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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嘉庆十七年，原籍浙江上虞的顺天府大兴人徐松（字星伯，1781 1848）在湖南学政任上突遭贬黜，远戍位于清朝疆域最西端的伊犁惠远城
自乾隆朝平定准噶尔和回部叛乱以来，这里一直是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
在徐松到来之前的几十年里，天山南北政局日趋稳定，清王朝实际控制的疆域向西到达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西域”这个自西汉以来始终在中原王朝边疆经略史上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地区，进入了它在古代中国最后又最“长治久安”的一个时期
居停伊犁将军幕府近三年后，在嘉庆二十年（1819）的隆冬，徐松踏上了壮游天山南北的旅程
此时，离他25岁以殿试二甲第一名高中进士，并旋以朝考一等头名身份改任翰林院庶吉士已有整整10年
在这10年间，徐松曾入值全唐文馆担纲总纂，并从业已残缺不全的《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500卷）、一宋中兴礼书（24册）
等重要典籍数种，还完成了个人首部学术著作《唐两京城坊考》（5卷）的初稿等——对于任何一个文人来说，这样的学术成绩足已令其成为名家甚至不朽最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徐松，暂离朝阙，出任一省最高文教长官，也许在时人眼中，他的下一次升迁只是时间问题
恰在此时，命运对徐星伯的仕途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然而，幸运的是，或许作为补偿，命运又为他的学术生涯指示了一条通往光灿顶峰、使之得以在群星荟萃的乾嘉学坛脱颖而出的道路
星伯遣戍途经洛阳，同年，陆继辂曾赠诗曰：“塞外鲜文籍，曷助考霰精？”表达了对徐松学术生命能否继续的担忧
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对徐松来说，天山南北的广阔舞台其实早已搭好，已在馆阁秘府中读破万卷书的徐松，意外获得了用脚步丈量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绝域”的机会就在徐松来到伊犁不久，大学士松筠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伊犁将军任期徐松的西域行旅著述，正是得益于这位新疆最高军政长官的远见卓识首度担任伊犁将军时，松筠就曾组织当时的遣戍文人汪廷楷、祁韵士相继编定过一部性质介于方志和政书之间的《伊犁总统事略》。但是，这部局限于编次地方史实，缺乏更为深厚的学术底蕴和实地考察经验的著作并不能满足松筠和朝廷切实巩固边防的需要。由此，徐松成为了迄今所知有目的地全面考察新疆（狭义上的古代“西域’）地理的第一人这不仅是徐松个人学术生涯的转折点，更是嘉道（嘉庆至道光）以来深刻影响中国学术史的西北史地学的重要开端
二
比之热衷于”四裔之学”却没有机会亲赴西域的龚自珍、魏源等同时代杰出学者，徐松无疑是幸运的
作为一位有足够学术敏感度的成熟学者，他的西域考察行旅无疑始于侣12年的戴罪西去之路：出嘉峪关，过哈密后北向取道巴里坤，经古城、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一线抵达伊犁 沿途，他搜集了大量古代碑刻文献资料
至于为重修《伊犁总统事略》而在天山南、北两路所作实地考察的时间和路线行程，徐氏后来在自己的《新疆赋》作序时曾有一番勾勒：
越乙亥（按即嘉庆二十年），于役回疆，度木素尔岭，由阿克苏、叶尔羌达喀什噶尔，历三千二百里其明年，还伊犁，所经者英吉沙尔、叶尔羌、阿克苏、库车、哈喇沙尔、吐鲁番、乌鲁木齐，历七千一百六十八里既览其山川、城邑，考其建官、设屯，旁及和闻、乌什、塔尔巴哈台诸城之舆图，回部、哈萨克、布鲁特种人之流派，又征之有司，伏观典籍
