起的故事还与城市化的趋势有关——亚洲人口向城市集聚的效应将产生更高的收入和新增长来源。这一故事仍然不变。
　　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1年的研究“城市世界：描绘城市的经济力量”估计，在2007年，600个城市中生活着15亿人，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以上，其中前100个城市占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8%，达21万亿美元；而到2025年，这600个城市将拥有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占全球GDP近60%。随着世界的城市化，收入和财富将集中在城市，而不是国家。
　　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言：“密度即命运（Density is destiny）。”城市人口的密度带来了多样性、多元化、竞争、新思想、文化、艺术、科学和商业。在增长秩序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城市是核心，包括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生态秩序和全球秩序。
　　在前600名城市中，将会有许多亚洲城市。新进入前600名的136个城市都将来自新兴市场，其中中国占100个，印度占13个。
　　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当前经济密度集中在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国家人口逾千万的大城市中，合计占世界GDP的70%。但到2050年，全球经济增长仅有三分之一来自这些地区和大城市，而前600名城市中的577个将占到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前600名城市人口增长将比全球人口增长快60%。
　　换而言之，经济力量将越来越多地向亚洲新的全球性城市转移，从印尼的万隆到印度的班加罗尔，因为这些城市的收入水平将因农村人口的迁移而上升。我们都知道，新人才移民会带来多样性、竞争以及充满活力、创新和创业的一代。这些不断增长的城市将需要在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上进行大量投资。
　　与此同时，城市化创造更多对更高质量服务（如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和更复杂服务（如金融、保险、设计、媒体和娱乐）的需求。
　　关注国家政治与经济的人忘记了公民与国家间的接触有80%发生在城市或地方一级。几乎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因为一个普通人更多关注犯罪和人身安全，垃圾是否有人清理，是否有良好的医疗，子女是否享有良好的教育。
　　因此，亚洲城市的经济秩序将依赖其社会秩序。这意味着，社会的包容性及收入和财富的平等性将是今后几年优先考虑的社会目标。房地产价值随着集聚而上升。楼价的上涨不只发生在亚洲的大城市，它同样发生在亚洲的二三线城市。但由于住房支付能力问题，房产财富的分配到目前为止尚未达到应有的平等水平。
　　中国增长奇迹的很大一部分可以归功于中国国内城市间的竞争，因为每个市长都知道，他的晋升要靠创造国内生产总值。在未来，国内生产总值将不再是唯一的标准，还要考量是否改善了城市环境，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但城市也决定了生态秩序，城市化占了大约80%的碳排放，占据大部分的污染和能源消耗。因此，新兴亚洲城市能否赢得这场环境之战将决定对抗全球气候变暖的战争能否取胜。
　　因此，将亚洲城市转变为具有多元化活力、创新、创造就业和绿色生活的智能城市应当是国家与市场相遇的“杠杆（平衡）点”。但改革并不容易，因为城市的转变涉及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间的复杂关系。正如纽约市长布隆伯格（Bloomberg）所言，尽管美国政府尚未批准“京都议定书”，但美国有超过700个城市已经承诺达到其目标。
　　城市没有国家主义的包袱，城市间的合作（如中美生态城市倡议）不仅使参与城市获益，而且使全球一同受益。
　　我注意到，随着世界变得更加复杂，变革正在整个亚洲的地方一级发生。回到马来西亚东部的亚庇（Kota Kinabalu）参加同学聚会，这个我从小长大的小城镇已经转变成一个繁华的城市，以宏伟的京那巴鲁山（Mount Kinabalu）为背景，美丽的国家海洋公园就坐落在海湾对面。但它同样面临交通拥堵这一全球性问题。
　　亚洲城市可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道路仍将崎岖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