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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对中国及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纵观历史上对孔子及儒家学说思想，有尊之者，亦有抑之者，孔子及儒家学派的地位可谓升沉起伏不定。通过对孔子身份的确定，有利于我们认识一个相对真实的孔子，而孔子及儒家学派在后世的升沉，其实是现实政治的需要，这时的孔儒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孔儒，而只是一个符号——为政治利益所利用的文化符号。
［关键词］孔子；儒家学说；文化符号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4-0005-03
孔子被奉为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儒家学术思想的创始人，甚至被誉为“素王”。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毕竟孔子生活的时代，他并没有享受如此待遇，他周游列国，却四处碰壁，转而把心血用于学术及教育上，最终成就了文化史上的孔子。然而，纵观历史长河，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派的地位升沉不定，扬之者九天，抑之者深渊，而他们所言的孔子其实也至多只是一个象征符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孔子，后世之人所言孔子及儒家学派时采用的方法多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
一、孔子的真实身份
历史上的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当代学者李零在《孔子符号学索引》[1]一文中指出，孔子是个孤独的“丧家狗”，精神上的孤独，无家可归的漂泊，是他最大的特征。孔子身上有殷商贵族的血脉，但是生不逢时，家道中落。他身份低贱，却又古道热肠，试图恢复周礼，维系日益衰落的社会秩序。孔子到处游说诸侯，宣讲他的学说，但是不被看好。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一路奔波，在前往郑国的途中与弟子走散了，被别人看作丧家之犬，孔子的弟子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孔子，孔子也认为自己就是丧家之犬。
孔子是“丧家狗”这个提法虽然多少有点对圣贤大不敬，并且业已引起诸多国学爱好者的不快，但是所云基本上也是符合孔子生前的实际——怀抱理想却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精神无处皈依。从这个角度理解，基本上是可取的。对孔子生平事迹勾稽较全且较早的资料公推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系殷商贵族后裔，可到他这个时候，家道中落，“孔子贫且贱”（《史记?孔子世家》）大抵是实情，孔子自己也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当然，孔子并没有因为身份卑贱与生活不幸而放弃对人生理想的追求。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选择了恢复古礼，试图重建礼乐社会的理想。为实现此理想，他一是自学，一是访学，逐步积累了自身的文化资本。《史记》中曾云：“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相传，孔子还向师襄子学习鼓琴，问礼于老子等。孔子学成，本欲将所学付诸实施，恢复文、武、周公时代的礼乐文化传统，但是他的仕途并不顺利，包括周游列国，向其他诸侯兜售其学说并不被看好。
所以，笔者以为匡亚明先生《孔子评传》中对孔子的界定较为合理，即“教育家”和“文献整理家”，这两者才是孔子的真实身份。而给孔子冠上“思想家”或者“政治家”其实是不符合孔子生前实际的，此诚如匡亚明先生所言，孔子“在教学活动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在政治活动上的成就”[2]。尽管孔子也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强烈的政治诉求，但是这些在其生前并没有达成。身份是相对于他人社会而言的，任何一个身份符号的达成，必须要有一个接受这个身份符号的客体对象，作为政治家的孔子这一身份实际上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也即沦为空洞能指。孔子的政治理想在当时并没有为施政者所接受，也就是说其作为政治家的身份并没有被别人接受（尽管他曾经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只是他自己在竭力争取而已。