嘉庆二十年冬至次年秋的实地踏勘，是徐松西域行旅的主体，他在近一年的身履目击过程中，“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乃偏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笔之为记” （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揭示徐松西域研究的最显著特点为“往往得自亲历”，可谓切中肯絮详尽记录沿途见闻，广泛发书对照以资互证，还在描述中吸收了经纬度定点等西法就科学性而言，徐松的考察研究方式或远不及同时代西方借助精密仪器和系统科学方法的近代地理学考察，但在当时的中国，其成就早已超越了传统的考校笺注，先声夺人
徐松实地考察的正式成果是对《伊犁总统事略》的第三次编定就在徐松”赐环”归京的嘉庆二十五年，此书价值由于张格尔的小股叛乱，迅速得到了朝廷的重视第二年，初登大宝的道光皇帝御赐书名《新疆识略》，亲自撰序并敕武英殿刊行对徐松来说，这是又一次改变自己仕途的机缘巧合，很快，他从一个流放犯人被起用为内阁中书
然而，真正成就徐松“西北史地学开创者”盛誉的还是他“利用职务之便”私撰的三部西域著作——《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和《新疆赋》道光以来，三部著作陆续刊行，常被称为“大兴徐氏三种”或“西域三种”，代表了当时西北史地学的最高水平，至今仍炙手可热
三
五卷本《西域水道记》是对《新疆识略》有关水道内容的扩充，实用性更佳按新疆境内内流河（分径流、支渝最终流归湖泊的不同，徐松创造性地分出11个水系，逐一梳理考证，同时记录了各流域内部的历史大事、地理环境、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等，一如《水经注》“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王先谦词之成法其体例亦仿效《水经注》，随文自为注解 《汉书·西域传》两卷是正史“西域传”的开山之作，历来受到重视，但2000年来注者寥寥无几，其原因显而易见，一是语言不通，二是没有实地踏勘经验，一般的解释往往只是穿凿于故纸堆间，难有突破徐松以耳闻目见，验班（固氏之说，正颜（师古）注之谬，其成果后来几被王先谦《汉书补注》全部吸收，堪称经典至于《新疆赋》，正文以南北两路自然分章，间亦夹杂作者自注，此赋模仿汉代都城大赋体制，以葱岭使者和乌孙大夫互为问答，介绍天山南北地理形胜，表彰乾嘉两朝西域武功，歌颂升平之世有清一代，乾隆皇帝《盛京赋》、和宁一西藏赋》与徐松此赋，可谓鼎足而三的舆地大赋
1815年冬，徐松自伊犁出发，经阿克苏转向西南至喀什噶尔，而后原路返回阿克苏，考察塔里木盆地北缘之库车、哈喇沙尔、吐鲁番等处 这是循水道而行的安排，徐松到达古龟兹国即库车一带的时间，大致在次年舂夏之际
从《西域水道记》卷二”罗布淖尔所受水”和《汉书西域传补注》”龟兹国”条及其他相关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徐松详尽的踏勘记录和研究考证
龟兹地区北枕天山，南临新疆第一大内流河塔里木河，东、西两境皆有天山融水形成的塔里木河支流来汇，自古是一处肥沃的绿洲
当徐松到来之时，当地这一古已有之的自然面貌大部尚存
我们的追述先从南面开始
塔里木河当时的三个源头（即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于闻河）汇流之后，又经沙雅尔城南百余里，此河段时称“额尔勾河”，《西域水道记》对龟兹地区的记载就从这里开始徐松认为额尔勾河即《魏书》所云龟兹国南300里处的“计戍水”，此河唐代称“计舒”，史乘具载因旧史称龟兹国都在白山南170里，故白山距离额尔勾河当近500里，而根据实地考察，徐松发现白山距河不过200余里，因此他作出了塔里木河流经龟兹南境一段历史上曾有明显“北徙”的判断又沙雅尔当时为库车南面属城，相距约180里，徐松认为库车城应位于汉龟兹国的北境因当地土语以”库”谓”此地”，”车”谓”眢井”，故徐氏释“库车”为“地旧有眢井”，《元史》称之为“苦叉”，自然也是音译
龟兹西境有渭干河，旧史所谓“龟兹西川”者也，起源于西北方向的两支天山融水，其西源在木素岭，即木素尔河（又称雅尔干河、木扎特河，东源在额什克巴什山（即旧史所称“白山’），为赫色勒河两河汇于龟兹古城西北，徐松述之日：
