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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和刘庆邦的关系，不能不提到煤炭部一九八三年夏在大同矿务局举办的中学生夏令营活动。那次活动由煤炭部主管文化的副部长张超坐镇指挥，近百名北京的中学生，三十多名（包括肖军、娄师白、柳倩、陈建功等）著名作家、画家、书法家和多家媒体记者云集同煤，开展了长达半个月的档次较高形式多样的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有两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在我后来的文学创作中，都起了不小的鼓舞和帮助作用。第一位是肖军。这位前辈著名作家，吸引我的地方有三：他去过延安，毛主席给他写过信；他写过不少煤矿的作品，我读过一些；还有就是他和肖红的关系，我也听过不少有关传说。其间，我单独拜访过他三次，最大的收获，是他给我题写了“与人为善，乐在其中”的留言。这句话，在我后来的生活、工作、学习乃至创作中都像是座右铭一样经常在眼前显现，真的是起到了人生宝典的作用。
获得肖军题词的第二天，我在一次座谈会上，见到了刘庆邦。主持人在做介绍的时候说：“刘庆邦——《中国煤炭报》‘太阳石’副刊记者。”这时，一位个头不高面色谦和的年轻人从后排的边角处站起来，向大家微微地点了点头。看上去，他的动作很平常，而且表情平和，神态平静——我相信，在这个有众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上，这个普普通通的记者，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是我除外：就是在这次会上，刘庆邦的形象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是《中国煤炭报》的记者——煤炭报是在当时的煤炭部长高扬文直接倡导和关心下，刚创办不久的对全国各煤矿都有直接重要作用的报纸，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都很重视。我当时在大同这个全国有名的大型煤炭企业从事宣传工作，这份报纸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二是他是“太阳石”副刊的记者，也许是因为个人爱好，我对报纸副刊总有一些特殊的感情和偏爱，对副刊部的工作人员也就有些特殊的亲近感。三是刘庆邦的名字在报刊上早就见过，他在一家叫《他们特别能战斗》的杂志编辑部工作过，那是一份专门宣传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的杂志。我认识那里的负责人，在交谈中提到过刘庆邦，说他在河南的刊物上早就发表过小说，还得过奖。所以，今天的见面，就有一种豁然眼亮甚至是欣喜激动的感觉。在这次活动中，我本想找机会和他聊聊天儿，谈谈心。可惜，那些天我的事务性工作太多，记得我们只有两次单独见面的机会，而且只是礼节性的握手寒暄——都没有谈到内心想要说的“知心”话。后来想，这次与庆邦的相见，对我们后来的多年相交、相处、相助……都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良好开端。
在这以后，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到煤炭报副刊部看看。有时候，是为稿件，有时候，就是想和朋友聊聊天儿，谈谈心。当然，所谈内容多是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之类。这里的朋友，一位是这个部的主任，叫程豁，她对所有作者都很亲切，很真诚。全煤系统的基层作者，几乎都称她为老大姐。我们俩都退休多年，她还将一部记述她家族百年亲情历程的大散文赠我。扉页上题写着清澈而练达的字样：“树芳老友留念。”她这书是二○○七年出版，一直等了近三年时间，才有机会亲手赠我。她说：“找人捎或送邮局都怕丢了，就一直等见面的机会。可心里总是装着这事。”——这是一种感情，一种朋友之间永驻心间的感情。其实这种感情已经融入到副刊部每个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之中，在这个部工作的刘庆邦和郑宝生不仅在看稿改稿中给人这样一种深情厚谊的感觉，而且在所有接触的细节中，也都让人感到亲切，是友情、是温馨……进门后的那种带着情感的握手、倒水、问候……自不必细说；离开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是程豁送到门口，庆邦和宝生还要在走廊里与我相随着边走边聊，一直到楼道口，庆邦才和我握手，目送我下楼，直到我到楼梯拐弯处，才转身而回。宝生和我在一个矿工作过，每次都硬是要送到大楼门外，一直看我上车，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这样的朋友们，我肯定是终生都不会忘的。
从在这个副刊部工作的几位既是作家又是编辑和记者的文人身上，我们看到和感悟的是那种朴实无华又情真意切，推心置腹又直面现实，谈古论今又不离文学和矿山，繁忙无比又不虚饰应付的暖人身心的氛围。这大概就是他们工作的风格，也是他们的人品本色。我常常用春风扑面来形容自己和他们相处的欢欣和舒爽。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离他们渐远，但那种心心相印的情意却一直没有淡去……说起这些，不能不提到我和刘庆邦三十多年的并不超凡、却令人心神通达、温馨超拔的交往。
过了三十多年，为什么今天才想起来要写写和刘庆邦的关系呢？
