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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引进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汉语汉字,在现代语言学理论架构中重建汉语汉字理论体系,汉语言学家将会独享历史机遇。我们需要采用客观实际的方法和眼光,重新审视现有的汉语汉字研究成果,扬长避短,去粗取精。建构一个更加科学合理并且完全符合汉语实际的汉语语言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事实观察 成果审视 意音文字 表意文字 理论重建
中图分类号: H0-0 文献标识码:A
文字是人类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运用语言学方法对它们进行类型分析,可以得出三种基本形制。即以古埃及圣书文字为代表的象形文字;另一种是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还有一种就是以英文为代表的音素文字和以日本假名为代表的音节文字,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一般就合称表音文字。文字形制虽然仅有寥寥三种,却已经足以囊括全人类所有的语言文字类型。学术界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加强对各种语言文字进行深入观察和客观分析,以利将人类近千种文字恰如其分地进行分门别类。
早年的少数欧美语言学家中,有人由于对汉字的表意特征并不是十分了解,因而把汉字归入古埃及文字一类,将它视为象形文字。到了当代,掌握了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汉字专家当中,有人为避开汉字落后论之嫌,出于爱国情结,而将汉字说成是表音文字。大概是受到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影响,活跃在文字学界的专家学者中,更多人提出了“意音文字”的崭新理论。但是意音文字这一名目,不仅没能准确概括出汉字的本质属性,并且还脱离了人类文字三种形制的基本构架。
“意音文字”的概念,意味着汉字是一种既有意义,同时又有读音的“意音兼顾”的独特文字类型。语言学基本常识随时都可以提醒我们,没有固定读音的意义符号不属于文字;没有意义的语音更与“文字”无涉。稍加思索人们即可发现,人类任何一种文字何尝不都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意音文字”呢?“意音文字”是人类所有语言文字的共同基本属性。即使“意音文字”的概念具有实用性,它也只能是全人类所有语言文字的总称,而不是仅仅用于指称汉字的专有名词。人类语言文字的三种基本形制是分别注重形、音、意。象形文字如古埃及圣书、今中国纳西族摩梭文,它们是以形象表意为主要特征;欧美和东亚的拼音文字则是以记录语音为基本表意手段。跟人类其他所有的语言文字相比,汉字的区别性特征就是:汉字是以表意为基本手段的文字。无论是古代早期的象形汉字,还是其后大量带有表音成分的所谓形声字,所有汉字都是通过字形跟读音来实现其“表意”的目的。汉字是人类语言中现存表意文字的唯一典型代表。
以“表意”为基本特征的汉字,其表达功能既不完全依赖于自然事物的形象,更无须借助于语音的标记。通过对早期汉字记录内容的观察研究,我们应该自然会得出结论,表意汉字是文化的记录符号,而远远不止是语音符号。汉字是汉文化的记录而不仅仅是语言表达,汉字是在显示意义而不是表达语言。例如汉字中画出三个太阳表示“明亮”,不同地域的人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读音系统,对那个书写符号赋予不同的读音。再比如“”(明),以月光透过窗棂来体现“照”的意义,所以字形从从月。至于人们将这个汉字念成“jiong”还是读成“ming”都无关宏旨。画一条鱼加一只羊构成“鲜”,或者画三条鱼构成“”,均表示“鲜味”,语音无论读成“xian”或者“sen”均无碍表达。正是由于这种以表意为基本特征的属性,才使得汉字出现了突破时间和空间界限的现象,产生了“超方言、跨时代”的独特功效。