赫色勒河又南流30余里，经千佛洞西，缘山法像，尚存金壁壁有题字曰“惠勤”，盖僧名也河流经岩下，雅尔干河来汇，是为渭干河其西岸古有废城，周二里许，两河汇处，极41。25°，西35°10°渭干河东流，折而南，凡40余里，经丁谷山西，山势斗绝，上有石室五所，高丈馀，深二丈许，就壁凿佛相数十铺，璎珞香花，丹青斑驳洞内西南向，中有三石楹，方径尺，隶书梵字，镂刻回还，积久剥蚀，惟辩“建中二年”字
这里分明记载了位于雅尔干河、赫色勒河汇流形成渭干河的三角地带的克孜尔千佛洞，以及渭干河折而向南后流经之库木吐拉石窟，精炼地描述了后者最著名的“石窟五所”“石窟五所”即库木吐拉石窟今天编号为68至72的一组石窟，因其窟室高大，前有檐廊相通，气势较为壮观，又称“五联洞”或许背水临山，伫立在“今溯遗踪，参差”的石窟、佛寺前，徐星伯还曾有一番试想这些中古西域佛教艺术殿堂往昔繁华庄严景象的努力，因此他紧接着移录了来自古代文献的两段话：
《水经注》引日释氏《西域记》日：“龟兹国北四十里，山中有寺，名雀离大清；争”
辩机一记（按即玄奘一大唐西域记）亦云：“屈支国城北四十馀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嫠，而东西随称佛像装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
稍显遗憾的是，没有太多资料表明徐松曾亲近佛教，如若不然，这位行者一定会停下他匆匆的步履，多花些时辰来觐礼和追思曾在此地度过自己青年时光，而且名扬西域、远播中华的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水道记》行文至此，无疑还当夹叙鸠师甚或师之生母耆婆公主的传奇故事
渭干河经古龟兹城西，转向东南流，行数百里，径入塔里木河，这是徐松看到的实际情况大概由于龟兹境内东、西两条主要河流的水量均有减少，旧史所载渭干河于古龟兹城南与龟兹东川水支流（当时称密尔特彦河）汇流的。情形，其时早已不复存在
密尔特彦河是龟兹东川三支中最西的一支，三河同源于库车东北600余里之库尔讷克岭（汉语意为“青燕’），出大山后均西南流，至博勒齐尔山后汇流一处，又在库车东北不到60里之破城东，复分为三，俗称“头道、二道、三道河”密尔特彦河南流经库车东门，转而东南，最终注入沙哈克里湖《水经注》所谓”枝水入龟兹城”并合龟兹西川水者，在徐松看来应该就是改道前的密尔特彦河
次东与最东两支分别是乌尔恰萨伊河与叶斯巴什河，二者流向基本与密尔特彦河一致，最终分别注入，沙哈里克湖和阿提委讷克湖沿河踏勘的徐松不仅详细记录了龟兹东川各支的分合、流向、里数，更不厌其烦地描绘了当时库车城内外村庄、聚落、农田的详细分布情形类似的记录一水道记》中比比皆是，从中不难体察徐松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
沧海桑田，在深处大漠腹地的绝域，似乎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当徐松傍河饮马，又一次“发书对照”时，他发现眼前所见，比之千余年前郦道元的注文，已有许多不同：渭干河除流经龟兹城南的一支外，汉代尚有另外两支，在与东川合流之前便已滚滚南奔，注入塔里木大河而本在渠犁国西，东距龟兹580里处入塔里木河的龟兹东川，到了清中叶，入湖后便“无复馀水，不与河通”了尽管如此，在徐松眼里，当时的库车地区当仍不失为新疆境内一片水源充足、适宜农耕屯守的可贵宝地，故而也就有了《新疆赋》中不无溢美之情的那一笔“龟兹通川”
如果说《西域水道记》是以具体到每一段河流、每一座村落的调查记录和文献考证来恢复龟兹境内的历史地理情形，那么《汉书西域传补注》对龟兹的关注则主要是徐松站在巨人肩膀上，结合自己实地调查的经验认识，将龟兹置于整个西域格局中的宏观考察
汉龟兹国者，班固载其“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故徐松每引荀悦一汉纪一定义其为西域次大国