二○一七年七月，由朔州市委宣传部、中国煤矿文联和中煤平朔集团公司等单位共同主办了一次“黄树芳新书首发式和文化名家到基层倡导读书座谈会”。刘庆邦作为著名作家和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言。他在发言的开始就提到一件事：二○○二年春节期间，他母亲病重刚做完大手术，住在北京。老人家说一辈子没看过大海，提出来想看看海。当时正值严冬，一般宾馆饭店都还在关门期间。于是庆邦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立刻和南戴河联系，做了安排。第二年，老人家就去世了。庆邦说，是我帮他圆了他母亲的看海之梦。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十五年，我真的是早就忘得无影无踪了。今天，在这么隆重的会议上，他竟很郑重地提出这件事来，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但当时也来不及细想，得赶紧开会呀。會后，市里一位青年作家悄声对我说：“庆邦的发言，很受欢迎。可他不该谈他母亲看大海的事。在一百多人的会上，特别是你们单位的领导，还有市委领导都有人在场，会不会有人把你们很纯洁的作家关系掺杂上一些别的想法。”我说：“我听了这事，也觉得突然。还没来得及细想。庆邦也是好意，表达的是感谢之情。谁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过了没几天，市里两家报纸在刊发庆邦的发言稿时，不约而同都删掉了“看大海”那一段。我想，这大概是报纸编辑和那位青年作家想到了一起，说内心话，我是感谢他们的。而且这么一来，我还真的是对这事重视起来了。于是，我便冷静全面地回想了一遍那件已经远去的旧事。
那年，接庆邦电话的时候，我刚刚办完退休手续。但是，我还是立刻就答应了。而且，没放电话就拨到了南戴河。也就是五六分钟吧，此事就办妥了。就这么简单，难道这还算个事儿吗？十五年的时间过去了，真的是早就忘得没影了。怎么也没想到，今天，庆邦在会上，竟很郑重地提到了这件事。 我单位南戴河疗养院开业前后，我曾经在那里忙活过一个多月，住在与我们疗养院对门的大同矿务局疗养院。那里的院长是局原文艺宣传队队长，管生活的副院长也是骨干宣传队员。还有一些工作人员，都是从大同调去的，他们不少人已在那里安家定居。我当时在局党委宣传部工作，和他们都是朋友。另外，通过工作来往，和南戴河当地干部有的也已熟悉。何况我们单位疗养院也有人在那里常住值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管我退休不退休，安排两个人，住一两天，看看大海，还有什么要考虑的吗？所以当时我什么也没想，只用了五分钟就把事办了。现在回想当时是找的谁，实在是想不起来了。这也说明，这个事儿，实在是太小——小得不值一记。可现在，因为庆邦在会上提到了这事儿，加上参会的人很多，想法也可能会很多——小事也许就不小了。所以。我也真该思考一下这事儿。
只用了五分钟就办成的事儿，刘庆邦这位被称为短篇小说之王的著名作家，却在心里记了十五年，而且是在一个很正经场合表达了他的谢意和感恩之情。我实在是受之有愧，又感奋不已。过了没几天，《文艺报》《中国煤炭报》《阳光》以及《中国作家网》等媒体刊发的这篇稿件，“看大海”那一段，一个字也没删。这当然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孝为先的彰显，同时也是对庆邦这位著名作家高尚人格的肯定和褒奖。这对我的启发和教育深刻而难忘。
我和庆邦相识至今，三十多年间，一直来往不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对庆邦的家庭和经历、人品和性格、爱好和创作等各方面情况多少都了解一些。
一九五一年出生在河南农村的刘庆邦，小时候，家境不是太好。一九六○年父亲去世，母亲为养活六个孩子（存活的有五个），吃了太多的苦。她得和男人一样下地劳动挣工分，让孩子们吃饱。风来了，她得档；雨来了，她得遮。四季的衣服，上学的费用，天灾病业，打针吃药……哪样都靠得是这位母亲。在我们的接触中，庆邦很少提到这些，但是我从各种渠道还是了解了不少，同时也听到一些有关他对母亲的孝道之说。孩子们都长大以后，出嫁的出嫁了，在外工作的也相继离家，村里只剩了老母亲一人。庆邦到北京工作后，曾将老人接到北京来住，但故土难离，住了不久，便回了老家。弟弟也曾将老人接到郑州，但时间不长，还是一个人回村住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宅去了。中国传统的礼仪，讲究每天向母亲请安，刘庆邦为和母亲联系，就给农村老宅安了一部电话。从此，他几乎每天都要抽时间给母亲打个电话。母亲曾说，她就盼着接电话，听听庆邦的声音，就吃得下，睡得好。电话能沟通两头的信息，母亲听了儿子的电话，心里高兴；儿子了解了母亲的情况，心里踏实。这当然不是传统中的“请安”，但确实是给老人送去了一份儿温馨和愉悦。突然有一天，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庆邦很担心，很着急。没办法，只好给村里支部书记拨了电话。支部书记说他母亲生病了，已由他弟弟接到了开封。庆邦心乱如麻，又打若干电话，都没得到准确消息，便马上请假赶到开封。从此，他便陪护母亲住院一个半月。庆邦有做笔记的习惯，自陪护母亲的第一天起，他就将写笔记改成了日记。这一个半月的日记，全部发表在二○一七年《十月》第四期。
开始，我不了解庆邦陪护母亲的这些情况，其间，我按常规给他打过电话，虽然电话里没有细说，但也从话音里知道了他母亲的病情。后来我想，这大概也是我听到他母亲想看看大海的心愿后，便立刻做了安排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刘庆邦的朋友中，不少人都知道他是个孝子；在刘庆邦的作品中，不少读者都感到了孝道的分量。我现在已是耄耋老人，也是庆邦多年的朋友和忠实读者，我的经历和阅历告诉我，孝道是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基本反应，也是一个人灵魂本质的具体体现。孝道和厚道同血和肉一样，紧密连在一起，难以分割。一个连孝道都做不到的人，他对人、对事、对社会……能厚道吗？一个不厚道的人，能公道吗？能掏心久处吗？所以，我对孝道是很看重的。因为刘庆邦很讲孝道，我对他就很尊重，很真心。我们的相交，没有任何私欲。有的只是尊重，只是友情，再加上他的才气和作品，就成了尊崇。孔子说：“益者三友。”这三友是：友直、友谅、友多闻。直，就是正直；谅，信也，说白了就是诚实厚道；多闻，现在理解就是读书学习，见多识广，知识面宽。我在实践中体会到，庆邦就是我心中的一个够格的理想的挚友。这首先是因为我从内心里看重他的为人，尊重他的孝道。