当年孔夫子教学生念书说“懂得是懂得,不懂是不懂,就是懂喽。”今人说孔夫子讲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义互相契合,读音却大相径庭。这就是汉字的跨时间现象。北京人写的文章让广东人用白话来念,那个北京人会根本听不懂广东人在念什么。这是汉语的超方言现象。以上两种虚拟情景,已经足以令我们认识和理解,汉字作为一个表意符号,笔画怎么写根本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例如“面、、、,来、来,涛、焘、焘、涛,回、
、、、、,烧卖、烧麦、烧煤,馄饨、云吞、囫囵”,这就是汉语中存在大量异体字的缘故。
早年少数欧美学者认为汉字是象形文字,那是根本不理解汉字构形机制所致。汉字六书理论中所说的象形字,其“形”并非记物而是表意。同样是以人体为构形主体,汉字就产生了“人、尸、大、夭、子、”等近二十种文字构形。这些“象形字”所表达的大都是不同的意义而非具体的人。因此上列以人为表现对象的汉字,除了一个“人”字经约定俗成,可以用于表示“人”之外,其余字形都只是表现一般人的某种特定状态。汉语中的象形字,描写的是汉民族头脑中的“意形”,而不是客观实物之形。汉字的象形字是借助物形实现表意功能。基于这样的道理,描三只鹿构成“”字,词义却是“粗糙”;写三只牛构成“”字,词义却是“奔跑”;绘三条鱼构成“”字,词义却是“鲜美”。由此足见汉字绘形的意图并非为了象形表物,因此不能将汉字视为象形字。即使六书中存在一定数量的“牛、羊、鱼、燕”之类象形字,那也是运用象形构形法构制的表意汉字,而不能说成是象形字。
人类语言文字尽管种类繁多,汉字却无疑是其中现行唯一最具代表性的表意文字。先圣时贤向来将所有的汉字归纳为六种构形规则,也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汉字“六书”。六书中象形造字是汉字最早的构形方式,也是汉学界公认的不刊之论。因为人们通常的思维习惯,多是遵循发生学原理以时间为发展顺序。而从文字学自身角度看来,先产生象形字,似乎也较为接近历史真实。但是东汉文字学大师许慎却在其《说文解字·序》中,将六书的次第排列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至今一直没有人能够向我们解释,专事汉字构形理论研究的许慎,何以将指事置于六书首位,而将象形列于其后。然而如果从纯粹的语言学理论观点来讨论这个类似“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那么先有语言后有文字,当然是一个显而易见无需辩驳的简单事实。
语言行为本身的目的,也在于“表达”而不仅是“陈述”。语言以表达意义为目的,而指事字就表意功能而言,显然优于象形字。许慎要是立足于语言功能的立场而将指事造字列为六书首席,那就未尝不可了。假如许慎从语言学立场出发,虑及六种汉字构形方式在语言文字中的地位作用而作出了上述独特排列,那么他的考虑反而是极有见地的。不过,学术界最终还是在发生学的惯性思维模式下,将“象形”视为汉字“六书”中最为原始的,并且也是名称古今一贯的造字方法。汉字构形法中的象形造字法,可以构制出六书中象形字之外的任何一种汉字。“牛、羊、鱼”等地道的象形字自不必言,指事字“血、亦、刃”、会意字“天、休、寒”、形声字“芷、框、焱”、转注字“林、森、樊”、假借字“西、来、北”,无一不是采用象形法构制的。“象形构形法”则是汉字六书学的一个基本概念,采用象形构形法构制的汉字就是象形字。千百年来的汉字研究,对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大量使用的“象形”一语颇置微词,原因其实是人们对许慎当时的思维方法不得要领。象形法跟象形字之间是一对上下位关系,象形字一定是象形法所造,而以象形法构制的未必一定就是象形字。这个问题已经被世人混淆两千多年,人们很少意识到它有何不同。因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未能构想出更为妥帖的名词,来描述上述似乎相同的汉字构形现象。
我们曾在《汉字象形构形法》一文中,提出了象形字有象物形、象事形、象意形的差别,意图就是对上述几种形同而实异的汉字构形现象,建立一些客观的区别标准。这是一件也许没有实际意义,但却具有理论价值的工作。通过这种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不再苦缠于汉字构形“增、省、变、附”等似是而非的表象,找到汉学先贤意见龃龉的症结所在。
