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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六七十岁的人，大都记得“文革”中一篇喊得很响的《人民日报》社论名字———《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当年停课“闹革命”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在《人民日报》社论的号召下，很多人怀着理想和追求，打着红旗，背起行装，呼喊着“革命口号”，走上新的长征路。他们在艰难的跋涉中走向北京，走向井冈山，走向韶山，走向延安……
为了尽量减少红卫兵大串联造成的损失，缓解国民经济，特别是交通运输、财贸等系统的严重困境，《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社论。针对几乎濒临瘫痪的经济生产和交通危局，以及一些红卫兵乱打、乱砸、四处造反引发的社会不满，《人民日报》不畏压力，号召红卫兵迈开双腿，尽量放弃乘车、乘船，走新时代的长征路。同时，要求他们守纪律、讲政策，继承红军的革命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标，挥舞军帽，神采奕奕地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毛泽东的检阅，使红卫兵运动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八次接见来京的全国各地师生和红卫兵共1100多万人次。每次接见，少则五六十万人，多则数百万人，其规模之大，声势之猛，使红卫兵运动和由此而生的红卫兵大串联迅速拥向全国。
在每次举行大规模接见之前，周恩来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现场召集中央和国务院各口、解放军及有关单位的负责人，事无巨细地研究、检查和落实红卫兵队伍的组织安排、会场安全保卫、应急疏散、新闻报道和宣传等工作，中央领导人的行车路线、讲话、陪同护卫等也要逐一核实。
9月14日，新华社的电讯稿说：“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怀着强烈的革命激情，不辞辛苦，千里迢迢，一批接一批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进行革命大串联。他们同首都革命师生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战斗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交流革命经验。他们的行动好得很！”
9月15日，林彪在天安门上鼓励红卫兵大串联。他说：“红卫兵战士们，同学们，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
9月17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该文对红卫兵运动大加赞赏：“红卫兵是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红卫兵说得好：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的红卫兵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爱听毛主席的话，最热爱毛泽东思想。他们随身带着《毛主席语录》，把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最高职责。”
该文还写道：“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的革命行动，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使钻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这样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就不能摧毁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社会基础，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
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情绪下，各地红卫兵纷纷拥向北京，他们以破“四旧”、揪斗“黑帮”为名，拥向中央和北京市的党政机关，拥向大专院校，冲向社会，和北京的红卫兵一起，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进行大破坏、大扫荡。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游街、抄家。数不清的文化遗址、文物古迹遭到严重破坏。在全国各地，凡是激进的红卫兵所到之处，所谓的“反动权威”和他们看不惯的东西无不受到冲击、洗劫和捣毁。
二
周恩来忧心忡忡。他针对红卫兵乱打、乱砸、乱斗的问题，于1966年9月上旬起草了一份《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强调红卫兵要学习掌握政策，遵守纪律，并在政治局碰头会上进行了讨论，准备印发全国执行。中央文革小组却从中作梗，江青阴沉着脸，康生说“有包办代替的危险”，姚文元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讲政策。由于中央文革小组自恃有后台，这份文件最后胎死腹中。
对周恩来起草的另一份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党和国家机密和要害部门的通知》，江青也十分不满。她认为这是借机画框框，束缚群众和红卫兵的手脚。她在该件上批道：“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至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毛泽东支持了江青的意见，批示“此件不发”，把文件退了回去。
1966年9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了进一步鼓励红卫兵“造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这份文件正式明令开展全国性的大串联。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的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
陈伯达根据毛泽东在杭州的讲话，在欢迎外地来京学生的大会上，作了题为《在大风大浪里成长》的演讲。
按照中央“保吃、保住、保行”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这些响应毛泽东号召大串联的红卫兵可以坐车、坐船不花钱，住宿不花钱，吃饭不花钱，有的还闯到接待站要钱、要物、要吃的，寻衅闹事。他们“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四处点火“造反”，给首都和全国各地的交通运输、工矿企业生产、农业生产、财贸等系统造成了极大困难，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人们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国民经济几乎处于瘫痪边缘。特别是铁路运输严重超员，许多红卫兵肆无忌惮地拦火车、扒火车、挤火车，列车已到了人满为患的程度。每节车厢、过道里都挤满了人，行李架上躺着人，椅子底下睡着人，甚至连厕所里也站着人。为此，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多次召集中央和北京有关部门研究，参加会议的负责人实事求是地汇报了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希望中央能够出手帮助解决。不幸的是，有的领导人开完会不久，就被等候在外面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抓去批斗、游街了。