人们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心里清楚，自己远远不够君子资格，也没有净水那么纯洁，但我亲身体会到，用这句话来形容庆邦，那是绝对恰如其分的。
一九八○年代初，在煤炭部西郊宾馆开完文学会议走出会场的时候，几位作者议论到我“文革”前的作品时，庆邦插话说：“我们和树芳兄无法相比，咱们努力赶吧。”他那时还很年轻，说话的态度，很自然很真诚。我说：“我那些作品都过时了，还受过批判。正是我该努力赶呀。”当时，是你一言我一语，随走随聊而已，事后，很快就忘记了，自然也就没人去想了。
二○○一年，庆邦的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鲁奖颁发后，煤炭系统也举行了一次颁奖仪式。我也有幸参加了。会上，讲话、发言、祝贺……应有尽有，庆邦忙于应付。我没有上前添乱，只是散会时对机会和庆邦握了握手，我们俩一共说了四个字：我说：“祝贺。”他说：“谢谢。”出门后，他又赶了两步问我：“今天回不？”我说：“回——票买好了。”他说：“对机会，我們再好好谈。”我明白，我们心里都有不少话要谈，但真的是得对机会。但这机会也不好对呀。
就在这年十一月，庆邦调到北京市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不久，又当选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和北京市政协委员。大约也是这期间，在煤炭系统的一次文化工作座谈会上，德高望重的《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崔道怡老师在谈短篇小说创作的时候，提到了庆邦的短篇小说《鞋》。他说：“现在已经有些人称刘庆邦为‘短篇小说之王’了。”对这个称呼，我耳东耳西也听过，但从崔老师口里传出来，就觉得权威了，属实了。所以感到很高兴，也为煤炭系统出了这样一个人才、自己有这样一个朋友而欣慰。这时候，又想到庆邦说的那句话：“对机会我们再好好谈。”如果有机会和他好好谈，我肯定是要好好表达表达对他的真心祝贺。当然，也想听听他的创作经验。不知为什么，我又想到在西郊宾馆门口几个人随便聊的那些话。现在庆邦的创作，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确切地说，已经不再是一个档次——这时候，我似乎才体会到什么叫可望而不可即了。 现在，庆邦肯定也不轻松。工作的任务更多了，创作的担子更重了，读者的期望更高了，自己的要求绝对是更严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不能去找什么机会和他“再好好谈”——多给他点儿时间，多给他点儿空间，也许这才是一个朋友对他该尽的一点儿心意。
这一年的十二月，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代表，我也进京出席了大会。我想，这次大概能对机会和庆邦“再好好谈”了。不料，会议安排很紧，我们虽住同一宾馆，但能坐下来“再好好谈”的机会，还真难“对”。庆邦是组长，更忙。不过，有一天，是小组讨论。我俩在走廊并肩往会议室走，还真谈了谈。他说：“我调北京作协后，煤矿作协主席由谁来干，我反复思考，想到了你，也和有的领导商量过，不知你怎么考虑。”这个话题来得很突然，我根本没想过——边走边想 ，快进会议室的时候，停住步，才说：“我考虑不太合适。一是我创作水平现在落后得太远，总想和你谈谈，就是要谈这个问题，想讨点儿经验。二是我工作在基层，不方便。如果你不能兼任，最好还是在北京考虑人选。”他说：“也对。完了，再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吧。”这时候，会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赶紧进了会议室。
这次谈话很简单，和我想象中“再好好谈”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不过对我还是很有意义的。庆邦创作水平的迅猛提高，工作岗位的变化以及个人名望的不断升华……这些接踵而来的让人振奋和心悦的好事，对一个青年作家，当然是鼓舞是鞭策是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对我这样一个远远落在他身后的老朋友产生些淡漠和轻忽呢？这个想法，就像一个小小的阴影，曾经在脑海里闪现过，但从来没有说出过。我对在走廊里的简单谈话，并不看重其内容，它的实际意义，是解除了我思想深处的那点儿疑惑，那点儿阴影。庆邦还是原来的庆邦，他对老朋友没有淡漠，更没有轻忽。庆邦不仅是个孝道人，同时也是忠诚的厚道人和正直的文化人。这种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也不会飘飘然。这一点，时间越长，看得越清。