于是孔子转而将心血倾注于教育与著述，希望由门生弟子实现其人生抱负，其主要身份已是教育家。“身份是表达或接受任何意义所必须，是表述与接收的基本条件；自我的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依托一个身份才能进行。”[3]孔子广收门徒，将贵族上层社会垄断的知识文化普及到下层社会，因为教学，故而整理了前代的文献典籍，形成了《易》、《诗》、《书》、《礼》、《乐》、《春秋》诸教本，这种观点基本上是可取的。[4]因此说，历史上的孔子是一个教育家和文献整理家，其人生理想是通过恢复西周礼乐来重建日益混乱的社会秩序。还原了孔子的真实身份，我们就容易把握后人所云的孔子及儒家学派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孔儒。
二、孔子及儒家学说的升沉
孔子生前为其政治理想奔走，最终以失败和失落告终。孔子死后，礼崩乐坏尤甚，战国诸侯争霸，烽烟四起，最后，秦王嬴政一统天下，但是秦始皇并没有对非议政治的儒家学人以优待，反而坑杀了不少。到了汉代，平民出身的刘邦一跃登位，做了皇帝。刘邦出身低贱，没什么高贵的背景，以至于史家为了给他找点高贵的血统，说他是其母刘媪与龙交配产下的儿子，这在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与班固的《汉书?高帝纪》里面皆有明文记载，此当然是故弄玄虚，其目的无非是给刘邦找点装点身份的门面而已。
刘邦是个行伍出身的人，江湖习气浓厚，他做了皇帝之后，起初反对秦朝的那套繁琐礼仪，提倡一切从简，还经常与一起打天下的兄弟们饮酒作乐。但是这些行伍出身的部将也都是粗人，喝醉了酒就耍酒疯，争功论赏，甚至摩拳擦掌，拔剑斗殴，“群臣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汉书?郦陆朱刘叔孙通列传》），这种大不敬的江湖习气让刘邦也感觉很是不适，但是又不知如何改革。
后来，儒生叔孙通给他出了个点子，帮他制定了一套礼仪系统，群臣肃静，山呼万岁，刘邦喜极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汉书?郦陆朱刘叔孙通列传》）尽管刘邦曾经不喜欢儒生，据说，还有将尿尿到儒生帽子里面的丑行，但是做皇帝九五之尊的感觉还是儒生们帮他想的招。武帝时，儒生董仲舒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进行了篡改，如谢谦先生言，董仲舒提倡的王道三纲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先秦儒家的学术立场，而以黄老刑名之学修正了儒家学理，昭示了汉代大一统专制政治背景下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5]也就是说，从儒家学说真正成为官方学术思想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经发生了变革，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儒学说的真传了。但是，孔儒学说中有益于政治统治的思想方法还是被承袭沿用下来了。 随着王朝的盛衰和权力的消长，孔子及儒家的地位时尊时抑。如东汉末年政局混乱，王权已经不能维系世道人心，政治权力掌控于豪强地主武装势力手中，曹操作为乱世枭雄，意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自然不能把孔儒学说作为指导思想，此后篡魏夺权的司马炎亦然，当然，形式上还是要尊孔，只是在意识形态里面已经没有孔子的那一套了，要不然篡位夺权该当作何解释？
隋、唐、宋、元、明、清以迄近、现代，孔儒地位时升时降，特别是近百年以来孔子的升沉，更能说明问题。从“五四”运动始，为了破旧立新，孔子及儒家学说成了靶子。改革开放以来，政局趋稳，逐渐有了大一统的气象，于是，又把孔夫子抬出来装点，比如祭孔子、塑孔像等。这种升降基本上是随着政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的，需要用孔儒思想来整顿社会秩序的时候，一般是推崇孔儒学说；而要改朝换代，或者破旧立新之时，一般是打压孔儒，孔子及儒家学派只是政治人物利用的符号罢了。
三、孔子及儒家的礼乐文化符号
孔子生活的时代为春秋晚期，这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崩溃封建制兴起的时期，社会形态发生着激烈的动荡与变化，最重要的莫过于周天子政权的衰落与各诸侯国的兴盛，这种政治形势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政治文化模式，传统的礼乐征伐由天子出的政治格局变为诸侯自专，僭用礼乐，这就是后人斥为“礼崩乐坏”的时期。