如何客观有效地区别象形字与指事字,历来被学界普遍视为研究汉字六书的重大难点。一旦弄清了象形指事二者的区别,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相关问题顺势弄清。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都兼有象形成分是情理之中的事。仅仅是因为没能弄清象形指事之别,竟会使得古人对六书之间的各种构形分析显得束手无策。我们跟随古人振振有辞说了多年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但实际上大家都没弄懂此话的真谛何在。我们将这一传统理论置于现代语境当中,此语的具体意思就应该指:“直接描摹自然实物为文,人为组合实物摹像即字”。如此表述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它足以令我们如数家珍般地将会意、形声跟象形、指事加以分门别类。汉字既然有号称“六书”的六种构形方法,各个汉字必然各有所据。如果数以万计的汉字大都具有构形方法兼类性质,那么连这个六书理论本身的价值都值得怀疑了。
我还在另一篇文章《“六书”披沙》中引用了一种与哲学有关的主张:那些用来记写直觉、印象、感觉等的文字词汇,记下的只是一种“感情语言”,只有记写判断、理念、观点的文字词汇,才有可能记录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命题语言”。当时煞费苦心地一定要将词汇分为感情语言和命题语言加以区别,意图就在于借此把汉语中的“字”和“词”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语言层次正式分开,从而有利于汉字构形法和汉语构词法理论体系的建立。
对多数人而言,在没有提供充足条件的情况下,想要孤立地确认某个汉字的构形方式究竟属于六书中的哪一种,恐怕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我们的很多先辈也就是惶惑其间而不得其终。所以从古至今大多数即使是研究汉字的专著,也不得不对六书汉字构形法中的,如转注假借这些格式采取迂回策略。但是“六书”作为汉字构形理论系统和实践依据,它既然历经数千年并屡遭篡改而不变其容,其间一定是存在某种道理的。
确认了汉字是表意文字,很多变体象形字跟指事字,就名正言顺都有了着落。象形言物的就是象形,状物言事的就是指事。《说文解字》中以人形为摹本的象形字近二十个,指常人的就一个而已,描写人的性质、状态、情貌的就多了。从文字学角度讲,占多数的那些都属于省、变、增。古人提出来的这种正确理论,可惜没有被后人用于恰当之所,很多时候还反过来埋怨古人语意含混。就好似将古人发明使用的独轮车木轮安装在摩托车上,一样会埋怨古人之制过于笨拙。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一书,对当时的汉字研究成果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就像他自己说的“博采通人”。许慎似乎并不是想以此书自比圭臬,也不是要后人因循墨守。书中分析汉字构形之理,客观理性而从不轻下结论。如汉字“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从禾雨省声;孔子曰‘黍可为酒,禾入水也’”。许慎分别从形声字及会意字的角度保留了“黍”字的两种说解。又如“兼,并也。从又持
。兼持二禾、秉持一禾。”完全是从构形造字的角度来启发后人理解“兼”字的义理。对于许慎书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相矛盾、不知其可”之处,我们不仅不可误以为许慎茫无定见,反倒应该学习这位饱学之士做学问的谦逊妥帖。如果我们连许慎的本意都没弄懂就盲目遵从,就会游移彼此无所适从。从《说文解字》字里行间显示出来,许慎并未咬定自己就一定是对的。
辨明汉字属于表意文字这么一个常识,意义非常重大。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认为汉字是所谓“意音文字”甚至属于拼音文字的话,那么,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意欲让普通语言工作者弄清汉字的构形类型,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至于还要让一般学生或普通民众也弄明白,那简直更是一种奢望了。澄清汉字构形类型,重建汉字构形法理论体系,是汉语言文字学面临的基本的同时却又相当繁重的任务。两千多年来,前人已经在语言事实的观察分析方面大有作为,需要今人对汉语本身进行现代语言学视角下的研究。现在应该是我们站在现代语言学理论平台上研究古老汉语汉字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1]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 《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作者简介:张泽渡,男,1954—,重庆江津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文字学、词汇学,工作单位:贵州大学。