我和庆邦见面机会并不很多。日常联系，除了电话、短信外，书来书往也是一条重要渠道。刘庆邦的第一部小说集，也是他的成名作《走窑汉》，版权页上写的出版时间是一九九一年九月。我收到赠书的时间是九二年初。经验告诉我：书，印成以后，得几经周转，才到作者手中，作者再题签并邮寄到外地朋友，一般都得三四个月到半年多的时间。这样看，我收到的赠书时间还是比较靠前的。他二○一五年六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是二○一六年一月由煤矿文联的朋友来我处出差，送到家来的。朋友告诉我，庆邦一再嘱咐，一定要将书送到树芳兄手中。二○一七年六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幸福票》和七月出版的散文集《在夜晚的麦田里独行》，正赶上庆邦到山西公出，便近水楼台先得月——当月，庆邦就亲自赠书于我。多年来，从多次的赠书时间中，我深切地感悟到了庆邦对我那始终如一的深厚情感。当然，我出版的那些拙作，也都或送、或寄、或请人转交，尽量抓紧时间，赠与庆邦，希望得到他的指教。这些书来书往，可以帮我们不断了解对方的创作情况，交流感情，相互启发，共同提高。每当我捧起庆邦的赠书翻开扉页，看到他那大气而厚实的题字时，总有一股温馨而惬意的暖流在周身涌动。庆邦的稳重厚道而又平和虔诚的形象也随之呈现在眼前。这大概都与他对我的称呼有关。他在《走窑汉》的题签是“黄树芳兄指正。”在《黑白男女》的题签是“树芳兄长教正，并祝新春快乐阖家安康。”在小说集《幸福票》的题签则是“树芳大兄教正。”还有两本写的是“树芳仁兄正之”……从这些近似而又不尽相同的称呼中，可以看出，他每次题签不是随便一写了之，一般都是用过一番心思的。这个细节使我感悟到了他对朋友的真诚情感和厚道的心意。后来，他看了我的拙作《往事札記》后，写了一篇题为《满树芳华情未尽》的散文（《文艺报》2017年8月28日）。其中有一段就谈到了这事，使我的分析和感悟都得到了验证。
那篇散文的第三段是这样写的：“我听见有人把黄树芳叫黄主席，我叫不出来，我觉得这样叫有些生分。我见有人在文章里把黄树芳称为黄树芳先生，这样的称谓尊重是尊重了，只是觉得不够亲切，至少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我自己没有哥，每次见到黄树芳，我都想叫他一声大哥。叫大哥会觉得突兀，我只好叫他树芳兄。是的，多少年来，不管是见面，还是电话里，我都是叫他树芳兄。江湖上称兄道弟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这兄不是那兄，树芳兄真是一位人品完美人格高尚的好兄长啊！”我读了庆邦这段文字不久，又在二○一七年七月出版的《十月》见到他的《陪护母亲日记》，在二○○○年四月二十六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早晨五点多，母亲就醒了，说肚子疼，我起来给她冲了半碗莲子羹，趁热吃了。……山西露天煤矿作家黄树芳打来电话，说他看了不少我的小说……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
在上述两段文字中，有两句话，我特别在意，也特别动心、特别动情。一句是：“我自己没有哥，每次见到黄树芳，我都想叫他一声大哥。”另一句是在日记中介绍了他母亲吃了莲子羹还有她妹妹的家事和我俩通电话后所写：“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这些话，都说的朴实无华而又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我们是挚友，我们的友情深厚而真诚，但深挚的情怀，幽微的情感，都随着历史的寸寸沧桑而涌进，似乎只用友情已经表达不了我们内心的真实情谊。庆邦的上述那些实实在在的话语，明确无误地已经将我们的“友情”提格为“亲情”了。这，使我感动不已，而且会永远铭记心间。对一般人来说，人和人的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联系着。一是友情，二是亲情，二者合起来，就是真情。不能是虚情，更不能是假情。虚假之情必定是有私和利掺合着，那种关系可能就长久不了了。我和庆邦三十多年的交往，一直是由“真情”这两个字连接在一起的。这大概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中那股清澈晶亮而又永流不息的水源。
庆邦在一篇题为《学会守时》的文章中（二○一七年六月四日《文汇报》）说：“人有三守：守时，守信，守己。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觉得这三者中，守己是关键是核心，也是做人的底线。在我看来，庆邦就是这“三守”的标杆。他的孝道、他的厚道、他的情感、他的行为以及他的作品等，都是这“三守”的具体表现。据我了解，在庆邦的众多朋友中，大家都众口一词，无论是随笔行文，无论是随时漫谈，都称庆邦是老实人，是忠厚人。在我心目中，他更是一个有才情有灵气有辛苦的人。所以，他才有那么多的朋友相知、相处、相学、相助，才有那么多的作品面世流传，感人肺腑；才有那么多的读者点赞连连，靡丽相拥。我在回望与庆邦的关系时，给自己的定位就是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的读者中的普通一员。这种关系，用文字似乎难以说清，但它又随时活灵活现于心中，所以我们俩都心知肚明。
我比庆邦大十多岁，他现在还是耳顺之年，对一位作家来说，正是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段。他的创作正在宽敞的阳光路上阔步前行，我们相信他、也预祝他源源不断地为读者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黄树芳：1938年10月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曾任大同矿务局党委宣传部长、平朔煤业集团工会主席。
曾先后当选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山西作家协会第三、第四届理事，中国煤矿文联常务理事，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等。现为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朔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1957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至今已有近200万字见诸各类报刊或出版。出版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那片米黄色的房子》，报告文学集《难以泯灭的信念》，中篇小说集《被开发的沃土》，诗集《文心感歌集》，散文集《他乡随笔》《什么味道也没有》，长篇旅游文化散文《恒岳神工》，评论集《文友同行》（合编），长篇报告文学《大路朝天》，随笔集《黄树芳随笔》《黄树芳文录》等十一部。作品曾多次在省市和全煤系统获奖。