礼崩乐坏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名实、礼乐淆乱的社会乱象。如孔子曾经慨叹：“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觚”本是行乡饮酒时用的礼器，有自己固定的形状，但是鲁国的贵族擅自做主，改变了这种礼器的形状，虽然“觚”的名字没有改变，但是其形状已经变化了，名与实已经不相符了，这是名实不符的物质文化层面。于政治伦理层面而言，名实不符的现实即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孔子作为西周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和维护者，提出以名正实的正名学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如果名实不符的话，会造成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要解决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政治问题，必须由正名开始，通过正名来修复社会秩序，达到正本清源的政治目的。
于礼乐文化而言，情况也很糟糕，如孔子曾对弟子批评季氏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根据当时的礼乐规范，八佾是天子才能享用的舞乐，诸侯是六佾，大夫是四佾，士是两佾。季氏僭用天子的礼乐，与其身份地位不符，故而孔子深恶痛绝。又如“季氏旅于泰山”（《论语?八佾》）、“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论语?八佾》）。根据祭祀的礼仪，大夫没有资格祭祀山川，但是季氏行旅祭于泰山，故是非礼之举；“塞门”与“反坫”本是君王才能享用的礼器，管仲作为臣子却僭越享用，这也是非礼之举。
正是因为当时的名实与礼乐皆出现了淆乱，所以引起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的思考与研究，孔孟儒家关注的焦点也即是正名论与礼乐论两个基本方面。而无论是名实研究还是礼乐研究，都与符号学研究密切相关，如符号学家莫里斯言：“符号研究兴趣最高的时期是在普遍进行社会变革时期，这一点是有启发的，如孔子时期，或希腊衰落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人们借以生活在一起的符号开始丧失了他们的明晰性和说服力，而适合于改变了的社会的新符号还没有产生。人们之间的交往不再是轻易的联系，因为新出现的意义同旧的意义相抵触。语言归于无效，文化象征成了问题，因为这些都不复能够认为是当然的东西。当符号不再好好为人服务的时候，人们就有意识地注意起符号来。”[6]无论是器物层面的“觚”，还是政治伦理层面的“君臣”、“父子”之“名”，都不能够反映其“实”，而礼乐层面的“佾”、“旅”、“塞门”、“反坫”，也都不能与文化等级相对应。所以，孔孟儒家开始对其文化符号进行思考，开启了中国古代符号思想研究的先河。儒家文化符号学思想基本上是从正名论与礼乐文化符号这两个维度展开的，其根本目的是通过符号分节来规范现实社会的人伦秩序，达到各安其位的目的，藉此挽救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7]孔子及儒家倡导的礼学从根本上来说有利于政治统治，温情脉脉的“礼”实际上是被用作“治人之具”。
由是，我们就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孔儒在历朝历代的地位为何时升时降？如前所云，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个乱世，诸侯争霸，僭礼乱名，都想做天子，要做天子则需要重新洗牌，推翻现有的社会秩序。而孔子的礼学思想是恢复当时的社会秩序，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理想，完善当时的社会政治体系，这与诸侯都想做大的政治诉求是相异的，所以，孔子的政治理论派不上用场。
到了刘邦的汉代大一统就不同了，社会统一了，混乱的社会秩序需要重建，用什么来建立社会秩序，还是孔子倡导的一个“礼”字。“礼”其实是一套符号系统，通过区分能指来区分所指，达到双重分节的目的，比如衣、食、住、行等在色彩、样式等方面都有一套能指，这种能指区分进而达到了对现实社会所指的区分，社会分级就产生了，尊卑等级秩序油然而生，这其中的繁文缛节可以参考儒家经典《三礼》，无需赘言。
纵观历史上孔夫子的升沉变迁，无不与政治相关，历代的尊孔抑孔，都是改造了的孔夫子，孔子常被政治人物利用。正如胡适之说，历史是个小姑娘，大家都想占她的便宜，而孔子又何尝不是如此！
［注 释］
[1]李零：《孔子符号学索引》，《读书》，2007年第3期。
[2]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3]赵毅衡：《身份与文本身份，自我与符号自我》，《外国文学评 论》，2010年第2期。
[4]周予同：《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01页。
