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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资源性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和全球经济系统提出的挑战,是伴随中国高速经济追赶阶段全过程的长期问题
进入新世纪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成为世界经济形势变动的一个新特点。CRB金属类商品价格指数从2002年3月的184一路飙升到2008年5月的950,六年增长4倍多,是过去半个多世纪最大涨幅。随后,急剧下降到2009年2月的442,到6月下旬又反弹到588点位。同期原油价格、国际海运尤其是干散货运价大幅波动。
从供求关系看,除了原油部门由于一些国际级大油田衰老显示供给面负面影响,2002年至2007年前后价格飙升的主要驱动力应是需求面因素变动。这一期间,全球铝材消费增长51.4%,铁矿石68%,铜18.4%,干散货海运量45%,比早先增速都有较大幅度提升。大宗资源商品短期产能扩张受到限制,增加产出边际成本上升较快,需求大幅增长推动价格飙升。金融危机导致了需求萎缩,价格随之暴跌。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开始在一些重要行业以至总需求层面领跑全球增长。目前,中国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经济追赶派生对资源性商品需求快速增长,中国因素对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产生重要影响。
2002年至2007年间,中国钢铁产量从1.82亿吨增长到4.89亿吨,增量占同期全球钢铁产出增量4.4亿吨的七成。中国对铜、铝、铁矿石、原油四种矿物和能源商品需求增长,对全球消费增量贡献比分别为51%、56%、89%和33%。同期进口海运对全球增量贡献比为43%。2008年底,中国钢产量、发电量等指标领先CRB金属价格指数拐点,也显示中国因素影响。
中国利用相对开放的全球化市场环境,通过增加国内生产和扩大国外进口,得以大体满足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对大宗资源性商品海量需求增长,说明中国市场取向的开放发展战略具有可行性。然而,近年经验显示,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自然形成的领跑国地位,也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一系列新挑战。
一是进口价格上涨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性造成压力。近年来,中国进口价上涨高于出口价,初级品进口价上涨高于制成品进口价,原油和矿产品涨幅最高。商品进口价格飙升在汇率未能灵活调节前提下,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物价上涨压力,即所谓“输入性通胀”。
二是贸易条件变动给国民经济福利带来不利影响。用进出口价格比率衡量的狭义贸易条件变动,导致2003年至2008年国民经济福利损失超过1万亿元。
三是在中国对外经贸关系领域带来新矛盾和新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铁矿石最大进口国,代表企业和行业组织与国际寡头供应商之间的一年一度铁矿石定价谈判,持续发生超出一般商业谈判的分歧和争论。
大宗资源性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和全球经济系统提出的新挑战,本质上应当是伴随中国高速经济追赶阶段全过程的长期问题,未来调整方式可能具有多样化和长期性特点。
一是市场机制作用下中长期供给面积极反应调整。应对需求增长的最基本市场机制调节,是企业在自利目标驱动下增加投资扩大供给能力。如近年国际航运业新造轮船反应明显,全球新增造船订单从2002年6000万吨上升到2007年1.57亿吨,增幅约1.6倍。
二是鼓励企业学习逐步“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配置资源。实施企业“走出去”方针,有助于增加国外对相关行业产能扩大投资,提升中国企业下游制造与上游原料供应的供应链内部整合性和协调性,还有助于中国国际投资存量头寸结构的合理化调整。
三是提升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度,避免面对国际供给线过于陡直区段。在目前的经济追赶阶段,中国宏观经济扩张会伴随上游行业对大宗商品需求快速增长。由于中国处于“增量超级大国”地位,需求激增会导致全球供求关系显著变动。改进宏观政策,提升宏观经济运行稳定度,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也有助于抑制大宗商品需求上冲过猛,避免进入国际短期供给线过于陡直部分。如果总需求刺激过猛,推动国际市场价格回升过早过快过高,可能会使中国面临双手互搏的利益矛盾局面。
四是应在中美双边和多边场合,推动加强和改善对商品衍生品市场金融监管,限制过度投机放大价格波动。