获得肖军题词的第二天，我在一次座谈会上，见到了刘庆邦。主持人在做介绍的时候说：“刘庆邦——《中国煤炭报》‘太阳石’副刊记者。”这时，一位个头不高面色谦和的年轻人从后排的边角处站起来，向大家微微地点了点头。看上去，他的动作很平常，而且表情平和，神态平静——我相信，在这个有众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上，这个普普通通的记者，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是我除外：就是在这次会上，刘庆邦的形象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是《中国煤炭报》的记者——煤炭报是在当时的煤炭部长高扬文直接倡导和关心下，刚创办不久的对全国各煤矿都有直接重要作用的报纸，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都很重视。我当时在大同这个全国有名的大型煤炭企业从事宣传工作，这份报纸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二是他是“太阳石”副刊的记者，也许是因为个人爱好，我对报纸副刊总有一些特殊的感情和偏爱，对副刊部的工作人员也就有些特殊的亲近感。三是刘庆邦的名字在报刊上早就见过，他在一家叫《他们特别能战斗》的杂志编辑部工作过，那是一份专门宣传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的杂志。我认识那里的负责人，在交谈中提到过刘庆邦，说他在河南的刊物上早就发表过小说，还得过奖。所以，今天的见面，就有一种豁然眼亮甚至是欣喜激动的感觉。在这次活动中，我本想找机会和他聊聊天儿，谈谈心。可惜，那些天我的事务性工作太多，记得我们只有两次单独见面的机会，而且只是礼节性的握手寒暄——都没有谈到内心想要说的“知心”话。后来想，这次与庆邦的相见，对我们后来的多年相交、相处、相助……都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良好开端。
在这以后，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到煤炭报副刊部看看。有时候，是为稿件，有时候，就是想和朋友聊聊天儿，谈谈心。当然，所谈内容多是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之类。这里的朋友，一位是这个部的主任，叫程豁，她对所有作者都很亲切，很真诚。全煤系统的基层作者，几乎都称她为老大姐。我们俩都退休多年，她还将一部记述她家族百年亲情历程的大散文赠我。扉页上题写着清澈而练达的字样：“树芳老友留念。”她这书是二○○七年出版，一直等了近三年时间，才有机会亲手赠我。她说：“找人捎或送邮局都怕丢了，就一直等见面的机会。可心里总是装着这事。”——这是一种感情，一种朋友之间永驻心间的感情。其实这种感情已经融入到副刊部每个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之中，在这个部工作的刘庆邦和郑宝生不仅在看稿改稿中给人这样一种深情厚谊的感觉，而且在所有接触的细节中，也都让人感到亲切，是友情、是温馨……进门后的那种带着情感的握手、倒水、问候……自不必细说；离开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是程豁送到门口，庆邦和宝生还要在走廊里与我相随着边走边聊，一直到楼道口，庆邦才和我握手，目送我下楼，直到我到楼梯拐弯处，才转身而回。宝生和我在一个矿工作过，每次都硬是要送到大楼门外，一直看我上车，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这样的朋友们，我肯定是终生都不会忘的。
从在这个副刊部工作的几位既是作家又是编辑和记者的文人身上，我们看到和感悟的是那种朴实无华又情真意切，推心置腹又直面现实，谈古论今又不离文学和矿山，繁忙无比又不虚饰应付的暖人身心的氛围。这大概就是他们工作的风格，也是他们的人品本色。我常常用春风扑面来形容自己和他们相处的欢欣和舒爽。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离他们渐远，但那种心心相印的情意却一直没有淡去……说起这些，不能不提到我和刘庆邦三十多年的并不超凡、却令人心神通达、温馨超拔的交往。
过了三十多年，为什么今天才想起来要写写和刘庆邦的关系呢？
二○一七年七月，由朔州市委宣传部、中国煤矿文联和中煤平朔集团公司等单位共同主办了一次“黄树芳新书首发式和文化名家到基层倡导读书座谈会”。刘庆邦作为著名作家和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言。他在发言的开始就提到一件事：二○○二年春节期间，他母亲病重刚做完大手术，住在北京。老人家说一辈子没看过大海，提出来想看看海。当时正值严冬，一般宾馆饭店都还在关门期间。于是庆邦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立刻和南戴河联系，做了安排。第二年，老人家就去世了。庆邦说，是我帮他圆了他母亲的看海之梦。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十五年，我真的是早就忘得无影无踪了。今天，在这么隆重的会议上，他竟很郑重地提出这件事来，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但当时也来不及细想，得赶紧开会呀。會后，市里一位青年作家悄声对我说：“庆邦的发言，很受欢迎。可他不该谈他母亲看大海的事。在一百多人的会上，特别是你们单位的领导，还有市委领导都有人在场，会不会有人把你们很纯洁的作家关系掺杂上一些别的想法。”我说：“我听了这事，也觉得突然。还没来得及细想。庆邦也是好意，表达的是感谢之情。谁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过了没几天，市里两家报纸在刊发庆邦的发言稿时，不约而同都删掉了“看大海”那一段。我想，这大概是报纸编辑和那位青年作家想到了一起，说内心话，我是感谢他们的。而且这么一来，我还真的是对这事重视起来了。于是，我便冷静全面地回想了一遍那件已经远去的旧事。