[5]谢谦：《儒学独尊的历史真相与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四川 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6]［美］C?W?莫里斯著，定扬译，徐怀启校：《开放的自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7]顾炎武：《仪礼郑注句读序》，《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2页。
［关键词］孔子；儒家学说；文化符号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4-0005-03
孔子被奉为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儒家学术思想的创始人，甚至被誉为“素王”。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毕竟孔子生活的时代，他并没有享受如此待遇，他周游列国，却四处碰壁，转而把心血用于学术及教育上，最终成就了文化史上的孔子。然而，纵观历史长河，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派的地位升沉不定，扬之者九天，抑之者深渊，而他们所言的孔子其实也至多只是一个象征符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孔子，后世之人所言孔子及儒家学派时采用的方法多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
一、孔子的真实身份
历史上的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当代学者李零在《孔子符号学索引》[1]一文中指出，孔子是个孤独的“丧家狗”，精神上的孤独，无家可归的漂泊，是他最大的特征。孔子身上有殷商贵族的血脉，但是生不逢时，家道中落。他身份低贱，却又古道热肠，试图恢复周礼，维系日益衰落的社会秩序。孔子到处游说诸侯，宣讲他的学说，但是不被看好。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一路奔波，在前往郑国的途中与弟子走散了，被别人看作丧家之犬，孔子的弟子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孔子，孔子也认为自己就是丧家之犬。
孔子是“丧家狗”这个提法虽然多少有点对圣贤大不敬，并且业已引起诸多国学爱好者的不快，但是所云基本上也是符合孔子生前的实际——怀抱理想却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精神无处皈依。从这个角度理解，基本上是可取的。对孔子生平事迹勾稽较全且较早的资料公推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系殷商贵族后裔，可到他这个时候，家道中落，“孔子贫且贱”（《史记?孔子世家》）大抵是实情，孔子自己也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当然，孔子并没有因为身份卑贱与生活不幸而放弃对人生理想的追求。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选择了恢复古礼，试图重建礼乐社会的理想。为实现此理想，他一是自学，一是访学，逐步积累了自身的文化资本。《史记》中曾云：“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相传，孔子还向师襄子学习鼓琴，问礼于老子等。孔子学成，本欲将所学付诸实施，恢复文、武、周公时代的礼乐文化传统，但是他的仕途并不顺利，包括周游列国，向其他诸侯兜售其学说并不被看好。
所以，笔者以为匡亚明先生《孔子评传》中对孔子的界定较为合理，即“教育家”和“文献整理家”，这两者才是孔子的真实身份。而给孔子冠上“思想家”或者“政治家”其实是不符合孔子生前实际的，此诚如匡亚明先生所言，孔子“在教学活动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在政治活动上的成就”[2]。尽管孔子也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强烈的政治诉求，但是这些在其生前并没有达成。身份是相对于他人社会而言的，任何一个身份符号的达成，必须要有一个接受这个身份符号的客体对象，作为政治家的孔子这一身份实际上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也即沦为空洞能指。孔子的政治理想在当时并没有为施政者所接受，也就是说其作为政治家的身份并没有被别人接受（尽管他曾经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只是他自己在竭力争取而已。于是孔子转而将心血倾注于教育与著述，希望由门生弟子实现其人生抱负，其主要身份已是教育家。“身份是表达或接受任何意义所必须，是表述与接收的基本条件；自我的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依托一个身份才能进行。”[3]孔子广收门徒，将贵族上层社会垄断的知识文化普及到下层社会，因为教学，故而整理了前代的文献典籍，形成了《易》、《诗》、《书》、《礼》、《乐》、《春秋》诸教本，这种观点基本上是可取的。[4]因此说，历史上的孔子是一个教育家和文献整理家，其人生理想是通过恢复西周礼乐来重建日益混乱的社会秩序。还原了孔子的真实身份，我们就容易把握后人所云的孔子及儒家学派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孔儒。