五是在更为长期范围才有望实现的根本性调整。各国在替代能源领域努力结果,对最终改变人类依赖石化能源的难以持续局面具有特殊意义。目前,各国各界对这一目标已有广泛共识,实际研发和投资力度也在增加,然而,这一问题的性质决定了,实质性解决可能需要较长时期才能逐步实现。■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进入新世纪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成为世界经济形势变动的一个新特点。CRB金属类商品价格指数从2002年3月的184一路飙升到2008年5月的950,六年增长4倍多,是过去半个多世纪最大涨幅。随后,急剧下降到2009年2月的442,到6月下旬又反弹到588点位。同期原油价格、国际海运尤其是干散货运价大幅波动。
从供求关系看,除了原油部门由于一些国际级大油田衰老显示供给面负面影响,2002年至2007年前后价格飙升的主要驱动力应是需求面因素变动。这一期间,全球铝材消费增长51.4%,铁矿石68%,铜18.4%,干散货海运量45%,比早先增速都有较大幅度提升。大宗资源商品短期产能扩张受到限制,增加产出边际成本上升较快,需求大幅增长推动价格飙升。金融危机导致了需求萎缩,价格随之暴跌。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开始在一些重要行业以至总需求层面领跑全球增长。目前,中国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经济追赶派生对资源性商品需求快速增长,中国因素对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产生重要影响。
2002年至2007年间,中国钢铁产量从1.82亿吨增长到4.89亿吨,增量占同期全球钢铁产出增量4.4亿吨的七成。中国对铜、铝、铁矿石、原油四种矿物和能源商品需求增长,对全球消费增量贡献比分别为51%、56%、89%和33%。同期进口海运对全球增量贡献比为43%。2008年底,中国钢产量、发电量等指标领先CRB金属价格指数拐点,也显示中国因素影响。
中国利用相对开放的全球化市场环境,通过增加国内生产和扩大国外进口,得以大体满足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对大宗资源性商品海量需求增长,说明中国市场取向的开放发展战略具有可行性。然而,近年经验显示,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自然形成的领跑国地位,也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一系列新挑战。
一是进口价格上涨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性造成压力。近年来,中国进口价上涨高于出口价,初级品进口价上涨高于制成品进口价,原油和矿产品涨幅最高。商品进口价格飙升在汇率未能灵活调节前提下,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物价上涨压力,即所谓“输入性通胀”。
二是贸易条件变动给国民经济福利带来不利影响。用进出口价格比率衡量的狭义贸易条件变动,导致2003年至2008年国民经济福利损失超过1万亿元。
三是在中国对外经贸关系领域带来新矛盾和新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铁矿石最大进口国,代表企业和行业组织与国际寡头供应商之间的一年一度铁矿石定价谈判,持续发生超出一般商业谈判的分歧和争论。
大宗资源性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和全球经济系统提出的新挑战,本质上应当是伴随中国高速经济追赶阶段全过程的长期问题,未来调整方式可能具有多样化和长期性特点。
一是市场机制作用下中长期供给面积极反应调整。应对需求增长的最基本市场机制调节,是企业在自利目标驱动下增加投资扩大供给能力。如近年国际航运业新造轮船反应明显,全球新增造船订单从2002年6000万吨上升到2007年1.57亿吨,增幅约1.6倍。
二是鼓励企业学习逐步“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配置资源。实施企业“走出去”方针,有助于增加国外对相关行业产能扩大投资,提升中国企业下游制造与上游原料供应的供应链内部整合性和协调性,还有助于中国国际投资存量头寸结构的合理化调整。
三是提升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度,避免面对国际供给线过于陡直区段。在目前的经济追赶阶段,中国宏观经济扩张会伴随上游行业对大宗商品需求快速增长。由于中国处于“增量超级大国”地位,需求激增会导致全球供求关系显著变动。改进宏观政策,提升宏观经济运行稳定度,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也有助于抑制大宗商品需求上冲过猛,避免进入国际短期供给线过于陡直部分。如果总需求刺激过猛,推动国际市场价格回升过早过快过高,可能会使中国面临双手互搏的利益矛盾局面。
四是应在中美双边和多边场合,推动加强和改善对商品衍生品市场金融监管,限制过度投机放大价格波动。
五是在更为长期范围才有望实现的根本性调整。各国在替代能源领域努力结果,对最终改变人类依赖石化能源的难以持续局面具有特殊意义。目前,各国各界对这一目标已有广泛共识,实际研发和投资力度也在增加,然而,这一问题的性质决定了,实质性解决可能需要较长时期才能逐步实现。■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