（按次大国即除乌孙以外的其他大国，多为绿洲农耕国家），又引一大唐西域记一补注曰：“东西千馀里，南北六百馀里”就地理位置而言，龟兹处西域之中，故唐安西都护府虽时有兴废，但屡设于此：汉西域都护治所乌垒城亦在龟兹境东约200公里不远处班氏具载龟兹南、北、西、东南、西南六境皆与别国接壤，而明确渠犁、姑墨、精绝等四境邻国的地理方位，往往需要通过与龟兹位置的比较，因此，徐松补注以”四达之国”总之，恰到好处正是由于地处西域中心，龟兹去长安和阳关的里程自然又成了徐松检验校订班固所记西域诸国距长安或阳关里程的一把标尺 《汉书·西域传》所见并非都是政治的尔虞我诈和战争的铁血刀锋，班孟坚在“渠犁国”条中曾附记一则龟兹王绛宾迎娶汉公主第史的故事，第史乃汉楚王之孙、派往乌孙和亲的解忧公主之女，徐松补注日：“事在地节元年（前69）”“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关于这场婚姻男女主人公的邂逅，《汉书》仅吝啬地留下17个字，但这恰又给了后人无尽的想象空间作为“凭吊”古人的看客，我们当然更愿意平添其中的爱情元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龟兹这个西域古国从此植入了中原文化的基因，史载国王大臣仰慕汉朝声教威仪，热衷中原文化礼仪，绛宾之子以汉外孙自居，“汉遇之亦甚亲密”
回到政治层面，姻亲关系而外，龟兹在汉王朝西域战略布局中之所以有其特殊意义，关键还在于徐松“四达之国”一语所道破的玄机距离和亲85年后，据班固“车师国”条的记载，汉将王骏曾有一次聚莎车、龟兹、姑墨等国士卒7000余人，针对焉耆的军事行动，其结果是姑墨、尉犁等国士兵临阵倒戈，王骏大败面对败局，西汉末任西域都护李崇的主要善后行动居然是“收余士，还保龟兹”，这意昧着当时的龟兹实际上已经成为汉王朝经营西域的一个大本营此处徐松补注曰：“近都护者，龟兹为大国，故依以为重”其用语精炼如此，照旧点明龟兹国力及其在西域至关重要的地理位置细思之下，我们不难领悟汉唐都护治所往往临近龟兹，建立相互依存格局的现实意义身为离开历史更加久远的看客，我们不得不感叹亲临历史发生地而又满怀经世理想的徐星伯，的确，比旁人更能从历史中得到智慧，并且予以恰如其分的解释
四
关于徐松的西域著述，实地考察、身履目验所带来的决定性影响已不必再行赘述了
皇帝的重视、文人的欣羡追捧，成就了徐松在道光一朝领袖群英的学坛地位清末张之洞所撰目录名著《书目答问》，附一《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徐松同时被列入其“史学”、“经济”两门，前者明言徐氏又通地理，后者又谓“博通切实”，无疑可见徐松在清季学者中的特出地位
徐松的时代，乾嘉之学步入尾声，这是一个总结古代中华文明的时代，也是一个开启近代学术先声的时代初归京师，徐松在誊写一过的《新疆赋》底稿首叶钤下一枚“曾渡凌山”的藏书朱印“凌山”者，“葱岭”也七年遣戍，不想此时给予他的竟是莫名的得意
平心而论，他的得意理所应当就在徐松去世前两年，鸦片战争爆发，故步自封的清王朝开始感受到了来自异域的威胁，国之四境，早已处在列强的觊觎之下，“经世致用”随政治社会危机的加剧而在士夫文人的观念中日益活跃借鉴徐松等人的草创经验，晚清以来西北史地作为一门“经世”的学问大行其道，余波回荡至今另一门目下声名显赫的学问——敦煌学，其范畴盖不外出土文献、石窟艺术及西北史地研究三者，而无论哪一项，徐松都已“先知先觉”后者自不必说，就前两者而言，徐松从一开始就特意关注、拓取莫高窟及西域数碑并予以介绍考证，而当时，打开藏经洞的王圆篆远未降生：在他笔下重现光彩的克孜尔和库木吐拉石窟，恐怕也是久已无人问津
清初的长期政治军事经营，使狭义的西域版图达到了空前范围在徐松降生一年后，清王朝修成《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而在稍早，《钦定西域同文志》也已编定政治军事的空前一统、民族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事实上正意味着古代“西域”历史的终结，狭义的“西域”由此成为“新疆”——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徐松，恰好又一次站在了历史转折的关口，他的《伊犁总统事略》，被道光皇帝赐名《新疆识略》——这是“新疆”一词第一次被中央政府正式启用——比1884年成立新疆省要早63年
星伯13岁时曾有一个梦，梦里的情景在他20年后踏进惠远城戍馆时完全应验