二、孔子及儒家学说的升沉
孔子生前为其政治理想奔走，最终以失败和失落告终。孔子死后，礼崩乐坏尤甚，战国诸侯争霸，烽烟四起，最后，秦王嬴政一统天下，但是秦始皇并没有对非议政治的儒家学人以优待，反而坑杀了不少。到了汉代，平民出身的刘邦一跃登位，做了皇帝。刘邦出身低贱，没什么高贵的背景，以至于史家为了给他找点高贵的血统，说他是其母刘媪与龙交配产下的儿子，这在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与班固的《汉书?高帝纪》里面皆有明文记载，此当然是故弄玄虚，其目的无非是给刘邦找点装点身份的门面而已。
刘邦是个行伍出身的人，江湖习气浓厚，他做了皇帝之后，起初反对秦朝的那套繁琐礼仪，提倡一切从简，还经常与一起打天下的兄弟们饮酒作乐。但是这些行伍出身的部将也都是粗人，喝醉了酒就耍酒疯，争功论赏，甚至摩拳擦掌，拔剑斗殴，“群臣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汉书?郦陆朱刘叔孙通列传》），这种大不敬的江湖习气让刘邦也感觉很是不适，但是又不知如何改革。
后来，儒生叔孙通给他出了个点子，帮他制定了一套礼仪系统，群臣肃静，山呼万岁，刘邦喜极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汉书?郦陆朱刘叔孙通列传》）尽管刘邦曾经不喜欢儒生，据说，还有将尿尿到儒生帽子里面的丑行，但是做皇帝九五之尊的感觉还是儒生们帮他想的招。武帝时，儒生董仲舒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进行了篡改，如谢谦先生言，董仲舒提倡的王道三纲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先秦儒家的学术立场，而以黄老刑名之学修正了儒家学理，昭示了汉代大一统专制政治背景下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5]也就是说，从儒家学说真正成为官方学术思想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经发生了变革，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儒学说的真传了。但是，孔儒学说中有益于政治统治的思想方法还是被承袭沿用下来了。 随着王朝的盛衰和权力的消长，孔子及儒家的地位时尊时抑。如东汉末年政局混乱，王权已经不能维系世道人心，政治权力掌控于豪强地主武装势力手中，曹操作为乱世枭雄，意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自然不能把孔儒学说作为指导思想，此后篡魏夺权的司马炎亦然，当然，形式上还是要尊孔，只是在意识形态里面已经没有孔子的那一套了，要不然篡位夺权该当作何解释？
隋、唐、宋、元、明、清以迄近、现代，孔儒地位时升时降，特别是近百年以来孔子的升沉，更能说明问题。从“五四”运动始，为了破旧立新，孔子及儒家学说成了靶子。改革开放以来，政局趋稳，逐渐有了大一统的气象，于是，又把孔夫子抬出来装点，比如祭孔子、塑孔像等。这种升降基本上是随着政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的，需要用孔儒思想来整顿社会秩序的时候，一般是推崇孔儒学说；而要改朝换代，或者破旧立新之时，一般是打压孔儒，孔子及儒家学派只是政治人物利用的符号罢了。
三、孔子及儒家的礼乐文化符号
孔子生活的时代为春秋晚期，这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崩溃封建制兴起的时期，社会形态发生着激烈的动荡与变化，最重要的莫过于周天子政权的衰落与各诸侯国的兴盛，这种政治形势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政治文化模式，传统的礼乐征伐由天子出的政治格局变为诸侯自专，僭用礼乐，这就是后人斥为“礼崩乐坏”的时期。
礼崩乐坏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名实、礼乐淆乱的社会乱象。如孔子曾经慨叹：“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觚”本是行乡饮酒时用的礼器，有自己固定的形状，但是鲁国的贵族擅自做主，改变了这种礼器的形状，虽然“觚”的名字没有改变，但是其形状已经变化了，名与实已经不相符了，这是名实不符的物质文化层面。于政治伦理层面而言，名实不符的现实即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孔子作为西周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和维护者，提出以名正实的正名学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如果名实不符的话，会造成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要解决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政治问题，必须由正名开始，通过正名来修复社会秩序，达到正本清源的政治目的。