当年停课“闹革命”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在《人民日报》社论的号召下，很多人怀着理想和追求，打着红旗，背起行装，呼喊着“革命口号”，走上新的长征路。他们在艰难的跋涉中走向北京，走向井冈山，走向韶山，走向延安……
为了尽量减少红卫兵大串联造成的损失，缓解国民经济，特别是交通运输、财贸等系统的严重困境，《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社论。针对几乎濒临瘫痪的经济生产和交通危局，以及一些红卫兵乱打、乱砸、四处造反引发的社会不满，《人民日报》不畏压力，号召红卫兵迈开双腿，尽量放弃乘车、乘船，走新时代的长征路。同时，要求他们守纪律、讲政策，继承红军的革命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标，挥舞军帽，神采奕奕地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毛泽东的检阅，使红卫兵运动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八次接见来京的全国各地师生和红卫兵共1100多万人次。每次接见，少则五六十万人，多则数百万人，其规模之大，声势之猛，使红卫兵运动和由此而生的红卫兵大串联迅速拥向全国。
在每次举行大规模接见之前，周恩来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现场召集中央和国务院各口、解放军及有关单位的负责人，事无巨细地研究、检查和落实红卫兵队伍的组织安排、会场安全保卫、应急疏散、新闻报道和宣传等工作，中央领导人的行车路线、讲话、陪同护卫等也要逐一核实。
9月14日，新华社的电讯稿说：“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怀着强烈的革命激情，不辞辛苦，千里迢迢，一批接一批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进行革命大串联。他们同首都革命师生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战斗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交流革命经验。他们的行动好得很！”
9月15日，林彪在天安门上鼓励红卫兵大串联。他说：“红卫兵战士们，同学们，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
9月17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该文对红卫兵运动大加赞赏：“红卫兵是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红卫兵说得好：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的红卫兵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爱听毛主席的话，最热爱毛泽东思想。他们随身带着《毛主席语录》，把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最高职责。”
该文还写道：“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的革命行动，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使钻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这样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就不能摧毁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社会基础，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
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情绪下，各地红卫兵纷纷拥向北京，他们以破“四旧”、揪斗“黑帮”为名，拥向中央和北京市的党政机关，拥向大专院校，冲向社会，和北京的红卫兵一起，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进行大破坏、大扫荡。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游街、抄家。数不清的文化遗址、文物古迹遭到严重破坏。在全国各地，凡是激进的红卫兵所到之处，所谓的“反动权威”和他们看不惯的东西无不受到冲击、洗劫和捣毁。
二
周恩来忧心忡忡。他针对红卫兵乱打、乱砸、乱斗的问题，于1966年9月上旬起草了一份《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强调红卫兵要学习掌握政策，遵守纪律，并在政治局碰头会上进行了讨论，准备印发全国执行。中央文革小组却从中作梗，江青阴沉着脸，康生说“有包办代替的危险”，姚文元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讲政策。由于中央文革小组自恃有后台，这份文件最后胎死腹中。
对周恩来起草的另一份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党和国家机密和要害部门的通知》，江青也十分不满。她认为这是借机画框框，束缚群众和红卫兵的手脚。她在该件上批道：“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至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毛泽东支持了江青的意见，批示“此件不发”，把文件退了回去。
1966年9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了进一步鼓励红卫兵“造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这份文件正式明令开展全国性的大串联。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的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
陈伯达根据毛泽东在杭州的讲话，在欢迎外地来京学生的大会上，作了题为《在大风大浪里成长》的演讲。
按照中央“保吃、保住、保行”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这些响应毛泽东号召大串联的红卫兵可以坐车、坐船不花钱，住宿不花钱，吃饭不花钱，有的还闯到接待站要钱、要物、要吃的，寻衅闹事。他们“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四处点火“造反”，给首都和全国各地的交通运输、工矿企业生产、农业生产、财贸等系统造成了极大困难，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人们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国民经济几乎处于瘫痪边缘。特别是铁路运输严重超员，许多红卫兵肆无忌惮地拦火车、扒火车、挤火车，列车已到了人满为患的程度。每节车厢、过道里都挤满了人，行李架上躺着人，椅子底下睡着人，甚至连厕所里也站着人。为此，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多次召集中央和北京有关部门研究，参加会议的负责人实事求是地汇报了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希望中央能够出手帮助解决。不幸的是，有的领导人开完会不久，就被等候在外面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抓去批斗、游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