我们尽可以想象：离开留下七载足迹的天山南北多年以后，每当梦回故地，公元1816年初夏，自己策马芳草鲜美的渭干河畔，仰望古老龟兹石室的那一幕幕记忆，定将如潮水般涌上徐松心头。
清嘉庆十七年，原籍浙江上虞的顺天府大兴人徐松（字星伯，1781 1848）在湖南学政任上突遭贬黜，远戍位于清朝疆域最西端的伊犁惠远城
自乾隆朝平定准噶尔和回部叛乱以来，这里一直是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
在徐松到来之前的几十年里，天山南北政局日趋稳定，清王朝实际控制的疆域向西到达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西域”这个自西汉以来始终在中原王朝边疆经略史上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地区，进入了它在古代中国最后又最“长治久安”的一个时期
居停伊犁将军幕府近三年后，在嘉庆二十年（1819）的隆冬，徐松踏上了壮游天山南北的旅程
此时，离他25岁以殿试二甲第一名高中进士，并旋以朝考一等头名身份改任翰林院庶吉士已有整整10年
在这10年间，徐松曾入值全唐文馆担纲总纂，并从业已残缺不全的《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500卷）、一宋中兴礼书（24册）
等重要典籍数种，还完成了个人首部学术著作《唐两京城坊考》（5卷）的初稿等——对于任何一个文人来说，这样的学术成绩足已令其成为名家甚至不朽最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徐松，暂离朝阙，出任一省最高文教长官，也许在时人眼中，他的下一次升迁只是时间问题
恰在此时，命运对徐星伯的仕途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然而，幸运的是，或许作为补偿，命运又为他的学术生涯指示了一条通往光灿顶峰、使之得以在群星荟萃的乾嘉学坛脱颖而出的道路
星伯遣戍途经洛阳，同年，陆继辂曾赠诗曰：“塞外鲜文籍，曷助考霰精？”表达了对徐松学术生命能否继续的担忧
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对徐松来说，天山南北的广阔舞台其实早已搭好，已在馆阁秘府中读破万卷书的徐松，意外获得了用脚步丈量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绝域”的机会就在徐松来到伊犁不久，大学士松筠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伊犁将军任期徐松的西域行旅著述，正是得益于这位新疆最高军政长官的远见卓识首度担任伊犁将军时，松筠就曾组织当时的遣戍文人汪廷楷、祁韵士相继编定过一部性质介于方志和政书之间的《伊犁总统事略》。但是，这部局限于编次地方史实，缺乏更为深厚的学术底蕴和实地考察经验的著作并不能满足松筠和朝廷切实巩固边防的需要。由此，徐松成为了迄今所知有目的地全面考察新疆（狭义上的古代“西域’）地理的第一人这不仅是徐松个人学术生涯的转折点，更是嘉道（嘉庆至道光）以来深刻影响中国学术史的西北史地学的重要开端
二
比之热衷于”四裔之学”却没有机会亲赴西域的龚自珍、魏源等同时代杰出学者，徐松无疑是幸运的
作为一位有足够学术敏感度的成熟学者，他的西域考察行旅无疑始于侣12年的戴罪西去之路：出嘉峪关，过哈密后北向取道巴里坤，经古城、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一线抵达伊犁 沿途，他搜集了大量古代碑刻文献资料
至于为重修《伊犁总统事略》而在天山南、北两路所作实地考察的时间和路线行程，徐氏后来在自己的《新疆赋》作序时曾有一番勾勒：
越乙亥（按即嘉庆二十年），于役回疆，度木素尔岭，由阿克苏、叶尔羌达喀什噶尔，历三千二百里其明年，还伊犁，所经者英吉沙尔、叶尔羌、阿克苏、库车、哈喇沙尔、吐鲁番、乌鲁木齐，历七千一百六十八里既览其山川、城邑，考其建官、设屯，旁及和闻、乌什、塔尔巴哈台诸城之舆图，回部、哈萨克、布鲁特种人之流派，又征之有司，伏观典籍