关键词:事实观察 成果审视 意音文字 表意文字 理论重建
中图分类号: H0-0 文献标识码:A
文字是人类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运用语言学方法对它们进行类型分析,可以得出三种基本形制。即以古埃及圣书文字为代表的象形文字;另一种是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还有一种就是以英文为代表的音素文字和以日本假名为代表的音节文字,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一般就合称表音文字。文字形制虽然仅有寥寥三种,却已经足以囊括全人类所有的语言文字类型。学术界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加强对各种语言文字进行深入观察和客观分析,以利将人类近千种文字恰如其分地进行分门别类。
早年的少数欧美语言学家中,有人由于对汉字的表意特征并不是十分了解,因而把汉字归入古埃及文字一类,将它视为象形文字。到了当代,掌握了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汉字专家当中,有人为避开汉字落后论之嫌,出于爱国情结,而将汉字说成是表音文字。大概是受到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影响,活跃在文字学界的专家学者中,更多人提出了“意音文字”的崭新理论。但是意音文字这一名目,不仅没能准确概括出汉字的本质属性,并且还脱离了人类文字三种形制的基本构架。
“意音文字”的概念,意味着汉字是一种既有意义,同时又有读音的“意音兼顾”的独特文字类型。语言学基本常识随时都可以提醒我们,没有固定读音的意义符号不属于文字;没有意义的语音更与“文字”无涉。稍加思索人们即可发现,人类任何一种文字何尝不都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意音文字”呢?“意音文字”是人类所有语言文字的共同基本属性。即使“意音文字”的概念具有实用性,它也只能是全人类所有语言文字的总称,而不是仅仅用于指称汉字的专有名词。人类语言文字的三种基本形制是分别注重形、音、意。象形文字如古埃及圣书、今中国纳西族摩梭文,它们是以形象表意为主要特征;欧美和东亚的拼音文字则是以记录语音为基本表意手段。跟人类其他所有的语言文字相比,汉字的区别性特征就是:汉字是以表意为基本手段的文字。无论是古代早期的象形汉字,还是其后大量带有表音成分的所谓形声字,所有汉字都是通过字形跟读音来实现其“表意”的目的。汉字是人类语言中现存表意文字的唯一典型代表。
以“表意”为基本特征的汉字,其表达功能既不完全依赖于自然事物的形象,更无须借助于语音的标记。通过对早期汉字记录内容的观察研究,我们应该自然会得出结论,表意汉字是文化的记录符号,而远远不止是语音符号。汉字是汉文化的记录而不仅仅是语言表达,汉字是在显示意义而不是表达语言。例如汉字中画出三个太阳表示“明亮”,不同地域的人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读音系统,对那个书写符号赋予不同的读音。再比如“”(明),以月光透过窗棂来体现“照”的意义,所以字形从从月。至于人们将这个汉字念成“jiong”还是读成“ming”都无关宏旨。画一条鱼加一只羊构成“鲜”,或者画三条鱼构成“”,均表示“鲜味”,语音无论读成“xian”或者“sen”均无碍表达。正是由于这种以表意为基本特征的属性,才使得汉字出现了突破时间和空间界限的现象,产生了“超方言、跨时代”的独特功效。
当年孔夫子教学生念书说“懂得是懂得,不懂是不懂,就是懂喽。”今人说孔夫子讲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义互相契合,读音却大相径庭。这就是汉字的跨时间现象。北京人写的文章让广东人用白话来念,那个北京人会根本听不懂广东人在念什么。这是汉语的超方言现象。以上两种虚拟情景,已经足以令我们认识和理解,汉字作为一个表意符号,笔画怎么写根本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例如“面、、、,来、来,涛、焘、焘、涛,回、
、、、、,烧卖、烧麦、烧煤,馄饨、云吞、囫囵”,这就是汉语中存在大量异体字的缘故。