于礼乐文化而言，情况也很糟糕，如孔子曾对弟子批评季氏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根据当时的礼乐规范，八佾是天子才能享用的舞乐，诸侯是六佾，大夫是四佾，士是两佾。季氏僭用天子的礼乐，与其身份地位不符，故而孔子深恶痛绝。又如“季氏旅于泰山”（《论语?八佾》）、“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论语?八佾》）。根据祭祀的礼仪，大夫没有资格祭祀山川，但是季氏行旅祭于泰山，故是非礼之举；“塞门”与“反坫”本是君王才能享用的礼器，管仲作为臣子却僭越享用，这也是非礼之举。
正是因为当时的名实与礼乐皆出现了淆乱，所以引起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的思考与研究，孔孟儒家关注的焦点也即是正名论与礼乐论两个基本方面。而无论是名实研究还是礼乐研究，都与符号学研究密切相关，如符号学家莫里斯言：“符号研究兴趣最高的时期是在普遍进行社会变革时期，这一点是有启发的，如孔子时期，或希腊衰落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人们借以生活在一起的符号开始丧失了他们的明晰性和说服力，而适合于改变了的社会的新符号还没有产生。人们之间的交往不再是轻易的联系，因为新出现的意义同旧的意义相抵触。语言归于无效，文化象征成了问题，因为这些都不复能够认为是当然的东西。当符号不再好好为人服务的时候，人们就有意识地注意起符号来。”[6]无论是器物层面的“觚”，还是政治伦理层面的“君臣”、“父子”之“名”，都不能够反映其“实”，而礼乐层面的“佾”、“旅”、“塞门”、“反坫”，也都不能与文化等级相对应。所以，孔孟儒家开始对其文化符号进行思考，开启了中国古代符号思想研究的先河。儒家文化符号学思想基本上是从正名论与礼乐文化符号这两个维度展开的，其根本目的是通过符号分节来规范现实社会的人伦秩序，达到各安其位的目的，藉此挽救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7]孔子及儒家倡导的礼学从根本上来说有利于政治统治，温情脉脉的“礼”实际上是被用作“治人之具”。
由是，我们就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孔儒在历朝历代的地位为何时升时降？如前所云，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个乱世，诸侯争霸，僭礼乱名，都想做天子，要做天子则需要重新洗牌，推翻现有的社会秩序。而孔子的礼学思想是恢复当时的社会秩序，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理想，完善当时的社会政治体系，这与诸侯都想做大的政治诉求是相异的，所以，孔子的政治理论派不上用场。
到了刘邦的汉代大一统就不同了，社会统一了，混乱的社会秩序需要重建，用什么来建立社会秩序，还是孔子倡导的一个“礼”字。“礼”其实是一套符号系统，通过区分能指来区分所指，达到双重分节的目的，比如衣、食、住、行等在色彩、样式等方面都有一套能指，这种能指区分进而达到了对现实社会所指的区分，社会分级就产生了，尊卑等级秩序油然而生，这其中的繁文缛节可以参考儒家经典《三礼》，无需赘言。
纵观历史上孔夫子的升沉变迁，无不与政治相关，历代的尊孔抑孔，都是改造了的孔夫子，孔子常被政治人物利用。正如胡适之说，历史是个小姑娘，大家都想占她的便宜，而孔子又何尝不是如此！
［注 释］
[1]李零：《孔子符号学索引》，《读书》，2007年第3期。
[2]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3]赵毅衡：《身份与文本身份，自我与符号自我》，《外国文学评 论》，2010年第2期。
[4]周予同：《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01页。
[5]谢谦：《儒学独尊的历史真相与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四川 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6]［美］C?W?莫里斯著，定扬译，徐怀启校：《开放的自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7]顾炎武：《仪礼郑注句读序》，《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