嘉庆二十年冬至次年秋的实地踏勘，是徐松西域行旅的主体，他在近一年的身履目击过程中，“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乃偏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笔之为记” （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揭示徐松西域研究的最显著特点为“往往得自亲历”，可谓切中肯絮详尽记录沿途见闻，广泛发书对照以资互证，还在描述中吸收了经纬度定点等西法就科学性而言，徐松的考察研究方式或远不及同时代西方借助精密仪器和系统科学方法的近代地理学考察，但在当时的中国，其成就早已超越了传统的考校笺注，先声夺人
徐松实地考察的正式成果是对《伊犁总统事略》的第三次编定就在徐松”赐环”归京的嘉庆二十五年，此书价值由于张格尔的小股叛乱，迅速得到了朝廷的重视第二年，初登大宝的道光皇帝御赐书名《新疆识略》，亲自撰序并敕武英殿刊行对徐松来说，这是又一次改变自己仕途的机缘巧合，很快，他从一个流放犯人被起用为内阁中书
然而，真正成就徐松“西北史地学开创者”盛誉的还是他“利用职务之便”私撰的三部西域著作——《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和《新疆赋》道光以来，三部著作陆续刊行，常被称为“大兴徐氏三种”或“西域三种”，代表了当时西北史地学的最高水平，至今仍炙手可热
三
五卷本《西域水道记》是对《新疆识略》有关水道内容的扩充，实用性更佳按新疆境内内流河（分径流、支渝最终流归湖泊的不同，徐松创造性地分出11个水系，逐一梳理考证，同时记录了各流域内部的历史大事、地理环境、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等，一如《水经注》“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王先谦词之成法其体例亦仿效《水经注》，随文自为注解 《汉书·西域传》两卷是正史“西域传”的开山之作，历来受到重视，但2000年来注者寥寥无几，其原因显而易见，一是语言不通，二是没有实地踏勘经验，一般的解释往往只是穿凿于故纸堆间，难有突破徐松以耳闻目见，验班（固氏之说，正颜（师古）注之谬，其成果后来几被王先谦《汉书补注》全部吸收，堪称经典至于《新疆赋》，正文以南北两路自然分章，间亦夹杂作者自注，此赋模仿汉代都城大赋体制，以葱岭使者和乌孙大夫互为问答，介绍天山南北地理形胜，表彰乾嘉两朝西域武功，歌颂升平之世有清一代，乾隆皇帝《盛京赋》、和宁一西藏赋》与徐松此赋，可谓鼎足而三的舆地大赋
1815年冬，徐松自伊犁出发，经阿克苏转向西南至喀什噶尔，而后原路返回阿克苏，考察塔里木盆地北缘之库车、哈喇沙尔、吐鲁番等处 这是循水道而行的安排，徐松到达古龟兹国即库车一带的时间，大致在次年舂夏之际
从《西域水道记》卷二”罗布淖尔所受水”和《汉书西域传补注》”龟兹国”条及其他相关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徐松详尽的踏勘记录和研究考证
龟兹地区北枕天山，南临新疆第一大内流河塔里木河，东、西两境皆有天山融水形成的塔里木河支流来汇，自古是一处肥沃的绿洲
当徐松到来之时，当地这一古已有之的自然面貌大部尚存
我们的追述先从南面开始
塔里木河当时的三个源头（即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于闻河）汇流之后，又经沙雅尔城南百余里，此河段时称“额尔勾河”，《西域水道记》对龟兹地区的记载就从这里开始徐松认为额尔勾河即《魏书》所云龟兹国南300里处的“计戍水”，此河唐代称“计舒”，史乘具载因旧史称龟兹国都在白山南170里，故白山距离额尔勾河当近500里，而根据实地考察，徐松发现白山距河不过200余里，因此他作出了塔里木河流经龟兹南境一段历史上曾有明显“北徙”的判断又沙雅尔当时为库车南面属城，相距约180里，徐松认为库车城应位于汉龟兹国的北境因当地土语以”库”谓”此地”，”车”谓”眢井”，故徐氏释“库车”为“地旧有眢井”，《元史》称之为“苦叉”，自然也是音译
龟兹西境有渭干河，旧史所谓“龟兹西川”者也，起源于西北方向的两支天山融水，其西源在木素岭，即木素尔河（又称雅尔干河、木扎特河，东源在额什克巴什山（即旧史所称“白山’），为赫色勒河两河汇于龟兹古城西北，徐松述之日：