早年少数欧美学者认为汉字是象形文字,那是根本不理解汉字构形机制所致。汉字六书理论中所说的象形字,其“形”并非记物而是表意。同样是以人体为构形主体,汉字就产生了“人、尸、大、夭、子、”等近二十种文字构形。这些“象形字”所表达的大都是不同的意义而非具体的人。因此上列以人为表现对象的汉字,除了一个“人”字经约定俗成,可以用于表示“人”之外,其余字形都只是表现一般人的某种特定状态。汉语中的象形字,描写的是汉民族头脑中的“意形”,而不是客观实物之形。汉字的象形字是借助物形实现表意功能。基于这样的道理,描三只鹿构成“”字,词义却是“粗糙”;写三只牛构成“”字,词义却是“奔跑”;绘三条鱼构成“”字,词义却是“鲜美”。由此足见汉字绘形的意图并非为了象形表物,因此不能将汉字视为象形字。即使六书中存在一定数量的“牛、羊、鱼、燕”之类象形字,那也是运用象形构形法构制的表意汉字,而不能说成是象形字。
人类语言文字尽管种类繁多,汉字却无疑是其中现行唯一最具代表性的表意文字。先圣时贤向来将所有的汉字归纳为六种构形规则,也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汉字“六书”。六书中象形造字是汉字最早的构形方式,也是汉学界公认的不刊之论。因为人们通常的思维习惯,多是遵循发生学原理以时间为发展顺序。而从文字学自身角度看来,先产生象形字,似乎也较为接近历史真实。但是东汉文字学大师许慎却在其《说文解字·序》中,将六书的次第排列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至今一直没有人能够向我们解释,专事汉字构形理论研究的许慎,何以将指事置于六书首位,而将象形列于其后。然而如果从纯粹的语言学理论观点来讨论这个类似“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那么先有语言后有文字,当然是一个显而易见无需辩驳的简单事实。
语言行为本身的目的,也在于“表达”而不仅是“陈述”。语言以表达意义为目的,而指事字就表意功能而言,显然优于象形字。许慎要是立足于语言功能的立场而将指事造字列为六书首席,那就未尝不可了。假如许慎从语言学立场出发,虑及六种汉字构形方式在语言文字中的地位作用而作出了上述独特排列,那么他的考虑反而是极有见地的。不过,学术界最终还是在发生学的惯性思维模式下,将“象形”视为汉字“六书”中最为原始的,并且也是名称古今一贯的造字方法。汉字构形法中的象形造字法,可以构制出六书中象形字之外的任何一种汉字。“牛、羊、鱼”等地道的象形字自不必言,指事字“血、亦、刃”、会意字“天、休、寒”、形声字“芷、框、焱”、转注字“林、森、樊”、假借字“西、来、北”,无一不是采用象形法构制的。“象形构形法”则是汉字六书学的一个基本概念,采用象形构形法构制的汉字就是象形字。千百年来的汉字研究,对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大量使用的“象形”一语颇置微词,原因其实是人们对许慎当时的思维方法不得要领。象形法跟象形字之间是一对上下位关系,象形字一定是象形法所造,而以象形法构制的未必一定就是象形字。这个问题已经被世人混淆两千多年,人们很少意识到它有何不同。因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未能构想出更为妥帖的名词,来描述上述似乎相同的汉字构形现象。
我们曾在《汉字象形构形法》一文中,提出了象形字有象物形、象事形、象意形的差别,意图就是对上述几种形同而实异的汉字构形现象,建立一些客观的区别标准。这是一件也许没有实际意义,但却具有理论价值的工作。通过这种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不再苦缠于汉字构形“增、省、变、附”等似是而非的表象,找到汉学先贤意见龃龉的症结所在。
如何客观有效地区别象形字与指事字,历来被学界普遍视为研究汉字六书的重大难点。一旦弄清了象形指事二者的区别,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相关问题顺势弄清。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都兼有象形成分是情理之中的事。仅仅是因为没能弄清象形指事之别,竟会使得古人对六书之间的各种构形分析显得束手无策。我们跟随古人振振有辞说了多年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但实际上大家都没弄懂此话的真谛何在。我们将这一传统理论置于现代语境当中,此语的具体意思就应该指:“直接描摹自然实物为文,人为组合实物摹像即字”。如此表述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它足以令我们如数家珍般地将会意、形声跟象形、指事加以分门别类。汉字既然有号称“六书”的六种构形方法,各个汉字必然各有所据。如果数以万计的汉字大都具有构形方法兼类性质,那么连这个六书理论本身的价值都值得怀疑了。