那年，接庆邦电话的时候，我刚刚办完退休手续。但是，我还是立刻就答应了。而且，没放电话就拨到了南戴河。也就是五六分钟吧，此事就办妥了。就这么简单，难道这还算个事儿吗？十五年的时间过去了，真的是早就忘得没影了。怎么也没想到，今天，庆邦在会上，竟很郑重地提到了这件事。 我单位南戴河疗养院开业前后，我曾经在那里忙活过一个多月，住在与我们疗养院对门的大同矿务局疗养院。那里的院长是局原文艺宣传队队长，管生活的副院长也是骨干宣传队员。还有一些工作人员，都是从大同调去的，他们不少人已在那里安家定居。我当时在局党委宣传部工作，和他们都是朋友。另外，通过工作来往，和南戴河当地干部有的也已熟悉。何况我们单位疗养院也有人在那里常住值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管我退休不退休，安排两个人，住一两天，看看大海，还有什么要考虑的吗？所以当时我什么也没想，只用了五分钟就把事办了。现在回想当时是找的谁，实在是想不起来了。这也说明，这个事儿，实在是太小——小得不值一记。可现在，因为庆邦在会上提到了这事儿，加上参会的人很多，想法也可能会很多——小事也许就不小了。所以。我也真该思考一下这事儿。
只用了五分钟就办成的事儿，刘庆邦这位被称为短篇小说之王的著名作家，却在心里记了十五年，而且是在一个很正经场合表达了他的谢意和感恩之情。我实在是受之有愧，又感奋不已。过了没几天，《文艺报》《中国煤炭报》《阳光》以及《中国作家网》等媒体刊发的这篇稿件，“看大海”那一段，一个字也没删。这当然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孝为先的彰显，同时也是对庆邦这位著名作家高尚人格的肯定和褒奖。这对我的启发和教育深刻而难忘。
我和庆邦相识至今，三十多年间，一直来往不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对庆邦的家庭和经历、人品和性格、爱好和创作等各方面情况多少都了解一些。
一九五一年出生在河南农村的刘庆邦，小时候，家境不是太好。一九六○年父亲去世，母亲为养活六个孩子（存活的有五个），吃了太多的苦。她得和男人一样下地劳动挣工分，让孩子们吃饱。风来了，她得档；雨来了，她得遮。四季的衣服，上学的费用，天灾病业，打针吃药……哪样都靠得是这位母亲。在我们的接触中，庆邦很少提到这些，但是我从各种渠道还是了解了不少，同时也听到一些有关他对母亲的孝道之说。孩子们都长大以后，出嫁的出嫁了，在外工作的也相继离家，村里只剩了老母亲一人。庆邦到北京工作后，曾将老人接到北京来住，但故土难离，住了不久，便回了老家。弟弟也曾将老人接到郑州，但时间不长，还是一个人回村住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宅去了。中国传统的礼仪，讲究每天向母亲请安，刘庆邦为和母亲联系，就给农村老宅安了一部电话。从此，他几乎每天都要抽时间给母亲打个电话。母亲曾说，她就盼着接电话，听听庆邦的声音，就吃得下，睡得好。电话能沟通两头的信息，母亲听了儿子的电话，心里高兴；儿子了解了母亲的情况，心里踏实。这当然不是传统中的“请安”，但确实是给老人送去了一份儿温馨和愉悦。突然有一天，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庆邦很担心，很着急。没办法，只好给村里支部书记拨了电话。支部书记说他母亲生病了，已由他弟弟接到了开封。庆邦心乱如麻，又打若干电话，都没得到准确消息，便马上请假赶到开封。从此，他便陪护母亲住院一个半月。庆邦有做笔记的习惯，自陪护母亲的第一天起，他就将写笔记改成了日记。这一个半月的日记，全部发表在二○一七年《十月》第四期。
开始，我不了解庆邦陪护母亲的这些情况，其间，我按常规给他打过电话，虽然电话里没有细说，但也从话音里知道了他母亲的病情。后来我想，这大概也是我听到他母亲想看看大海的心愿后，便立刻做了安排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刘庆邦的朋友中，不少人都知道他是个孝子；在刘庆邦的作品中，不少读者都感到了孝道的分量。我现在已是耄耋老人，也是庆邦多年的朋友和忠实读者，我的经历和阅历告诉我，孝道是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基本反应，也是一个人灵魂本质的具体体现。孝道和厚道同血和肉一样，紧密连在一起，难以分割。一个连孝道都做不到的人，他对人、对事、对社会……能厚道吗？一个不厚道的人，能公道吗？能掏心久处吗？所以，我对孝道是很看重的。因为刘庆邦很讲孝道，我对他就很尊重，很真心。我们的相交，没有任何私欲。有的只是尊重，只是友情，再加上他的才气和作品，就成了尊崇。孔子说：“益者三友。”这三友是：友直、友谅、友多闻。直，就是正直；谅，信也，说白了就是诚实厚道；多闻，现在理解就是读书学习，见多识广，知识面宽。我在实践中体会到，庆邦就是我心中的一个够格的理想的挚友。这首先是因为我从内心里看重他的为人，尊重他的孝道。
人们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心里清楚，自己远远不够君子资格，也没有净水那么纯洁，但我亲身体会到，用这句话来形容庆邦，那是绝对恰如其分的。