赫色勒河又南流30余里，经千佛洞西，缘山法像，尚存金壁壁有题字曰“惠勤”，盖僧名也河流经岩下，雅尔干河来汇，是为渭干河其西岸古有废城，周二里许，两河汇处，极41。25°，西35°10°渭干河东流，折而南，凡40余里，经丁谷山西，山势斗绝，上有石室五所，高丈馀，深二丈许，就壁凿佛相数十铺，璎珞香花，丹青斑驳洞内西南向，中有三石楹，方径尺，隶书梵字，镂刻回还，积久剥蚀，惟辩“建中二年”字
这里分明记载了位于雅尔干河、赫色勒河汇流形成渭干河的三角地带的克孜尔千佛洞，以及渭干河折而向南后流经之库木吐拉石窟，精炼地描述了后者最著名的“石窟五所”“石窟五所”即库木吐拉石窟今天编号为68至72的一组石窟，因其窟室高大，前有檐廊相通，气势较为壮观，又称“五联洞”或许背水临山，伫立在“今溯遗踪，参差”的石窟、佛寺前，徐星伯还曾有一番试想这些中古西域佛教艺术殿堂往昔繁华庄严景象的努力，因此他紧接着移录了来自古代文献的两段话：
《水经注》引日释氏《西域记》日：“龟兹国北四十里，山中有寺，名雀离大清；争”
辩机一记（按即玄奘一大唐西域记）亦云：“屈支国城北四十馀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嫠，而东西随称佛像装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
稍显遗憾的是，没有太多资料表明徐松曾亲近佛教，如若不然，这位行者一定会停下他匆匆的步履，多花些时辰来觐礼和追思曾在此地度过自己青年时光，而且名扬西域、远播中华的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水道记》行文至此，无疑还当夹叙鸠师甚或师之生母耆婆公主的传奇故事
渭干河经古龟兹城西，转向东南流，行数百里，径入塔里木河，这是徐松看到的实际情况大概由于龟兹境内东、西两条主要河流的水量均有减少，旧史所载渭干河于古龟兹城南与龟兹东川水支流（当时称密尔特彦河）汇流的。情形，其时早已不复存在
密尔特彦河是龟兹东川三支中最西的一支，三河同源于库车东北600余里之库尔讷克岭（汉语意为“青燕’），出大山后均西南流，至博勒齐尔山后汇流一处，又在库车东北不到60里之破城东，复分为三，俗称“头道、二道、三道河”密尔特彦河南流经库车东门，转而东南，最终注入沙哈克里湖《水经注》所谓”枝水入龟兹城”并合龟兹西川水者，在徐松看来应该就是改道前的密尔特彦河
次东与最东两支分别是乌尔恰萨伊河与叶斯巴什河，二者流向基本与密尔特彦河一致，最终分别注入，沙哈里克湖和阿提委讷克湖沿河踏勘的徐松不仅详细记录了龟兹东川各支的分合、流向、里数，更不厌其烦地描绘了当时库车城内外村庄、聚落、农田的详细分布情形类似的记录一水道记》中比比皆是，从中不难体察徐松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
沧海桑田，在深处大漠腹地的绝域，似乎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当徐松傍河饮马，又一次“发书对照”时，他发现眼前所见，比之千余年前郦道元的注文，已有许多不同：渭干河除流经龟兹城南的一支外，汉代尚有另外两支，在与东川合流之前便已滚滚南奔，注入塔里木大河而本在渠犁国西，东距龟兹580里处入塔里木河的龟兹东川，到了清中叶，入湖后便“无复馀水，不与河通”了尽管如此，在徐松眼里，当时的库车地区当仍不失为新疆境内一片水源充足、适宜农耕屯守的可贵宝地，故而也就有了《新疆赋》中不无溢美之情的那一笔“龟兹通川”
如果说《西域水道记》是以具体到每一段河流、每一座村落的调查记录和文献考证来恢复龟兹境内的历史地理情形，那么《汉书西域传补注》对龟兹的关注则主要是徐松站在巨人肩膀上，结合自己实地调查的经验认识，将龟兹置于整个西域格局中的宏观考察
汉龟兹国者，班固载其“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故徐松每引荀悦一汉纪一定义其为西域次大国