我还在另一篇文章《“六书”披沙》中引用了一种与哲学有关的主张:那些用来记写直觉、印象、感觉等的文字词汇,记下的只是一种“感情语言”,只有记写判断、理念、观点的文字词汇,才有可能记录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命题语言”。当时煞费苦心地一定要将词汇分为感情语言和命题语言加以区别,意图就在于借此把汉语中的“字”和“词”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语言层次正式分开,从而有利于汉字构形法和汉语构词法理论体系的建立。
对多数人而言,在没有提供充足条件的情况下,想要孤立地确认某个汉字的构形方式究竟属于六书中的哪一种,恐怕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我们的很多先辈也就是惶惑其间而不得其终。所以从古至今大多数即使是研究汉字的专著,也不得不对六书汉字构形法中的,如转注假借这些格式采取迂回策略。但是“六书”作为汉字构形理论系统和实践依据,它既然历经数千年并屡遭篡改而不变其容,其间一定是存在某种道理的。
确认了汉字是表意文字,很多变体象形字跟指事字,就名正言顺都有了着落。象形言物的就是象形,状物言事的就是指事。《说文解字》中以人形为摹本的象形字近二十个,指常人的就一个而已,描写人的性质、状态、情貌的就多了。从文字学角度讲,占多数的那些都属于省、变、增。古人提出来的这种正确理论,可惜没有被后人用于恰当之所,很多时候还反过来埋怨古人语意含混。就好似将古人发明使用的独轮车木轮安装在摩托车上,一样会埋怨古人之制过于笨拙。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一书,对当时的汉字研究成果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就像他自己说的“博采通人”。许慎似乎并不是想以此书自比圭臬,也不是要后人因循墨守。书中分析汉字构形之理,客观理性而从不轻下结论。如汉字“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从禾雨省声;孔子曰‘黍可为酒,禾入水也’”。许慎分别从形声字及会意字的角度保留了“黍”字的两种说解。又如“兼,并也。从又持
。兼持二禾、秉持一禾。”完全是从构形造字的角度来启发后人理解“兼”字的义理。对于许慎书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相矛盾、不知其可”之处,我们不仅不可误以为许慎茫无定见,反倒应该学习这位饱学之士做学问的谦逊妥帖。如果我们连许慎的本意都没弄懂就盲目遵从,就会游移彼此无所适从。从《说文解字》字里行间显示出来,许慎并未咬定自己就一定是对的。
辨明汉字属于表意文字这么一个常识,意义非常重大。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认为汉字是所谓“意音文字”甚至属于拼音文字的话,那么,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意欲让普通语言工作者弄清汉字的构形类型,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至于还要让一般学生或普通民众也弄明白,那简直更是一种奢望了。澄清汉字构形类型,重建汉字构形法理论体系,是汉语言文字学面临的基本的同时却又相当繁重的任务。两千多年来,前人已经在语言事实的观察分析方面大有作为,需要今人对汉语本身进行现代语言学视角下的研究。现在应该是我们站在现代语言学理论平台上研究古老汉语汉字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1]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 《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作者简介:张泽渡,男,1954—,重庆江津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文字学、词汇学,工作单位:贵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