一九八○年代初，在煤炭部西郊宾馆开完文学会议走出会场的时候，几位作者议论到我“文革”前的作品时，庆邦插话说：“我们和树芳兄无法相比，咱们努力赶吧。”他那时还很年轻，说话的态度，很自然很真诚。我说：“我那些作品都过时了，还受过批判。正是我该努力赶呀。”当时，是你一言我一语，随走随聊而已，事后，很快就忘记了，自然也就没人去想了。
二○○一年，庆邦的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鲁奖颁发后，煤炭系统也举行了一次颁奖仪式。我也有幸参加了。会上，讲话、发言、祝贺……应有尽有，庆邦忙于应付。我没有上前添乱，只是散会时对机会和庆邦握了握手，我们俩一共说了四个字：我说：“祝贺。”他说：“谢谢。”出门后，他又赶了两步问我：“今天回不？”我说：“回——票买好了。”他说：“对机会，我們再好好谈。”我明白，我们心里都有不少话要谈，但真的是得对机会。但这机会也不好对呀。
就在这年十一月，庆邦调到北京市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不久，又当选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和北京市政协委员。大约也是这期间，在煤炭系统的一次文化工作座谈会上，德高望重的《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崔道怡老师在谈短篇小说创作的时候，提到了庆邦的短篇小说《鞋》。他说：“现在已经有些人称刘庆邦为‘短篇小说之王’了。”对这个称呼，我耳东耳西也听过，但从崔老师口里传出来，就觉得权威了，属实了。所以感到很高兴，也为煤炭系统出了这样一个人才、自己有这样一个朋友而欣慰。这时候，又想到庆邦说的那句话：“对机会我们再好好谈。”如果有机会和他好好谈，我肯定是要好好表达表达对他的真心祝贺。当然，也想听听他的创作经验。不知为什么，我又想到在西郊宾馆门口几个人随便聊的那些话。现在庆邦的创作，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确切地说，已经不再是一个档次——这时候，我似乎才体会到什么叫可望而不可即了。 现在，庆邦肯定也不轻松。工作的任务更多了，创作的担子更重了，读者的期望更高了，自己的要求绝对是更严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不能去找什么机会和他“再好好谈”——多给他点儿时间，多给他点儿空间，也许这才是一个朋友对他该尽的一点儿心意。
这一年的十二月，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代表，我也进京出席了大会。我想，这次大概能对机会和庆邦“再好好谈”了。不料，会议安排很紧，我们虽住同一宾馆，但能坐下来“再好好谈”的机会，还真难“对”。庆邦是组长，更忙。不过，有一天，是小组讨论。我俩在走廊并肩往会议室走，还真谈了谈。他说：“我调北京作协后，煤矿作协主席由谁来干，我反复思考，想到了你，也和有的领导商量过，不知你怎么考虑。”这个话题来得很突然，我根本没想过——边走边想 ，快进会议室的时候，停住步，才说：“我考虑不太合适。一是我创作水平现在落后得太远，总想和你谈谈，就是要谈这个问题，想讨点儿经验。二是我工作在基层，不方便。如果你不能兼任，最好还是在北京考虑人选。”他说：“也对。完了，再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吧。”这时候，会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赶紧进了会议室。
这次谈话很简单，和我想象中“再好好谈”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不过对我还是很有意义的。庆邦创作水平的迅猛提高，工作岗位的变化以及个人名望的不断升华……这些接踵而来的让人振奋和心悦的好事，对一个青年作家，当然是鼓舞是鞭策是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对我这样一个远远落在他身后的老朋友产生些淡漠和轻忽呢？这个想法，就像一个小小的阴影，曾经在脑海里闪现过，但从来没有说出过。我对在走廊里的简单谈话，并不看重其内容，它的实际意义，是解除了我思想深处的那点儿疑惑，那点儿阴影。庆邦还是原来的庆邦，他对老朋友没有淡漠，更没有轻忽。庆邦不仅是个孝道人，同时也是忠诚的厚道人和正直的文化人。这种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也不会飘飘然。这一点，时间越长，看得越清。
我和庆邦见面机会并不很多。日常联系，除了电话、短信外，书来书往也是一条重要渠道。刘庆邦的第一部小说集，也是他的成名作《走窑汉》，版权页上写的出版时间是一九九一年九月。我收到赠书的时间是九二年初。经验告诉我：书，印成以后，得几经周转，才到作者手中，作者再题签并邮寄到外地朋友，一般都得三四个月到半年多的时间。这样看，我收到的赠书时间还是比较靠前的。他二○一五年六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是二○一六年一月由煤矿文联的朋友来我处出差，送到家来的。朋友告诉我，庆邦一再嘱咐，一定要将书送到树芳兄手中。二○一七年六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幸福票》和七月出版的散文集《在夜晚的麦田里独行》，正赶上庆邦到山西公出，便近水楼台先得月——当月，庆邦就亲自赠书于我。多年来，从多次的赠书时间中，我深切地感悟到了庆邦对我那始终如一的深厚情感。当然，我出版的那些拙作，也都或送、或寄、或请人转交，尽量抓紧时间，赠与庆邦，希望得到他的指教。这些书来书往，可以帮我们不断了解对方的创作情况，交流感情，相互启发，共同提高。每当我捧起庆邦的赠书翻开扉页，看到他那大气而厚实的题字时，总有一股温馨而惬意的暖流在周身涌动。庆邦的稳重厚道而又平和虔诚的形象也随之呈现在眼前。这大概都与他对我的称呼有关。他在《走窑汉》的题签是“黄树芳兄指正。”在《黑白男女》的题签是“树芳兄长教正，并祝新春快乐阖家安康。”在小说集《幸福票》的题签则是“树芳大兄教正。”还有两本写的是“树芳仁兄正之”……从这些近似而又不尽相同的称呼中，可以看出，他每次题签不是随便一写了之，一般都是用过一番心思的。这个细节使我感悟到了他对朋友的真诚情感和厚道的心意。后来，他看了我的拙作《往事札記》后，写了一篇题为《满树芳华情未尽》的散文（《文艺报》2017年8月28日）。其中有一段就谈到了这事，使我的分析和感悟都得到了验证。