（按次大国即除乌孙以外的其他大国，多为绿洲农耕国家），又引一大唐西域记一补注曰：“东西千馀里，南北六百馀里”就地理位置而言，龟兹处西域之中，故唐安西都护府虽时有兴废，但屡设于此：汉西域都护治所乌垒城亦在龟兹境东约200公里不远处班氏具载龟兹南、北、西、东南、西南六境皆与别国接壤，而明确渠犁、姑墨、精绝等四境邻国的地理方位，往往需要通过与龟兹位置的比较，因此，徐松补注以”四达之国”总之，恰到好处正是由于地处西域中心，龟兹去长安和阳关的里程自然又成了徐松检验校订班固所记西域诸国距长安或阳关里程的一把标尺 《汉书·西域传》所见并非都是政治的尔虞我诈和战争的铁血刀锋，班孟坚在“渠犁国”条中曾附记一则龟兹王绛宾迎娶汉公主第史的故事，第史乃汉楚王之孙、派往乌孙和亲的解忧公主之女，徐松补注日：“事在地节元年（前69）”“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关于这场婚姻男女主人公的邂逅，《汉书》仅吝啬地留下17个字，但这恰又给了后人无尽的想象空间作为“凭吊”古人的看客，我们当然更愿意平添其中的爱情元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龟兹这个西域古国从此植入了中原文化的基因，史载国王大臣仰慕汉朝声教威仪，热衷中原文化礼仪，绛宾之子以汉外孙自居，“汉遇之亦甚亲密”
回到政治层面，姻亲关系而外，龟兹在汉王朝西域战略布局中之所以有其特殊意义，关键还在于徐松“四达之国”一语所道破的玄机距离和亲85年后，据班固“车师国”条的记载，汉将王骏曾有一次聚莎车、龟兹、姑墨等国士卒7000余人，针对焉耆的军事行动，其结果是姑墨、尉犁等国士兵临阵倒戈，王骏大败面对败局，西汉末任西域都护李崇的主要善后行动居然是“收余士，还保龟兹”，这意昧着当时的龟兹实际上已经成为汉王朝经营西域的一个大本营此处徐松补注曰：“近都护者，龟兹为大国，故依以为重”其用语精炼如此，照旧点明龟兹国力及其在西域至关重要的地理位置细思之下，我们不难领悟汉唐都护治所往往临近龟兹，建立相互依存格局的现实意义身为离开历史更加久远的看客，我们不得不感叹亲临历史发生地而又满怀经世理想的徐星伯，的确，比旁人更能从历史中得到智慧，并且予以恰如其分的解释
四
关于徐松的西域著述，实地考察、身履目验所带来的决定性影响已不必再行赘述了
皇帝的重视、文人的欣羡追捧，成就了徐松在道光一朝领袖群英的学坛地位清末张之洞所撰目录名著《书目答问》，附一《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徐松同时被列入其“史学”、“经济”两门，前者明言徐氏又通地理，后者又谓“博通切实”，无疑可见徐松在清季学者中的特出地位
徐松的时代，乾嘉之学步入尾声，这是一个总结古代中华文明的时代，也是一个开启近代学术先声的时代初归京师，徐松在誊写一过的《新疆赋》底稿首叶钤下一枚“曾渡凌山”的藏书朱印“凌山”者，“葱岭”也七年遣戍，不想此时给予他的竟是莫名的得意
平心而论，他的得意理所应当就在徐松去世前两年，鸦片战争爆发，故步自封的清王朝开始感受到了来自异域的威胁，国之四境，早已处在列强的觊觎之下，“经世致用”随政治社会危机的加剧而在士夫文人的观念中日益活跃借鉴徐松等人的草创经验，晚清以来西北史地作为一门“经世”的学问大行其道，余波回荡至今另一门目下声名显赫的学问——敦煌学，其范畴盖不外出土文献、石窟艺术及西北史地研究三者，而无论哪一项，徐松都已“先知先觉”后者自不必说，就前两者而言，徐松从一开始就特意关注、拓取莫高窟及西域数碑并予以介绍考证，而当时，打开藏经洞的王圆篆远未降生：在他笔下重现光彩的克孜尔和库木吐拉石窟，恐怕也是久已无人问津
清初的长期政治军事经营，使狭义的西域版图达到了空前范围在徐松降生一年后，清王朝修成《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而在稍早，《钦定西域同文志》也已编定政治军事的空前一统、民族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事实上正意味着古代“西域”历史的终结，狭义的“西域”由此成为“新疆”——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徐松，恰好又一次站在了历史转折的关口，他的《伊犁总统事略》，被道光皇帝赐名《新疆识略》——这是“新疆”一词第一次被中央政府正式启用——比1884年成立新疆省要早63年
星伯13岁时曾有一个梦，梦里的情景在他20年后踏进惠远城戍馆时完全应验
我们尽可以想象：离开留下七载足迹的天山南北多年以后，每当梦回故地，公元1816年初夏，自己策马芳草鲜美的渭干河畔，仰望古老龟兹石室的那一幕幕记忆，定将如潮水般涌上徐松心头。