那篇散文的第三段是这样写的：“我听见有人把黄树芳叫黄主席，我叫不出来，我觉得这样叫有些生分。我见有人在文章里把黄树芳称为黄树芳先生，这样的称谓尊重是尊重了，只是觉得不够亲切，至少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我自己没有哥，每次见到黄树芳，我都想叫他一声大哥。叫大哥会觉得突兀，我只好叫他树芳兄。是的，多少年来，不管是见面，还是电话里，我都是叫他树芳兄。江湖上称兄道弟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这兄不是那兄，树芳兄真是一位人品完美人格高尚的好兄长啊！”我读了庆邦这段文字不久，又在二○一七年七月出版的《十月》见到他的《陪护母亲日记》，在二○○○年四月二十六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早晨五点多，母亲就醒了，说肚子疼，我起来给她冲了半碗莲子羹，趁热吃了。……山西露天煤矿作家黄树芳打来电话，说他看了不少我的小说……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
在上述两段文字中，有两句话，我特别在意，也特别动心、特别动情。一句是：“我自己没有哥，每次见到黄树芳，我都想叫他一声大哥。”另一句是在日记中介绍了他母亲吃了莲子羹还有她妹妹的家事和我俩通电话后所写：“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这些话，都说的朴实无华而又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我们是挚友，我们的友情深厚而真诚，但深挚的情怀，幽微的情感，都随着历史的寸寸沧桑而涌进，似乎只用友情已经表达不了我们内心的真实情谊。庆邦的上述那些实实在在的话语，明确无误地已经将我们的“友情”提格为“亲情”了。这，使我感动不已，而且会永远铭记心间。对一般人来说，人和人的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联系着。一是友情，二是亲情，二者合起来，就是真情。不能是虚情，更不能是假情。虚假之情必定是有私和利掺合着，那种关系可能就长久不了了。我和庆邦三十多年的交往，一直是由“真情”这两个字连接在一起的。这大概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中那股清澈晶亮而又永流不息的水源。
庆邦在一篇题为《学会守时》的文章中（二○一七年六月四日《文汇报》）说：“人有三守：守时，守信，守己。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觉得这三者中，守己是关键是核心，也是做人的底线。在我看来，庆邦就是这“三守”的标杆。他的孝道、他的厚道、他的情感、他的行为以及他的作品等，都是这“三守”的具体表现。据我了解，在庆邦的众多朋友中，大家都众口一词，无论是随笔行文，无论是随时漫谈，都称庆邦是老实人，是忠厚人。在我心目中，他更是一个有才情有灵气有辛苦的人。所以，他才有那么多的朋友相知、相处、相学、相助，才有那么多的作品面世流传，感人肺腑；才有那么多的读者点赞连连，靡丽相拥。我在回望与庆邦的关系时，给自己的定位就是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的读者中的普通一员。这种关系，用文字似乎难以说清，但它又随时活灵活现于心中，所以我们俩都心知肚明。
我比庆邦大十多岁，他现在还是耳顺之年，对一位作家来说，正是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段。他的创作正在宽敞的阳光路上阔步前行，我们相信他、也预祝他源源不断地为读者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黄树芳：1938年10月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曾任大同矿务局党委宣传部长、平朔煤业集团工会主席。
曾先后当选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山西作家协会第三、第四届理事，中国煤矿文联常务理事，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等。现为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朔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1957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至今已有近200万字见诸各类报刊或出版。出版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那片米黄色的房子》，报告文学集《难以泯灭的信念》，中篇小说集《被开发的沃土》，诗集《文心感歌集》，散文集《他乡随笔》《什么味道也没有》，长篇旅游文化散文《恒岳神工》，评论集《文友同行》（合编），长篇报告文学《大路朝天》，随笔集《黄树芳随笔》《黄树芳文录》等十一部。作品曾多次在省市和全煤系统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